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在庭園萬豪問過的人，沒有一個見過照片中的傑夫·普萊斯或黛絲麗。而且他們相當肯定，不知是否因為不倒翁和庫辛先生在我們抵達前半小時才剛剛給他們看過同樣的照片。不倒翁這個口蜜腹劍的小混蛋，竟然在萬豪服務台留了一張便條給我們，約我們晚上八點在港島飯店酒吧見。
我們查了同一地區另外幾家旅館，除了茫然的眼神外一無所獲，於是返回港島。
“這不是我們的地盤。”搭電梯下樓去酒吧途中，安琪說。
“不是。”
“憋死我了。我們在這裡根本使不上力。我們不知道找誰問話，我們沒有任何門路，沒有任何朋友。只能像傻瓜一樣到處趴趴走，秀這些蠢照片給每一個人看。我說，啐。”
“啐？”我說。
“啐。”她重複。
“噢，”我說，“啐。我懂了。我剛才還以為你只是說啐呢。”
“閉嘴，帕特里克。”她走出電梯，我跟著她進入酒吧。
她講的沒錯。我們白來這裡。這條線索根本無用。只因為傑夫·普萊斯的信用卡超過兩週前在一家旅館刷過，就飛一千四百英里路下來，實在愚不可及。
但不倒翁不同意。我們在酒吧找到他，坐在窗前俯覽海灣，前面一隻黛基利酒杯，杯裡的混合飲料藍得反常。杯中一支粉紅色塑料攪拌棒，頂端雕成紅鶴模樣。桌子本身舒服地窩在兩株塑料棕櫚樹中間。女服務生穿白襯衫，下擺在貼近乳房的地方打個結，以及黑色萊卡質地緊身短褲，緊到沒有想像內褲存在（或不存在）的空間。
啊，人間仙境。只差胡里奧就十全十美了。但我有個感覺他正在趕來此地的途中。 “不是沒有收穫。”不倒翁說。
“你是說你的飲料還是這趟旅行？”安琪說。
“都是。”他用鼻子撥了半天才避開紅鶴啜一口飲料，然後用餐巾擦拭嘴唇上的藍鬍鬚。 “明天我們分頭調查坦帕市所有飯店和汽車旅館。”
“查光之後呢？”
他伸手抓一把他前麵碗裡的夏威夷堅果。 “繼續查聖彼得堡所有旅館。”
事情就這麼決定了。
接下三天我們掃街，掃完坦帕市，再掃聖彼得堡。我們發現這兩個城市不全然像港島誤導我們的陳腐老套，或像我們在戴爾馬布里大道沿途所見的醜陋。坦帕市的海德公園區和聖彼得堡的舊東北區其實相當漂亮，到處是鵝卵石街道和傳統南方建築，陽台繞房子一圈，多瘤的老榕樹像傘一樣遮住艷陽。聖彼得堡的海灘，如果你能忽視所有匪夷所思的藍髮怪物和汗流浹背的紅頸騎士，也十分迷人。
所以我們找到一些我們喜歡的東西。
但我們沒找到傑夫·普萊斯或黛絲麗或傑·貝克。
而且我們為疑神疑鬼付出的代價，如果真的是疑神疑鬼的話，也越來越令人厭倦。每天晚上我們換不同地點停賽利卡，每天早上我們檢查車子有沒有追踪器，一次都沒找到。我們從不浪費時間找竊聽器，因為是敞篷車，不管我們在車上說什麼，都會被風聲、收音機或兩者同時淹沒。
儘管如此，這麼留意他人監視的耳目感覺很怪，幾乎像我們可能困在一部電影裡，人人都在看電影，除了我們自己。
第三天，安琪下樓到旅館游泳池邊上重讀案子卷宗裡所有數據，我把電話拿到陽台，先檢查竊聽器，再打電話到《波士頓論壇報》地方新聞採訪部找里奇·科爾根。
他接的電話，一聽到我的聲音，就叫我等一下。哪門子的朋友，可惡。
六層樓底下，安琪站在躺椅旁邊，脫掉她的灰色短褲和白色T卹，露出裡面的黑色比基尼。
我叫自己不要看。我真的盡力了。但我意志薄弱。我畢竟是男人。
“你在做什麼？”里奇說。
“說出來你不會相信。”
“講來聽聽。”
“看我的搭檔擠防曬油到腿上。”
“吹牛。”
“不蓋你。”我說。
“她知道你在看嗎？”
“我吃了熊心豹子膽啦？”
就在這一刻，安琪轉頭，看上面的陽台。
“我剛剛被逮到。”我說。
“你完了。”
不過，即使隔這麼遠，我還是可以看到她的微笑。她的臉維持仰向我的角度片刻，然後她輕輕搖搖頭，回去做她的當前要務，把防曬油塗在小腿上。
“老天，”我說，“這個州實在太熱了。”
“你在哪裡？”
我告訴他。
“噯，我有一些消息。”他說。
“求求你告訴我。”
“悲痛紓解公司控告《論壇報》。”
我靠住椅背。 “你的報導登出來啦？”
“沒有，”他說，“問題就在這裡。我的調查工作一向極其小心謹慎，這回也不例外。他們絕無可能知道我在查他們。”
“可是他們知道。”
“是的。而且他們不是詐唬的。他們到聯邦法庭告我們侵犯隱私、跨州竊盜——”
“跨州？”我說。
“當然。他們有很多客戶未必住在麻州。他們在磁盤裡存了客戶檔案，有的來自東北部和中西部。嚴格來說，安琪偷了跨越州界的情報。”
“那條界線未免太細了一點。”我說。
“當然。他們仍須證明我有磁盤和其他一大堆狗屎，但他們一定買通了哪個法官，因為今天早上十點報社發行人接到法院禁令，禁止任何關於悲痛紓解的報導直接引用只能在磁盤裡找到的數據。”
“這麼說你抓到他們小辮子了。”我說。
“怎麼說？”
“如果他們沒有磁盤，他們就不能證明磁盤裡有什麼東西。就算他們把所有數據做成備份存在硬盤，也不能證明硬盤的東西一定是磁盤裡的東西。對嗎？”
“完全正確。但法院禁令的妙用就在這裡。我們不能證明我們打算刊登的數據不是來自那些磁盤。當然，除非我們蠢到交出磁盤，這樣一來我們無論如何都不能用磁盤了。”
“怎麼做怎麼錯。”
“答對了。”
“不過，”我說，“這聽起來像煙霧彈，里奇。如果他們不能證明你有磁盤，或甚至你知道那些磁盤，那麼遲早某個法官會說他們在法律上站不住腳。”
“但我們必須找到那個法官才行，”里奇說，“這表示我們必須提出上訴，可能要到聯邦高等法院。這需要時間。在上訴期間，我必須四處奔波，用其他消息來源獨立證實磁盤裡的數據。他們在消耗我們的時間，帕特里克。他們在玩拖延戰術。而且他們成功了。”
“為什麼？”
“我不知道。我也不知道他們怎麼會這麼快盯上我。你告訴誰了？”
“我沒告訴任何人。”
“騙人。”
“里奇，”我說，“我連我的客戶都沒說。”
“順便問問，誰是你的客戶？”
“里奇，”我說，“少來。”
電話陷入死寂，久久無人開口。
當他終於再開口時，他壓低聲音。 “你知道買通一個聯邦法官要多少錢？”
“很多錢。”
“很多錢，”他說，“和很多權力，帕特里克。我查了這個號稱是真理與啟示教會頭頭的傢伙，名字叫做PF尼克爾森·柯特——”
“真的？那是他的全名？”
“是啊。幹嗎問？”
“沒事，”我說，“只是這名字蠢斃了。”
“是的，總之，PF尼克爾森·柯特很像神明、大師和教主三位一體。二十多年來沒有人見過他。他透過下屬傳達信息，據說從他在佛羅里達海岸邊的遊艇上。而且他——”
“佛羅里達。”我說。
“對。聽著，我認為這傢伙是一派胡言。我認為他早就死了，而且從來不是什麼重要角色。他只是某人給教會戴的面具。”
“面具背後的面孔是？”
“我不知道，”他說，“但絕對不是PF尼克爾森·柯特。這傢伙是白痴。從威斯康星州麥迪遜市來的廣告文案編輯，曾經用化名寫色情劇本貼補家用。這傢伙幾乎拼不出自己的名字。但我看過影片，他有魅力。加上他的眼神和所有狂熱分子一樣，一半狂熱信仰，一半呆滯麻木。所以某人就找來這個長相不差又有魅力的傢伙，拿根棍子撐住他的屁股供起來，變成一座冒牌的神。我相信那個某人就是目前在告我的傢伙。”
我聽到他那端突然響起好幾條電話線的鈴聲。
“晚點再打來。我要走了。”
“拜。”我說，但他已經掛斷。
我走出飯店，沿著一條曲折的步道，穿過種了棕櫚樹和不搭調的澳洲松樹的花園，看到安琪坐在躺椅上，手遮住眼睛擋太陽，仰頭看一個穿橙色泳褲的年輕小伙子，泳褲小到跟丁字褲比恐怕會侮辱了丁字褲。
另一個穿藍色泳褲的傢伙在泳池另一邊觀看他們兩人，從他臉上的微笑可以看出橙色泳褲是他的哥兒們。
橙色泳褲拎了一瓶半滿的科羅娜啤酒，垂在閃亮的屁股旁邊，一片檸檬浮在泡沫中，當我走近時，我聽到他說：“你可以和氣一點嗎？”
“我可以和氣一點，”安琪說，“我現在剛好沒心情。”
“那就改變你的心情吧。你在歡樂與陽光之地，親愛的。”
親愛的。大錯特錯。
安琪在躺椅上換個姿勢，把案件卷宗放在椅子旁邊地上。 “歡樂與陽光之地？”
“耶！”這傢伙灌了一口科羅娜。 “餵，你應該戴太陽眼鏡。”
“為什麼？”
“保護你那雙漂亮的眼睛。”
“你喜歡我的眼睛。”我聽過她用這個語氣說話。逃，我想對小伙子大喊。逃，逃，逃。
他把啤酒靠在屁股上。 “是啊。貓科的。”
“貓科？”
“像貓眼睛。”他說，俯身看她。
“你喜歡貓？”
“我愛貓咪。”他微笑。
“那你可能應該去寵物店買一隻，”她說，“因為我有個感覺那是你今晚唯一摸得到的咪咪。”她拾起卷宗，打開擱在腿上。 “懂我的意思嗎？”
我跨出步道走上游泳池露台，橙色泳褲退後一步，歪著頭，手緊握科羅娜瓶頸，緊到指節泛紅。
“很難想出適當的話來反擊，是吧？”我笑得燦爛。
“嗨，夥伴！”安琪說。 “你冒著大太陽來加入我。我太感動了。你甚至穿了短褲。”
“破案沒？”我蹲在她的躺椅旁邊。
“沒。但快了。我可以感覺到。”
“吹牛。”
“好。你對。”她對我伸舌頭。
“你知道……”
我抬頭。聲音來自橙色泳褲，他氣得發抖，手指指著安琪。
“你還在這裡？”我說。
“你知道。”他重複。
“知道什麼？”安琪說。
他的胸肌波動起伏，他把啤酒瓶子舉到肩膀。 “你要不是女人，我——”
“現在差不多進了手術室，”我說，“即使這樣，你也很接近了。”
安琪從躺椅撐起來，注視他。
他透過鼻孔急促呼吸，突然腳跟一旋，走回他朋友那邊。他們交頭接耳，輪流怒視我們。
“你覺不覺得我的脾氣不適合這地方？”安琪說。
我們開車去蟹棚吃午餐。再度。
三天下來，這地方已變成我們臨時的家。麗塔，一個四十來歲的女服務生，戴一頂飽經風霜的黑色牛仔帽，截短的牛仔褲底下穿一雙網襪，抽手捲雪茄煙，是我們在此地交的第一個朋友。金，她的老闆和蟹棚大廚，很快就要變成我們的第二個朋友。還有第一天遇到的白鷺——她名字叫桑德拉，只要你不灌她啤酒，通常很守規矩。
我們坐在陽台上，觀看另一個傍晚天空逐漸變成深橙色，嗅沼澤散發的鹽味，還有不幸的汽油味，暖風撥弄我們的頭髮，搖動木樁上的鈴鐺，威脅著要把我們的案件卷宗吹落乳黃色的水中。
陽台另一頭坐了四個加拿大人，皮膚曬成粉紅的檸檬汁顏色，穿醜陋的大花襯衫，圍著一桌油炸食物，高談闊論他們選了一個多麼危險的州停他們的休旅車。
“先是那些海灘上的毒品。是嗎？”其中一人說，“現在又有這個可憐的女孩。”
“海灘上的毒品”和“可憐的女孩”是過去兩天最轟動的地方新聞。
“唉呀，就是嘛。唉呀，就是嘛。”一個女人聒噪地說。 “這裡跟邁阿密沒兩樣，事實如此，就是嘛。”
我們抵達次日上午，幾位衛理公會寡婦扶助會的成員從密歇根到此地度假，在敦尼丁海灘散步時發現幾包小塑料袋棄置在海岸線上。袋子又小又厚，後來證實裡面裝滿了海洛因。到了中午，更多海洛因衝上清水和聖彼得堡的海灘，未經證實的報導甚至指出北至霍漠薩薩國家公園，南至馬可島都發現這些袋子的踪影。海岸巡邏隊推測不久前襲擊墨西哥、古巴和巴哈馬的暴風可能沉了一艘運海洛因的船，但他們至今找不到失事船隻殘骸。
“可憐的女孩”消息昨天見報。一名身份不詳的女子在清水一家汽車旅館房間遭到槍殺。相信殺人凶器是一支散彈槍，近距離射中女子臉部，以致面目全非，難以辨認。警方發言人表示該女身體也“殘缺不全”，但拒絕說明細節。女子的年齡估計在18到30歲之間，清水警方目前正嘗試由牙齒紀錄辨明她的身份。
我看到這則新聞時腦中閃過的第一個念頭是：糟糕！黛絲麗。但查過發現屍體的清水地段，又聽到昨晚六點新聞使用的暗諷語言，我放下心來，顯然被害人生前很可能是妓女。
“當然，”加拿大人之一說，“這裡就像是蠻荒西部。千真萬確。”
“你講的對極了，巴伯。”他老婆說，把整隻裹麵粉油炸的石斑魚伸進一杯蘸魚醬。
這是一個奇怪的州，我一來就注意到了，但它越來越討我喜歡。實際上，是蟹棚越來越討我喜歡。我喜歡桑德拉、麗塔、金和酒吧後面的兩塊告示牌，一塊寫著：“如果你那麼喜歡他們在紐約做事的方式，請走95號州際公路北上。”另一塊說：“等我老了我要搬到加拿大，真正慢慢開車。”
我穿著背心和短褲，平常白得像粉筆的皮膚已達到令人滿意的淺棕色。安琪穿她的黑色比基尼上衣，系一條五彩繽紛的紗籠裙，黑髮糾結捲曲，明亮的栗色髮絲已快變成金色。
我喜歡陽光下的日子，但過去三天對她來講是天上掉下來的禮物。當她忘記她對案子的挫折感，或另一個毫無收穫的一天終於結束時，她似乎舒展、綻放、鬆開，迎向熱氣、紅樹林、湛藍的海和鹹鹹的空氣。除非我們在積極追踪黛絲麗或傑夫·普萊斯，她不再穿鞋，晚上開車到海灘，坐在汽車引擎蓋上聽浪，甚至放棄旅館套房的床，睡在陽台上白色繩子編的吊床。
我和她四目交接，她對我微笑，笑中有部分悲哀的理解，部分強烈的好奇。
我們這樣坐了許久，微笑逐漸淡去，眼睛鎖住對方，搜索彼此臉上的答案，回答那些從未說出口的問題。
“我忘不了菲爾，”她說，手伸過桌子握住我的手，“如果我們兩個……感覺像褻瀆。”
我點頭。
她沾滿沙的腳勾住我的。 “我很抱歉令你痛苦。”
“不是痛苦。”我說。
她揚起一隻眉毛。
“不是真的痛苦，”我說，“是心疼。時時刻刻。我好擔心。”
她把我的手拉到她的臉頰，閉上眼睛。
“我以為你們兩個是搭檔，不是情侶。”一個聲音驚呼。
“這位，”安琪說，眼睛仍閉著，“一定是麗塔。”
的確是。麗塔，戴著她的寬邊高呢帽，今天改穿紅色網襪，端來我們點的小龍蝦、蝦和大螃蟹。麗塔聽說我們是偵探，高興極了。她想知道我們捲入過幾場槍戰，加入過幾次飛車追逐，殺過幾個壞蛋。
她把盤子擱在桌上，移開壓在案件卷宗上的啤酒壺，找地方放塑料刀叉，一陣暖風掀起卷宗和塑料叉子，吹落陽台。
“喔，要命。”她說。
我站起來幫她，但她動作比我快。她拾起卷宗，把它闔上，一張照片掉出來，這時一陣風捲起照片，剛要飄過欄杆，被她及時用拇指和食指夾住。她轉身面對我們，微笑著，左腿仍然像芭蕾舞腳尖旋轉動作似的翹起，停留在她撲向照片時的姿勢。
“你入錯行了，”安琪說，“你應該當洋基隊游擊手。”
“我交過一個洋基男友，”她說，低頭看她接住的照片，“在床上一文不值，老是談——”
“繼續講，麗塔，”我說，“別害羞。”
“嘿。”她說，眼睛盯著照片。 “嘿。”她又說。
“什麼？”
她把捲宗和照片遞給我，匆匆離開陽台衝進餐廳。
我看她接住的照片。
“怎麼回事？”安琪說。
我把照片遞給她。
麗塔跑回陽台，遞給我一份報紙。
那是今天的《聖彼得堡時報》，她把報紙折到第七頁。
“瞧！”她氣喘吁籲地說，指著那頁中間一則新聞。
標題寫著：男子因布拉登頓殺人案羈押。
男子的名字是戴維·費舍爾，因涉及一名身份不詳男人被刺死在布拉登頓一間汽車旅館，遭警方拘留訊問。報導語焉不詳，但那不是重點。看一眼戴維·費舍爾的照片，我就知道為什麼麗塔拿報紙給我了。
“老天，”安琪說，注視照片，“是傑·貝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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