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戰勝利不久，躺在李莊板栗坳病床上的梁思永偶然從一本外文雜誌上看到一個新的醫學成果，患肺病者如去掉肋骨可使有病的肺萎縮下來，健康的肺將發揮更大作用。這個消息令臥病在床飽受病痛折磨長達四年之久的梁思永極度興奮，他當即決定赴重慶實施手術。得到傅斯年同意，在梁思成的幫助下，梁思永攜家眷乘船來到了重慶，入住高唐奎醫院，由著名胸外科專家吳英愷主持，切除了七根肋骨。自此，梁思永一直在重慶醫院休養。當1946年全國性的複員開始時，傅斯年通過時任交通部長俞大維的私人關係，讓梁思永一家搭乘一架軍用飛機飛往北平。當時樑的身體尚未恢復，他躺在一張帆布椅子上被抬上飛機。考慮到路途困難，傅斯年再以個人名義發電報讓夫人的堂兄、時在北平的俞大孚幫忙接機。梁思永一到北平，即由俞大孚等四人抬下飛機舷梯，專車護送到梁在北平的大姐梁思順家暫住。一個星期後搬到東廠胡同原黎元洪大總統居住的院內三間北房休養，此後病情稍有好轉。
對於梁思永這段很少為外人所知的經歷，遷往台灣的屈萬里在回憶傅斯年的一篇文章中說道：“抗戰期間，八年艱苦的歲月，他為了維持史語所，真費盡了心血。他千方百計的來維持研究人員的生計，使他們能安心治學；他對於生病的人那麼關心，他想盡辦法來給病人弄錢養病。因患肺病而割掉七條肋骨的某君，假若不是孟真先生督促醫生治療，假若不是孟真先生想法子給他弄錢休養，那無疑地在九年以前已經故去了。”這段回憶大體不差，如果沒有傅斯年的鼎力相助，或者說假如梁思永服務於中央研究院其他的研究所如陶孟和主持的社會科學研究所，就當時的經濟、醫療條件和梁氏的身體狀況，很難說能維持到戰後回北平的日子，因為與梁思永、林徽因患同樣肺病的陶孟和之妻沈性仁就沒有保住性命，且當時沈的病情並不比梁、林更險惡。
1948年8月5日，在北平養病的梁思永致信南京史語所的李濟說：“弟五月底入協和醫院，住院十二日。檢查身體，結果是右肺健全，左肺壓塌狀態良好，胃腸透視都沒有發現毛病。除了氣管裡的結核病灶可能尚未痊癒外；可以說沒有病了。不過身體經過這幾年跟病菌鬥爭之後，真猶如戰後的英倫，雖然戰勝敵人，但元氣消蝕殆盡，就要恢復到小康的局面，也萬分困難。”又說：“弟近間起坐之時已加多，且能出到院中行走。只可恨注鏈黴素後發生頭暈現象，走起路來搖搖擺擺，不很穩當。”這是梁思永在生命的暮年，即將油幹燈盡時與史語所同仁的最後一次通信，自此海天相隔，書信中斷，再也聞不到對方的信息了。
1950年5月，梁思永以他在考古學界巨大的影響力和崇高地位，被新生的中央政府任命為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副所長，名列夏鼐之前。儘管樑的身體仍虛弱無力，不能出門直接指導所內事務，但可在家中參加或主持所內一些重要會議。據夏鼐說：“他（梁）在考古所成立後初次看見我時，便很興奮地談著關於考古研究所的計劃。他說：'所中一切事情都由鄭所長和我來管好了。只希望你和所中具有田野工作經驗的幾位，帶著一班年輕朋友們，在外面多跑跑，訓練年輕的人才是目前最迫切的任務。這種訓練是需要在當地實際工作中親手指點的。'因此，我到所後一年半中的大部分時間是在外地工作，沒有多替他在所內分勞。”自1950年秋開始，於政治運動尚未大規模到來的短暫空隙，考古所人員幾乎傾巢出動，在夏鼐帶領下，先後對河南輝縣琉璃閣、固圍村和趙固等地進行了大規模發掘，發現一批東周時期的大型和中小型墓葬以及車馬坑數座，出土了大量青銅器物。梁思永不僅在家中主持考古所的日常工作，還為撰寫《輝縣發掘報告》的青年考古學家具體輔導，並親自撰寫報告參考提綱。樑的工作熱情與人格風範給進所不久的青年學生，後來成為考古所夏鼐手下“五虎上將”之一的安志敏留下了難忘的印象：“從我們到考古所那天起，（梁）便給我們佈置了必讀的書目和學習計劃，每週還要填表逐日匯報學習和工作情況，並經常同我們談話以便作更深入的了解，從治學方法到思想修養無所不包，以督促和愛護的心情幫助我們克服思想上和學習上的缺陷，為考古研究所培養了一批新的骨幹。”
1953年2月，梁思永心臟大幅度衰竭，身體更加虛弱，只得脫離工作安心在家休養。到了1954年春，心髒病發作，入北京人民醫院救治。 3月8日，梁思永讓夫人李福曼打電話叫自己的妹妹、時在北大圖書館工作的梁思莊到醫院，當梁思莊匆匆趕來時，梁思永握著她的手說：“自己將不久於人世，要和大家永別了！”
據梁思莊女兒吳荔明回憶說，在梁思永生命垂危的最後階段，都沒有為自己的病情和痛苦哼一聲，一直默默堅持著，為戰勝病魔奮鬥著。突然有一天，“三舅（梁思永）對著和他相廝相守22年的三舅媽平靜地說：'我不奮鬥了，我奮鬥不了啦，我們永別了！'1954年4月2日，我照常騎車到了人民醫院，傳達室老大爺說'姑娘，不用拿牌子快上去吧，你舅舅去世了。'我不能相信他的話，我轉身看見很多小臥車停在院中，我腿軟了，扶著樓梯兩邊的扶手一步一步上了樓，在灰暗的樓道裡我一眼看見二舅（梁思成）那瘦小駝背的身軀，我輕輕走到他身邊叫了一聲'二舅！'他悲傷地拍著我的肩膀示意我進病房去……三舅媽鎮定地坐在一旁，柏有姐傷心至極已哭不出聲倒在門口一個床上，我拉著她的手輕輕叫著：'蹦子，你哭啊，你哭啊！'我自己的眼睛淚水止不住地往下流。”
一顆考古學巨星在他50歲的英年隕落了，同仁聞訊，無不傷感悲泣。梁思永的遺骨被安葬在北京八寶山革命公墓，梁思成親自設計的漢白玉臥式墓碑上刻有郭沫若題寫的碑文：
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副所長梁思永先生之墓一九零四年十一月十三日生一九五四年四月二日卒郭沫若敬題梁思永隨風飄逝，但他生前的功業卻長久地留在了人間大地。對於梁思永的墓誌銘，有學術界中人士認為郭沫若如此題刻，是對這位學術巨人的不敬。梁思永的成名來源於他對中國考古學所作出的重大貢獻，他的業績是通過一個無與倫比的考古學家的身份創造的，絕非一個“考古所副所長”這樣一個綠豆粒般大小的官僚可與之相提並論。失去了考古學家的頭銜，梁思永便不再是人們心目中崇敬有加的梁思永，也不是1948年當選為首屆中央研究院院士的學術大師梁思永，而只能是烏煙瘴氣的宦海中，尤似一個整日戰戰兢兢，欺軟怕硬，欺上瞞下，陽奉陰違的小芝麻官了，而這樣一個小小的芝麻官又算得了什麼呢？或者說，再大的官僚又算得了什麼呢？ 1927年2月，梁思成由美國致信父親梁啟超，對自己和弟弟梁思永所學專業於國家民族進步，提出了到底是“有用”還是“無用”的詢問。對此，梁啟超斬釘截鐵地回答道：“這個問題很容易解答，試問唐開元天寶間李白、杜甫與姚崇、宋璟比較，其貢獻於國家者孰多？為中國文化史及全人類文化史起見，姚、宋之有無，算不得什麼事。若沒有了李、杜，試問歷史減色多少呢？”又說：“思成所當自策勵者，懼不能為我國美術界做李、杜耳。如其能之，則開元、天寶間時局之小小安危，算什麼呢？”
後來的事實證明，梁思成與梁思永兄弟的確沒有做成近代的李、杜，卻像英國首相丘吉爾在二戰中那句名言一樣，為人類奉獻了“熱血、辛勞、眼淚和汗水”，並用自己的辛勞和智慧構築起前無古人的名山大業，成為近現代建築史學和田野考古學這道星河中最燦爛的明星，其對中國乃至世界文化史的貢獻，怎是一個小小的副所長的官帽所能涵蓋得了的？李白在《江上吟》中寫道：“屈平詞賦懸日月，楚王臺榭空山丘。”意謂楚王當年耗盡百姓血汗興建的一堆豪華美麗的樓堂館所，早已隨著風雨飄散而去，而楚國偉大的作家屈原留下的那些名篇佳構，兩千年來卻像日月一樣永恆不朽，閃耀著蓋世光輝，成為人類文化史上璀璨的瑰寶。當年梁啟超對兒子們所作的比喻，正是李白文化思想的繼承和延伸。就人類歷史發展的長河論，一個王朝的宰相若此，一個皇帝或一個總統，對於文化與文明的進步所充當的角色同樣若此。梁啟超深邃的思想與宏闊的歷史見地，很能令人想起美國第三屆總統托馬斯·杰弗遜（Thomas Jesserson）的墓碑碑文：
托馬斯·杰弗遜，《獨立宣言》的起草人，《弗吉尼亞宗教法案》的起草人，弗吉尼亞大學的創建人埋葬於此。
這個令世界人類為之景仰的墓誌銘據說是杰弗遜本人生前所題，死後刻到墓碑上的，但他沒有提及自己曾做過美利堅合眾國總統之事。究其原因，台灣學者李敖曾有這樣的解釋“美國總統算老幾啊，這個是世俗的職位，值不值得這樣談呢？不談，不值得這樣談，不值得這樣重視。”
或許李氏說得有些偏頗，但不能說沒有一點道理。同理。只有作為中央研究院院士兼考古學家的梁思永，他的光芒才顯得耀眼奪目，才能令一代代學人景仰懷念。而把一個小小的官帽硬扣在他死後的頭顱之上，不但不能令他的光芒照耀於來者，相反的是，這個官帽的陰影將會遮蔽梁氏的光芒。當年與梁思永一同選為首屆中央研究院院士，後來成為高教部副部長的曾昭掄在“文革”中含冤去世，費孝通在追憶文章中說過這樣一句話：“將來說起曾昭掄先生在歷史上的貢獻，我看他在中國化學學科上的貢獻會比他當部長的貢獻重要得多。”費氏認為曾昭掄是個“真正的學者，'學'的根子，是愛國，所以我說他是愛國者”。對梁思永而言，他當年赴美留學就是為了振興祖國落後的科學，並在這門科學上為祖國爭得世界性名譽和地位。他當年確實是這樣想的，也這樣做了，且一生都在為這個理想而努力，因而以費氏之語來給梁思永定位也是恰當的。反之，以官僚大小特別是一頂微不足道的軟皮官帽給梁思永蓋棺，既不合適也不人道。此理如同魯迅死後，為其蓋棺的若不是“民族魂”大旗，沒有了毛澤東為其作出的“八最三大”的定論（南按：僅比毛澤東本人少了一“大”），僅一個國民政府教育部僉事或科長，甚或在國立北京大學國文系教一二點鐘課的講師這頂帽子豎碑立傳，那麼，世人看到的不再是偉大的魯迅，而是三千大千世界中形如草根的芸芸眾生，甚或北大校長蔣夢麟所諷喻的整天趴在陰森恐怖的紹興會館裡默默抄寫古碑的“紹興土佬”週豫才了。
試想，作為與梁思永同為首屆中央研究院院士的郭沫若，假如死後在墓碑上鐫刻“中國科學院院長”或什麼副總理外加什麼副委員長等一類官帽頭銜，與梁氏之墓同立於一座公墓之中。而只鐫刻一個副所長頭銜的梁思永，倘若地下有知，情何以堪？活著的後人又會作何感想？此舉或許正應了孔子那句古話：“始作俑者，其無後乎？”梁思永墓誌銘公正的銘文，必須在姓名前加上“著名考古學家”或相應的院士等學術頭銜，或鐫刻象徵他思想與學術業績的標誌性術語，才顯得對逝者的公正與厚道。當然，由於政治的因素，“中央研究院院士”一銜，當時不提，世人亦可理解，但這個頭銜最終是要加上去的，否則將失去了人類的公正和道德秩序，也違背了人類基本精神。 ——若起郭沫若氏於地下，以為然否？梁思永在去世前，向前來看望的夏鼐等考古所同仁回顧了自己一生的事業，最令他牽掛惦念的是殷墟侯家莊西北岡墓葬發掘報告的命運。這是梁思永在抗戰前後最看重並親自動手操作的一項重要工作。梁去世後，夏鼐在紀念文章中專門提及此事，並說：“1941年我在李莊和他（梁）會面時，他正工作得非常起勁。他將全部的出土古物，都已摩挲過一遍，並寫下要點。對於報告的內容組織，也已有了大致的輪廓。這報告的完成，似乎是指日可待了。不幸1942年初夏，他的肺結核病轉劇，只好將這工作中途停止了。但是他仍念念不忘這件工作。”
回憶至此，夏鼐筆鋒一轉，用哀惋的口氣說道：“抗戰勝利後，他復員到北京，這批材料留在南京，解放的前夜又被劫往台灣去了。這部報告不能在梁先生手中完成，不僅是先生的不幸，也是中國考古學的不幸。”
此時的夏鼐沒有想到，這批材料被運往台灣後，在他的老師李濟具體組織主持下，由當年參加殷墟發掘的中央研究院史語所考古學家高去尋，在梁思永原稿的基礎上加以輯補編寫，歷經二十多年，終以《侯家莊》為總標題陸續分冊出版。
1935年，25歲的高去尋於北京大學歷史系畢業入主史語所時，著名的殷墟侯家莊西北岡已是第三次，也是最後一次發掘，高去尋算是趕上了殷墟發掘的尾巴。當年史語所考古組安陽發掘者共有十位青年才俊，號稱“十兄弟”，依入所先後排序，高排行第九，也接近於尾末了。對於高的為人為學，傅斯年、李濟等前輩學人極為看重，高去尋於北大畢業時，被講究“拔尖主義”的傅斯年當做“尖”拔到史語所效勞。到了安陽之後，高氏敏銳的學術眼力與開闊的治學方法，又受到梁思永欣賞喜愛，遂當做自己的嫡系弟子加以栽培。當時史語所的前輩們大都認為，能傳承梁思永學術衣缽者，非高去尋莫屬。想不到後來真的部分地成為現實。高在安陽發掘的最後兩年中，於殷墟西北岡和小屯將近1800座墓葬中，親自視察摸索過約300座，儘管所涉多是小墓，但已領略了基本的內涵。繼西北岡第三次發掘之後，高去尋有幸參加了小屯第十至十二次、大司空村和琉璃閣的發掘，其間還擔任過大司空村墓葬發掘領隊，成就赫然。抗戰軍興，高去尋隨史語所一路長沙、昆明、李莊等地輾轉奔波，復員回京未久，又隨史語所遷往台灣。據夏鼐說，當年在決定留大陸還是赴台灣的問題上，夏與高曾在一起私下商量過，最後的結果是高願去台灣，以便保護遷台文物的安全；夏願留在大陸，繼續發展考古事業。二人各自為了心中的理想就此分手。莊子曰“相濡以沫，不如相忘於江湖”，既然非此即彼，中間無轉圜的餘地，相忘於江湖，也不失為一種明智的選擇。但真的相忘，又談何容易？
梁思永去世的消息還是被台灣孤島上的史語所同仁所知，只是消息傳播的渠道別有一番況味。據石璋如說：“梁先生興趣寬廣，注意力強，並積極從事，惟身體被病魔所纏，不能發揮，殊可浩歎。四十三年夏，在日本某刊物上，刊出梁先生逝世的消息，這個噩耗，傳到台灣，使得這裡的考古學界，關心考古的人士，以及知道梁先生的其他學者，莫不為之哀悼。”
時傅斯年早已撒手歸天，史語所所長由董作賓出任。受梁思永去世的感情刺激，為了完成梁氏未竟的事業，對安陽發掘的同事與中國學術事業有個交代，董作賓、李濟等決定由高去尋對照實物資料，全力以赴輯補梁思永的遺稿，使其成為完璧。此時董作賓與李濟更堅定了高氏就是梁思永衣缽傳承人，這一觀點從李濟給趙元任的信函中可得到證實。函中說：“他（高去尋）進所雖不太早，但曾趕上安陽發掘，為思永所賞識。現在他整理侯家莊的工作及思永遺著，成績甚佳。在考古組內中國書讀得最好，英文及日文的閱讀能力亦不差，現在日本的梅原末治教授來此，對他的淵博甚為敬佩。孟真在時久有送他出國之意，以時代非常，屢遭挫折，只能怨命了。此次若有成功的希望，亦算我們完成了傅公一未完之願也。”此信作於1956年底，是台北的李濟請當時任教於美國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的原同事趙元任，設法安排高去尋赴美訪問的私人信函。
當時高已經接手梁思永遺稿整理輯補的任務，因美國方面又有可能讓高訪問的機會，作為前輩的李濟和趙元任自然想“完成傅公一未完之願”，遂有了這封通信。按高的弟子，曾做過台灣史語所所長的杜正勝（南按：後任阿扁政權的“教育部長”，並頻布命令，全台各學校、機關及相關機構，都必須把地球儀倒過來安裝，以示台灣在上，大陸在下）所說：李濟與趙元任通信中提到高的學問淵博和程度，連享譽世界的日本考古學大家梅原末治都敬佩不已，“這當然不是客套。兩位老同事的私人信函何必恭維一位學生輩的同仁呢？”
杜氏在這件事上的分析，比他把地球儀倒過來安裝且邀功爭寵、意淫大陸的頭腦要清醒得多，高早年不但中國書讀得好，外國書讀得也頭頭是道，且有志於“斯克泰·西伯利亞”的學問，即長城以北以西的中亞、南亞和歐洲的東方學問，也就是傅斯年所特別看重的“虜學”。只是高氏僅僅參加了兩年安陽殷墟發掘就遇到了抗戰爆發，一路動盪顛簸，直到流落台灣方穩定下來。當年傅斯年怜其高才而沒有出國放洋的機會，曾為此作過努力，惜傅斯年未久去世，此事遂不了了之。當李濟舊事重提，並與趙通信過去一年半後，高去尋才得以成行，但此時他已48歲，如杜正勝所說：“這領域涉及許多語文，的確太遲了。”
1959年秋，高去尋結束了美國訪學生活歸台，正式對梁思永遺稿進行整理和輯補。從台北史語所保存的遺稿中，可以清楚地看出當年梁思永主持的殷墟西北岡共發掘大墓11座（東三西八，後者含一個大坑），小墓1221座。梁思永擬定的《西北岡殷代墓地發掘報告》共分十三章、三表。梁思永病發前完成了第一至四章，第五章只寫了一頁，以及第六、七兩章和第九章的“儀仗痕跡”。寫出的部分皆為初稿，共約22萬字。另外還編好表一與表二，“可能為了撰寫第七章的需要而先行做的工作”。當文字資料與實物資料漸行展開後，對安陽殷墟遺址及出土遺物深有了解的李濟，認為若按梁思永的計劃，絕非一人之力短期內可以完成，於是在1956年擬定了一個新的編撰構想：
第一本：（原無題，茲定為“墓葬研究”）。
甲編：發掘之經過——梁稿一至四章乙編：大墓丙編：小墓丁編：其他墓葬第二本：遺物研究。
甲編：石刻與玉乙編：青銅丙編：其他第三本：人骨研究。
甲編：體骨乙編：頭骨據史語所人員透露，李濟這一規劃也不是一人之力短期內所能勝任的，於是決定依次分別整理大墓，也就是做梁思永的第六章，而第九章的構想則按所屬之墓分別敘述。高去尋就是按照這一規劃，開始了為期18年漫長的“輯補”之路。自此，高氏的後半生就此與恩師的未竟事業緊緊地維繫在了一起。
到了1962年，高去尋編撰的殷墟西北岡1001號墓報告開始出版，1965年又出版了1002號大墓報告。未來幾年，又陸續出版了1003號大墓（1967年）、1217號大墓（1968年）、1004號大墓（1970年）、1500號大墓（1974年）、1550號大墓（1976年）等七座大型墓葬的發掘報告。
其間高氏花費的心血難以描述，只是每本報告重達十幾公斤的分量就足以讓人為之震撼，並從中感嘆主事者之不易。據史語所統計，高去尋增補的部分，佔梁思永原稿的80％強，至於插圖、繪圖等繁重事宜已不需提及了。
由於梁思永的原稿僅是一個提綱性質的未成品，在後來的編輯補寫過程中，高去尋做了大量宏繁的工作，在補述的出土器物中，每一件都要核對原物，許多地方不得不另起爐灶重新寫就。此種情形，高去尋於1968年給張光直的信中有所透露：“現在每天都是描寫破爛的東西，量多長多寬，枯燥無味已到極點，下班回家已筋疲力盡。”對此，張光直曾感慨地說“高先生花這麼大的力氣寫西北岡大墓的報告，完全是出於對史語所李濟先生，尤其是對老師梁思永先生的義務感和責任，而他自己研究的主要興趣並不在此，但是這番努力的結果，使中國近代考古學上最重要的一批原始資料公諸於世，而且由於高先生的細心和負責的態度，使那些'枯燥無味'的'破爛東西'轉化為價值連城的史料，這幾本報告也成為中國近代考古報告中的精華楷模。”為了這報告中的“精華楷模”，高去尋幾乎耗盡了後半生所有的精力。據杜正勝說：“他本來可以指導年輕同仁協助從事，但他告訴我，他整理報告是替史語所還債，希望年輕人發展自己的學問，不要掉入這個大泥塘。我覺得他好像在訴說自己年輕時的心願，'己所不欲，勿施於人'，他始終由自己一人扛起全所的'債務'。”
1991年10月29日，高去尋去世，終年82歲。他在去世前仍斷斷續續地整理西北岡東區三座大墓（1129、1400、1443）以及小墓總述，惜未完成而駕鶴西行。在高氏去世之後五年，三座大墓報告經當年發掘過安陽殷墟的老同事石璋如校補，於1996年得以出版，編號是《侯家莊》第九本。至此，西北岡遺址發掘報告基本全部完成。
為了紀念梁思永對殷墟西北岡遺址發掘所付出的努力和作出的特殊貢獻，《侯家莊》系列大墓的發掘報告，仍用梁思永的名字發表，高去尋只作為一名“輯補”者忝列其後。對此，報告的組織者和主持者李濟，在《一零零一號大墓報告·序言》中深情地說道：“關於這批資料的'取得'以及'保管'，實在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梁思永先生，中國的一位最傑出的考古學家，已經把他的全部生命貢獻於這一件事了。他雖部分地完成了這一發掘工作，並將報告的底稿作了一個詳細的佈置，也寫成了一大半，卻不及見這報告的出版。現在——他的墓木已拱了罷！——我們才能把這一本報告印出來。我們希望由於這一本報告的問世，研究中國史的學者，對於這位考古學家的卓越貢獻，得些真正了解。”
舉世聞名的殷墟西北岡發掘成果，經過了世間硝煙炮火的熏染與政治阻隔和桎梏，居然在這樣的時間以這樣的特殊形式出版問世，倘梁思永地下有知，一定會為之頷首慶幸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