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書記跟著姓葛的到了北京，果然見著了他姐夫。姐夫上衣兜里別著一支鋼筆，一看就是大機關出來的。
別看是大機關出來的，對農民一點不嫌棄。姐夫很耐心地聽安書記講這檔子事兒，說我們有政策要支持邊疆農民的，你不要擔心。
但是，申請批條總還得些時日，人家說了，讓安書記回家去等。
這樣，安書記老老實實就回去了。用他自己的形容，那心裡頭有點儿期待，還有點兒焦急。
既然這樣，咱安書記怎麼又站馬路牙子上了呢？
說來話長。終於有一天電話來了，那個姓齊的打來的，讓安書記到瀋陽。告訴他批條已經拿到了，到北京提貨，國家統控物資，緊俏商品，不來拖拉機就得給別人，過時不候。
安書記急三火四，帶著錢就去了。先到瀋陽，約定一個飯館請齊和葛——幫這樣大的忙請人家吃飯是應當的。吃飯的時候，葛把姐夫郵寄過來的批條拿出來，蓋著大紅公章呢，安書記當時一顆心就放肚子裡了。
接著，安書記去北京，到招待所住下，姐夫來了，倆人寒暄，安書記感謝，姐夫說將來到勃利去玩要你多照顧。安書記說沒問題，豬肉燉粉條子可勁兒地造……
後面？後面倆人去看貨，定下了要哪台，回到火車站前頭，找了個飯館吃飯。吃飯出來，姐夫說你買拖拉機的錢呢？
安書記趕緊把裝錢的書包拿了出來，姐夫把手裡的煙頭一甩，瀟灑地接過書包來，說我得趕緊把錢交財務去。你看，怕你著急，發票都提前給你開好了，你拿著。哦，一機部大樓你沒有通行證進不去，你在這兒等著啊，別離開啊，我交完錢拿了提貨單，咱們去取拖拉機……
安書記拿了發票，就乖乖地站馬路牙子上頭了。
說得熱鬧，這案子多少錢呢？
一萬多塊。
嘿，那位說了，一萬多塊？要是在五環路以里買房連一平米都不夠，這算多大的案子啊……
80年代初的一萬多塊，在北京是大案要案的範圍。
說三個事兒，您就明白80年代初的一萬多塊值多少了。
第一件事，1985年左右，我家一個老鄰居去世，留下一千多塊遺產，幾個子女打得跟范進中舉似的，差一點兒動了刀子。
第二件事，破獲本案的干警，級別最高的一位，當時月薪43塊，這案子的金額，夠他不吃不喝攢30年的。
第三件事，本案主犯，最後是給斃了。固然因為其中有別的案子牽涉，最主要的原因是這一萬多塊的金額，當時是很重的砝碼。
因為這個原因，這個案子派出所根本就沒處理，直接交給了市局二處。
市局二處何許人也？
按一位梁家園的老大形容，90年代發生一個兇殺案，報上去後二處來人勘查現場。中間有個剛從警校畢業的女警官，齊耳短髮，斜叼一根煙不點，筆記本計算機往膝蓋上一放，那邊匯報勘查結果，這邊“劈裡啪啦”報告就出來了。打到中間有不清楚的地方，小女警把煙往耳朵上一夾，過去掰開死者口腔上上下下看明白，然後擦擦手接著打。一晃眼的功夫，那煙，又叼上了。
辦了20年案子的老民警，有看傻了眼的……
照這位老大說，那氣質真是活像電視裡的女捕快，威風直追“炮局四大姑奶奶”——一看就是二處的種兒。
二處，專門負責北京市兇殺、強姦、搶劫等重大案件，是北京市公安局的一支精兵隊伍，其他部門對他們算是又愛又恨。愛的是這幫人的確能辦案子，恨的是這幫人裝備好、手眼通天，什麼案子到他們手裡，別人就只有協辦的份兒了。
這一次，二處來的倒不是哪位姑奶奶，來的這位探長在北京警界裡綽號叫“教授”。
“教授”，聽著新鮮？您別覺得新鮮，警察裡頭的外號你想不到有多洋氣，有一位80多的老大，當年居然叫“柯南”……
“教授”之所以得名，是因為他後來真的當了教授，在公安大學講刑事偵查學，也不知道老爺子如今退休了沒有。
辦“林海雪原”這個案子的時候，“教授”還不是教授，但已經教出了不少學生，這個案子的細節，就是從“教授”的一個學生嘴裡掏出來的。這位如今的刑偵專家，談起老師來佩服得五體投地。
何也？
他跟“教授”學徒，還是在70年代。第一次接觸，是因為一起跟踪追擊的案子。公安機關接到消息，有一名殺人犯潛入北京，住址不明，但他哥哥正從外地趕來與他會面。
有了這個線索，跟著案犯的哥哥走，順藤摸瓜，顯然是非常好的辦法。
在當時裝備落後的條件下，只能靠人跟了。但是，案犯的哥哥也是勞改釋放分子，有較強的反偵查能力，所以跟踪，切不能打草驚蛇。
於是，一幫菜鳥就只能當看客。 “教授”騎一輛自行車，親自出馬跟踪。
也就一天，跟上，找到窩點，破案。
案犯的哥哥十分疑惑：我已經非常小心了，反复注意身後，確實沒人跟踪我，怎麼還讓人給端了呢？
開總結會時“教授”說了自己的做法：“也是我運氣，他一出門就上了一輛公共汽車，大喜天賜良機也。我騎車跟上，他下車奔窩點，就掏唄。”
“那他怎麼沒發現你跟踪他呢？”
“很簡單，我不在他後面，而是在他前面啊。”
原來，看到跟踪對像上公共汽車，“教授”立即加快速度猛蹬自行車，先到下一站站牌前面十來米處等著，看到下車人中沒有跟踪對象，再立即接著快蹬趕向下一站。跟踪對像只考慮身後有沒有人跟著自己，做夢也沒想到人家是在前頭！
要不是公共汽車，這個戰術就沒法用了。第一，你不知道它往哪兒開，不可能到前面等著；第二，你不知道它會不會中途開門，把人放出去；第三，如果不是公共汽車每站必停，“教授”累吐血也追不過它啊。
從汽車上下來的跟踪對象，確認車上、車下沒有跟踪的，所以很放心地前往窩點，結果輕易被抓。
接著說，“教授”接了這個案子，安書記把情況敘述一遍，事情很快就有了大致的輪廓：批條，假的！發票，假的！一機部查無此人，去看拖拉機……
那拖拉機是鐵路貨場裡等著運輸的，他們就在鐵絲網外頭看看，說這個拖拉機行嗎（警察說了，你倒是進去看看啊）。案犯利用了安書記他們急於買拖拉機和信任公章的心理。
偵察員初步認定，這是一起典型的詐騙案，但作案手法純熟，應屬屢犯。
齊、葛二人的家應該在瀋陽，而那個姐夫的家是在北京，並且離北京站不遠。
其實，一開始，就錯了方向。
偵察員向安書記問案件過程，“教授”是從另一個案子現場趕來的，到得比較晚，拿了根煙在旁邊聽——當時二處的編制是一處分十組，“教授”是其中一組的組長。
現在一說《重案六組》大家都知道，當初二處的確有個六組，不過這真實六組的案子沒法拍，因為他們對口的案子都是殺七個宰八個的，太血腥，對社會影響不好。我看倒是“教授”他們這邊好一點兒，安書記雖然急得半死，到底不是沒出人命嗎？
那位給“教授”當過學生的老偵察員聽了臉上變色，說分工哪兒有那麼明確的，這跟挑西瓜不一樣，趕上什麼是什麼。你不知道，我們最拿手的，其實是破碎屍案——北京第一起遠程碎屍案，就是“教授”帶人破的。那案子，可比六組的狠，嘖嘖，你等我給你找份材料看看啊……
說著，就開始找。
看人家忙活，忽然想起一件不相干的事情。
有一次碰上作家黃曉蜂，說他寫129師騎兵團寫出個麻煩來：《冀魯豫戰場上的哥薩克騎兵》成書之後，有人告訴他北京軍區有一位老領導到處拍桌子找一個叫“黃員外”的，也不知道要幹啥。老黃一聽這老爺子的名字就有點兒含糊——這老爺子的大名在129師騎兵團如雷貫耳，冀南突圍的時候掄馬刀追著鬼子騎兵砍出好幾里的主兒，據說脾氣暴得很，跟唐朝那梁建方似的，他找我幹嗎？總不是有雙胞胎閨女要嫁我吧。
可是又不敢不見，人家威望在這兒呢，以後說句話全國的騎兵見我就拿刀砍，我還活不活了？
見面，老爺子果然暴得很，三句話沒說完就奔正題：那誰誰誰明明是我一槍放倒的，你娃怎麼給安老劉身上了？
是這件事兒啊，老黃趕緊解釋：這是為了突出重點人物，所以把幾個人的事蹟放在一個人身上了。給您道歉，這是沒辦法的事兒，不然，這書就寫散了……
一邊說一邊納悶：那誰誰誰也不算什麼大人物，一個小情節而已。這樣的主兒你乾了也不是三個五個，斃也就斃了，60年了還死揪著他不放乾什麼？
說了半天，老爺子才面色稍緩，算是認可了。末了冒出一句來：“就是嘛，那是我們四連乾的，怎麼能算到一連頭上呢？”
“嗯？！”老黃這才恍然明白自己犯了什麼忌諱——129師騎兵團裡，一連和四連是最能打的兩個連，兩個連打起鬼子來生死與共，可下了戰場不但連長戰士見面要槓肩膀，連四連的馬看見一連的同行，都要咬兩口。
都60年了啊！
老黃說這事兒的時候，旁邊正好有一個當過兵的，聽著光“嘿嘿”地樂，下來說：“這樣有榮譽感的部隊啊，才他X的有戰鬥力！”
看這位老偵察員的架勢，二處裡邊幾個組，關係也跟八路的騎兵團差不多。
言歸正傳，“教授”聽案在二處出了名的文明，一根煙點著，似睡非睡，幹警跟他匯報也是這個勁兒。換張良基……有人背後說張局那嗓門不叫嚷，叫“咆哮”，隔兩層樓茶杯都能讓他震得蹦起來。
但是“教授”可別說話，他一說話就有人要倒霉……
你說你不在現場，那拿XX的內褲套腦袋上做鬼臉的是誰啊？這是嫌疑人要倒霉了。
檔案室下班了你就回來了？你怎麼不給他們管理員打電話讓他過來？你還知道自己是當警察的啊？這是偵查員要倒霉了。
這回，安書記案情說得明白，有警察已經開始低聲歸納結論了，“教授”聽著聽著忽然冒出一句來：“現場勘查了嗎？”
現場？這案子有現場嗎？周圍人都一愣。
“教授”二話不說，拿起衣服就往外走：“就他（一指安書記）站那地兒，我去看看。”
北京站的馬路牙子，千人踩萬人過，這還能勘查出什麼來？有偵察員趕緊跟上，滿臉的不解。
可能覺得自己有點兒粗暴，“教授”微微一笑，說了一句：“我知道那地方，三不管，搞衛生的一天也不去一次，去碰碰運氣吧。”
到了地方，過往的人只怕沒一千也有八百了。洋灰地磚的地面，四面全無遮攔，照安書記說，和姐夫在這兒不過談了幾分鐘，能有什麼留下來的？
看到地面一片狼藉，不似打掃過的，“教授”籲了一口氣。
跟著“教授”的偵察員腦子靈活，略一回憶，忽然心有所動。
就在這時候，“教授”已經取出鑷子，從地面上夾起一個煙頭來，仔細看過，點了點頭，又嘆了口氣，拿出證物袋裝了進去。
偵察員看看“教授”，瞳孔有點兒散大。
“教授”樂了：“你猜出我找什麼來了？”
偵察員點點頭，說，“對，我猜您是來找那姐夫扔的煙頭，安書記不是說了嘛，姐夫把手裡煙頭一甩，接過書包來，說我得趕緊把錢交財務去。”
孺子可教也，“教授”樂了。別奇怪咱們警察這樣說話，北京這地方是全國文化中心，警察碰上賊都會調侃幾句。
我認識一位警官，當年抓過一個被通緝的唐山騙子。
兩人遭遇以後，警官怎麼看這位怎麼像通緝令上的，基本確認後開始盤查。這位咬著後槽牙愣冒充北京扛大包的頂了七八個回合。為什麼咬著後槽牙呢？不咬他口音就露了啊！
等到這位把“馬家堡（pu）”念“馬家堡（bao）”，照他的口音念馬家pu準走音兒。警官說你念得不對，這位還硬跟警官講理呢：“您不知道，北京還有一個地方叫馬家堡（bao）……”
警官說，你把左邊的鞋脫下來給我看看。這位就脫了，遞過來給警官。
警官抄過鞋來，照屁股就是一下——我叫你還矯情，我住北京30年也沒聽說過北京還有一個馬家堡（bao）！打你個朽木不可雕也的！
這騙子這才發現上了當，要打，這文文靜靜的警官翻了臉比土匪還狠；要跑，一隻鞋沒了，他又不是赤腳大仙！剩下的只能用唐山味普通話連連告饒：“達（大）哥，倭（我）錯了，達（大）哥，饒了倭（我）吧。”
北京八九十年代的警風，這也算一個側面。
但是，這偵察員撓頭問道：可這地上這麼多煙頭，您怎麼知道是這個呢……
是啊，這塊地上足有一百多個煙頭呢。
“教授”笑了，晃晃證物袋，說，就是它，因為我知道它跟別的煙頭都不一樣。
一百多個煙頭，一抬手就把要找的那個找出來，警犬都沒這個本事，“教授”難道比狗還厲害？
廢話，“教授”當然比狗厲害！你換那狗上台講個課給大夥兒聽聽？拿“教授”跟狗比，這怎麼說話兒呢？
這事兒說來其實簡單。那年頭人都不富裕，一隻煙要抽到手都捏不住才會丟掉。圍棋名將過惕生先生還有個絕招，能把新煙和快燒完的煙頭連接起來，噴雲吐霧，彷彿不斷。所以，無論比賽中抽多少煙，永遠只有一個煙頭。
這個古怪的現象曾令與他對陣的日本棋手百思不得其解。
而那個行騙的姐夫，拿到錢以後立即把煙甩了，正好抽剩一個煙屁股的可能性極小。在這一百多個煙頭中，夾雜著一根只燒了半截的香煙，所以，一下子就引起了“教授”的注意。
“教授”人多謙虛啊，說，我這是運氣，運氣。
可不是，一百多個煙頭里，只有一根跟別人的不一樣，是運氣；煙頭落地，就把火撞滅了，沒有繼續燒，也是運氣。
破案有時候是需要運氣的，但是光有運氣可不夠。北京“炮局四大姑奶奶”，有一位專門給人看手相的。有一回看來看去，也沒找到合適的，隊長說看來是個新手幹的，算了，找找別的途徑。人家姑奶奶是個慢性子，抿著嘴琢磨半天，也沒捨得把那指紋放下，說，那怎麼成呢？我再找找唄。
半個月以後，姑奶奶拿著一份檔案就來了：“您看，是不是這小子？”
一枚指紋，破獲一起惡性殺人案件。
案犯正好留下過指紋，可謂運氣好，但要是沒有這麼個慢性子的姑奶奶，也許，這線索就放跑了。
煙，不是什麼特別的好煙，連過濾嘴都沒有。 “教授”看著煙頭，苦笑著搖搖頭。
助手問了，說這不是線索嗎？
“是啊，”“教授”不情不願地說，“可這線索一來，離破案就越來越遠了。”
“為什麼啊？”
“你說呢？”“教授”把煙頭遞給偵察員，意思是考考他。
偵察員左看右看，得出一個結論來：東北牌子，北京應該沒賣過。
對。我估摸著，這姐夫根本就不在北京工作，這仨人都是從東北來的，在北京找人，沒戲。
唉，您這可就武斷了吧。偵察員大著膽子問道，一根煙頭說明不了問題，也沒準是別人送他的煙呢。
“你以為我是看見煙才這麼琢磨的？那就是一個驗證。”
“那……”
“四個人第一次出去吃飯，誰掏錢？”
“姐夫啊，他說盡地主之誼。”
“他們在哪兒吃的飯？”
“北京站口對面，一飯館，我去看過，後來安書記請客，兩回都那兒。”
“哦，本地人請客吃飯，有在火車站門口的嗎？”
……
是啊，一般來說，無論哪個城市，火車站口的飲食都不太讓人恭維。
一個細節可能是巧合，兩個細節都對上，巧合的概率就不大了。
北京這邊也留人查查，不過姐夫在北京工作的可能性我覺得不大。覺得，這仨都東北的，分頭來北京給咱書記下的套，那查起來可就……“教授”搖搖頭。別人越找線索離破案越近，他可好，把案犯追東三省範圍去了。
這可怎麼找啊？
“不過……”“教授”說了半截話，沒往下言語。
後來談到這案子的時候，“教授”跟偵察員說這是一教訓，再多想一步就海闊天空，自己呢，多想了半步，沒往前琢磨。
“教授”想的是：這仨小子可夠膽儿大的，要是那安書記不上當，來回的火車票，可也不是一個小數呢。
這是怎麼回事兒？案子破了，才恍然大悟：其實，這是一條很重要的線索。
不管怎樣，排查，與東北警方聯繫，找這三個人，工作開始進行，嫌疑人在劃定……
可是，這種異地作案，蜻蜓點水式的犯罪，破起案來如同大海撈針，確實不是那樣容易的事情。首都警察雖然厲害也不是神仙，一來二去，一個月過去了，除了一堆結論被否定之外，沒有任何進展。
安書記呢？
安書記是死活不回去了。
無顏見江東父老啊，那點兒錢，有一塊的，還有五毛的，全村人家裡能拿得出來的，差不多都在這兒了。灰頭土臉地回去，老安不尋短見也得窩囊死。
警察也是講情理的。北新橋有個僑辦，是二處的協作單位，就把安書記放那兒了。白吃白住，算起來，一個月也不少錢呢。
誰叫人家在北京讓騙子給騙了呢？那時候這樣的案子不多，警察們還有點心存歉疚的意思。
問題是，安書記並不是很領情，每天吃完了飯就蹲在門口等警察，眼睛越瞪越大。半個月以後，就奔銅鈴那麼大去了。
偵察員們隔三差五去看一次，都有點兒含糊，有人說這老頭別是要出事兒吧。
真是說曹操曹操就到，沒過兩天，忽然有人打電話到二處來，點名要“教授”接電話。
教授拿過聽筒一聽，是地安門派出所的。
出什麼大案子了？
沒有。人家就是告訴他：“那安書記，讓我們給抓起來了，你們過來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