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人們的看法相反，阿洛伊斯遺給家人的並不是貧困的生活。在他去世時，他領取的養老金是２４２０克朗。這個數字比一個小學校長所領到的要高。他的遺孀所得的，除半數養老金外，外加約等於年養老金四分之一的津貼，一次付清。此外，每個孩子每年可領到２４０克朗，直至“滿２４歲，或得以自立，視何種情況為先”時止。
小屋裡最大的變化是緊張氣氛消失了。當年阿洛伊斯投下的獨裁的陰影已一去不復回。快滿１４歲的阿道夫成了家庭的主宰。關於兒子的前程，克拉拉原想執行丈夫的遺訓，但她唯一的武器就是祈求。不消說，這對阿道夫的夢想，並沒有什麼威懾力量。不管誰何時問他將來幹什麼，他的回答總是一樣：“偉大的畫家。”
為了避免每天長途跋涉，在春季學期開始時，阿道夫獲准在林嗣寄宿。這樣，母親僅有一點的微弱影響也縮小了。在林嗣，他與其他５個孩子一起寄宿在一個名叫塞琪拉的老太太家裡。在這裡，他變得彬彬有禮，不只是對房東老太太，就是對他的同窗，他都使用“您”。環境的變化雖然未提高他的在校成績，卻也給了他較多的繪畫和讀書的時間。據塞琪拉太太反映，他常在晚間用功，耗去的蠟燭無數。一次，她發現他彎著腰看地圖，還用有色鉛筆在畫道道。 “餵，阿道夫，你在搞什麼名堂呀？”她問。他簡短地答道：“研究地圖。”
散漫的學年結束了，阿道夫的數學又不及格。希特勒太太得到通知，除非秋天補考及格，否則阿道夫要留級一年。這給家庭帶來了暫時的陰影，不過，那年夏天全家受到邀請，前往希皮塔耳度假。全家乘火車前往鄉下時，帶有兩隻老式大木箱，裡面盛滿了衣服和盤子。到威特拉火車站迎接他們的是克拉拉的妹夫安東·施密特——他用牛車將希特勒一家拉至希皮塔耳這個小村。這是個愉快之夏。克拉拉有家人作伴，又獲得同情；阿道夫呢，他逃脫了田間的操作，偶爾也跟施密特家的孩子們一同玩耍。一次，他給他們糊了個風箏，“尾巴長長的，五顏六色，是用不同的色紙糊的”，放起來，“飄在空中，漂亮極了。”然而，他花在讀書和畫畫上的時間更多。
這兩項追求業已表明，他是個與眾不同的少年；他寧願在自己的夢想世界中生活。每逢下雨，阿道夫便呆在孩子們的屋裡。每在此時，表妹瑪麗亞·施密特回憶說，“他便在室內來回踱步，或在那裡畫個不停。若是受到打擾，他便生氣。他把我推出門外。我要是在外邊哭，他就叫他母親給我一點糖或什麼的。我們常拿阿道夫·希特勒開心。他在裡邊，我們就往窗戶上扔東西，這時他就會跑出來追趕我們。”
回到里昂丁後不久，家裡又發生了變化。 “生性快活、善於享受人生樂趣，愛笑”的安吉拉與林嗣城裡的稅務員里奧·拉波爾結了婚。阿道夫非常不喜歡里奧，說他又喝酒又賭博，但是，更有可能的是他之所以反對新婚的姐夫，是因為姐夫完全不同意把畫畫當作職業。
阿道夫補考是及格了，但還在為升三年級做準備工作。對他，最困難的課程是法語。事隔多年後，他還對學法語進行譴責，說“完全是浪費時間”。法語老師休謨教授對於年輕的阿道夫真是百感交集。 “他確有天才，但面太窄”，他回憶說，“他缺乏自我修養，是個有名的好鬥分子。他任性、傲慢、易怒。顯然，他功課趕不上。另外，他也很懶，否則，其他那份天才，成績會好得多。在繪畫方面，他的風格是流暢的；科學課程他也學得不錯。但是，他對艱苦工作的熱情頃刻便煙消雲散了。”休謨博士也是阿道夫的德文教師和班級顧問，所以，他對阿道夫的興趣決非一時。 “若受到規勸或斥責，阿道夫便暗懷敵意。與此同時，他又要同學們對他盲從，自作領導，還肆無忌憚地搞惡作劇，當然，這些戲謔行為無大害，在不成熟的青年中也司空見慣。”然而，這位“面黃肌瘦”的青年卻也有使休謨教授高興的東西，而他也盡力去引導阿道夫。
但是，所有的努力都無濟於事。雖則年輕，阿道夫已經定型，我行我素。若有人想打進他的私人天地，他便立即縮了回去。
歷史老師里奧波德·波希也在內向的阿道夫腦中留下了印象。在講解古代條頓人的歷史時（老師使用了彩色幻燈片），阿道夫簡直給迷住了。希特勒在中寫道，“即使在今天，一想到這灰白髮老人，我還懷有友善的感情。他講課時所帶的熾烈感情，有時竟使我們忘卻了現在；他好像具有魔力，將我們帶回到古老的年代。他用數千年迷茫的歷史面紗，結成牢固的歷史事實，灌進活生生的現實。每當出現這些時刻，我們端坐在那裡，常常熱血沸騰，有時甚至感動得流淚。”
然而，一到課餘，經常使希特勒不安的卻是沉悶。到１９０４年春，學校生活已變得枯燥無味。同年５月，在聖神降臨節那天，他在林嗣教堂行了堅信禮。這同樣令他厭煩。在埃瑪努爾·盧加特所提名的男孩子中，“沒有一個像阿道夫·希特勒那樣，臉色陰沉、坐立不安。他的話幾乎要我去拽才能說出來……他對堅信禮的整個過程好像都非常反感，他是在極勉強的情況下才行完堅信禮的。”行堅信禮的人群一回到里昂丁，阿道夫馬上便找他的遊伴去了。接著，盧加特太太回憶說，“他們便在屋前屋後跑來跑去，玩什麼'紅印第安人'——鬧翻了天！”
那年，阿道夫的法文不及格。秋天的補考剛及格——有個條件，他不能再回林嗣學校念最後一年級。最近的一所中學在斯狄爾，離家約２５英里。阿道夫再次被迫離家。希特勒太太陪著１５歲的兒子，一同到斯狄爾，在西希尼家給他找了一間小屋。從一開始阿道夫就不高興。他討厭這個城市；窗外的景物又是那樣的令人噁心。 “我經常在窗口練習射老鼠”。
阿道夫花在射老鼠和繪畫上的時間要比花在功課上的時間多得多。結果，第一學期的成績就很差。他的體操課得了個“優”，繪畫得了個“良”。他最喜歡的兩門課程歷史和地理，只得了個“中”，數學和德文不及格。逃學，他已到了荒唐的地步。一天早晨上學，他脖子上圍了一條大圍脖，偽稱嗓子壞了。結果，他被送回家了事。 〔*那年春天，在參觀臨近的一個小鎮時，他在留言簿上寫下了一首詩，透露了他的心事。有四個字無法辨認：
（一）人們端坐在空氣充足的室內，
啤酒、葡萄酒，盡情歡飲，
吃呀、喝呀，放縱無度，
（Ｘ）後全都醉臥地板。
（二）他們登上高山，
（Ｘ）驕傲的面孔，
一個筋斗翻下山來，
連站都站不穩。
（三）回家了，他們板著面孔，
時間呀，全部忘記，
老婆（Ｘ）了，（可憐的？）人呀，
竟用鞭打醫治傷口。
他還畫了一張漫畫，畫的是一個矮小的男人正在挨板子，打他的是個胸脯飽滿的女人。這幅畫，連同那首詩，是相當出色的，因為它們係出自一個１５歲的孩子之手，而且竟如此奇怪地寫進留言簿〕。
儘管如此，他的分數後來還是有所上升。學校通知他，如果秋天他回來補考，就准予畢業。 １９０５年７月的一天，天氣悶熱，阿道夫把這個好消息（相對而言）告訴了母親。在此之前，她已將里昂丁的農莊賣掉——這是個多麼混亂、多麼不幸的地方呀——搬進了座落在林嗣市中心的漢波爾德大街３１號。這是一座陰暗的樓房，他在裡邊租了一套房子。離開時刻關心和保護他的母親，一年後，阿道夫在外表上已發生了顯著的變化。他已不再是一個孩子，而是個頭髮蓬亂的青年，鬍子已依稀可見。他已是個面帶夢想般的表情、舉止頗浪漫的波希米亞人了。在斯狄爾的一個名叫斯通伯格的同班同學，把他的這一切用鋼筆劃了下來。這幅畫滿可稱之為“畫家青年時期之肖像”。
克拉拉大喜，簡直把兒子當成英雄，母子二人的關係又變得那樣親密。不久，他們又帶著保拉去希皮塔耳度暑假。在這裡，阿道夫染上了肺炎（家中有患呼吸道疾病的病史）。這一病，母子的關係更加親近了。阿道夫雖然被“放逐”至斯狄爾，這個夏天出了一點問題，但是對母子二人來說，這個假期肯定還是愉快的。
到希特勒一家離開鄉下時，阿道夫的身體已經康復，可以回斯狄爾參加９月１６日舉行的補考了。他補考及格了。當晚，他與幾個志同道合的同學，秘密地開了個小酒會，以示慶祝。結果，阿道夫喝得爛醉如泥。 “晚上的事我已忘得一干二淨。”他只記得，凌晨有個送牛奶的人把他從公路上叫醒。
他將永遠不再蒙受此辱。他喝醉酒，這是第一次，也是最後一次。
儘管拿到了證明，但希特勒卻無法應付畢業考試。事實上，一想到去技術學校繼續學習，他就反感。他以肺不好為藉口——“猛然間，疾病前來幫忙”——說服了克拉拉，不讓他繼續求學。後來，誹謗者攻擊說，關於身體不好的問題，希特勒在中撒了謊，但保拉卻證實，他確實患有出血症。希特勒童年時代的一個朋友記得，“他咳得很厲害，又患鼻膜炎，特別是在潮濕和下霧的日子，咳得更兇。”有個鄰居也證實，“他身體很壞，因為肺有問題，不得不輟學。肺不好，後來還咳血。”
由於不再有父親或學校來管教，這位１６歲的年輕人便成了一個自由自在、到處遊逛、藐視權威的人物。他過的是一個出逃者的生活。他如飢似渴地看書、速寫，本里畫滿了各種畫。他上博物館，進劇場，還去蠟人館。有一次，他在火車站附近看了一場電影，使他的道德觀念大受震驚（“多可怕的電影！”）。他再也不尋人交往；他再也不是兒戲的領袖。
他獨自在林嗣街道閒逛，但並不感到孤單，未來的夢想在他心中猛烈地攪動。他已討厭與人交往。 １９０５年深秋，他終於遇上了一個可以容忍的人——奧古斯特·庫比席克。庫比席克是個裝修商的兒子，也抱有幻想：他要成為世界著名的音樂家。他已會拉小提琴和大提琴，還會吹小號和低音大喇叭，且正在德索埃教授的音樂學校學習樂理。一天晚上，兩人在劇院裡見了面。庫比席克注意到，希特勒寡言少語，穿著考究。 “他臉色蒼白，骨瘦如柴，與我的年齡相差無幾，隨著演出的進展，他眉飛色舞。”庫比席克本人則外表銳敏，寬額，頭髮捲曲，好像注定要當藝術家。
阿道夫和庫斯特爾（希特勒不稱他新結交的朋友“奧古斯特”）幾乎每晚都雙雙上劇場。若不看戲，兩人便沿蘭德大街閒走。每逢此時，阿道夫手中總有一根以像牙作柄的黑手杖。一天，庫比席克鼓足勇氣，問他的沉默寡言的朋友是否有工作。 “當然沒有”，阿道夫粗魯地回答說。 “糊口的工作”是不適合他幹的。
因為希特勒不喜歡談論自己，他們談的多是音樂和藝術。
一天，希特勒突然拿出一本黑色的筆記本，向庫比席克朗誦了他剛寫好的一首詩，隨後又將幾幅畫和設計稿交給他看，承認自己想當畫家。在這個年齡便有這種決心，這使庫比席克印像不淺（“看到如此閃光的東西，我大為興奮”）。打那以後，他幾乎把希特勒當成英雄崇拜。由之，他後來對希特勒的回憶雖常常誇大其詞，有時甚至臆造，但是，沒有一個人能像他那樣深刻了解年輕時的希特勒。
雖然兩人具有許多共同之處，但性格卻截然相反。庫比席克自認為是“善於適應環境，時刻願意作出讓步”；希特勒呢，則是“非常暴躁，高談闊論”。然而，性格上的差異反而加深了他們之間的友誼。庫比席克善於傾聽，甘心扮演被動的角色，“因為它使我明白，我的朋友是多麼需要我。”庫比席克的熱心傾聽，令阿道夫感到溫暖。於是，他便常常高談闊論，“且打著生動的手勢，完全是講給我聽。”這些高談闊論，通常是在田間散步，或穿過渺無人踪的山路時發表的。它使庫比席克覺得，這簡直像是火山爆發，又像是舞台上的一幕。 “我只能張口結舌，一動不動，連鼓掌都忘記了。”過了好久，庫比席克才醒悟到，他的朋友並非在演戲，而是“萬分認真”。他還發現，希特勒只允許你同意，不允許你反對。庫比席克常被怔住的是希特勒的口才，而不是他談的內容。因此，庫比席克時時都表示贊同。
在這個時期，他倆常到圖姆萊頓維克去。在那裡，阿道夫或讀書，或畫速寫，或畫水彩畫。有時，倆人也會到多瑙河岸邊的石階上去閒坐。在此幽僻之地，希特勒常常會傾吐他的希望和計劃，甚至想入非非。當然，這也不是單方面的。
阿道夫非常清楚庫比席克的思想。 “我需要什麼，缺少什麼，他都一清二楚。有時候我甚至覺得，他既過他的生活也過我的生活。”
阿道夫過的雖然是一個波希米亞花花公子的無憂無慮的生活，但他的住所卻相當簡陋。漢波爾德大街三樓的那套住房，若不是小了一點，本來是滿舒服的。廚房只有一扇窗戶，朝院子開。廚房雖小，但頗舒適，保拉和克拉拉睡在客廳裡，那裡掛有一幅阿洛伊斯這位傲慢公僕的畫像。第三個房間並不比洗手間大，由阿道夫住著。與先前的家不同，現在的這個家很安靜，一家人和睦相處。實際上，這個家是為阿道夫這位少爺安設的。每逢聖誕節，阿道夫送給母親的禮物總是一張戲票。在克拉拉眼中，阿道夫是一位年輕的王子，其天才尚未甦醒，將來注定要成名。親朋曾建議讓阿道夫學點實用的手藝，以便為家庭增加收入，但都遭克拉拉的拒絕。
１９０６年春，阿道夫的夢想之一實現了：母親允許他去維也納這個藝術、音樂和建築學的聖地。在這個古老而羅曼蒂克的城市裡，他遊玩了整整一個月（他大概是住在他的教父母約翰和約翰娜·普林斯家裡）。完全被迷住了。他一直與庫比席克有書信往來。 “明天我要去看歌劇《崔斯坦》（瓦格納於１８５９年創作的一部歌劇，於１８６５年首次演出——譯註），後天看《飛翔的荷蘭人》等”，５月７日他在一張明信片上這樣寫道：“儘管這裡的一切都很美好，我還是想回林嗣。今日去國立劇場。”同一天，他發出的第二張明信片裡，描述了皇家歌劇院的情況，認為裡面的設施平平。 “只有當巨大的聲浪滾過大廳，當風的呼嘯聲被可怕的聲浪吞沒時，人們才感到崇高，才忘卻廳內之金碧輝煌和綾羅綢緞之滿溢。”這些話典型地代表了這個正在萌芽的畫家——語法不通，卻混雜著富有詩意的想像：浮華，但敏感。
回到林嗣後，阿道夫更是專心致志於繪畫與建築。他堅持要庫斯特爾同操此業，庫比席克不從，但阿道夫終於說服了他，與之合夥購買１０克朗國家發行的彩票。希特勒滔滔不絕地講述應如何使用賺來的錢。他說，要在多瑙河彼岸找一座大樓，將二樓全部租下，兩人各佔一間，距離要遠，這樣，庫比席克的音樂聲才不致令他分心。房間由阿道夫本人裝飾，牆畫由他來畫，家具亦由他設計。他還夢想將他們的房子變成業餘藝術愛好者的大本營。 “在那裡，我們可以學音樂，搞研究和讀書，但最重要的還是學習；德國藝術領域寬廣，我的朋友說，怎麼也研究不完。”還有一條規定，此規定雖令人高興，卻也洩露了天機：“這個家應由受過良好教育的姑娘來掌管，由她當'城主之妻'。這位姑娘必須性格文靜，以防惹來某些不受我們歡迎的奢望或意圖。”這個幻想，與大多數幻想一樣，在現實中成了泡影：他們的彩票並未中獎。
阿道夫又在希皮塔耳度過了一個夏天，未發生什麼大事，高潮也不過是他給施密特家的孩子們買了個幻燈而已。從鄉下回來後，他依舊過著一個萌芽畫家和幻想家的生活。 １０月初，他開始學鋼琴由庫比席克的老師執教。保拉回憶說，“母親給他買了一架海茲曼牌的大鋼琴，他在鋼琴前一坐就是幾個小時。”有這樣一個孩子，花錢再多也不為多。大概就在此時，希特勒在庫比席克跟前暴露了一件令他吃驚的新鮮事。此事發生在他們首次觀看《黎恩濟》時。主角是羅馬的保護人，他的升降在阿道夫的身上產生了奇怪的後果。平常，大幕一落，他便指手劃腳地批評演員或音樂。這晚呢，他不但啥也沒說，反而“用一種奇怪的，甚至是敵對的目光”，把庫比席克盯得啞口無言。希特勒臉色比平常更慘白，他豎起衣領，一聲不吭，大步走上大街。時值１１月，天氣寒冷。他“臉色陰惡”，領著他那摸不著頭腦的同伴，爬上了一座陡峭的山頂。突然，他緊緊抓住庫比席克的雙手，雙眼“激動得狂熱”。他說話時聲音沙啞。庫比席克覺得，他的朋友好像變成了另外一個人——“完全是欣喜若狂。儘管沒有聽他說劇中主角是他的楷模或榜樣，他利用幻想力將主角黎恩濟變成了自己的雄心壯志的楷模。”那時庫比席克依然相信，他的朋友的真正目標是要當個畫家或建築師。此刻的阿道夫完全是個陌生人。他口出狂言，“好像他身負重任，終有一天，人民將會將此重任賦予他”——人民向他呼喚，要他領導他們去取得自由。這幕情景可能是庫比席克的杜撰，但它確實反映了他的浪漫之友的心情。當他們下山返回庫比席克的住地時，已是凌晨三時了。兩人莊嚴地握別後，阿道夫並未回家。他再次上山，理由是“我要獨自呆一會兒”。他們家人成了他的幻想經歷的受益者——但持有懷疑。保拉回憶，“他常用抑揚頓挫的語調給我們講歷史和政治。”
山上的事發生後不久，他便消沉了下去。在這時起，他覺得自己像陀斯妥耶夫斯基（１８２１—１８８１，俄國小說家——譯註）的主人公一樣，心靈受到創傷和遭人唾棄。他甚至能從“青春”中步入人世。鋼琴課只上了４個月便停了。庫比席克認為，這是因為“乏味、單調的手指動作一點兒也不適合阿道夫”，但更可能是克拉拉·希特勒之健康惡劣使然。
１９０７年１月１４日，即阿道夫停止學鋼琴之前兩星期，他母親去看了愛德華·布洛克醫生——是位猶太醫生，在當地有“窮人的醫生”之稱。她鎮靜地告訴醫生，她胸痛，一晚一晚地不能成眠。診斷表明，希特勒太太“胸中長有一大腫瘤”。
布洛克醫生並未告訴病人，她已得了癌症。次日，醫生將阿道夫和保拉召去。他們的母親“重病纏身”，唯一的希望就是外科手術。阿道夫的反應使醫生甚為感動。 “他那長長的蠟黃臉歪了。雙眼滾出了淚珠。他問，他母親沒有辦法了嗎？只有在那時，我才意識到他們母子間的愛是何等的深。”
全家決定冒險讓克拉拉開刀。 １月１７日，克拉拉·希特勒進了林嗣城的“姐妹慈善醫院”。次日，卡爾·烏爾班醫生為她切除了一個乳房。此時，約翰娜嬸嬸——駝背，易怒，但隨叫隨到——從希皮塔耳趕來為孩子們管家。克拉拉在三等病房裡，３克朗一天，休養了１９天。論較舒適的病房，克拉拉不是出不評價錢，而是為了省錢——這是她的特點。由於漢波爾德大街那幢房子有三座樓梯，而克拉拉爬樓梯又有困難，於是，全家便於同年春末遷至多瑙河彼岸的烏爾法爾郊區布魯登加斯９號。新住居是石塊砌的屋子，外觀引人。他們住在二樓，共三間。這裡很安靜、舒適。只要坐上電車，跨過大橋，便到了阿道夫最喜歡出沒的地方。
阿道夫有了另一樁心事：他墜入了情網。一直到此時，他與姑娘們的關係都是微不足道的。比方說，一次在希皮塔耳度假，他在牲口圈裡與一個擠奶的姑娘邂逅。當這位姑娘表示願意再深一步時，他卻調頭跑了，還打翻了一桶鮮牛奶。當他與庫比席克在蘭德大街散步時，他們碰上一個“外表莊重，身材苗條的高個子”姑娘，她有一頭漂亮的濃發，梳成髮髻；她是個年輕的“瓦爾基里”（北歐神話中奧丁神之婢女——譯註）。阿道夫激動地抓著同伴的胳膊，堅定地說：“我告訴你，我愛上她了。”她的名字叫斯特芬妮·詹斯坦，也住在烏法爾。
他為她寫了許多情詩，其中有一首叫《獻給愛人的歌》，阿道夫還將這首詩給忠誠的庫斯特爾朗誦過。他承認，他從未與她說過話，但，“用不著說一句話，一切都會清楚的。”希特勒說，他們是美妙的一對，彼此靠眉目就可傳情。 “這些事是無法解釋的”，他說。 ”我心裡有的，斯特芬妮心裡也有。”庫比席克催他趕快向斯特芬妮和她無時不在的母親作自我介紹，但希特勒拒絕這樣做。他說，若自我介紹，必然要介紹自己的職業，而他還不是個職業畫家。另外，他還在埋頭研究挪威和德國神話；他發現，神話裡的女人都是非凡的，而他自己對性的概念或許是浪漫化的、騎士般的。沒有必要向這位年輕的品格飛（德國傳說中的英雄——譯註）作平淡無奇的介紹！幻想成了狂想。一切均失敗，他將趁庫比席克與她母親談話之機，將她綁架！
斯特芬妮繼續對他不予理睬。他猜她是在生他的氣（此時，她即將與一個中尉訂婚。多年後，如她得悉希特勒曾全心全意地愛過她，肯定會覺得萬分驚奇的）。在失望之餘，他立誓不再受這番罪。 “我要將此事結束！”他決定跳河，從橋上跳進多瑙河——不過，斯特芬妮要與他一起殉情。他訂出了一個詳盡的計劃，包括大家應說些什麼話在內。庫比席克應作為這個悲劇的見證人。
這個愛情事件是與一個具有幻想、感情又容易衝動的年輕人相稱的。成功將導致他們結合，而以繪畫為職業的幻想也將告終；失敗，則會增加又喜又痛苦的幻想。由於有更要緊的事情，斯特芬妮很快便退出了背景。阿道夫的創作欲已從繪畫轉入建築。他雖然仍孜孜不倦地畫水彩畫，但他的作品——雖顯示出某些天才——卻不能滿足沸騰在他胸中的理想和感情。 “阿道夫從未認真作畫”，庫比席克說。 “他具有更嚴肅的願望，作畫不外乎是他理想之外的愛好而已。”但在另一方面，他的建築設計卻表現了他的不可抗拒的創作慾和明確的條理性。受理想之驅使，他居然要改變林嗣的面貌。他常常站在新教堂前，一邊稱讚其某些特點，一邊又在評頭論足。為了改良該教堂，他竟將它重新設計，一鼓作品地畫了又畫。 “他把一切都獻給了他想像中的建築物，完全被它迷住了。”當他與他的唯一聽眾一起逛街時，希特勒常常指出街頭建築必須改變之處，並詳細闡述應如何修改。市政大樓不夠威武雄壯，他便想用一座現代化的雄偉建築予以代替。城堡太難看了，他要重新設計，以恢復它原來的壯觀。新建的博物館確令他興奮，回來後還一再誇獎用大理石砌成的橫飾帶——它們描畫了某些歷史場面。即使是這些，他都認為應該改掉——他要將它的長度增加一倍，使它成為全歐最長者。
他建造新火車站的計劃，反映了他對市政規劃的熱情。由於林嗣在不斷擴大，他要拆除既難看又妨礙交通的鐵軌，把車站建於城沿，將鐵軌深埋地下。公園必須擴建至舊火車站。
他的想像力是無邊無際的。他計劃將鐵路通至里茲頓維克的頂端，在那裡，他要建造一個寬敞的旅館和一座高達３００英尺的鐵塔，鐵塔又需俯瞰架設在多瑙河上的高水平的橋樑。
他的生活幾乎與眾隔離。晚上，他睡得很晚；白天，他又全天呆在屋子裡，或看書，或畫畫，或搞設計。樓下的鄰居是郵政局長的老婆，她常見希特勒於傍晚６時後外出，在與庫比席克閒逛回來後，他又在起居室內不停地踱步至凌晨。
一天，她丈夫建議他步入郵政界，但阿道夫回答說，終有一天他會成為一位偉大的畫家。 “當向他指出他缺乏必要的途徑和人事關係時，他只簡短地回答：“馬卡特和盧本斯發跡前也很貧寒。 '”
阿道夫生性好動。林嗣再也沒什麼可以給他了。他渴望外部世界，特別是維也納。他設法想使母親相信，他能進入美術學院。另一方面，克拉拉又受到女婿和孩子們的監護人約瑟夫·梅洛福的勸說和逼迫。兩人均堅持說，現在該是孩子選擇一個像樣的職業的時候了。梅洛福甚至還找到一個願意收阿道夫為徒的麵包師。
然而，克拉拉又無法拒絕兒子的熱切請求。同年夏天，他被允許從“奧地利抵押銀行”中取出約７００克朗的繼承財產。
這筆款項夠他在維也納花費一年，包括支付美術學院的費用。
阿道夫的勝利卻又受到母親身體狀況惡化的影響，所以，他恐怕是帶著悔恨、內疚而又興奮的心情離家出走的。美術學院的入學考試將在１０月上旬舉行，如他現在不去維也納，他的職業又得後推一年。 １９０７年深秋的一個早晨，庫比席克出現在布魯登加斯９號。克拉拉和保拉都在哭泣，連阿道夫的眼睛也是濕的。他的皮箱很重，是由他二人抬下樓梯並抬上電車的。
在他第一次去維也納時，他曾不斷給庫比席克寄明信片。這次呢，人走了１０天卻連一個字也沒有。庫比席克暗自猜想，阿道夫恐怕是生了病，或遭了車禍，甚至可能已死亡。於是，他便決心向希特勒太太打探消息。一見庫比席克，她劈頭就問：“阿道夫有消息嗎？”她的臉更顯得飽經風霜，眼睛缺乏生氣，說話更是有氣無力。阿道夫一走，她似乎也隨他而去。變成了一個“蒼老而病魔纏身”的老婆。她又開始嘮叨他曾多次聽過的惋惜之詞：阿道夫為何不選擇一個適當的職業？靠畫畫或寫故事，他是掙不來什麼錢的。他為何要把繼承得來的財產浪費在“無謂的維也納之行”上？為什麼對撫養小保拉他一星半點責任都不負？
阿道夫住在斯通帕大街２９號二層樓，靠近維斯巴諾夫，房東是一位名叫查克雷斯的波蘭婦人。入學考試前阿道夫滿懷信心，結果卻令他大為震驚：“應試畫作不能令人滿意。”這使他精神萎靡不振，目瞪口呆。當他要求院方作出解釋時，校長對他說，他的畫“表明，或不適宜於繪畫、或能力很明顯是在建築方面。”
阿道夫垂頭喪氣。幾天后他才明白庫比席克早就猜中過的——他的畫不外乎是業餘愛好之作，他的真正命運是當一名建築師。前途之困難又似乎無法克服；進建築學院需要建築學校的畢業文憑，而進入建築學校又要普通中學的畢業證書。他有決心取得成功，但種種困難又令他沮喪。於是，在爾後的幾星期內，他的生活毫無目的，只關在小屋內看書；晚間則去看戲，或在街頭轉來轉去，欣賞街頭建築。
在烏法爾，克拉拉·希特勒已生命垂危。郵電局長太太連忙飛書阿道夫。他急忙趕回。 １０月２２日，他再訪布洛克醫生。為了挽救病人的生命，醫生說，必須採取激烈的治療手段。克拉拉的手術似乎已為時過晚。 “病毒已轉移至肋膜。”布洛克醫生繼續說，治療的方法不僅危險——傷口需上大劑量的碘酒——而且花錢也極多。阿道夫對花錢多少毫不在意，同意先向布洛克醫生支付碘酒錢，治療費則隨後付清。
阿道夫突然出現在家裡，使庫比席克吃了一驚。阿道夫臉色慘白，雙目無光。在向庫比席克說明何以從維也納回來的原因後，希特勒破口大罵做醫生的。他們怎敢說他母親已不可救藥？只不過是他們無能罷了！他說，他要呆在家裡侍候母親，因為他的同父異母的姐姐安吉拉馬上就要生第二個孩子了。庫比席克對阿道夫之未提及斯特芬妮覺得奇怪。在此後一段時間內他也未提及她。他“已全神貫注”在母親的病體上了。
到１１月６日，克拉拉幾乎每天都得用碘酒了。上碘酒的過程是很痛苦的。首先要將紗布泡在碘酒裡（它具有令人噁心的、久久不散的“醫院裡”的臭味了，然後將它疊好，敷在傷口上。不光是碘酒浸入肌體時疼痛難忍；一旦它進入內臟後，病人便不能吞嚥。克拉拉的喉嚨幹得冒火，但又不能喝水，因為任何液體嘗來都像毒藥。
希特勒不但全心照料母親，還要與郵電局長的老婆、保拉和約翰娜嬸嬸分擔家務。克拉拉被安置在廚房裡。因為那裡才全天有火。碗櫥已被抬走，換上了一張臥榻。阿道夫就睡在這裡，以便隨時照料老母。白天，阿道夫還要幫忙做飯；希特勒太太驕傲地對庫比席克說，她的胃口從未這麼好過。一說到這些，她的蒼白的臉便泛起血色。 “兒子回來後的快樂，以及兒子對她的無微不至的照料，使她那飽經風霜的、毫無笑容的臉大大改觀。”
在此後寒冷而潮濕的日子裡，庫比席克簡直不敢相信希特勒身上所起的變化。 “沒有一句粗話，沒有一點怨言，不再粗暴地堅持要自行其是。”阿道夫“只為母親活著”，甚至接管了家庭，當了家長。保拉在校成績不好，他就會斥責她；一天，他讓她發誓，日後要做個勤奮好學的學生。希特勒的這些非其本人的表現使庫比席克產生了深刻的印象。 “希特勒或許想在母親面前有所表現，以表明他對自己的缺點已有所醒悟。”
只要醒來，克拉拉就痛苦萬分。 “她很能忍耐，”布洛克醫生回憶說，“不屈不撓，毫無怨言。但，這卻折磨壞了她的兒子。看到母親臉上痛苦的表情，他臉上也很痛苦。”１２月２０日晚間，庫比席克發現希特勒太太靠著阿道夫坐在床上以減輕痛苦，她嘴唇緊閉，雙眼深陷。希特勒朝他的朋友打了個手勢，讓他離開。他剛要走，克拉拉便小聲對庫比席克說：“庫斯特爾。”通常她是叫他庫斯特爾先生的。 “我不在時，繼續做我兒子的好朋友吧。他沒別人了。”
到了午夜，很明顯，她的末日已經來臨，但全家決定不再去打擾布洛克醫生。因他已無法幫助克拉拉了。 １２月２１日凌晨——據希特勒說，是在點燃的聖誕樹的光茫照耀下——她安靜地離開了人世。天亮後，安吉拉把布洛克醫生叫到家裡，以簽署死亡證書。他發現阿道夫坐在她的身房，臉色慘白。在一本速寫本上畫有一張克拉拉的像，這算是最後的記憶。為了減輕希特勒的痛苦，布洛克醫生說，在這種情況下“才是救星”。但此話並不能安慰希特勒。 “在我的整個生涯中”，曾經目擊過許許多多死亡情景的布洛克醫生回憶說，“我從未見過有誰像阿道夫·希特勒那樣悲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