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見他寫的是——《燕山夜話》和《三家村札記》這兩本黑書的反動實質就在於，攻擊的矛頭是直指黨和毛主席的……
我們學校的圖書館竟沒有買《燕山夜話》和《三家村札記》這兩本“黑書”。
全校究竟有多少同學和老師讀過？鬼才知道！
全國當時又有多少人讀過？千分之一的人？萬分之一的人？還是十萬分之一的人？
但工人階級在批，貧下中農在批，解放軍戰士在批，大、中、小學生和教師在批，文藝工作者在批，機關幹部在批，家庭婦女在批，孩子在批，老頭老太婆在批，文盲也在批。全國人人轟轟烈烈地批將起來。
從學校回家的路上，幾個要好的同學之間免不了互相道出幾句真心話。
“我看明後天可能也上不了課。”韓松山略顯憂鬱地說：“耽誤了這麼多課程，將來誰對咱們的畢業和升學考試負責任啊？”他是我們班的數理化尖子，平常總是雄心勃勃地說：“我考不上一中、三中、六中，就跳松花江！”他要考的全是哈爾濱的重點高中。以他的聰明和成績，沒有一個人認為他是口出狂言。在哈爾濱市的學生中，當年流行著這樣一句話：“考上一三六，直闖清華北大哈工大。”老師們也公認，清華北大哈工大的校門是向他敞開著的。
我的好友王文琪以批判的口吻說：“你的意思是這場社會主義文化大革命的來臨使你受損失啦？是黨和國家的生死存亡重要，還是你考高中重要？”他本是開玩笑，但因他是團支部副書記，將來肯定是畢業簽定小組的成員，韓松山便認真起來，罵了他一句：“滾你媽的！”還臉紅脖子粗地要跟他動手。搞得他十分〔九監〕〔九介〕。
趙運河透露：“據說，今年的高中和大學錄取，要實行政治表現第一，分數第二的原則。政治表現的主要一條，當然要看在這場運動中的表現啦！表現不積極的，分數再高也後邊'稍息'去！”他的父母都在教育局工作，大家猜測他的話可能是很有來頭的，誰也不多問，可誰都分明牢記心間了。
韓松山立刻同王文琪和好如初，摟著王文琪的肩膀，親密無間地說：“別生氣啊，剛才我是跟你鬧著玩呢！”
街道和馬路兩旁的工廠、商店、機關、學校、居民委員會，都有人在貼“聲討書”、“決心書”、“誓言”以及“致黨中央和毛主席的表忠信”之類。受到毛主席他老人家高度稱讚和評價的大字報最初就是以諸如此類的種種內容產生的。所有的企業，所有的單位，所有的中國人，都唯恐自己在這場稱作“社會主義文化大革命”的階級鬥爭中被認為表現消極，漠不關心。人民隨時準備聲討黨中央毛主席揪出的又一夥“黑幫”，口誅之筆伐之。因為人民絕對相信，黨中央和毛主席是根本不會冤枉任何一個好人的。也當然不會放過任何一個壞人。基於這種“絕對相信”，可以推測，如果人民從第二天的報紙上看到鄧拓、吳晗、廖沫沙被驗明正身，押赴刑場，執行槍決的消息，定會敲鑼打鼓，湧上街頭，歡呼階級鬥爭的偉大勝利！人民是那麼習慣於將黨中央和毛主席緊緊連在一起，視為同一個永恆的信仰，極少有人冷靜地關注到，這一場“社會主義文化大革命”，是由首先發表在《解放軍報》而不是黨中央的機關報《人民日報》上的兩篇文章推動起來的。人民更不可能預想到，幾個月之後，毛主席將黨中央劃分為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兩個司令部，讓黨政軍各級領導者們和每一個中國人明確表態，是站在無產階級司令部還是站在資產階級司令部一邊？
第十五章
天很黑。所謂黎明前的黑暗。天很冷。在我的記憶中，北京那一年的冬天似乎來得格外早，幸虧有那件大衣啊！否則，穿著濕衣服濕褲子的我，有可能在黎明前被凍死。
喧囂了一天的北京，只有晝夜交替之際的這黑暗的時刻，才是寧靜的。那是很正常的寧靜。又似乎是很不正常的寧靜。因為走出胡同口後，我發現馬路兩旁隔不遠就站著一名持槍的解放軍。
我們排著對，在那位營長的率領下，走向平安里，由平安里插向東四。那條馬路兩旁，也是隔不遠就站著一名持槍的解放軍。一支支對伍，紅衛兵的對伍，在解放軍的率領下，從各條街道走出，與我們彙在一起。我們的對伍越來越壯大。漸漸地，形成了一支前無頭後無尾的浩浩蕩蕩的大軍。在往前經過的一些路口，就戒嚴了。不是將要接受檢閱的紅衛兵，怕是別想通過的。隔不久，那位營長命令我們分組報一次數，前後左右看看，有沒有陌生的面孔——防止階級敵人混入我們的對伍。據我們組的組長——那名小戰士說，他和他們的營長帶領紅衛兵幾次接受過毛主席的檢閱了，從未發過什麼問題，受到了“中央文革”的表揚。
我們都對他刮目相看起來。
我們跟隨大軍拐進了東四附近的一條小胡同。現在回想起來，那不是一條小胡同，而是一條長街。大軍擁塞滿了這條長街，就像隱蔽著似的。大軍停止了前進。小戰士告訴我們，要在這裡等待到天亮。
於是就盼著天亮。心裡越盼，天似乎亮得越遲。天終於亮了，那也不過才早晨六點來鐘。小戰士又告訴我們，十點才開始檢閱。他勸我們耐下心來。還要等四個多小時，需要多大的耐心啊！在我的記憶中，那之前，我的耐心沒經受過一次那般持久的考驗。那之後，我的耐心也再沒經受過一次那般持久的考驗。
在需要極度耐心的等待中吃光了所有吃的東西。腸胃飽了。濕衣服被身體烘乾了。太陽出來了。人人都覺得暖和些了，便有興致高唱革命歌曲了。一支接一支地唱。幾名解放軍都很善於鼓動情緒。領唱，揮舞手臂打拍子，拉歌，將人人的情緒都鼓動得火炭般熱！歌聲此起彼伏。一曲高過一曲。一陣比一陣唱得來勁兒，唱得亢奮。
街道兩旁的居民，出不了院兒，開不了門。一戶戶的窗口貼著一張張性別不同年齡不同的臉，沒夠地往外瞧我們。有人渴了，向他們討水。他們就打開窗子，捧出一杯杯熱水，茶水。討吃的，他們也極慷慨地給予。道謝，他們都說不用謝，招待外地紅衛兵，是首都居民的本分。當年紅衛兵中有手錶的可不多。幾名解放軍戰士也沒手錶。那位營長倒是戴著塊手錶。可大家都不願向他問時間，怕他輕蔑我們的耐心。便不隔多時，敲窗子問一次屋裡的首都居民。他們不厭其煩，有問必答。有些老人和孩子，則主動地打開窗子，一次次向我們報時間：
“八點半了！”
“九點！”
“九點二十五！”
“九點四十五！”
“十點啦！”
於是滿街一片歡呼聲：
“十點啦！十點啦！”
“我們最幸福的時刻終於到來了！”
“毛主席萬歲！毛主席萬萬歲啊！”
歡呼過後，隊伍還不見動。滿街的紅衛兵騷亂起來。
解放軍努力安撫，說是剛剛接到通知，毛主席他老人家今天身體不適，檢閱我們的時間有所推遲。
彷彿一盆涼水潑向眾人頭上，滿街紅衛兵的情緒頓時低落。都唯孔毛主席因身體不適，登不上天安們城樓，這一天檢閱不成我們。
等呵等呵，至中午十一點半，擁擠在那條長街里的我們的“雜牌軍”，在正規軍的帶領下終於又開始走動。
東四大街（也可能是東單大街）被紅衛兵的對伍水瀉不通地佔領了。三十人一橫排，浩浩蕩盪，不見頭，不見尾，跑一陣停一陣地前進。
能聽到《東方紅》雄壯的樂曲聲了。
天公作美。夜間雖然寒冷，白天竟晴空萬里，紅日當頭。
轉上通向天安門的馬路，隊伍由三十人一橫排而六十人一橫排了。各路大軍總匯合，歡呼“萬歲”的聲浪從前方黑鴉鴉的人頭上滾將過來：
“毛主席萬歲！”
“毛主席萬歲！”
“毛主席萬萬歲！”
如遠聞海潮。
歡呼聲彷彿在招喚我們，蓋住了解放軍統一步伐的口令。對伍亂了。沒有對形了。變成一股人流，一陣陣勢不可欄地向前洶湧，一陣陣衝到了銅牆鐵壁似的，以更洶湧的反力卷盪回來！
終於，我望見天安門了！
終於，我接近天安門了！
天安門城樓空空蕩盪。毛主席呢？毛主席為什麼不在天安門城樓上啊！
毛主席已然在天安門城樓上檢閱一個多小時了。他老人家累了。他老人家需要去休息休息。
看見了毛主席的，還再想看見。沒看見毛主席的，不甘心沒看見。天安門前擁擠著成千上萬的紅衛兵！真是成千上萬啊！
“毛主席萬歲！”
“毛主席萬萬歲！”
“我們要見毛主席！”
“我們要見毛主席！”
成千上萬的紅衛兵喊啊，叫啊，哭啊。那是人類歷史上空前的狂熱場面！
成千上萬的紅衛兵匯成的人海，在天安門廣場擰出海底谷裂般的漩渦！每個人都像一顆小石子，在巨大的漩渦中打轉。不升。也不沉。背朝天安門或面朝天安門，全不由己，只有順著那股漩渦轉。
《東方紅》樂曲又響起來了！
天安門城樓上出現了人影。中央人民廣播電台的兩位男女播音員，以無比激動的語調現場直播到：“紅衛兵小將們，我們偉大的領袖毛主席，我們心中最紅最紅的紅太陽，休息了片刻，現在，與他最親密的戰友，我們最最敬愛的林副統帥，又並肩登上了天安門城樓！他老人家精神昂然，面帶微笑，神采奕奕！……”
人海喧嘯了。群情鼎沸。 “萬歲萬萬歲”的歡呼聲在天安門廣場上空迴盪。
也許我離得太遠了，也許天安門城樓太高了，出現在我眼中的毛主席，只是半截身影。沐浴著下午的陽光。他老人家的身影，沒我預先想像的那麼高大。站在天安門城上，在我們的仰視中，甚至可以說顯得很小。而站在他身旁的“林副統帥”，簡直顯得渺小了。毛主席的身材在所有天安門城樓上的人中畢竟最高大，所以我還是一眼就判斷出了哪一個是他老人家的身影。並且別的人一登上天安門城樓都各就各位站立不動，都站得很靠後，只能隱約看到些頭。所以實際出現在天安門城樓上的成千上萬紅衛兵能仰望到的，也就只有毛主席和他老人家的“最親密的戰友林副統帥”。
毛主席顯然也非常興奮，一會兒走向東側，一會兒走向西側，一會兒佇立在天安門城樓中央國徽之下那個地方。不停地走動。不停地揮手向紅衛兵致意。時而挺身遠眺，彷彿在註視天安門對面的人民英雄紀念碑，時而俯身低視，彷彿要同仰視他的觀禮台上的紅衛兵們交流什麼感情。 “林副統帥”寸步不離地跟隨著毛主席。毛主席走向東側他跟隨到東側。毛主席走向西側他跟隨到西側。毛主席站住他亦站住。毛主席遠眺他亦遠眺。毛主席俯身他亦俯身。毛主席揮手，他揮語錄。我們能仰到毛主席的上半身，卻只能仰到他的頭和肩。儘管離得遠，儘管毛主席站得高，他老人家的身影畢竟顯得偉岸，而他“最親密的戰友”卻像個侏儒。
忽然，毛主席摘下軍帽，在天安門城樓西角又一次俯身，手臂大幅度地揮了一下，又揮一下，並用他那很重的湖南口音高呼：“紅衛兵萬歲！”
“林副統帥”也摘下了軍帽，也來回揮了兩下，由於身材矮小，手臂被天安門城樓欄杆所擋，又想像毛主席那樣大幅度的揮動，卻不能夠，彷彿居高臨下的撈取什麼似的。
他也高呼：“紅衛兵萬歲！紅衛兵萬萬歲！”
成千上萬的紅衛兵著魔了！萬語萬言變成了一句話，有拍節地喊叫：
“毛主席，萬歲！”
“毛主席，萬歲！”
“毛主席，萬歲！”
成千上萬條手臂，揮動成千上萬本寶書。 “紅雨隨心翻作浪”，“天若有情天亦老”！
中央人民廣播電台的播音員又開始播音：“紅衛兵小將們，為了毛主席他老人家的健康，請繼續往前走，請發揚崇高的革命風格，使後面的小將能夠順利地通過天安門，幸福地見到毛主席他老人家的光輝形象，接受毛主席他老人家的檢閱！……”
女播音員廣播完，男播音員接著廣播，語意相同。
一股人流以湍水決堤之勢洶湧過來，沖走了廣場上累卵石般的一批，取而代之，積石累卵。
我隨被沖走的那股人流，一直“流”到電報大樓，才算能夠選擇方向自己步行了。
人們好像一離開天安門廣場，一離開那種人的漩渦，那種如夢如幻的場面，頓時也就個個全部恢復了常態，匆匆地散向四面八方。使人感到被檢閱是一個“任務”，他們盼望的這一天實際上是盼望早點完成這個“任務”。完成了這個“任務”他們就可以離開北京去上海，去廣州，去福建，去西安，去一切他們想去的城市和地方了。南方的大抵要往北方去。北方的大抵要往南方去。
今天他們如願以償，“大功告成”。某些人的心情，與其說興福，毋寧說輕鬆。
許許多多紅衛兵的鞋被踩掉了。有的兩隻鞋都被踩掉了，光著雙腳從哪裡來的走回哪裡去，一個個“赤腳大仙”般招搖過市。有的被踩掉了一隻鞋，或者拎在手中，或者仍穿著腳上的一隻，怪滑稽的。沒遭到這個“損失”的，就瞧著他們的笑話，揶揄著他們大尋開心。
我光著雙腳回到了地質博物館，為自己“損失”了一雙半新的“解放”鞋悶悶不樂。更是發愁，因為我要去四川看望我的父親。父親很久沒往家中寫信了。我要親眼看到他現在的“下場”怎樣。倘他在受折磨，我決心留在他身邊，陪伴他，給他些慰藉。總不能光著腳出現在父親面前，使父親見了我傷心啊！
正愁得沒法兒，一個上海的紅衛兵，湊過來與我商議，要拿一雙新布鞋，換我搶到手那塊礦石。
那是很好的紀念品。但換一雙新布鞋還是很合算的。遺憾的是他那雙布鞋我穿著太大。我遺憾了半天，他也遺憾了半天。
傍晚，聽人說，首都體育場（或者是另一個體育場，記不清了）擺滿了鞋，在被檢閱中失掉了鞋的可以去認領。
吃過晚飯，光著雙腳去了體育場。偌大的足球場地上，一圈一圈擺了幾十圈鞋，起碼兩三千隻。還真有不少紅衛兵去認領。
天色以暗，我從最外圈繞到最里圈，沒尋找到我那雙鞋。那是“解放”鞋的時代，兩三千隻中，半數是“解放”鞋。而且，我的鞋，絕不可能成雙成對地擺在一起，哪裡辯認得出來呢？
一個毛主席的“小老鄉”對我說：“尋麼子麼，哪雙'孩'合腳，穿去就是了喲！天下紅衛兵一家子嘛，你穿我麼我穿他！都是為了一個共同的目標走到一起來的麼，莫啥子關係喲！”
受他啟發，一隻只往腳上穿，試了二十來只，終於兩腳都選到了大小般配的，同樣的“解放”鞋，很新。舊鞋換新鞋，佔了便宜，不敢逗留，怕被後來者一眼認出，忙不迭地就離開。
乘錯了車，又到了天安門廣場。檢閱早已完畢，仍有不少人，在紅牆下乾著什麼。走近方知，都在用手掌或手指抹紅牆上的紅粉。抹了，再往筆記本上按下一個個指印或掌印。不消問，那也是一種留取紀念的方式。紅牆人手夠得到以下的地方，被抹得左一道右一道露出底色，難看極了。
我也擠上去抹。抹了一手紅粉，才想起身上跟本未帶筆記本。覺得沒趣，又無處洗手，更無手絹（十七歲的我還不懂隨身帶手絹是一種文明的教養），從地上撿起團骯髒的紙擦擦了事。
又見一群人忽地圍攏起來。不免又好奇。又擠進人牆看究竟。原來被圍攏的是兩位蒙古少女。圍攏他們的人認定她們是“草原英雄小姐妹”——兩位為救集體的羊群而與暴風雪博鬥了一天一夜的小英雄。紛紛將筆記本和手絹塞給她們，讓她們用蒙文簽名留念。她們不懂漢話，也不會說漢話，卻明白人們的意思，認認真真地用蒙文簽名，滿足大家的心願。
人們中有一個大煞風景地說：“她們不是'草原小姐妹'，我從《人民畫報》上見過'草原英雄小姐妹'的照片，長得跟她倆完全不一樣！”
這話引起了眾怒。大家認為她們就是“草原小姐妹”，他卻道不是！掃大家的興！真是罪該萬死！
“是！當定是！”
“你胡說！”
“你別有用心！”
“你是真紅衛兵還是冒牌的紅衛兵！”
眾怒之下，他明智地灰溜溜地趕緊離開了。
誰破壞了群眾的某種情緒，誰就成了群眾的敵人。即使明知群眾在自欺欺人，也千萬不要點破。點破了，沒有好下場。當年的廣大革命群眾更多的時候是不但甘於而且樂於自欺欺人。因為自欺欺人的辦法可使沒意義沒意義的某些事變得有意義有意義。當年的廣大革命群眾善於尋找到各種他們認為有意義有意義的事做。比如有些革命群眾認為，凡是毛主席語錄，不論刷寫在牆上的或是印在紙上的，同時都應該有毛主席他老人家的光輝頭像，於是便會組織起來，用硬紙板鏤刻了毛主席的各種頭像，拎了油漆桶，走街串巷，看到哪堵牆有語錄，便“製作”上一個毛主席的頭像。還寄聯名公開信與《人民日報》，於是《人民日報》頭版的語錄欄左上角，從此也有了毛主席頭像。於是全國各省市地縣的報紙以及各紅衛兵組織的戰報、傳單上，也便都有了毛主席的頭像。沒有這一類有意義的事層出不窮，革命群眾就會漸漸感到“文化大革命”沒多大意思了。
我雖然沒帶筆記本，但又不甘錯過機會，靈機一動，脫了外衣，打手勢讓“草原小姐妹”往我背心上寫字，並指指天安門城樓，舉起雙手跳躍兩次，意思是讓她們寫“毛主席萬歲！”
也不知她們到底明白了我的意思沒有，反正她們點了點頭。
於是我向她們背過身去。
感覺她們寫完了，我還有些不放心，問旁邊的人：“給我寫完了麼？”
“寫完了！快躲開，該給我寫啦！”那人一把將我推開。
穿好上衣，懷著得到意外收穫的喜悅，怕再乘錯車，走回了地質博物館。
臨睡前，脫下背心，光著脊梁，捧著欣賞。
寫得很大，很清楚。蒙文字也好看，曲曲彎彎地像花邊。
離我近的那個上海紅衛兵又湊過來，問：“誰給你寫的？寫的什麼？”
我炫耀地說：“'草原小姐妹'寫的！毛主席萬歲！”
他兩眼射出嫉妒的目光，急切的又問：“你在哪兒碰到她們的？讓她們寫她們就肯寫麼？”
我說：“在天安門前，只要是戴紅衛兵袖標的她們就肯給寫！”
“你又到天安門去了？我也去，現在就去！路上買幾條手絹，讓她們全寫上！”他說著，站起來就打算走出去。
我說：“老弟，別去啦！你以為人家會在天安門那兒等你呀？早走啦！”
他有點不相信：“真的？”
我說：“騙你幹什麼呢？我在天安門那兒走著走著，迎面碰上了她們，我瞧著她們，心想，好像在哪兒見過呀！猛然想起來了，這不是'草原英雄小姐妹'嗎？就攔住她們，問：'你倆是龍梅和玉榮吧？'她們回答：'是呀，你怎麼知道？'我說：'《人民日報》上登過你倆的照片啊，給我留個紀念吧！'姐姐說：'行！'妹妹說：'那你可別聲張，否則人們該圍住我們，都請求我們留紀念啦！'我趕緊撩起衣服，讓她們往我背心上寫字。她們一寫完就走了！全北京沒有第二個人會得到這樣的紀念！”
他聽我說完，捧著我的背心，沒夠地欣賞那些曲曲彎彎的蒙文字，愛不釋手。
我十分得意。自己也不明白為什麼要編出那麼一番謊話騙他。
他低聲說：“咱倆商議商議吧！”
我說：“又想用你那雙布鞋換？得了吧，我已經有鞋穿了！”
他用更低的聲音悄悄說：“不是換，是買你的！”
“買？”我一怔。
他說：“你要個價吧！”
我想：還要到四川去，窮家富路，錢也是我所十分缺少的東西。遂問：“你想給多少？”
他朝我伸出了一隻手。
“五元？”
他點點頭。
我一把奪過背心來：“拉倒吧！光我這件背心還是兩元多買的呢！”
他說：“可你這背心都快破了！”
我說：“但它的紀念性是無價的！'毛主席萬歲'五個字是蒙文寫的！是'草原英雄小姐妹'親筆寫的！你想一元錢一個字就買去呀？'毛主席萬歲'五個字就那麼不值錢啊？她們的簽名就白送給你啦？一分錢也不算啦？十年二十年後，要成立個'文化大革命'紀念館什麼的，我這破背心是有展覽意義的！”
他說：“那我承認，那我承認！還是你要個價吧！”目光盯著我的背心，像個在行的古董商盯著一件稀世古董。
我說：“紅衛兵要做遵守'三大紀律八項注意'的模範。咱倆都是紅衛兵，買賣要公平。我也不多要你錢，你給十五元吧！”
他猶豫著。
我說：“少於十五元我是絕不賣的！誰在'大串聯'中不想帶回幾件有重要紀念意義的東西呢？我是非常理解你的心情才肯……”我真羞於說出那個“賣”字來，便又坦率又巧妙地這麼說下去：“白白送給你吧，我捨不得。我不過是像徵性的與你交換，你也應該理解我的心情……”
他仍猶豫著。
我見他猶豫不決，唯恐“交換”不成，便從草墊子下摸出那塊礦石，往背心上一壓，用不惜血本大犧牲的語氣說：“十五元，兩件難得的紀念品都歸你！”
他終於開口了，只吐出一個字：“好！”
我用背心包起礦石，往他腿上慷慨地一放。同時向他伸出一隻手。
他也立刻從兜里掏出錢包來。他錢包裡的錢真不少，不是拾元一張的，就是五元一張的。厚厚的一疊，大概有一百多元。我們全家兩個月的生活費才一百元。能帶這麼多錢進行“大串聯”，令人羨慕啊！都說上海人“摳門兒”，我算信了！他有這麼多錢，剛才卻只想掏五元！早知他是個“百元富翁”，我就狠敲他一筆了！我有些後悔莫及。我若有經驗，沉著點，興許完全沒必要再加上那塊礦石。或者礦石另議價，五元八元的準也能“交換”出手。
他給了我一張拾元的票，一張五元的票後，又問：“你還有什麼有紀念性的東西嗎？”
我說：“沒啦。就這兩件，你也可以向許多人大大炫耀了！”
他高興地笑了，拿走我的背心和礦石，回到他的睡處，放入他的小皮箱，上了鎖。
看門的老頭來通告大家：無論誰，只能在此住三天了。三天內必須離開，因為毛主席他老人家已經檢閱過我們了。這裡即將開始接待下一批進京的紅衛兵。
我還他大衣。
他說讓我繼續穿著蓋著，走時還他。
那老頭是我在“大串聯”中遇到的第一個大好人。如今我也是一個北京人了，無數次路過地質博物館那條胡同。每次路過，都會想起他。他肯定早已退休了。也許已經去世了。第二十章
二月中旬，哈爾濱市，不，“東方紅城”幾所全國聞名的重點大學——軍事工程學院、工業大學、建築工程學院、黑龍江大學、哈爾濱師範學院的學生造反派，與幾座大工廠——軸承廠、量具刃具廠、鍋爐廠、一機廠的工人階級造反派聯合起來，一舉奪取了省市各級各方面的領導大權。繼上海“一月風暴”之後，在全國第二個成立了“三結合革命委員會”。 《紅旗》雜誌、《人民日報》同樣發表了熱烈歡呼式的社論，頌之為“東北新曙光”。以毛主席為首的黨中央、政治局、國務院、中央軍委、中央文革同樣向他們發來了賀電。而當時，政治局已名存實亡，完全由中央文革把持了。
黑龍江省“三結合革命委員會”主任潘復生——兼黑龍江省軍區政委。第一副主任汪家道是省軍區司令員。常委中只有一位大學生造反派——哈爾濱師範學院的范正美。他因首創“柳河幹校”而在全省乃至全國的大學生造反派中享有威望。毛主席高度讚揚是“文化大革命”中的“新生事物”，是一個“偉大的創舉”。 《紅旗》雜誌、《人民日報》連篇累牘地發表向全國推廣“五·七幹校”寶貴經驗的大塊文章。
哈軍工“紅色造反團”和“八·八團”第一次赴京談判後，起初參加了“八·八團”的毛遠新宣布退出“八·八團”，轉而加入“紅色造反團”。毛遠新同時公開發表在北京毛主席與之談話的內容：不要站在文化大革命的對立面，不要站在保守派的一邊，要堅定地站在真正的革命造反派一邊，要同真正的革命造反派一起向“走資派”進行鬥爭……
毛遠新的反戈一擊，對“八·八團”是一次最沉重的打擊。 “八·八團”從此一蹶不振。聯合在“八·八團”麾下的各派組織，分崩離析。不久，在中央文革的迫令下，唯一能與“紅色造反團”分庭抗禮的“八·八團”宣布解散。旌倒兵潰。 “東方紅城”便屬“紅色造反團”的一統天下。
因而完全可以說，黑龍江省及“東方紅城”的奪權，是“紅色造反團”進行的。潘復生是他們樹立起來的“革命幹部”。
潘復生“文化大革命”前從外地調來黑龍江省任副省長，“文化大革命”開展起來後便“養病”了，所以他是省委領導人中唯一沒什麼嚴重“罪行”的人。也沒受什麼批鬥之苦。要成立“三結合革命委員會”的時候，已經奪了權的造反派們才想到他的存在。沒有一個“革命幹部”，“三結合”則不成其為“三結合”，以毛主席為首的無產階級司令部便不批准這樣的“革命委員會”誕生。所以造反派們象搶新娘一樣，急急匆匆地將他推上了“革命委員會”的花轎，吹吹打打地在“文化大革命”的政治天幕上描繪出了一片“燦爛”無比的“東北新曙光”。
奪權的勇士們原以為推出一個潘復生不過是推出一個“傀儡”湊齊“三結合”而已，真正的大權毫無疑問理所當然是會掌握在他們手中的。他們推出了他，給予了他第二次政治生命，他還能不對他們感恩戴德嗎？他還不能與他們“心有靈犀一點通”，乖乖地聽他們的調遣嗎？他敢不看他們的眼色行事嗎？在他們理想的“三結合”中，革命委員會主任應該是范正美才對。因為范正美對全國的“文化大革命”有“五·七道路”即“柳河幹校”這一不可磨滅的“歷史貢獻”，是毛主席他老人家知名知姓的人物。是在中央文革掛了號的人物。也是最能夠代表他們利益的人物。
沒想到事與願違——他們並不看重因而才推出來的潘復生倒似乎更受中央文革的青睞，居然坐上了“革命委員會”的頭把交椅。他們的範大哥僅僅獲得了一個常委的席位！而且常委中僅有一名大學生造反派的席位！他們感到被侮辱了。被欺騙了。被愚弄了。他們憤怒了。省“三結合革命委員會”宣布誕生的當天，他們在全市貼出了“炮轟”它的大標語。我清楚地記得其中有幾條是：
“萬炮齊轟'兩結合'的假'革命委員會'！”——意在指其中大學生造反派的席位受到排擠。
“潘復生攫取造反派的勝利果實絕無好下場！”
“東北新'鼠'光好景絕不會長久！”
“我們要堅決展開第二次奪權鬥爭！不獲全勝，誓不罷休！”
……
“炮轟派”即此形成。
實事求是地說，潘復生被他們從療養病房中請出來時，對他們不但確是感恩戴德的，而且簡直受寵若驚。他原以為自己的政治生命已經結束了呢！造反派們沒給他什麼厲害的顏色看，允許他繼續住在高幹病房中“療養”，他就很覺得是自己的大幸運了。造反派們出現在他面前，他彎腰低頭，渾身瑟瑟發抖，不敢拿正眼看他們。當他們告訴他，要“結合”他，他更不敢相信，以為他們前來試探他有沒有這分野心，畏畏怯怯地連聲表白：“我不配，我不配，我不敢痴心妄想……”當他們終於使他相信了這種命運的大轉變時，他激動得刷刷流淚，信誓旦旦地向他們保證，從此永遠和他們同呼吸共命運，永遠和他們並肩戰斗在一起，鞠躬盡瘁，死而後已。
大概連他自己也沒想到，他不但由“靠邊站”而被“結合”，而且成為“革命委員會主任”。
他一坐在“革命委員會主任”的第一把交椅上，立刻對他們翻臉無情，實施嚴厲打擊的鐵腕。他將那些敢於“炮轟”的學生統統打成了“現行反革命”，下令逮捕、通緝，視為要犯懸拿。他自以為是毛主席為首的無產階級司令部御批的“革命委員會主任”，毫無顧忌，有恃無恐。
公正論之，他肯定希望全省從此太太平平，政局安穩。這是任何一個當了“革命委員會主任”的人都會產生的政治憧憬。也不失為順乎民心的憧憬。
但“炮轟派”們並未因他的鎮壓而屈服。他們更加憤怒了。他們要親眼看到他是怎樣再度權傾一日再度被打翻於地的。他們由公開“炮轟”而轉入“地下活動”，四方呼籲同情，八方串聯盟軍，伺機東山再起，死灰復燃。他們對他既蔑視又憎恨。
被昔日的造反派弟兄們稱為“範大哥”的範常委，正因僅僅當上了常委而沒當上“革命委員會主任”感到失意，對新生的“革命委員會”心懷不滿，便籍口潘復生鎮壓為“東北新曙光”浴血奮戰立下汗馬功勞的造反派戰士，退出了“革命委員會”，宣布與這個“鳥盡弓藏，兔死狗烹”的比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對革命造反派戰士還兇惡的全無半點無產階級政治良心的“潘家委員會”徹底決裂！
潘復生沒有足夠的膽量逮捕范正美這樣一個人物。不得到中央文革的允許，他奈何不了范正美這樣一個人物。他惱羞成怒，卻又無計可施。實際上，他各方面的威望，也的的確確不能與范正美相提並論。而中央文革之所以確定他為“革命委員會主任”，僅僅因為毛主席對“革命委員會”有過一條批示——革命委員會還是要以革命幹部為主，老、中、青要以老為主。中央文革甚至連潘復生是何許人都不甚了了。所謂以黨中央、政治局、國務院、軍委名義發來的賀電，不過是“中央文革”炮製而已。
范正美的決裂行動，使躊躇滿志，剛剛春風得意起來的潘復生當頭遭到一悶棍，打得他暈頭轉向。他的政治頭腦清醒過來之後，立刻採取拉攏手段，表示願意親自向中央文革上書，替范正美籲請一把“革命委員會”副主任的交椅，與范正美同握權柄，共舉大業，然而為時晚矣！
“老造反”范正美打心裡就跟本瞧不起潘復生。他這個叱吒風雲一呼百應的人物，要坐的是省“革命委員會”的頭把交椅。副主任滿足不了他的政治願望，也實現不了他的政治野心。他索性一反到底，孤注一擲了。所謂“不成功，便成仁”。他充當起“炮轟派”們的領袖來。
“炮轟派”的中堅力量，大抵都是姓名落地有聲的響噹噹的老造反派，范正美的生死“戰友”，他們的的確確是一批從來不知什麼叫“怕”的造反派。他們在“文化大革命”中沖沖殺殺，所向披靡。一個名不見經傳的小小的潘復生居然妄想一舉剿滅他們，他們豈能嚥下這一口惡氣？ “範大哥”又重新和他們站在一起了，他們更有何懼哉？他們如虎添翼，士氣大振，鬥志兇猛，信心倍增，要將這個剛剛誕生的使他們不稱心的鳥“革命委員會”一口吞下方解心頭之恨。他們由地下活動復轉入公開鬥爭，形成了對“東北新曙光”的極大的威脅。
一切在各級“革命委員會”中沒有實現政治願望，感到失意的組織，紛紛集合在“炮轟派”的大旗下，聲勢日益壯大。新生的“革命委員會”風雨滿樓，搖搖欲墜。
“炮轟派”們二次奪權，一舉攻占了幾所大學和幾座大工廠，作為“根據地”，召開了數万人的“炮轟誓師大會”，成立了“炮轟總司令部”。
潘復生為挽救局面，鞏固交椅，以省軍區政委名義，下令軍隊對各級“革命委員會”實行武裝捍衛。他也只有這唯一的政治選擇了。
被中央文革限期迫令解散的“八·八團”的頭目們，見有機可乘，召集各路舊部，組成了“捍衛'革命三結合'總指揮部”，歸順省“革命委員會”，願聽“潘主任”指揮調遣。
潘復生正苦於沒有群眾組織力量的支持，對“捍聯總”的成立大加讚賞，親自參加“捍聯總”的成立大會，將當初與“炮轟派”們說過的“同呼吸共命運”的話，又在大會上信誓旦旦地說了一遍——這也是他不得已而為之的政治選擇。因為這樣一來，他這個剛任命的“革命委員會主任”，實在是太容易被“炮轟派”們又抓住一條與中央文革早已定性的“保皇派”組織沆瀣一氣，鎮壓真正“革命”左派的罪名了。但倘不如此，僅靠軍隊來對付“炮轟派”，鎮壓的罪名更是無法洗清。利用“捍聯總”這一群眾組織與“炮轟派”較量，畢竟可以混淆視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