問話人：A律師
答話人：B證人
A律師：是你親眼目睹了被告，殺害被害者的事實，是這樣嗎？
B證人：是的。
A律師：行凶地點，距離你目擊時所處的地點，大概有多遠？
B證人：這個嘛，我想有五、六間遠吧。
A律師：這是你目測得來的吧？
B證人：當然了。
A律師：你說有五、六間那麼遠，那你是從哪個地方看的呢？是從路上長明燈的位置看的，還是從茶舖的方向看的？
B證人：是從茶舖的方向。
A律師：是在茶舖附近的哪裡看的？是前面的大樹下面，還是葦簾的陰影裡面呢？
B證人：葦簾的陰影裡。
A律師：（迅速翻動著桌上的兩、三張記錄，將視線聚焦在一點上）你當時就坐在那兒的椅子上嗎？
B證人：是的。
A律師：你確定，你當時是坐在那兒的椅子上？
B證人：對，我確定。
A律師：但你居然能坐在那兒，看完整件慘劇，真奇怪啊！ B證人，你一直沒有站起來？
B證人：中間我站起來了。
A律師：是被告給予受害者致命一擊的時候嗎？
B證人：是的。
A律師：從時間上來講，證人坐在茶舖的椅子上多久以後，被害人出現了呢？
B證人：大概十分鐘吧。
A律師：最開始路過的那個人，當然就是被害者森田義兵衛了吧？
B證人：是的。
A律師：你怎麼知道，那個人就是森田義兵衛呢？
B證人：是從體形上判斷出來的。
A律師：換言之，證人早就知道，路過的人是森田義兵衛了。
B證人：對，我從他的身形判斷出來了。
A律師：森田是從西面進入常盤神社的院子，想要前往東面去，對嗎？
B證人：我覺得是這樣的。
A律師：森田走到茶舖前面左右的地方時，有沒有停下過？
B證人：沒有，他完全沒有停下。
A律師：而且是快步走了過去吧？
B證人：是的，他快步走了過去。
A律師：證人那個時候，跟他打招呼了嗎？
B證人：沒有，我沒有和他打招呼。根本沒那個時間。
A律師：音吉是從哪個方向過來的呢？
B證人：他是從那個長明燈的陰影處走出來的。
A律師：你怎麼知道，音吉是從長明燈的陰影處走出來的？
B證人：因為我看見他從長明燈的後面出來了。
A律師：但是，從你所在的位置來看，行凶的地點，和長明燈所在的地點，完全是左右兩個地方。假設你正看著森田義兵衛的方向，那又如何能夠看見，音吉從長明燈的陰影裡走出來呢？
B證人：你說得對，我本來是看不見的，但我注意到，長明燈的陰影裡，有一團黑東西在動，所以……
A律師：那個人就是音吉嗎？
B證人：是的。
A律師：你如何確定，那個人就是音吉？
B證人：是藉著長明燈的燈光看清的。
A律師：你看見了他的臉？
B證人：對，我看見了。
A律師：他一從長明燈後面走出來，你就看見了嗎？
B證人：是……是的。
A律師：但是，那盞長明燈的燈芯，距離地面有九尺呢，只怕不會一下子就把人臉，照得很清楚吧……你當真一眼就看準了？
B證人：可能是稍微離開了一段距離後看見的。
A律師：你是什麼時候，坐在茶舖的椅子上的呢？
B證人：夜晚十一點鐘的時候。
A律師：十一點整？
B證人：不是，是接近十一點五分的時候。
A律師：這是你看表得出的時間嗎？
B證人：是的，我坐在椅子上，立刻就拿出手錶，看了一下時間。
A律師：這時間對於被告，可是意義重大！你的表準嗎？
B證人：我的表非常準，這時間絕對沒有問題。
A律師：你坐上茶舖的椅子之後，都做了什麼？
B證人：什麼也沒做。
A律師：但你不是拿出表，看了時間嗎？
B證人：這跟我之前說的不矛盾呀。
A律師：接下來呢？
B證人；接下來……我點了一支煙。
A律師：不用說，你一定是用火柴，點燃香煙的吧？
B證人：是的。
A律師：（將臉轉向陪審席）被告音吉在警察局及檢察廳處，都已承認，自己當時隱匿在長明燈的陰影裡。根據調查書顯示，他藏在長明燈的陰影裡，長達二十分鐘以上。為了不錯過森田的行踪，他自稱一直望著茶舖前面那條路。證人既曾擦燃火柴點煙，那被告肯定會注意到的。這樣一來，被告就理所當然地，會發現茶舖處有人。可是，明知道有人，還能夠犯罪行凶？證人，你說被告'是從長明燈的陰影裡走了出來'這一段證詞，能否確認准確無誤？音吉不是尾隨森田到來的嗎？請仔細思考後再回答。
B證人：他的確是從長明燈後面走出來的。或許他是尾隨在森田的後面，之後才躲藏在長明燈後面的。
A律師：但是，若森田是急匆匆地走過去的話，被告就沒有躲藏在長明燈後面的必要了，不是嗎？
B證人：是的，我也這樣認為。或許是他一直就藏在長明燈的後面，可能沒有註意到，我點煙的火光吧！
A律師：總之，被告確實是從長明燈後面出來了，是嗎？
B證人：是的，我確定。
A律師：被告從長明燈後面跑出，在森田身後，揮起手中的斧子，朝森田的腦袋，狠狠砍了下去，是嗎？
B證人：是的。
A律師：那麼，你怎麼知道凶器是斧頭呢？
B證人：他揮舞的時候，我看見了。
A律師：藉著長明燈的燈光？
B證人：是的。
A律師：音吉拿斧子砍下去時，說過什麼嗎？
B證人：我記得他說了“我”這個字，然後就砍下去了。
A律師：那麼，森田說了什麼呢？
B證人：他什麼也沒說。我只記得聽見他“嗯”、“嗯”著，發出了一些低沉的呻吟。
A律師：森田第一次被擊打，就倒了下去嗎？
B證人：是的。
A律師：音吉在森田倒下去後，接著又砍受害者了嗎？
B證人：我想他又砍了兩、三下。
A律師：他朝倒下去的森田的哪裡砍下去了呢？
B證人：大概是胸部和腹部。
A律師：森田是怎樣倒下去的呢？
B證人：是稍微斜著身子，仰著臉倒下去的。
A律師：根據法醫的屍檢，死者的背上，的確有一處傷口，但被害者並不是仰倒的。
B證人：他是在仰倒後，掙扎著變成俯臥的。
A律師：森田是抱著他的包，倒下去的嗎？
B證人：是的，他右手抱著包，倒了下去。
A律師：他倒下去的時候，沒有將包扔出去嗎？
B證人：沒有，他是抱著包倒下去的。
A律師：音吉怎麼處理凶器——斧子的？
B證人：當時他盯著斧子看了一會兒，然後“砰”的一聲，將斧子扔到了屍體旁邊。
A律師：那麼說，是音吉從森田懷裡，取走了他緊抱著的包？
B證人：是的，是他從森田的右手裡取走了包。
A律師：根據被告的口供，森田倒下去的時候，是將包扔出去的。所以，證人剛剛所做的證言準確嗎？
B證人：準確啊，他的確是抱著包倒下去的。
A律師：那個包是黑色外皮、兩折的嗎？
B證人：是的。
A律師：那個包是否附有一個，裝著金屬扣的帶子？
B證人：是的。
A律師：那麼，那個包的皮面，也已經磨得很舊了吧？
B證人：是的。
A律師：你是怎麼知道，這個包的樣子的呢？
B證人：我是在行凶現場看到的。
A律師：你以前就知道，森田一直攜帶著這樣一個包吧！
B證人：對，我知道。
A律師：那麼，在行凶現場，你並不是第一次，見到過這個包吧？
B證人：是的，我以前就見過。
A律師：（翻看著桌上的兩、三張記錄紙）音吉當時有沒有繫著圍巾？
B證人：係了。
A律師：什麼樣的？什麼顏色？
B證人：好像是一條紅色的法蘭絨圍巾。
A律師：紅色？不是棕色？
B證人：不是。是紅色的。
A律師：音吉在行凶之前，將那條圍巾摘下來了嗎？
B證人：摘下來了。
A律師：摘下來以後，扔掉了嗎？
B證人：扔掉了。
A律師：扔到什麼地方去了？
B證人：從長明燈那裡出來後，沒多久就扔掉了。
A律師：當你能看見音吉的臉的時候，那條圍巾看起來是紅色的，是嗎？
B證人：是的。
A律師：音吉當時的臉色如何？
B證人：我不清楚他的臉色。
A律師：但是，你不是看見他的臉了嗎？
B證人：雖然看見了臉，但沒看清臉色。
A律師：臉色看上去是不是微微發紅？
B證人：是有些紅吧。
A律師：在行凶之後，音吉沒有拿走那條圍巾，是嗎？
B證人：沒有拿走。
A律師：那你覺得，是音吉忘記了圍巾，還是因為沒有找到，所以只好離去？
B證人：我覺得他是忘記了圍巾。
A律師：（翻看著桌上的記錄）你以前有過半夜穿過常盤神社的院子的經歷嗎？
B證人：有過。
A律師：大約幾次？
B證人：兩、三回吧。
A律師：那都是在幾點呢？
B證人：一般都是九點至十點。
A律師：有沒有十一點前後的呢？
B證人：沒有。
A律師：當晚，你坐在常盤神社院子裡，茶舖的椅子上的時候，已經接近十一點五分了吧。
B證人：是的，就和我之前說的一樣。
A律師：犯罪結束以後，你是何時離開現場的？
B證人：我當時沒有看表，所以不知道時間。
A律師：大概過了多久呢？
B證人：這個嘛……大概二十分鐘吧。
A律師：所以，你在常盤神社的茶舖裡，待著的時間，就是從晚上十點五十五分，到十一點二十五分這一段，總共三十分鐘？
B證人：嗯……大概吧。
A律師：（翻看著桌上的記錄）案發當晚，在荒谷村的不動寺那裡，有一個叫做賴母子的人，主持了集會，證人你出席沒有？
B證人：出席了哦。
A律師：被告人音吉也去了吧？
B證人：對，他也來了。
A律師：森田也去了？
B證人：也來了。
A律師：森田和賴母子，平時沒有什麼交情，你認為他去參加的原因是什麼呢？
B證人：大概是他想催促音吉趕快還錢，才來的吧。
A律師：音吉手裡有錢了嗎？
B證人：可能是他聽說，音吉手頭有錢了，所以就趕來了。
A律師：音吉是因為沒有錢，才和森田起爭執的？
B證人：這裡面的事情，我可就不知道了。
A律師：森田實際是幾點離開的？
B證人：這個我也不清楚，我比他們先回去的。
A律師：你回去的時候，集會場還剩下多少人呢？
B證人：只剩下兩個。
A律師：就音吉和森田兩人？
B證人：是的。
A律師：你回去的時候，音吉是否提到了他的圍巾沒了？
B證人：嗯，而且他說他四處找了都沒有。
A律師：後來找到了嗎？
B證人：後來啊……我是在他們二人之前離開的，後來的事情，我就不清楚了。
A律師：你當晚在不動寺，見到音吉的圍巾了嗎？
B證人：沒有見到。只是在他找的時候，我聽說那是一條白色的法蘭絨圍巾，末端還用黑色的線，縫了個“音”字。
A律師：（將臉轉向陪審席）根據被告的口供，被告承認將自己的圍巾藏了起來，裝成丟失的樣子。直到森田要回去的時候，他立刻將圍巾放入懷裡，離開了不動寺。這跟證人你的證言，是非常符合的。但先前你說，被告脖子上圍的是紅圍巾，這顏色可就對不上了！關於顏色，證人有沒有要補充的？
B證人：我根本沒有時間留意那圍巾的顏色，畢竟只是一瞬間的事情啊！你問我顏色的時候，我才去回憶的。
A律師：（翻看著桌上的記錄）證人是否聽說了，森田被搶走的包，在案發後十二天時，出現在了三月八日，播津鐵道的終點站——津坂站的列車裡。
B證人：聽說了。
A律師：同日，證人是否去過津坂方向呢？
B證人：嗯，那天我有事去了津坂。
A律師：據說在車內，你還遇上了被告的妻子良子？
B證人：是的，我遇到了。
A律師：那輛列車是早上五點二十分，從網引站出發，同日七點四十分，到達津坂車站，對吧？
B證人：對。
A律師：證人是在哪裡，見到被告妻子的呢？
B證人：我在網引站上車，後來，音吉的老婆也走進了車廂。
A律師：你是否和她交談過呢？
B證人：說了兩、三句話。
A律師：被告的妻子，那時候是否拿著行李？
B證人：拿著。
A律師：那麼，你拿行李了嗎？
B證人：我沒有。
A律師：那你是空著手了？
B證人：對，我什麼也沒有拿。
A律師：被告的妻子手裡拿著的行李，是什麼樣子的？
B證人：我記得不太清楚了，好像是兩個小包裹。
A律師：被告的妻子，將包裹放在哪裡了？是座位上，還是上面的行李架？
B證人：是上面的行李架。
A律師：是被告妻子座位，正上方的行李架嗎？
B證人：是的。
A律師：但你怎麼知道，那個包裹，就是被告妻子的？
B證人：因為是在她正上方的行李架吧。
A律師：列車到達津坂車站的時候，車內大概有多少名乘客？
B證人：四、五十人吧。
A律師：列車到達津坂站的時候，你是在被告的妻子之前，先下車的吧？
B證人：是的。
A律師：根據被告妻子的證言，你是在網引車站要發車的時候，才飛奔上車的。你對此有異議嗎？
B證人：確實如此，我當時快要遲到了。
A律師：但這樣一來，證人豈非是在被告妻子之後上的車，而且，還是在津坂車站先下的車？
B證人：嗯，是的。
A律師：（翻看著桌上的記錄）證人是否知道，常盤神社的長明燈，在晚上十一點以後，就會熄滅？
B證人：什麼？
A律師：證人是否知道，常盤神社的長明燈，在晚上十一點以後，就會熄滅？
B證人：我不知道，也沒那回事！那裡的燈是徹夜亮的。
A律師：為何證人沒提及，常盤神社的長明燈，是有著紅色玻璃罩的呢？
B證人：你問過我長明燈的顏色嗎？我僅僅是老實回答你的問題罷了。我沒有義務回答這以外的問題！
A律師：那好，我再問你一次……你是否知道，那盞長明燈的外罩是紅色玻璃？
B證人：知道。
A律師：所以，音吉的圍巾，其實不是紅的，而是白的。
B證人：但看上去確實是紅的，所以我就這樣回答了。
A律師：證人並不知道，那盞長明燈十一點後，就會熄滅吧？
B證人：沒有那回事！你這是胡說八道，是想要中傷我吧？
A律師：作為一名證人，你能否在宣誓的誓言面前，再說一遍：十一點以後，那盞長明燈仍然是亮的。
B證人：我發誓就是這樣。
A律師：你之前說，當晚你坐在了茶舖陰影處的椅子上，但是那一晚，那家茶舖既沒有椅子，也沒什麼葦簾。證人是坐在了―個虛無的椅子上嗎？
B證人：你問話的方式太無法無天了！我難道沒有說過，我是坐在葦簾陰影裡的椅子上嗎？我沒必要回答你剛才的問話。
A律師：你之前的證詞中說，自己是在三月八日前往津坂的時候，在被告的妻子之前下車的。但你實際上，是在被告妻子之後下車的吧，對不對？
B證人：我沒有必要回答。
A律師：我馬上就可以證明“常盤神社的長明燈，會在午夜十一點熄滅”這一事實。我們人類經常會有一些記憶錯誤，所以，只怕你一直都沒有發現“常盤神社的長明燈會熄滅”這一事實。總之呢，請你好好想想，再回答問題。
B證人：我把這個忘了。確實如你所說，我想起來了，那一晚長明燈的確熄滅了。
A律師：那麼，是幾點熄滅的？
B證人：我不記得是幾點熄滅的。
A律師：是在行凶之前，還是行凶中或者行凶後？
B證人：這個……我也不記得了。
A律師：你那塊絕對正確的手錶，不是證明了是在行凶前熄滅的嗎？
B證人：我不記得我說過，我的表就是標準時間。
A律師：在常盤神社的院子裡，以及周圍的環境裡，除了長明燈以外，沒有其他的光源了。而事實上，早在案發前的午夜十一點，長明燈就已經熄滅了。如此說來，恐怕你的記憶又出錯了呢。你想必是靠著什麼別的光源，才目睹了整個行凶過程。請你好好思考，仔細回憶後再作回答。
B證人：啊，我想起來了！我是藉著月光看見的。
A律師：是這樣啊？但是，倘若你沒能憑藉著別的光源，看見整個行凶過程的話，你的證言可就自相矛盾了呢。話說回來，藉著月光看音吉的圍巾，為何會是紅的？
B證人：我記得它看起來是紅的。實際上也可能是白的。
A律師：（將臉轉向陪審席）早上五點二十分的火車，是從網引車站出發的第一班。根據被告妻子的調查取證書顯示，她在前往網引車站的時候，因為時間還早，所以，周圍沒有一個乘客。售票口開售的時候，也僅有十人左右。買票的時候，被告的妻子排在第三位，證人是最後一位買票的乘客。這樣一來，被告妻子的車票，和證人車票的號碼，應該差了十個數字以上，也就是說，被告妻子的車票編號，至少要比證人車票的編號，少了十個數字才對。在這條線路的終點站——津坂站，一號車的收票口，有一名員工值守。照常理，收票員會按乘客出去的順序收票，收票簿的記載，則會按照收票的順序。根據津坂站出示的收票簿，當天網引車站發往津坂車站的那輛列車的03143號車票，被記載在第三十二行上。該號碼的車票，按照當天網引車站的出票記錄本顯示，是當天第三個賣出去的一號列車的票，因此可以斷定，這就是被告妻子所持的車票。此外，同一輛列車在終點站——津坂站所回收的最後一張票號，是03158號，根據網引車站的出票記錄，這是當天一號列車賣出去的最後一張票，所以，這張車票的主人只能是證人。那好，我再問一遍證人，根據以上所述調查取證，你確實是在被告妻子之後下車的，對吧？
B證人：我之前說過了，我是在網引車站上車的最後一名乘客。但我沒有說過，津坂站的收票簿上的記錄，絕對是按照收票順序記載的。總之，我是在被告妻子之前下車的。
A律師：證人曾經說過，自己那時沒有拿行李，是吧？
B證人：我的確說過。那時候我沒有拿任何行李。
A律師：就算是有人看見你拿著行李，你也堅持這個說法？
B證人：不會有目擊者的！不管是什麼人，都不可能看見什麼，根本沒有影兒的行李。
A律師：（翻看著桌上的記錄）證人將整個行凶過程，描述得很詳細啊，但是，你確定你是藉著月光看見的嗎？
B證人：的的確確就是這樣！因為我沒有註意到長明燈熄滅，所以，我根本忘記了那時候月亮已出來的事實。
A律師：（望向審判長，又轉向審判席）本辯護人認為，出於被告人利益的考慮，有必要列舉出更多的反證。但我現在覺得，根據己提交的證據物件，其他的反證已經可以保留，或者說根本沒有必要了。因為我堅信，憑著剛剛提交給審判長的證據，本案最重要證人的證言，不僅僅被徹底推翻，而且，其他對被告不利的證言，亦都不攻自破，失去了攻擊力。
也就是說，證人之前陳述，自己是藉著月光，目睹了整個行凶過程。但本案是發生在二月二十五日，深夜十一點至十二點之間的，而二月二十五日那天，乃是舊曆的正月十六一一正月十六那天，月亮是凌晨零點四十分才出現的！這一點，可由我向審判長您提交的舊曆本來證明。並且，根據某某氣象台的檢渕報告，當晚直到月亮出來之前，都是個漆黑的夜晚。可我們的證人卻作證，自稱藉著還沒升出來的月亮的光芒，看見了整個案件的過程。這就暴露了其證言是徹頭徹尾的謊言。
本辯護人願以賭上我的業界名譽——我可以斷言：本案的真正兇手就是證人，並且，我當庭就予以告發檢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