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午四點半，文學學士兼法學碩士——傑里米·艾薩克情緒低落地回到威瑟頓·斯坦利·瓊斯律師事務所位於女王街的辦公室。他剛在治安法庭輸掉一起官司。這本是件非常簡單的案子。被告已經認罪，況且還有可以減罪的情節，如果換一天開庭的話，這些在審理中是可能獲得同情的。
雖然有口頭上說的各種系統化的決策程序以及陪審團的清正廉明，可是似乎治安法庭做出判決更多的是依賴於治安官當天上午心情如何，而不是對案件理由充分的判斷。
本來一紙社區服務令會恰當得多，可到頭來卻是三個月監禁，這不能不讓人事後心生怨恨。雖說判決嚴重不公，可上訴的可能性微乎其微，向震驚的當事人解釋這些就已經夠糟糕的了，可更加不堪的是，他還得在當事人四個孩子麵前，向當事人妻子進行解釋這一切。
因此，在秘書交來備忘錄之前，他的情緒就已經很壞了。他用一隻手抓著聽筒，不耐煩地用另一隻手扯下夾克衫。
“布里斯托那裡什麼情況？”
“他姐姐打電話過來了。他已經晚了好幾個鐘頭。朝他家打電話也沒有人接。”
艾薩克朝台歷看了看，確認了當天的日子。第四個星期四。他對布里斯託的常規日程安排，清楚得就跟自己的事一樣。 “好吧，我來跟踪這件事。替我給她回電話，告訴她不要擔心。就說他很可能是車子拋錨了什麼的。你知道的，就是那些通常的空話。如果他露面了，叫他們一定告訴我們。”
他撥了布里斯託的住宅電話和手機號碼，沒有人接聽。他走到文件櫃前，從自己的公文包裡挑出一個文件夾。
也許沒有什麼，可早晨的新聞頭條還清晰地留在他的腦海裡。離開辦公室的時候，他交代了卡倫一句。 “如果有人問，就說我還在法庭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