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美國次貸危機引發的世界經濟蕭條，當然也波及到了中國，因為中國的出口受到了影響。然而，中國的情況與美國等西方國家大為不同，很多邊界條件都是相反的，而這些邊界條件使得中國處於一個相對有利的位置。對於這樣一個有利位置認識不清，則可能使我們自己放棄了千載難逢的歷史機遇。我完全清楚，說出這樣一個事實，會招致一些愚昧之徒的大罵，但我如果因此而不敢說，國人因此而對這樣一個機遇毫無認識，則實在是太可惜了。我知道，以中國目前從上到下都崇洋媚外，從上到下都被西方人嚇破了膽的狀況，中國不可能很好地抓住這次機遇，但多少給他們吹一點風，或許還是有所助益。
憑什麼你美國人不降低生活標準
在這次經濟蕭條中，西方國家紛紛出台救市措施。縱觀所有這些救市措施，都沒有超出羅斯福新政的思路，而其邊界條件卻與羅斯福時期完全相反，因此不可能奏效。為什麼說現在它們的邊界條件與羅斯福時期都是相反的呢？首先，羅斯福時期的美國，生產能力極強，那時的美國是真正的有錢不會花；其次，那時的美國是全世界的債主，全世界都欠它錢。好了，從羅斯福時代的美國的這些邊界條件，我們就可以看出今天的美國及其他西方國家與之有多麼的不同。在分析這一次的經濟蕭條時，我們時時刻刻都不應該忘記它的觸發點是美國的次貸危機，而次貸危機絕對不是美國人有錢不會花，而是把錢花冒了，美國欠了外國人巨額債務。所以，今天美國的情況根本不是所謂的“有效需求不足”，而是有效需求超出了它自己的生產能力，超出了它自己的供給能力。
原本，假設不存在結構剛性問題，美國的金融危機、金融機構惜貸等，是調節其有效需求過高的市場槓桿，將其有效需求降下來，使其靠攏美國的實際生產能力。問題在於有效需求和生產能力都是存在著結構剛性的，減下來的有效需求不可能都集中在進口的產品和勞務上面，它一定會傷害到對於美國自己的產品和勞務的需求，使得美國原本就不足的生產進一步減少，帶來嚴重的失業問題。所以，政府要出台救市計劃，力圖恢復對於美國自己的產品和勞務的需求。然而，結構剛性在這裡還是要起作用，黃紀蘇在《火燒樓垮，又到了想像未來的時候》一文中所引用的著名國際金融、投資專家麥加華（MarcFaber）的調侃，非常形像地說明了這一結構剛性問題：美國人消費，最終獲利的竟然不是美國，因為美國的生產確實在走下坡路了。
簡而言之，美國政府如果想恢復對於美國產品和勞務的有效需求，就必須同時也擴大對進口的需求，而這會進一步擴大美國的對外債務，使得原來引發經濟蕭條的把錢花冒了的問題進一步惡化。當然有些人認為這是無所謂的，其中有很多相信美國無所不能的中國人，也有一部分美國人。美國經濟學家、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克魯格曼說：美國政府不用怕赤字，因為赤字是美國自己欠自己的錢。我不知道他這裡是否隱含了這樣一個意思：美國欠外債都是美元，是印票子就能解決的事情，所以不用擔心；或者意思是乾脆就是不還別人也拿他沒辦法。我倒是看到多數美國網民不同意這個意見，認為欠了別人錢就是欠了別人錢，不能花言巧語說是欠了自己錢。在這裡我們姑且不做道德評判，僅從利益出發，美國怎麼可以指望外國，比如中國，傻到永遠為它把錢花冒了買單呢？如果有一天中國拒絕買單了，就算原來欠的債它可以全賴掉，只要這個需要外國人永遠輸血的結構沒有改變，美國賴賬以後又怎麼辦呢？看來，美國和中國一樣，樸實的老百姓永遠比高深的經濟學家更誠實，也更正確。
那麼，羅斯福新政式的救市措施不符合美國及其他西方國家，如英國等今天的實際狀況，又應該採取什麼措施呢？我認為這個問題幾乎是無解的，因為正如我們在操持家計時體會到的那樣，有錢不會花的問題永遠是好解決的，而把錢花冒了的問題是非常不好解決的。當然，我們也可以說這個問題有解，那就是美國人降低生活水平，把消費和工資都降下去，這樣就可以降低美國自己的產品價格，調整產業結構，使得中國及其他一些國家的產品失去競爭力，從而使降下去的有效需求集中到進口產品和勞務上面。其實，美國政府官員一個勁地吵吵要中國提高人民幣對美元的比價，也是這個意思。然而，問題並不全出在中國政府不肯調高人民幣的匯率。首先，美國人能夠承受生活水平大幅降低嗎？要知道，他們今天生活的高水平，其中的一部分就來自於中國賣給他們的便宜貨，來自於中國借給他們的錢——他們卻還在那裡對中國罵罵咧咧。如果承受不了，則美國的問題還是解決不了，直到有一天，不管你承受得了還是承受不了，事情就這樣了。要是這樣的解決方案不算解，這個問題就是無解的。
簡而言之，今天西方的經濟蕭條，從緊急程度來說，比上個世紀30年代那次要輕些。但是，當時的經濟危機之所以來勢那麼兇猛，是由於當時的人們對於經濟規律了解得太少了，其實當時的情況要比現在好得多，今天的困境則很難找到有效的解決措施。所以，它病勢雖緩，卻會延續更長的時間，在這個過程中，美國及其他西方國家的相對經濟地位及相對生活水平都會持續緩慢下降，除非出現天崩地坼的情況，如戰爭等。
並非絕對的雙贏：過高估計對手也是取敗之道
我們只要一說西方也存在著問題，無論我們再實事求是，再保守，都會有一群“奴青”或認識不清的人跳上來認為你是“義和團”，你“無知”，這已成為中國從上到下各類人等判斷局勢的最大誤區。
我對於當前經濟形勢的這種分析，肯定會招來很多認為西方特別是美國無所不能的中國右派甚至左派的謾罵。舉個例子吧，我曾經在自己的博客上貼了一幅由美國摩根大通銀行製作的世界各主要銀行市值縮水圖。我的本意是給博友們提供一點信息，因為這幅圖製作得很形象。我也未加任何評論。但就有那種我稱之為“奴青”的人躥上來了，就是要想方設法找出中國的不足，為西方主子歌功頌德、粉飾太平。具體的說法我在這裡就不引用了。而又有某些登堂入室的精英，竟然也跟網上的“奴青”附和。看上去，他們使用的說詞非常符合中國的“滿招損，謙受益”及“虛心使人進步，驕傲使人落後”等傳統價值觀，似乎應該是一點錯都沒有了。其實，問題是嚴重的，並且是明顯的：過低估計競爭對手，過高估計自己，固然是取敗之道；但過高估計競爭對手，過低估計自己，也會使自己垂手喪失最為寶貴的取勝機遇而最終歸於失敗。只有真正的、實事求是的知己知彼，才能百戰不殆。
反觀中國，與西方的情況正好相反：中國是真正的生產能力過剩，同時，中國現在也是全世界的債主。簡單的說，中國現在的邊界條件與80年前的美國恰恰是類似的。所以，對於中國因受出口市場不振影響而產生的經濟蕭條，使用羅斯福新政式的措施是完全可以的。中國現在所面臨的問題與當時的美國一樣，是個有錢不會花的問題，正如前面所述，這其實是個相對容易解決的問題。
目前中國沿海地區以出口為導向的製造業受到衝擊較大，據說2009年春節之後，未找到工作的民工達兩千萬之多，是原來估計的兩倍。這個情況可能又會被有些人用來說明中國的情況實際上還不如西方國家，中國的狀況有多麼可怕，等等。其實，這個狀況絕對不是不可以解決的。中國完全可以上更多的基建項目，同時改善社會福利以刺激內需等羅斯福新政常用的手法來解決這個問題。沿海出口產業剩餘下來的民工，很多人原本也不是技術工種，轉行大搞基礎設施建設沒有什麼不適合。實際上，我們正好利用這個機會，來填補中國的基礎設施與西方發達國家的差距。當我們大搞基礎設施建設時，我們甚至會發覺，現在的條件比世界經濟蕭條之前還要好一些。比如說，我們發現在很長一段時間以來一直上漲的原材料，現在突然便宜了下來。
中國目前的經濟狀況與80年前的美國唯一不同的一個地方，就是那時的美國沒有遭遇比它科技水平更高的國家的技術壁壘，甚至德國人自己犯糊塗還把一流的科技人才趕到了美國去。而中國在這方面所遭受的封鎖是十分慘痛的：西方國家一方面要求中國拿出錢來拯救他們，另一方面卻堅決不肯向中國轉移核心技術，這反映了他們對於中國的刻骨敵視。但既然現在中國有那麼多的外匯存底，西方國家又陷入如此深刻的經濟蕭條之中，完全不轉移恐怕也由不得他們。
關於目前經濟狀況的另一個需要破除的神話，就是今天的中國與西方在經濟上有著割不斷的聯繫，西方經濟不好了，中國經濟也好不了，所以，中國一定要拿出自己的血汗錢來幫助西方人維持他們窮奢極欲的生活。這一點，那個發明了“中美國”一詞的哈佛大學教授弗格森都明白了。他最近去了一趟重慶，就認為“中美國”終結了。為什麼他去了重慶一趟就明白了呢？因為他看到了重慶超大規模的基礎設施建設，明白了其實中國完全可以不靠美國的市場，只要依靠自己的內需就可以為自己的經濟提供非常強有力的動力。可惜的是，由於多年來崇尚外國，依賴外國的思維已經成了中國從上層到下層的定勢，這一點中國人自己竟然看不到，看不到就不能把它化作自覺的政策措施，只能是像重慶這樣歪打正著。
按人均計算，中國目前比西方國家還要窮得多，中國的科學技術也比西方國家落後得多，這些我都十分明白，那些“奴青”就不要再上來告訴我這些沒用的信息了。即使如此，只要不發生戰爭，中國經濟的所有基本面都比西方國家好得多。中國根本不用怕什麼海外市場的萎縮——海外市場有效需求的減少沒有太大關係，我們完全可以用國家財政政策來創造出有效需求。中國唯一需要怕的，是海外原材料的供給，但在今天的局勢下，西方發達國家用不起這些原材料了，我們就可以以更低廉的價格使用。這也意味著我們用不著出口那麼多的東西就可以換回這些原材料，所以，來自海外市場的錢少掙一些也是沒什麼關係的。這個形勢對於中國難道不是一個好的形勢嗎？我認為，只要我們自己的宏觀調控措施得當，夠力度，西方國家的經濟蕭條維持得更久一些，對於我們還真不是什麼壞事，我們為什麼要去拯救對於我們抱有如此刻骨的敵意的西方國家？以目前的國際貿易秩序看，中國與西方國家的利益關係就是這個樣子：合作的成分，利益共同體的成分肯定是有的，但利益相悖的成分也是有的，我們必須具體事情做具體分析，一味地以為中國與西方國家就是一個利益共同體，絕對不符合實際情況，而這也就只有中國人這麼看，西方人則多不認為和我們是一個利益共同體，包括那個發明“中美國”的教授都改變了看法嘛。
上述的這種中國與西方之間的經濟利益關係、相對力量關係，會是一個常態，除非它被國際貿易、被軍事或政治的因素打斷，比如說，我們的海外原材料供給被戰爭切斷，這個時候，力量的對比就要看軍事，而不是經濟了。
產業升級的最不利條件是我們自己的心理障礙
中國經濟，乃至中國的國家安全，所面臨的最大問題是在產業技術落後上面。在上個世紀五六十年代，為了在當時險惡的國際環境中謀取生存保障，中國實行了工業現代化赶超戰略。這個戰略由於“文革”而被中斷，真正實施的時間很短。除了在少數有關軍事工業的領域，中國的產業技術基盤在整體上仍舊是非常落後的。 “文革”之後，中國政府首先面臨的問題是改善人民生活水平，以取得政權的合法性。所以，赶超戰略被放棄了，取而代之的是比較優勢戰略。放棄赶超戰略，在當時有迫不得已的一面，有著它的合理性，但另一方面，就是中國現在所面臨的產業技術落後的局面改觀緩慢。有不少主流經濟學家認為：產業技術落後不是問題，我們只要發揮比較優勢，能夠從市場上掙到錢就可以了。然而，無論是從經濟發展後勁這個純經濟的角度說，還是從國家安全這個政治和軍事的角度說，像中國這樣一個大國，如果不能全面掌握最先進的產業技術，其生存環境永遠都不能算是安穩的。因此，中國的發展，必須時時牢記產業技術這個命門，抓住機遇，實現其大步升級。
那麼，我們現在要搞產業技術升級，有哪些有利條件，哪些不利條件呢？經過改革開放30年的經濟高速增長，中國的產業技術基盤整體還是在緩慢提升中的，比起五六十年代只有少數部門異軍突起的那種情況，這一點實際上已經使我們處於更有利地實現產業技術起飛的地位上了（所以，我並不完全同意那種完全否定這些年中國的產業技術進步的觀點）。有這樣一個技術基盤，我們已經有了更好的條件來承接更高端的技術，這是有利條件。不利條件有哪些呢？首先是西方發達國家對於我們的技術封鎖，這種封鎖，在相對低端有所放鬆（他們需要我們的勞動力干活，就不得不把一些技術轉移過來），但在高端一如既往。然而，我認為，這次西方國家所遭遇的經濟蕭條，將使得中國在迫使他們轉讓技術方面處於更有利的討價還價地位。我們有必要認清他們在今天所處的薄弱地位和自己所處的有利地位，否則就會坐失良機。比如英國人，他們今天希望中國幫助他們脫困，話都說得十分謙恭。但光說謙恭的話是不行的，我們應該要求他們拿出實際行動來表達善意，這主要就應該體現在轉移技術方面：我們手裡有現金，有大量的現金，可以通過買你們的東西來幫助你們，但我們不想買你們那些除了滿足一小撮暴發戶的虛榮心什麼用都沒有的奢侈品，我們就想買你們的技術，如果你們不賣，那就說明你們非常敵視我們，我們還怎麼與你們合作呢？另一方面，就算西方國家的政府不賣，在目前的經濟形勢下，他們的企業乃至個人會有更強的動機向中國轉讓技術。我實在不明白，中國的那些地方政府為什麼要到華爾街去“抄底人才”？那些只會賭場中的幾招手藝的騙子！這次金融危機之後，人家的賭場還開不開？怎麼開？那些手藝還用得上？這些都不知道，高薪聘請這些騙子回家有什麼用？抄底人才應該去底特律、西雅圖！去招那裡的工程師。再不濟，就算招個有經驗的老工人回來，給我們隨便講講人家的工廠是怎麼做的，也比招華爾街的那些騙子強一萬倍。更何況，除了西方國家，還有對我們沒有那麼敵視、現在也陷於困境當中的俄羅斯，它至少還有一些軍事技術是我們所需要的，聽說它現在已經降低了門檻，願意轉移給我們更多的東西。
實際上，今天我們實現產業技術升級的最大障礙、最大不利條件，恰恰是我們自己的心理障礙，我們的精英被西方人嚇破了膽。我在朋友家曾碰到一位搞航天技術的工程師，他就有這個看法。他說：我們現在發展科技最大的障礙，就在於我們的上層精英認為科技是個非常神秘的東西，我們中國人根本就搞不了，放棄算了。實際上，科技沒有這麼神秘，只要下力氣去搞，不會搞不出來的。作為原來理工科出身的大學畢業生，也作為比較了解中國的精英們的思路的人，我非常同意這位航天工程師的意見。中國有太多的人動不動就說西方的科技有多麼多麼神秘，我們多麼多麼不行。我承認，這種被外國人嚇破了膽的心態有著它的歷史經驗基礎，那就是我們曾經有一段非常不尊重科學、盲目浮誇的歷史。但我今天說科技並不神秘，我們中國人是能夠搞的，與那種盲目浮誇根本就不是一回事，可就是有那麼一批廢物“精英”，一聽你說中國人也行，就火冒三丈，就一定要把你歸到“義和團”裡去。
其實，就算西方不轉移技術給我們，以我們現在每年世界上人數最多的理工科畢業生，完全可以組成一支極強的科技大軍，來實現產業技術的大踏步升級。我們現在跟踪發達國家的先進技術，跟踪的是有很大後發優勢的：你至少已經知道哪個方向是能夠成功的，哪個方向是不能夠成功的。當然，跟踪也有後發劣勢，那就是市場問題。然而，現在中國的手裡有著大量的現金，有著大量閒置的生產能力，中國完全可以更多地補貼科技研發，將其作為啟動內需的財政政策的一環，用不著去考慮短期的市場回報。
科技上的東西確實沒有什麼神秘的，只要把力量、把資源投下去，假以時日，就能搞出來。有人說中國的科技腐敗嚴重，把資源投下去，只會助長了腐敗。我認為，這種說法貌似合理，實際上也是有問題的。首先，這樣說的人並不了解，其實西方發達國家的科技腐敗也是相當嚴重的。科技領域易於腐敗，植根於它是一個信息嚴重不對稱的領域。我們當然要盡可能地制止科研領域的腐敗，但這絕不能作為我們不往科技領域大規模投入的理由。更何況，對付科研領域的腐敗，我們也不是沒有辦法，這個辦法就是發現之後的嚴刑峻法。對於信息嚴重不對稱的領域，事後的嚴刑峻法比事先的防範措施更有效。
以中國人的聰明才智和豐富的人力資源，只要打破那種認為我們搞科技不行的心理障礙，我們應該不僅能夠跟踪西方最先進的科技發展，而且還能做一些因需要大量的人力資源而西方做不了的事情。當今之日，西方經濟蕭條，他們的討價還價能力降低，而中國恰恰需要啟動內需，需要安置大學畢業生，實現產業技術升級再沒有比這更好的時機了。我知道，由於我們從上到下所存在的心理障礙，我們不可能完全抓住這次機會，但我在這裡說說總比不說好，也許有人聽我說了，信了，就多少抓住一點機會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