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晚九點我們被釋放。
釋放前，一位醫生在海灣醫院幫我做了檢查，兩位巡警全程站在十英尺之外。醫生洗淨我的傷口，給我消炎藥以防進一步感染。 X光顯示我的肩胛骨有明顯裂縫，但未完全斷裂。他幫我換上新的繃帶，給我一個吊腕帶，告訴我至少三個月不要玩足球。
我問他肩胛骨裂了加上去年我跟傑瑞·格林打鬥左手受了傷。綜合起來會有什麼後果，他檢查我的手。
“麻木？”
“完全麻木。”我說。
“手部神經受損。”
“是。”我說。
他點頭。 “嗯，不用鋸掉手臂。”
“謝啦。”
他透過小小、冰冷的眼睛看我。 “你在縮短你的壽命，你會少活很多年，肯奇先生。”
“我開始意識到了。”
“你計劃有一天生小孩嗎？”
“是啊。”我說。
“現在立刻開始，”他告訴我，“你也許能活著看到他們大學畢業。”
我們走下警局門口台階，查斯維克說：“這回你們惹錯人了。”
“還用說。”安琪說。
“不但沒有庫辛或克里夫頓替他工作的記錄，而且你們告訴我你們搭的飛機？那天早上九點到中午之間唯一從羅根機場起飛的私人飛機是一架賽斯納，不是灣流，而且是去俄亥俄州德通市。”
“怎麼才能讓整座機場閉嘴？”安琪說。
“還不是隨便什麼機場呢，”查斯維克說，“羅根機場有全國最嚴密、最受好評的安全系統。特雷弗·斯通的影響力大到可以繞過它。”
“可恨。”我說。
我們停在查斯維克租的禮車前面。司機打開車門，但查斯維克搖搖頭，轉身面對我們。
“跟我一起回去？”
我搖頭，立刻後悔。軍樂隊還在裡面練習。
“我們在這兒還有幾件未了的事情要處理，”安琪說，“我們也必須先想好怎樣對付特雷弗才回去。”
“要聽我的建議嗎？”查斯維克把公文包扔進豪華轎車後座。
“當然。”
“離他遠點。待在這裡等他死。也許他會放過你們。”
“辦不到。”安琪說。
“我猜到你們不肯罷休。”查斯維克嘆口氣。 “我以前聽過一個關於特雷弗·斯通的故事。只是傳聞。小道消息。不管怎樣，據說70年代初有一個工會組織者在薩爾瓦多煽動工人，威脅到特雷弗·斯通的香蕉、菠蘿和咖啡利益。於是，根據傳聞，特雷弗打了幾通電話。有一天，在一間他的咖啡加工廠，工人篩揀一桶咖啡豆時發現一隻腳。接著一隻手臂。接著一個頭。”
“工會組織者。”安琪說。
“不，”查斯維克說，“是工會組織者的6歲女兒。”
“老天。”我說。
查斯維克心不在焉地拍拍車頂，瞭望昏黃的街道。 “工會組織者和他太太始終沒有找到。他們變成當地'失踪人口'之一。從此再也沒人在特雷弗·斯通的工廠談罷工。”
我們握手，他鑽進豪華轎車。
“最後一件事。”他在司機關上車門前說。
我們趨前。
“前天晚上小偷光顧哈姆林與科爾辦公室。偷光所有辦公設備。我聽說傳真機和復印機臟貨很值錢。”
“大概吧。”安琪同意。
“但願如此。因為這些賊為了拿他們要的東西殺了埃弗瑞特·哈姆林。”
我們沉默站著，看他進了橋車，車子悄悄爬上大街，然後右轉駛向快速道路。
安琪握住我的手。 “我很遺憾，”她輕聲說，“為了埃弗瑞特，為了傑。”
我眨眨眼，眼睛裡面似乎有東西。
安琪緊緊握著我的手。
我抬頭看天，這麼濃郁的深藍色，彷彿畫上去的。此外還有一件事，我一到這裡就注意到了：這個州——這麼豐腴飽滿、蒼翠茂盛，這麼五彩繽紛——相較於北方的醜州似乎是假的。
完美無缺反而顯得醜陋。
“他們是好人。”安琪柔聲說。
我點頭。 “他們美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