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過兩個多月的鬥爭，上海的反右派鬥爭已經取得了決定性的勝利。投入鬥爭人數已達數十萬，右派分子已經一批一批地被揭露出來，而且已被駁得理屈詞窮、敗下陣來……”
這番“宏論”，是中共上海市委第一書記柯慶施於一九五七年八月十五日，在上海市人民代表大會第二次會議的預備會議上說的。
這位毛澤東的“好學生”，緊跟毛澤東，所以把上海的“反右派運動”也搞得“火熱朝天”。
柯慶施仿效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的辦法，也要把上海人民代表大會變成“反右派”的戰場。柯慶施如此說：
“會議上的鬥爭將和會外的民主黨派、文藝、新聞、出版、教育、衛生、工商界等各條反右派戰線配合，把全市的反右派鬥爭推向新的高潮。”①
柯慶施還對上海的“反右派”形勢作了這樣的分析：
“上海市在前一階段中一些重要右派分子已經被揭發出來，許多基層單位也揭發出一批右派分子。”①
後來，柯慶施的這一報告，以《深入反右派鬥爭開展全民性整風》為題，發表於一九五七年八月二十七日《人民日報》。柯慶施說：
上海的右派是存在已久的，這次暴露得比較徹底。他們中間，主要是這三種人：
一種是原來民主革命時期民主黨中的右翼，他們歷來代表資產階級右翼的立場，有比較多的政治鬥爭經驗，又有“民主教授”“進步人士”等偽裝，在一部分群眾中有欺騙作用，這次起了帶頭和進攻的作用；
一種是過去的當權派，是國民黨時期的台上人物，他們已臭名遠揚，又不甘心退出歷史舞台，平時不敢拋頭露面，這次以為天下大變，也紛紛出動了；
還有一種是政治上一向懷不滿的人，以及其他抗拒社會主義革命的資產階級分子。
這幾種人是客觀存在，遇有機會總要浮出來的。這次大暴露，不足為奇，而且是好事。
對於上海的“反右派運動”，毛澤東是非常關心的。用毛澤東自己的話來說，一九五七年三月下旬，他來上海，“那時我是來點火的”。
過了一百天，毛澤東又來上海。這一回，他則是來號召上海人民“反右派”的。
一九五七年七月九日，毛澤東在上海幹部會議上所作的講話，點了上海一連串的“右派分子”的名：
“在你們上海，就是什麼王造時，陸詒，陳仁炳，彭文應，還有一個吳茵，這麼一些右派人物出來搗亂。右派一搗亂，中間派就搞糊塗了。右派的老祖宗就是章伯鈞、羅隆基、章乃器，發源地都是在北京。北京那個地方越亂越好，亂得越透越好。這是一條經驗。”①
毛澤東這樣把北京和上海的“右派”們相提並論：
“民主黨派現在作風問題在其次，主要是走那條路線的問題。是走章伯鈞、羅隆基、章乃器、陳仁炳、彭文應、陸詒、孫大雨那種反革命路線，還是走什麼路線？首先要把這個問題搞清楚……”②
當然，毛澤東在一九五七年六月十四日以“本報編輯部”名義，為《人民日報》所寫的《文匯報在一個時間內的資產階級方向》；還有一九五七年七月一日以《人民日報》社論名義所寫的《文匯報的資產階級方向應當批判》，給上海的“反右派運動”點起了兩把大火。
在毛澤東的親自點名之下，在“好學生”柯慶施的努力貫徹之下，上海的“反右派運動”果然“轟轟烈烈”……
《打垮了右派鍛煉了群眾》，一九五七年八月二十七日《人民日報》以這樣的標題報導了“上海市人民代表大會預備會議進行了九天的論戰”。報導稱：
這次大辯論中，共對人民代表和列席人員中的二十多個右派分子作了全面的揭露和批判，其中有十五個右派分子是在會前已經在社會上受到揭露和批判的，他們是：彭文應、陳仁炳、孫大雨、沈志遠、王造時、陸詒、夏高陽、張孟聞、許傑、羅家衡、李康年、王子建、韓鳴、魯莽、許卜五等。有一些是會上新揭發出來的右派分子，他們是：上海外國語學院教授董任堅、上海市回民中等學校校長金幼雲、天主教內右派集團分子朱孔嘉、顧守熙、董貴民，科學院上海經濟研究所籌備處副主任、黨內右派分子吳承禧等。
報導說：
許多本來對鬥爭認識模糊的中間群眾也覺悟過來，不少過去一直保持沉默的人，這次在會上都情不自禁地起來發言痛斥右派。年過七旬的考古家徐森玉、老畫家豐子愷、書法家沈尹默等老先生，都在會上慷慨陳詞。人民代表胡仲藩檢討自己過去對反右派鬥爭一直抱“隔岸觀火”的態度，這次會上他才認識到“這是一次生死存亡的鬥爭”。
這篇報導，倒是留下了上海“反右派運動”的瞬間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