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上的新官較為清貧，不及留在朝廷的官員待遇優厚，但地方大員活得滋潤。
如前文所述，寇準飲酒狎妓是在知鄧州時，山高皇帝遠，誰也管不著，把仕途積攢的半輩子的錢隨意揮霍。慶曆新政失敗後，范仲淹下了地方，同樣“廣置田產”，稱為“義田”，以撫卹自己的親族。當時宗族內尚有九十口人，嫁娶婚葬大事小情都給發錢。如嫁女給錢五十貫，娶妻給三十貫等等。
州、府、軍、監領導乃至路的轉運使，處在山高皇帝遠老子說了算的位置上，每年向上匯報工作，完成朝廷交給的任務即可。做到路一級別的官員再往上升只有進入朝堂成為宰執，如不能進入決策層，進了朝堂反而毫無意義。州、府、軍的長官晉升同樣存在很大的瓶頸，做轉運使一方面需要才幹，另一方面競爭甚是激烈，不如做一方土皇帝來得實惠。
宋代因為強幹弱枝的政治制度留給地方的財政空間不足，即便如此，也有官員搞出了花樣。
朝廷給予各個政府職能部門公使錢（或稱“公用錢”），類似今天的招待費，中央有，地方也有，確保一碗水端平。患多不患寡，不患寡而患不均，官場的沉浮多由於利益分配不均所致，包括物質利益和精神利益。
公使錢或公用錢是宋代財政的節點，也是目前尚未研究清楚的一個概念。 《宋會要輯稿·禮》載：“中書宰臣月各給廚錢五十貫、參知政事三十五貫，樞密院每月東廚三百五貫、西廚二百七十貫，三司每月三百貫，學士院每月廚錢百貫等。三京及諸道州府軍監舊皆有常數，並準宣定支，計月均給，知州、通判或職官上歷同支。”總之公使錢作為招待費已然數目巨大，但朝廷的補貼遠不及地方獨自的創收。
腐敗如同寄生蟲，以帝國血脈滋養，又虹吸帝國的營養。朝野腐敗會導致綱紀凌亂風氣不正，軍隊腐敗則會有巨大的破壞性。宋仁宗皇四年（1052年），儂智高叛宋建立“南天國”，在西南一帶鬧得很兇。狄青沒有赴前線之前，當地官員無法抗擊。邕州知州宋克隆不能平亂，又想著怎麼得到朝廷賞賜，聯合多名前線官員如溪洞都巡檢劉莊、賓州推官王方、欽州靈山縣主簿楊德言等人乾了一件缺德事，殺逃民詐稱斬獲敵人，以此冒領朝廷的軍餉。事發後，相關責任人受到了嚴肅處理，剝奪政治權利終身，流放千里，永不錄用。
宋克隆發了一筆國難財，在特定的歷史背景下，戰亂時“殺逃民詐稱獲賊”的比比皆是，不足以證明地方大員的優勢。和平年代會體現得更加明顯。北宋開國名將曹彬宗親曹翰，是一員血戰沙場的將領。曹彬入蜀時，曹翰為西南諸州轉運使，負責大軍補給工作。滅南唐時，曹翰為先鋒。曹翰文武雙全，詩寫得極具氣魄：“曾因國難披金甲，恥為家貧賣寶刀。他日燕山摩峭壁，定應先勒大名曹。”宋太宗經常吟詠曹翰的軍旅詩，以追慕當年崢嶸歲月。曹翰任幽州行營都部署，利用自己的軍隊在當地開黑市賺錢，《宋史》載“徵斂苛酷，政因以弛”，竟然到了賣兵器的地步。軍中高級軍官私自販賣武器，犯了危害國家安全罪，足以致死。宋太宗念他勞苦功高，貶謫汝州，以示懲戒。
宋克隆、曹翰仗著天高皇帝遠的地方優勢，利用國家資源中飽私囊，上過戰場的武臣搞起經濟建設確實不手軟，考其做法過於粗野，缺少含蓄。同樣是武臣的果州團練使張亢的做法顯然技高一籌。張亢不殺民不賣武器，通過放貸取息的方法搞經濟創收，他“假官銀”為己所用，原始資本是朝廷的錢，來了一招“空手道”，現在我們管這種做法叫“挪用公款”。
武臣的手段是“明搶”，而文官通常是“暗奪”。
《宋會要輯稿·職官》載，時任刑部員外郎任顓知潭州，大致相當於今天的長沙市市長，文官出手隱蔽性極強，但殺傷力很大。時有來自廣州的大珠寶商死在了潭州，任顓一看發家致富的機會來了，找到本路路轉運判官（副省長）李章，兩人同流合污。
宋代商業發達，商業稅首次超過了農業稅，成為帝國重要經濟支柱。黃仁宇在中提到“熙寧十年（1077年）歲入7070萬貫，農業的兩稅為2162萬貫佔30％；工商稅為4911萬貫佔70％”。宋代有一套完備的財政系統和商業稅收系統，如中央財政最高部門三司，地方有都轉運司管理財政。管理貿易，中央有榷貨務，地方有榷貨司、市舶司（海關）等。任顓與李章銷毀了珠寶商上稅的憑證，從而以偷稅漏稅為由沒收了珠寶商的財產，得到珍珠80兩，恰好是5宋斤。
這位廣州珠寶商曾在廣州用一千貫購進貨物，販賣到京城賣了3000餘貫，價格翻了兩倍。當時他用1000貫買了5斤珍珠，合每斤200貫。這是成本價，不是市場價。很不湊巧這次廣州珠寶商病死在潭州，任顓與李章兩人“籍其財”，把所得的五斤珍珠“賤市之”。一個是管地方的市長，另一個是管財政的副省長，他們對珍珠的市場行情瞭如指掌，之所以賤賣是急於出手，兌換成現錢。給他們打個折，低於市場價出手，怎麼的也得兩千貫吧！仁宗朝米價每石300文錢，等於360600元人民幣，一貫是9001500元人民幣，2000貫相當於人民幣180300萬左右。兩人一合計把珍珠賤賣，錢財“按勞分配”，又找了個藉口弄死了珠寶商的兒子。
宋克隆、曹翰、張亢、任顓等等，文臣也好武臣也罷，他們在地方為虎作倀，並且事發後能夠全身而退。他們在犯罪後有個共同特點：為什麼沒有誅殺責任人以示天下，僅僅輕描淡寫地處理了？
“強龍不壓地頭蛇”這句江湖術語給了我們啟示，該現象正是它的延伸與折射。在地方待久了，建立了穩固的組織關係網絡，好比身體某處發了癰疽，處理的方法並非要割掉爛肉，而是尋求另一種使其不至於擴散壞死的補救方法。強龍之所以難壓地頭蛇在於地頭蛇眾多。再次繞回到朝廷與地方的關係上來，天圓地方，道在中央，恰因有若干個地方的支持，所以才有了朝廷的獨一無二。泰山不讓土壤，故能成其大；河海不擇細流，故能就其深。兩者本質上相同，龍的退化就是蛇，同宗同源，無法分割。地方優勢在於有著極強的自我保護的政治力量存在。朝廷對他們的處理態度十分明確，照顧到地方勢力，首先要照顧到地方的人事。歸根結底是平衡官與民的物質利益，中央與地方的政治利益。
官場，最大的沉浮無外乎“平衡”二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