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保險、房地產的英文字頭依次為F、I、RE，正巧湊個“火”字，於是便有了這外號似的“火燒經濟”。 “火燒經濟”以其空手套白狼的泡沫秉性，這些年風風火火，把全球資本主義經濟燒得紅紅旺旺。但它最近一個跟頭就出了事，出事的地點就在樊綱博士的所謂“彼岸”（見《南方周末》8月28日《還要多少年才能到達彼岸？》），也就是全世界無數船隻，從夢想小紙船到樹皮艇到龍舟，日夜漂流的目的地。彼岸五大投行垮塌的煙塵像巨大的黑旗冉冉升起。火燒業轉眼化為火葬業，而且火勢洶洶，撲向實體經濟——美國、英國的汽車公司紛紛減產或停產。華爾街的牆上隱隱約約現出了數字，觀者都說像“1—9—2—9”。
這場火究竟會燒多大、燒多久，當然只有他年回首時才可能歷歷在目。這次資本主義經濟危機會像1997年的亞洲金融危機或千禧年初的網絡泡沫經濟那樣，一時亂雲當頭，繼而風流雲散，紫陽高照麼？或許它標誌或預告了世界政治經濟格局將發生的根本性變化麼？難道世界歷史真地峰迴路轉——資本主義剛說要終結它，就被它給終結了麼？這是本次危機再加上近年來其他方面如能源形勢、新興經濟體崛起所帶來的地緣政治的變化等等，帶給我們的懸念。最近正好要編一期雜誌，便帶著這個懸念囫圇瀏覽不少文章和帖子。至於讀後感，可概括為“似曾之局、未定之天”八個字，也就是說，還看不出誰終結誰。但既然未來又說不定了，對未來想像便又可以開始了。
事情的直接起因在美國，在於美國的泡沫火燒經濟，準確地說，在於這個經濟跟實體經濟的不正常關係。著名國際金融、投資專家麥加華（Marc Faber）幾個月前曾這樣調侃這種關係：
聯邦政府給每人600美元的退稅。如果拿這筆錢去沃爾瑪消費，錢歸了中國；如果拿它買汽油，錢歸了阿拉伯；如果買電腦，錢歸了印度；如果買水果蔬菜，錢歸了洪都拉斯、危地馬拉、墨西哥；如果買好車，錢歸了德國；如果買些莫名其妙的破爛，錢歸了台灣。這錢怎麼花也不歸美國經濟。把錢花在美利堅土地上的唯一辦法，就是喝啤酒嫖妓女。只有這兩樣產品屬於美國製造。我可是從我做起。
說美國人不事生產自然是誇張了。美國人也生產，但他們生產的跟收穫的實在不成比例。成千上萬人沒掙出那麼多錢，卻要住那麼大房。解決這個矛盾、實現“居者有其屋”的理想本來有正當的財富再分配途徑——政府和富人有錢出錢，有房出房就是了。但他們選擇了歪門邪道，通過打包再打包、擔保再擔保，以眼花繚亂的組合，什麼ABCP、ABX、CBO、CDO、CDS、CLO、CMBS、CPDO、MBS、SIV（按姓氏筆劃為序），把白條炒成金條，向看花了眼的全世界兜售——因為利太大，發行這些玩意的公司也都忙著收購。這就是“金融工具”“金融創新”之類的本義，跟我手機裡經常收到的來自“李先生”的辦理什麼“發票轉賬業務”的短信其實意思差不太多。馬克思早說過，資本主義隔一陣就要發一回金融狂想症，也就是不干活干賺錢，賺大錢。
關於這次金融危機本身，上海證券公司研究員陸一的《美國政府：為重建制度信用“改寫資本主義”》解釋概念，講述過程，分析性質，一五一十，明白平靜，顯見的行家里手。陸先生我讀他的簡歷居然是中文係出身，中國社會近幾十年河東河西，變化之劇，把不少人送到誰也想不到的地方，這又題外的慨嘆了。新左派學者韓德強幾個月前的演講《當前國內外經濟形勢及成因、趨勢》從更宏觀一些的角度對戰後資本主義經濟向金融危機的有機演化做了生動、風趣的講述。作者十年前在對薩繆爾森經濟學的研究中便預報了2010年前後的世界性金融、經濟危機。德強從前喊狼來了都是在高音區，這回狼終於來了，他在音量、音高上反倒相當克制，則為知人閱世，添一則有趣的材料。
我想世人未必看不出火燒經濟所包含的賭博詐騙性質，只是他們不太敢於做出評價。沒准人家代表了最“先進生產力”呢？前不久中國的精英還在各個飯局上聊什麼“國外一流人才幹啥？乾金融！”欽佩之色讓人想起不安心三農的阿Q說起城裡小烏龜能“把麻將叉得精熟”。民族主義經濟學家王小東的那篇《是一個時代的結束，但絕不僅僅是華爾街》稱得上明心見性，這也是他一貫的文風。王文有一個重要觀點：這類賭博詐騙經濟是一個國家下行而絕非上升的標誌，因此，青春年少的現代中國應該向實實在在的經濟特別是製造業求發展，沒必要跟著八卦師傅走太極步、奔溝裡去。像韓、王這樣被主流經濟學邊緣化的學者，他們所致力的向公眾把事實說明白的事業在中國特別可貴，因為如今上檔次一點的打家劫舍都經過“專業”“學術”的化妝，人家搶了你還笑你不懂。
比起中國的“精英”，美國的精英倒更像精英。火燒經濟怎麼回事，他們不但心知肚明，而且還居安思危。赫德森與詹森的對談《火燒經濟要火熄》就說了這麼一段話：
美國的戰略家們已經討論了大約30年：其他國家是否會而且啥時候會起來反對美國白坐車【即通過現行金融體制不干活干賺錢——紀蘇注】。可我們無法預料他們什麼時候會這麼做，他們真做的時候我們才能知道。所以我們只能該怎麼乾就怎麼幹，直到遇到反抗。到目前為止，我們還沒遇到什麼反抗。美國有各種各樣的應急預案，但其他國家似乎沒有什麼明確的預案。他們只是被動反應，而不是積極主創。
拉瑪·巴蘇德範的《金融·帝國主義·美元霸權》對於成全美國無票乘車而且一路暢通的美元霸權體製做了一番歷史回顧。至於這個體制的所造成的現實後果，作者說：
今天，約66%的外匯儲備是美元儲備，約25%的外匯儲備是歐元儲備。美元的持有人被牢牢地釘死在現在的位子上，因為美元拋售將導緻美元幣值急劇下跌，他們手裡握有的美元價值會縮水。
這話說白了就是，世界不單要供寄生蟲好吃好喝，還得跟寄生蟲同生共死。這種豈有此理的世道雖然可以捆住“利益攸關方”的手腳，卻捆不住人們對更合理更公正的世界政治經濟新格局的想像。美籍華人廖子光先生最近回國忙得不亦樂乎，我聽過他的演講，在友人家向他提過問，還在網上讀到他領銜的致世界領袖的公開信，他就呼籲大家一起想像美元霸權的終結。
對未來的想像依賴於現實的苦難，二者是泉與湧的關係：苦難多深，噴湧就多高。社會主義應該說是近代以來對未來的一次最大想像，它生於不公、長於不平，蔚然大興於二十世紀兩次浩劫之後而成為億萬人浩浩湯湯的普世追求。但它不數十年即被外部環境和自身弊端所壓垮，那垮塌聲既來自被拋棄的社會經濟制度，更來自失神的目光、冷卻的血液，來自對未來世界關閉了的想像。記得俄羅斯前總理切爾諾·梅爾金1990年代曾說(大意)：我們想得夠多的了，沒什麼好想的了，就順眼前這條道走吧！全世界這幾十年大概也都這麼看的——連公園遛彎的退休工人都這麼看，大概也就只能如此罷。但畢竟，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世界順著那條“終結歷史”的盲道走著走著就走到火燒樓垮的地方，不由得世人不睜開眼睛繼續想像未來。
應該說，對當代世界資本主義體系最有力的剖析、最深刻的批判仍然出自社會主義思想——這種事沒法指望格林斯潘。那方面的聲音，不出事的時候沒人愛聽，既然出事了，那就應該聽聽。很多人會都堅信此次金融危機屬於資本主義的“偶感風寒”，傑克·拉斯姆斯卻在《日趨加劇的全球金融危機：從明斯基到馬克思》指出那是資本主義治不好的職業病或基因病，他說次貸、當前金融總危機以及此前的其他金融危機，都反映了同一個內在動力，投機和超級投資是資本主義金融體系固有的長期趨勢。
尼克·比姆斯《資本主義的世界性危機和社會主義的前景》代表了社會主義大家族中托洛斯基那一支即所謂第四國際的立場和思路，該文對釀成此次金融危機的資本主義體制的揭露可謂有理有據、酣暢淋漓。托洛斯基主義的特色，在於它超民族國家的視野和國際主義的立場。應當承認，在一個全球化到如此地步的世界裡，許多根本性問題的解決的確離不開國際的視野、價值、胸襟和行動，而且情況只能越來越這樣。不過，在這個資本主義全球化的時代，民族國家仍然是這個世界劃分利益的最基本單位，仍然是保衛弱小民族、後發國家利益的最重要工具。比姆斯這篇東西，我讀其文而玩其義，感覺他們所關注的“工人階級”的利益主要還是西歐北美工人階級的利益。這樣的“國際主義”是有局限的，對於第三世界發展中國家的理想主義者缺乏感召力。解決這個缺憾，希望不要等到第五國際。
彼得·伊文思《另一種全球化》的上下姐妹篇，不但在理論上，還在各種社會運動以及製度創新（如拉美的“參與式預算”）的層面上闡述了“反霸權主義的全球化運動”。相對於托洛斯基派的國際主義，伊文斯介紹的“另一種全球化”倒是勾勒了一幅更寬闊、更實事求是、容納了更多利益關係的畫面。例如作者就能夠承認，“整合地方性和全球性訴求的時機尚不成熟，在付諸實施之前多流於空談”。作者也敏銳地發現“南半球國家的一位敢於冒生命危險、挺身面對致命的對手的地方人士，很有可能一轉過身就背叛了他自身的利益，只是期望得到福特基金會的一筆贊助經費”。他還指出民族國家在“反霸權全球化”運動中可以起到積極作用。
透過這些文字，我們看到，國際社會主義作為改造現行國際體制的重要力量，總的說來還停留在小股勢力分頭起事的階段，距離一呼百應匯成天下大勢還相當遙遠。這其中的根本原因前面說了，在於現行體制的危機還不夠劇烈。此外，各路社會主義自身所暴露的弊端也還需要有效地糾正，留下的教訓還需要充分地汲取和消化，因為畢竟，敗過一次跟一次沒敗過，機會是很不一樣的。
塑造未來世界新格局的潛在力量還有方方面面，其中能源形勢、新興經濟體的崛起最令人矚目。資本主義的生產和消費方式及其所依據的社會價值、人性前提，已經將人類帶進了越走越窄、幾乎沒有退路的能源峽谷，一場你死我活的廝殺已經排兵布陣，為期不遠了。當然第一批倒下的，會照例是弱者和窮人。福特·倫奇和本傑明·瑟瑙爾《生物燃料與窮人挨餓》對生物燃料的來龍去脈做了客觀的分析。作者指出，“長期以來，主導生物燃料行業的並不是市場力量，而是政治和一些大公司的利益”。生物燃料問題的本質在於富人要從窮人腸胃裡開採石油。除非工程師紛紛搖身變做魔術師，相信能源問題在不久的將來會以更無情的方式進一步激化世界資本主義的矛盾。
再說新興經濟體的崛起。 “經濟體”而非“政治體”、“社會體”、“文化體”、“價值體”的說法富於諷刺意味。的確，到目前為止這些新興國家無一不是現行體制內的尖子生或跳班生，新人與老闆之間的矛盾衝突只在資源分配的比例份額上，他們似乎不會給現行體繫帶來多少質的變化——至於引發什麼就不好說了。其原因在於它們沒代表別樣的文明模式，原因的原因則在於別樣而有號召力的文明模式在現實中還沒出現——除了在過去和在書裡。新興經濟體的重要成員包括印度和俄國，印度國際戰略家拉賈·莫汗的《面對挑戰，印度尋求政策的連續性》。原載於《外交事務》的這篇文章顯然是為華盛頓政治精英出謀劃策的，作者談到印度雖然一向宣傳不結盟，但已決心加入美國的“民主同盟”；雖然沒有怎麼跟伊朗為難，但關係不過爾爾,跟美國的盟友沙特才稱得上密切；雖然近年跟中國關係頗有改善，但想抑制中國崛起的心思其實跟美國一模一樣。他希望下屆美國政府對崛起的印度繼續給予重視和信任，這樣“新德里在全球重大問題上與華盛頓合作的前景就越發光明”。
另外還讀到一篇俄羅斯學者季米特里·特列寧的《俄羅斯希望美國少點意識形態》。特列寧的文章有種喝過伏特加酒的坦誠和豪爽——那畢竟是打退了拿破崙、打垮了希特勒、率領半個地球跟另外半個周旋了半個世紀的大國。他說：俄羅斯眼下沒想讓美國縮回老窩，那不現實，“莫斯科甚至在一定程度上接受華盛頓的領導”；但美國也別以霸主自居，要懂得給對手留空間，學會“共存共榮”。他文章不長，警語妙語不少，例如：要是美國把在國內實行的民主也往國際上推廣推廣，要是俄羅斯把在國際上宣揚的民主也往國內落實落實，那就圓滿了。又如：美國的頂峰已經過去，俄國也剛九死一生從山頭跌到山腳，俄羅斯人很願意跟美國分享自己新近獲得的智慧。
特列寧還講了一句發人深思的話，他說莫斯科已拋棄了任何意識形態，擁抱了實用主義。這話其實概括的是一種更普遍的現實。放眼世界資本主義體系的異己份子，有意識形態的沒力量，有力量的沒意識形態。這個體系所發動的掠奪無一不旗幟鮮明，所造成的災難無一不放諸四海。而對它的抵抗，聽得到的大都吞吞吐吐，不知道在說什麼；看得見的基本上躲在國境線裡側，彼此誰也不敢聯手。前面說了，就以往幾十年的歷史走勢而言，這種局面不僅自然，而且當然。如果這走勢踉蹌過後還能接著走，那麼反體制的力量退而結網可矣。但如果這體係經此次危機真地混不下去，那就需要為不一樣的未來有所準備，包括建立普世的價值和遠大的抱負，包括設計從地方割據走向再造世界歷史的長遠路線圖。無論什麼情況，想像一下未來總是不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