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官即是脫離布衣百姓的身份象徵。新科進士經過唱名、釋褐（授官）、賜綠袍、賜笏（大臣上朝時拿的手板，有玉的、象牙的，也有竹片的，作用類似便箋，把要奏之事寫在上面，省得忘）等程序，標誌著正式進入仕途，神宗熙寧六年，經過變法國庫充盈，對於所有新科進士賜錢，始詔“進士科及第賜錢三千貫，諸科七百貫”。三千貫什麼概念？中青面獸楊誌有口祖傳的寶刀，想典賣三千貫。
新科進士大可不必以為這筆錢是作為下地方的盤纏，宋代有一套嚴格的上任制度。宋承唐制，規定“諸外官授訖，給假裝束，其千里內者卅日，二千里內者五十日，三千里內者六十日，四千里內者七十日，過四千里者八十日”。根據上任地點不同給予不同的到任時間，如果不赴任或遲到，唐代最高可判處徒刑，宋代“罪止杖一百”，揍一百棍子。拖家帶口上任的官員朝廷賜給“驛券”，通過此券可在驛站免費吃喝。高級官員赴任地方的，朝廷給予搬家船。
然而，新科進士下地方，在州府工作通常是閑職，如王安石進士及第被任命為簽書淮南東路節度判官廳公事，簡稱簽判淮南。官名一串，讀著很嚇唬人，實際上不是多大干部，即揚州知州手下的小科員，對於新官來說下地方的優勢遠不如京城那麼明顯。王安石的父親王益一直在地方工作，最後落得“無田園以託一日之命”的經濟處境。如果在基層（知縣事），新官要面對當地的胥吏，這往往是麻煩的開始。
包拯任權知開封府事時，立下規矩，有民犯法，先吃一頓杖脊。一罪犯為逃脫杖脊之苦賄賂吏員，吏員出主意說大人必讓我先審問，你呼號自辯，我自有辦法。果然包拯讓吏員先行審問，罪犯大聲說自己冤枉、沒罪、是清白的。吏員厲聲呵之：“但受杖脊出去，何用多言。”堂上的包拯一聽應該是我發號施令才對，哪輪到你個小吏，分明越權了。包拯急忙喝止，免去了罪犯的杖脊，以此抑制吏員氣焰。
鐵面無私的包拯對吏員僅僅是壓制，張詠則直接來狠的。
《鶴林玉露》載張詠任崇陽縣縣長時，一吏自縣衙財政部出來，鬢旁巾下藏有一枚銅錢，被張詠發現了，一看就知道是府庫的錢。張詠不由分說杖之。吏員叫囂說一錢何足道，即能杖我，寧能斬我耶？張縣長提筆判刑：“一日一錢，千日一千，繩鋸木斷，水滴石穿。”判完刑直接拔劍給砍了，然後給上級奏表彈劾自己管教不嚴、治理無方云云。任益州知州時，再次遇到了吏員犯罪。張詠命人給他上枷鎖。吏員威脅說，給我上枷鎖容易，但我告訴你脫掉枷鎖那就難了。言下之意是說你得好好斟酌，胥吏並不把你官員放在眼裡。張詠說，脫枷鎖有什麼難的？我這就幫你脫掉。抽劍砍之，吏員腦袋直接從枷鎖上掉了下來。
這兩則小故事足見官與吏之間關係的緊張程度。官吏在秦漢時期等級相同，後逐漸分道揚鑣。吏員因無品秩，雖屬政府員工，但政治身份與官有著天壤之別。吏員是連接人民與朝廷的重要組成部分，所以上層政權在官的手中，基層政權掌握在胥吏手中。宋代元豐改制之前，吏員沒有工資，他們的經濟收入只有靠坑害百姓，所以官與吏的鬥爭層出不窮。
王益任福建路建州建安縣（今福建省南平市建甌縣）主簿，知縣的副手，遇到過一次吏員抗稅事件。收稅時老百姓不交稅，不僅建安如此，整個建州的下轄縣情況相同。王益經過調查發現了“孔目吏尚不時入稅，貧民何獨為邪？”，在衙門口工作的吏員尚且不交稅，老百姓憑什麼交稅？該現象折射出了不公平的現實。王益也採取張詠的方法，把不交稅的孔目吏重打二十大板。孔目吏吃了板子，三天之內交齊稅款，收稅的問題迅速解決。
無論王益、包拯還是張詠，都對犯罪吏員手段狠毒，絕不姑息。他們是官的代表，代表著廣大體制內的官員利益，對於官僚體制外的人他們有著嚴格的界限，說到底官與吏是兩個階級之間的矛盾。吏員要依附官員才能維護本階層的利益，反之官員也要倚仗吏員的輔佐來管理全國。皮之不存，毛將焉附？誰也離不開誰，誰又都不服誰。新官上任面臨的最大問題是如何擺平胥吏，其次是鄉紳、富戶、望族等等。地方上任荊棘遍地，新官的靴子能否走得踏實，走得長遠，這是一個嚴肅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