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章 12歲的大學生
亞勤的話：絕大多數人在智力上的差距是微不足道的，真正重要的是如何用好自己的才智。
童年輾轉四處的動盪經歷使張亞勤很難在同一所學校連貫地讀書，但客觀上也給從小以自學為主的他創造了跳級的機會。日後12歲上大學的伏筆，就此埋下。每一次轉到新地方，學校就根據張亞勤的知識水平決定他上哪一個年級。通常是家人把他帶到老師面前。老師隨手出幾道數學、語文題，哪個年級的問題都有，以他能夠解答的難度最大的題目為準分配班級。
感謝姥姥和母親始終堅持不懈的家庭教育，張亞勤的自學反而比體制都被徹底破壞的校園學習效果更好。張亞勤面臨的最有難度的一次考試是，一位老師給當時只有9歲的他出了一道五年級的算術方程式。這確實是張亞勤從來沒做過的一道題，但母親曾給他看過五年級的課本。 “拍照式記憶”又發揮了作用，沉思之後，他最終還是得出了答案，這也讓本來有心試探的老師驚嘆不已。
就這樣，張亞勤頻頻跳級，到了小學畢業的時候，居然才9歲。同一年，家裡又添了一個妹妹，母親得天天上班。於是，照看妹妹的工作也落到了剛剛9歲的小亞勤的身上。已經完成了小學課程的張亞勤索性休學，留在家裡一邊照看妹妹一邊開始學習初中的課程。
“文革”後期，長達數年的混亂令整個社會疲憊厭倦，人們開始反思，砸學校、批老師、焚燒書本這些行為也激起大眾的反感，理性求知的願望從人們心底里迸發出來。渴望知識、尊重知識的風氣悄然回歸。在那個學業荒廢已久的年代，突然出了張亞勤這麼一個總是輾轉求學，卻接連跳級的成績很好的孩子，馬上引起了人們濃厚的興趣。
一傳十，十傳百，很快滿城皆知，都說太原出了個“神童”。在當時求知若渴的大氛圍下，張亞勤成了被推崇的榜樣，毋寧說這個9歲的孩子令人們感受了撲面而來的新時代的微風，變革的希望似乎並不遙遠，恰恰就在身邊。於是，有學校請他去宣傳“經驗”，教大家如何快速提高成績。
“我的法寶就是'求知欲'：刨根問底，不明白的問題一定要搞個水落石出。比如最容易遇到的數學難題，一下課，我就會拿著不懂的問題去問老師。如果老師已經下班，那就追到老師家裡去問。”有一天，張亞勤看到數學老師的書桌上放著一本北京大學編寫的有關三角函數的參考資料，這是當時高中的數學課程。一向喜歡鑽研的張亞勤又對這本書產生了興趣，他向老師藉這本書回家看。儘管知道他聰明，但老師還是很驚訝：“這個是高中課程，你能看懂？”張亞勤小聲說：“試著看看。”
一個多星期過去了，張亞勤興沖沖地來還書了。
老師問他：“看了？”
“看了，我把裡面的習題都做了一遍。”說著張亞勤把自己的習題本交給老師。老師一邊翻看習題本，一邊暗自稱奇。教研室的其他老師也都聚攏了過來，有位老師不太相信，當場出了三道難題讓張亞勤計算，他真的都做出來了。一個不滿10歲的孩子，一星期內學通了一本高中教材，做完了所有的習題，這讓教研室的數學老師們也刮目相看。
羅伯特·麥克納馬拉說過：“人腦和人心一樣，朝著被讚賞的方向走。”張亞勤的天賦隨著年齡的增長表現得越加明顯。 11歲那年，他直接參加了初中升高中的考試，並且又一次考了所有考生中的最高分。
那時“文革”已經結束，但知識青年返城政策還沒有出台，高考也沒有恢復，初、高中畢業生畢業之後何去何從，仍舊是個懸而未決的問題。沿襲舊的製度，城市裡仍舊使用“留城證”，一個家庭只能有一個孩子留在城裡。張亞勤家也面臨這個問題，妹妹出生後，母親曾經和張亞勤開過這樣一個玩笑：“我們家只有一個留城名額，你留還是妹妹留？”
這樣的問題對於一個11歲的孩子來說，似乎太過嚴峻。但是因為已經上了高中，所以抉擇一下子擺在了他的面前，看著牙牙學語的妹妹，張亞勤的潛意識裡認為一定是妹妹拿那個名額，他對母親說：“當然給妹妹。”
恰逢此時，1977年山西美術學校招生，儘管這只是一所中專學校，美術天分不錯的張亞勤還是想去報考，考上的話，就可以將留城證讓給妹妹，而自己也可以繼續學習。歷經十年斷檔後初次恢復招生，考察項目比較簡單。張亞勤很輕鬆地就通過了考試。
但是，連連跳級的神奇少年選擇了美術學校，怎麼看都是一種志向屈服於現實的妥協，令周圍的人唏噓不已。考慮再三，張亞勤和母親還是決定放棄。下一步怎麼走？從來都是周圍孩子學習榜樣的張亞勤畢竟還是個11歲的孩子，他的茫然是實實在在的。
就在這個時候，一個名字跳進了他的視野，徹底改變了張亞勤的學習軌跡，這個名字就是—“寧鉑”。
1978年，高考恢復，百廢待興。中國第一屆科學技術大會在北京召開，提出“科學技術是生產力”，中國迎來了科技的春天。同時，“早出人才，快出人才”的口號，從這片荒蕪已久的人才荒漠裡迸發出來。就是在這樣的背景下，13歲的少年寧鉑參加了第一屆高考，並取得了優異的成績。時任副總理的方毅親自指示中科院下屬單位中國科技大學，破格錄取寧鉑。作為天才少年的寧鉑成為新時代的符號。
“13歲上大學”的消息在張亞勤這裡轟然炸響，令他豁然開朗。
最先把這件事告訴張亞勤的是他當時的高中班主任老師。這位老師非常關心張亞勤的成長，同樣經歷過“文革”洗禮的他，自然也希望自己的學生中能夠出現一個像寧鉑一樣的少年天才。
那天一大早，老師拿著《光明日報》來到張亞勤家裡。張亞勤的母親看完對寧鉑的報導後，馬上明白了老師的心意。但作為一個母親，她是有疑慮的：張亞勤年紀小，讀高中尚不滿一年，去考少年班，實在是太倉促了些。母親不由得搖搖頭。
老師和母親不尋常的神情，吸引了正在和小朋友下軍棋的張亞勤，他也好奇地拿起報紙。一排醒目的黑色粗體字標題令他莫名地一震，認真讀完報導後，“寧鉑”、“中國科技大學”、“少年大學生”這幾個詞在張亞勤的心裡揮之不去。
“應該說就是那個時候，寧鉑激發了我最大的潛力。這之前，我只是讀書、跳級，一門心思學習，除了一直都希望能夠飛到更廣闊天地的朦朧夢想外，從來就沒有對將來要去哪裡、要做什麼有過明確的定位。那份《光明日報》告訴了我目標在哪裡，自己將要去做些什麼！以前在文學作品中讀到的大學生活—校園裡成排的白楊、寬闊的操場、擺滿玻璃器皿的實驗室和幾人一間的集體宿舍，這些畫面似乎離我並不遙遠。”
第二天一起床，張亞勤對母親說的第一句話就是：“我要考中國科技大學少年班。”這時候距離高考只有半年時間，而11歲的張亞勤剛上高一不久。要考中國科技大學，意味著他要馬上進入高二，用最短的時間完成高中的所有課程。
張亞勤要跳級考少年班的事情一傳出來，立即引起了很多人的注意。 “一個高一的孩子6個月後參加高考，這怎麼可能？”很多人產生了疑問。按照規定，只有高二應屆生才可以參加高考，張亞勤非但不符合條件，還有兩年的課程需要補。好在學校支持他，校長說：“只要考試能通過，你上哪個年級都可以。先考高二的尖子班，那個班師資力量強，考上了尖子班才有參加高考的希望。”
當時距離尖子班的考試只有一個月時間。張亞勤以驚人的學習速度，在短短一個月內完成了高中兩年的課程，成功升入高二尖子班。若干年後，談到那一個月的學習，他說：“當時的功課比較簡單，所以一個月學完兩年的課程還是有可能的。那一個月可能是我一生中最用功的一個月，每天差不多學習接近20個小時。所以，動力很重要，我的動力就是高考，就是中國科技大學。”
接下來的高考衝刺階段的學習是張亞勤終生難忘的一段經歷。為了順利考試，張亞勤在老師和母親的幫助下制訂了一套系統完備的學習計劃，每天科學地安排時間，系統地學習各科知識。除此之外，在上學的路上、課間活動等點滴時間裡，他也要見縫插針地背上幾個外語單詞，做上一道數學題。這是一個非常時期，再沒有了平日里的逍遙自在，不論在學校裡還是在家裡，他都是在埋頭苦讀。
亞勤的話：與其心不在焉地學十小時，不如集中精神學一小時。無論學習還是做事，大腦的思維一定要連貫，就好像激光，放射出來之前一直是在集中，集中好了以後一下把它放出去。
“我一定要參加高考，一定要上中國科技大學。”明確的目標、對外面世界的嚮往鼓舞著張亞勤。年僅11歲的孩子，如此的懂事和刻苦，母親看在眼裡，疼在心上。於是，每晚10點之後，她便硬性要求亞勤必須馬上睡覺。可“中國科技大學”就是張亞勤心中的火焰。即使躺在床上，他還會閉上眼睛回想一些英語單詞、一些解題原理……
這種刻苦經歷，在張亞勤此後的生活中屢次出現。無論是讀研究生時攻克電路板問題、留學時攻克論文，他都會徹底沉下心去，潛心專注於問題。有一次數學課隨堂測驗，時間是15分鐘。發完卷子，老師一聲令下，同學們便開始埋頭答題，前面的題目輕車熟路，張亞勤答得很順當，幾分鐘就做完了，可是最後一道題他從來沒見過，一下子卡住了。時間一分一秒地過去，張亞勤心急如焚，他絞盡腦汁，仍舊沒有任何思路。最後，他只能空著這道題交卷。下課後，他仍舊念念不忘那道題，直到放學回家路上，他還在想那道題，快到家的時候他還是沒想出來，於是，他又轉身跑到數學老師家裡，把那道題問了個水落石出。現在回想起來，即使已經擁有多項專利，張亞勤依舊對那道沒有解出的數學題心有不甘，挫敗感記憶猶新：“做數學題就如同上陣殺敵，一道題沒做，就相當於跑了一個敵人，一定要把他抓回來。”
然而，就算他如此拼命，在距離考試還有兩個月的時候，還是發生了一件意想不到的事。這天，正在家裡看書的張亞勤突然右上腹部劇烈疼痛，冷汗直流。到醫院一查，診斷是勞累過度引起的急性肝炎，必須進行住院治療。住院就意味著要放棄當年的高考。母親安慰他，說他的年紀還小，可以遲一年再考。但張亞勤生平第一次反對母親說：“不行，不考就等於徹底失敗，一定要考。”母親拗不過他，只好一邊照顧他，一邊幫他把複習資料拿到病房裡來。就這樣，在醫院的病床上，伴著消毒水的味道，張亞勤一邊輸液一邊學習，準備高考。
有驚無險。 1978年7月，12歲的張亞勤和全國的600萬考生一起走進了高考考場。那是“文革”後正式恢復高考的第二年。十年上山下鄉，無數學子在田間地頭、牛棚豬舍旁刻苦學習，只為等待這一時刻的來臨。從影像資料中可以看到，當時考場上考生年齡參差不齊，三四十歲的考生也很常見，甚至有些考生的子女的年齡都比張亞勤大。儘管年紀小，在與成年人同場競技的考場上，張亞勤的表現絲毫不遜色，他的信心不輸給任何一個成年人。
一個月後，高考成績公佈，儘管張亞勤的成績十分出色，但比當年中國科技大學在山西省的錄取線還是低了十分。就在他以為自己要和中科大失之交臂的時候，三位華裔科學家的一個創舉改變了他的命運—1978年3月，李政道、楊振寧和丁肇中聯合倡導在中科大創建首期少年班。少年班有一個獨立於高考之外的招生考試。這時距離少年班考試只有差不多兩個星期了，考試報名已經接近尾聲。那時候的少年班不像現在是統一報名，而是推薦報名，由老師推薦到學校，到市裡，再到省裡，一級一級上報。到真正報名時家人才知道報名程序，而這時候老師已經將考生名單上報了。離考試只有幾天時間，報不上名，就意味著之前的所有努力都功虧一簣了。張亞勤沒有放棄，他和母親直接找到了省招生辦。由於時間倉促，他連考試科目都不知道，只能藉來一些很老的習題集翻看。
張亞勤當時已經聞名山西全省，如果他能成為少年大學生，也將是山西省的一大榮譽，所以當母親帶著他向招生辦主任說明情況後，對方馬上爽快地答應將張亞勤的名字加進考生名單。
“皇天不負苦心人”。 7月的一天，張亞勤領到了夢寐以求的中國科技大學少年班的錄取通知書。人們爭相傳頌著這個奇蹟—“12歲考入中國科技大學少年班”“比寧鉑還小的大學生”……一時間，張亞勤成了整個山西省的驕傲，《太原報》、《山西廣播電視報》、《山西教育報》……省內的各大報刊紛紛報導了他的“事蹟”。
太原的一些學校甚至掛起了“向張亞勤同學學習”、“掀起學習張亞勤的新高潮”等標語。張亞勤看到這樣的標語，心裡難免有了小驕傲，禁不住有些炫耀地指給母親看。沒想到母親並沒有表揚他，而是冷冰冰地說了一句：“你沒有什麼好讓人家學習的，你和別人都一樣。”
這句話讓張亞勤躁動的心一下子就跌落到了冰點。他不明白，一直鼓勵他的母親為什麼突然澆他冷水。後來，張亞勤才體悟到母親的良苦用心：“她是擔心我在突如其來的榮譽面前迷失了自己，生怕我小小年紀就背負上盛名的壓力，母親只想讓我順其自然地快樂成長。事實證明，母親的判斷是絕對正確的。低調沉穩、踏實內斂是必備的人生態度。”
亞勤的話：人有很多能力，最重要的是判斷力，它比別的能力重要100倍—如果判斷失誤，那麼其他能力也都沒有用武之地。如果你的溝通能力很強，那就更糟了，因為你可以輕而易舉地用你的錯誤判斷影響別人。
歲月荏苒，轉眼30年過去，再回首當年參加高考時的有驚無險，張亞勤頗多感慨，而對最後考試成功，他也解釋說：“我的考試成績在全國范圍看並不突出。儘管數學得了高分，最後一道附加題只有我一個人解出來。但那道題是我做過的，我最初見到那道題的時候也解不出來，整整想了兩天才解出來，要是讓我當場做那道題，我根本不可能做出來。”
回憶起30年前的那次考試，張亞勤說：“1978年是一個特殊的年份，鄧小平以一個政治家的遠見卓識、氣魄與勇氣作出了改革開放的決定，而恢復高考則是徹底改變每個普通人以及整個國家未來命運的根本性戰略。中國的發展需要人才，高考正是遴選人才、進而創造整個社會尊重知識、重視人才的機制。1978年是改變我命運的一年。”
一個多世紀以前，梁啟超寫下了，培養什麼樣的青少年，如何培育中國的未來，在上個世紀70年代末的時點，就成為一個關乎民族興廢的話題。也正是因此，記錄中國改革開放30年曆程的《中國故事》節目選擇了張亞勤、柳傳志、郭鳳蓮等十個標誌著新時代印記的名字，記述那段凋敝歲月之後的複興歷程。
“我那個時候就是想和特別聰明的孩子在一起。”若干年後，張亞勤這樣回憶自己“神童”經歷的緣起。在時代提供的宏大背景下，張亞勤創造了自己的傳奇。
如果說，張亞勤能夠考上少年班，完全憑的是自己的努力，沒有人會有異議。但是，有一種力量在無形中給了他很大的動力，那就是榜樣的力量。在那個階段，這種榜樣的力量來自寧鉑，他幾乎是張亞勤當時能夠克服重重困難堅持下去的精神支柱。
今天張亞勤回憶起來，說道：“有一個目標、一個啟示對人的成長很重要，或者說你不同時期的人生確定了不同的目標，對人生方向有很大的影響。在這點上，還要追溯到母親的教導：那時母親一直希望我成為一個有理想的人，她從精神層面上給了我激勵。她常說：'不管古今中外，處處都有你學習的榜樣。'我上中國科技大學時的榜樣就是寧鉑，我也切身體會到了榜樣的力量是無窮的。”
隨著年齡的增長，張亞勤的榜樣觀也隨之變化了。他說：“人的年齡越大，就越不容易產生偶像感了。不過，我後來也佩服過很多人，比如說我很佩服我留學時的導師，還有一些科學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