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星期日的報紙在客觀評價歐文·奎因的生平及作品，和報導他那驚悚而野蠻的遇害方式之間，掙扎著尋找某種體面的平衡。
“文學界的一個小人物，偶爾引人關注，最近淪落到自我模仿的地步，一直在同行中間黯然遜色，但始終另闢蹊徑，特立獨行。”《星期日泰晤士報》在頭版這樣寫道，並暗示後面還有更令人激動的內容：一個虐待狂的計劃：詳見第十到十一版。在一張肯尼斯·哈利威爾的小照片旁邊，寫著：書和寫書人：文學殺手，詳見第三版文化專欄。
“據說那本尚未出版的書誘發了他的遇害，這樣的傳言已蔓延到倫敦文學圈外，”《觀察者》這樣告訴讀者，“若不是為了保持品位，羅珀·查德肯定立刻就能有一本暢銷書。”
怪癖作家在性遊戲中被開膛，《星期日人民報》這樣宣稱。
斯特萊克從妮娜·拉塞爾斯那兒回家的路上，把每種報紙都買了一份，抱著這麼多報紙，拄著拐杖走在積雪的人行道上，真是步履維艱。他掙扎著朝丹麥街走去時，突然想到不應該給自己增加這麼多負擔，萬一前一天晚上那個想要傷害他的人再次出現呢？還好，他沒有看見那人的身影。
那天晚上，他躺在床上，一邊吃薯條，一邊翻看那些新聞報導，謝天謝地，假肢終於又卸下來了。
透過媒體的失真鏡頭來審視事實，特別能刺激他的想像力。最後，斯特萊克讀完《世界新聞》上卡爾佩帕的那篇文章（“據知情人士證實，奎因喜歡被其妻捆綁，但其妻不承認知道怪癖作家去了他們家的另一處房子”），把報紙從床上划拉到地上，伸手去拿床邊的筆記本，草草寫下第二天的備忘錄。他沒有在那些任務或問題旁邊添加安斯蒂斯的姓名縮寫，但在“書店男子”和“邁·範採訪何時拍攝？”
後面都加了個大寫字母“R”。然後他給羅賓發了短信，叫她明天上班路上提防一個穿黑大衣的高個子女人，如果發現她在，就不要進入丹麥街。
第二天，羅賓從地鐵走過來的那點路上，沒看見符合這番描述的人。她九點鐘來到辦公室，發現斯特萊克坐在她的辦公桌旁，用著她的電腦。
“早上好。外面沒有瘋子吧？”
“沒有。”羅賓說，把大衣掛了起來。
“馬修怎麼樣？”
“很好。”羅賓沒說實話。
他們因為她開車送斯特萊克去德文郡而吵了一架，吵架的餘波像煙味一樣附著在她身上。在開車返回克拉彭的路上，他們不停地辯論、爭吵，羅賓因為哭泣和睡眠不足，到現在眼睛還是腫的。
“他也不容易，”斯特萊克嘟囔道，仍然蹙眉看著顯示器，“他母親的葬禮。”
R是羅賓名字的首寫字母。
“嗯。”羅賓說，走過去把水壺灌滿，她覺得有點惱火，斯特萊克今天竟然同情馬修了，而她巴不得別人一口咬定馬修是個不可理喻的笨蛋。
“你在找什麼？”她問，把一杯茶放在斯特萊克的肘邊，他嘟囔一句表示感謝。
“想弄清邁克爾·范克特的採訪是什麼時候拍的，”他說，“他上個星期六晚上上電視了。”
“我看了那期節目。”羅賓說。
“我也看了。”斯特萊克說。
“傲慢的蠢貨。”羅賓說著，在仿皮沙發上坐下來，不知何故，她坐下時沒有發出放屁的聲音。斯特萊克想，也許是因為自己太重了吧。
“他談論已故的妻子時，你注意到什麼蹊蹺之處嗎？”斯特萊克問。
“鱷魚的眼淚有點過分，”羅賓說，“他剛說過愛情是虛幻的東西，以及諸如此類的一堆廢話。”
斯特萊克又看了她一眼。她白皙、精緻的皮膚似乎飽受情緒激動的折磨，紅腫的眼睛更能說明問題。斯特萊克猜想，她對邁克爾·范克特的敵意，應該換一個也許更該罵的物件。
“認為他裝腔作勢，是嗎？”斯特萊克問，“我也這麼想。”
他看了手錶一眼。
“半小時後卡洛琳·英格爾斯要來。”
“她和丈夫不是和解了嗎？”
“消息過時啦。她想見我，因為周末在丈夫手機裡發現了一條短信。所以，”斯特萊克說，從桌旁站起身，“需要你去弄清那個採訪是什麼時候拍的，我呢，去翻翻案情記錄，這樣我就會顯得還沒忘記她到底是怎麼回事。然後，我還要跟奎因的編輯一起吃午飯。”
“我得到一點新消息，是關於凱薩琳·肯特公寓外的診所如何處置醫療垃圾的。”羅賓說。
“接著說。”斯特萊克說。
“有一家專業公司每星期二過來收集。我跟他們聯繫過了，”羅賓說，斯特萊克聽到她的嘆氣聲，便知道她的詢問以失敗告終，“他們沒有註意到星期二兇案之後收集的幾袋垃圾有什麼異樣或反常。我想，”她說，“如果一個袋子裡有人體內臟，他們不可能不注意到。他們告訴我，一般都是棉籤和針頭什麼的，而且都是用專用袋密封的。”
“不過也需要查查清楚，”斯特萊克鼓勵她道，“這是好偵探的做法——排除所有的可能性。如果你能冒雪出去，還有另一件事需要做呢。”
“我喜歡出去，”羅賓說，立刻高興起來，“什麼事？”
“派特尼書店的那個人自認為八號那天見過奎因，”斯特萊克說，“他現在該度假回來了。”
“沒問題。”羅賓說。
這個週末，她沒有機會跟馬修商量斯特萊克希望訓練她偵察能力的事。葬禮前說這個不合適，而在星期六晚上吵架之後，這個話題似乎只能刺激對方，甚至火上澆油。今天，她特別渴望走到大街上，去偵察，去調查，然後回家把自己做的事原原本本告訴馬修。馬修需要坦誠，那麼她就坦誠以待。
那天上午，遲暮的金髮美女卡洛琳·英格爾斯在斯特萊克辦公室待了一小時。她淚眼婆娑但意志堅決地離開之後，羅賓給斯特萊克帶來了消息。
“對范克特的那次採訪是十一月七號拍的，”羅賓說，“我給BBC打了電話。花了好長時間，最後終於打通了。”
“七號，”斯特萊克沉吟著，“那是星期天。是在哪兒拍的？”
“節目組去了他在丘馬格納的別墅，”羅賓說，“你看採訪時注意到了什麼讓你這麼感興趣？”
“你再看一遍，”斯特萊克說，“試試YouTube上能不能看到。真奇怪你當時竟沒發現。”
這話刺痛了羅賓，她想起當時馬修坐在身邊，盤問她四號公路的那起車禍。
“我要換衣服去辛普森了，”斯特萊克說，“我們把門鎖上，一起出發，好嗎？”
四十分鐘後，他們在地鐵站分手，羅賓直奔派特尼的布里德靈頓書店，斯特萊克要去斯特蘭德的餐館，他打算走著去。
“最近打車花錢太多了。”他粗聲粗氣地對羅賓說，不願告訴她星期五晚上他被困在那輛豐田陸地巡洋艦裡，花了多少錢才擺脫了困境。 “時間有的是。”
斯特萊克離開時，羅賓看著他的背影，魁梧的身體拄著拐杖，腿瘸得厲害。羅賓和三個兄弟一起長大，童年時的觀察使她有一種異常敏銳的洞察力，能看出男性對於女性表露的關懷經常產生逆反心理，但是她擔心斯特萊克的膝蓋支撐不了多久，恐怕再過幾天他就徹底無法行動了。
差不多快到午飯時間了，在開往滑鐵盧的列車裡，兩個女人坐在羅賓對面大聲聊天，膝蓋間放著大包小包的耶誕節物品。地鐵的地面又濕又髒，又一次充斥著潮衣服和人體的氣味。羅賓一路上大部分時間都試著在手機上看邁克爾·范克特的採訪片段，但始終沒有看到。
布里德靈頓書店位於派特尼的干道上，古色古香的玻璃窗，從上到下堆滿五花八門的新書和二手書，全都橫著放。隨著鈴鐺的輕響，羅賓邁過門檻，步入一種溫馨的、散發著淡淡霉味的氛圍。書架裡塞滿橫放的書，一直堆到天花板，兩把梯子斜靠在書架上。屋裡亮著幾個燈泡，燈泡懸得很低，斯特萊克如果在肯定會撞到腦袋。
“早上好！”一位年邁的紳士穿著一件過大的花呢夾克衫，從一間玻璃門已不平整的辦公室裡走出來，幾乎可以聽見他的關節在吱嘎作響。他走近時，羅賓聞到一股濃濃的體味。
她已經準備好簡單的問話，便立刻向他詢問店裡有沒有歐文·奎因的書。
“哈！哈！”他會意地說，“我想，不用問為什麼大家突然對他感興趣！”
這是一個自以為是的男人，離群索居、不諳世事，他領著羅賓往書店的里面走，不等羅賓提問，便自顧自地大講特講奎因的寫作風格和他越來越差的可讀性。只認識不到兩秒鐘，他就似乎斷定羅賓想買一本奎因的書只是因為奎因最近被害了。雖然這是不爭的事實，但羅賓還是感到惱火。
“你這兒有《巴爾扎克兄弟》嗎？”她問。
“看來你知道得蠻多，不光想要《家蠶》，”店主說，用衰老的雙手挪動梯子，“我已經接待了三位元年輕記者，都想要那本書。”
“記者上這兒來做什麼？”羅賓假裝不解地問，店主開始往梯子上爬，舊粗革皮鞋上方露出一截深黃色的襪子。
“奎因先生遇害前不久到這裡來過，”老人說，打量著羅賓頭頂約六英尺上方的那些書脊，“《巴爾扎克兄弟》，《巴爾扎克兄弟》……應該就在這兒……天哪，天哪，我肯定有一本的……”
“他真的來過這兒，來過你的店裡？”羅賓問。
“沒錯。我一眼就認出他來了。我特別崇拜約瑟夫·諾斯，他倆有一次同時出現在乾草藝術節的活動上。”
他從梯子上下來，每跨一步雙腳都在發顫。羅賓真擔心他會摔倒。
“我查查電腦，”他說，重重地喘著氣，“我這里肯定有一本《巴爾扎克兄弟》。”
羅賓跟著他，心想，如果老人那次見到歐文·奎因是八十年代中期，那麼他再次認出奎因的可信程度就要打問號了。
“我想你不會不注意到他的，”羅賓說，“我見過他的照片。穿著提洛爾大衣，看上去非常顯眼。”
“他兩隻眼睛顏色不一樣。”老人說，看著一台早期麥金塔經典款電腦的顯示器，羅賓估計這台機器已有二十年曆史：粗笨的米黃色大鍵盤像一顆顆太妃糖。 “你湊近了看就會發現，他的眼睛一隻褐色、一隻藍色。估計員警會對我的觀察力和記憶力感到驚訝。我戰爭年代在情報部門幹過。”
他看著羅賓，臉上帶著得意的笑容。
“我沒說錯，我們確實有一本——二手的。這邊來。”
他踢踢踏踏地朝一個亂糟糟的、堆滿書的箱子走去。
“那對員警來說是個很重要的情報呢。”羅賓跟在他身後說。
“那還用說，”老人得意地說，“死亡時間。沒錯，我可以向他們保證，他八號那天還活著。”
“我想，你大概不記得他進來想買什麼書吧？”羅賓輕聲笑一下問道，“我真想知道他讀些什麼。”
“噢，記得，記得，”店主立刻說道，“他買了三本小說：喬納森·弗蘭岑的《自由》，約書亞·菲里斯的《無名者》和……第三本我不記得了……他告訴我，他打算出門散散心，需要讀點東西。我們談論了數位出版現象——他對電子閱讀設備的容忍度比我強……好像就在這裡。”他嘟囔著在箱子裡翻找。羅賓也心不在焉地幫著一起搜尋。
“八號，”羅賓說，“你憑什麼這麼肯定是八號呢？”
她想，在這光線昏暗、散發霉味的環境裡，是很容易把一天天日子過混了的。
“那天是星期一，”店主說，“有個愉快的小插曲，談到約瑟夫·諾斯，奎因對他有一些非常美好的記憶。”
羅賓仍然不明白他憑什麼確信那個星期一就是八號，但沒等她繼續追問，店主就得意地大喊一聲，從箱子底部抽出一本平裝本的舊書。
“找到了，找到了。我就知道店裡有嘛。”
“我對日期永遠記不清，”他們拿著戰利品返回收銀台時，羅賓言不由衷地說，“既然來了，順便問一句，你這兒有約瑟夫·諾斯的書嗎？”
“只有過一本，”老人說，“《朝著路標》。對，我知道店裡有，是我個人最喜歡的書之一……”
說著，他又一次朝梯子走去。
“我總是把日期搞混。”羅賓面對再次顯露的深黃色襪子，頑強地繼續說道。
“許多人都是這樣，”店主得意地說，“但我最擅長推斷事情的前後次序，哈哈。我記得那天是星期一，因為我總是在星期一買新鮮牛奶，那天我剛買了牛奶回來，奎因先生就進了店門。”
羅賓等著店主在她頭頂上方的書架上搜索。
“我向員警解釋說，我之所以能確定那個星期一是幾號，是因為那天晚上我去我的朋友查理斯家了，我幾乎每個星期一都要去他家，我清楚地記得我跟查理斯說了歐文·奎因到我店裡的事，並且還談到那天五個聖公會主教叛逃到羅馬的事。查理斯是聖公會教堂的非神職牧師。他對此感觸很深。”
“明白了。”羅賓說，暗自計劃查一查主教叛逃的日期。老人找到諾斯的書，正慢慢從梯子上下來。
“沒錯，我還記得，”店主熱情勃發地說道，“查理斯給我看了幾張精彩的照片，是德國施瑪律卡登一夜之間出現的大坑。戰爭期間我就駐紮在施瑪律卡登附近。沒錯……我記得那天晚上，我說起奎因光臨小店的時候，我的朋友打斷了我——他對作家沒什麼興趣——'你當年不是在施瑪律卡登嗎？'他說，”此時，瘦弱的、骨節突出的雙手在收銀台上忙碌，“然後告訴我出現了一個巨大的弧坑……第二天報紙上就登出了非凡的照片……”記憶真是個神奇的東西。 “他得意洋洋地說，把裝著兩本書的一個牛皮紙袋遞給羅賓，接過她的十英鎊鈔票。”
“我記得那個大坑。”羅賓說，這又是一句謊話。她從口袋裡掏出手機，一邊按了幾個鍵，一邊認真地點了點找回的零錢，“沒錯，找到了……施瑪律卡登……真是驚人，憑空出現那麼大的一個坑。”
“可是，”羅賓說著，抬起頭來看著他，“那發生在十一月一號，不是八號。”
老人眨了眨眼睛。
“不對，就是八號。”他說，因為不願意承認自己弄錯而格外斬釘截鐵。
“可是你看，”羅賓說，把手機的小熒幕拿給他看，店主把眼鏡推到額頭上，仔細看著，“你清楚地記得是在同一次聊天裡談到歐文·奎因光臨小店和那個大坑的？”
“可能弄錯了。”他嘟囔道，不知是指《衛報》網站、他自己，還是羅賓。他把手機塞還給羅賓。
“您不記得……”
“還要買別的嗎？”他慌亂地大聲說，“那就請慢走，再見。”
羅賓看出一位以自我為中心的老頭受到冒犯時的那份倔強，便隨著鈴鐺的一聲輕響離開書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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