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章 2、在城裡“被流浪”
彼黍離離，彼稷之苗。
行邁靡靡，中心搖搖。
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
悠悠蒼天，此何人哉！
彼黍離離，彼稷之穗。
行邁靡靡，中心如醉。
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
悠悠蒼天，此何人哉！
彼黍離離，彼稷之實。
行邁靡靡，中心如噎。
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
悠悠蒼天，此何人哉！
——《詩經·黍離》
這是的名篇《黍離》，余冠英先生對它的解釋是“流浪者訴述他的憂思”。詩歌描述了一個流浪漢來到首都洛邑，但是城裡生活成本太高，他住不起，所以，徘徊在郊區的田野裡。他一直想謀個好生計，但是，從“苗”到“穗”到“實”，一直沒有得著好機會，心中的理想因為屢屢遭受挫折而幾近破滅。其實，他自己可能都不知道自己究竟想要什麼，所以他只好問老天爺，他到底是個什麼樣的人呢——“悠悠蒼天！此何人哉？”？
如果你也曾在北京“漂”過，就能體會這首詩的感情，也能明白把它放在這裡的原因。我們不談詩歌，只說城市，說說北京城的是是非非。
前面提到“北京無小事”，但是，有小人物。
截至2009年末，北京市常住人口達到1755萬人，這是2010年初北京市政府公佈的官方數字。北京市政協還進行了一項“人口與資源環境協調發展”專題調研並發現：2009年底，北京市實際常住人口已達1972萬人，其中戶籍人口為1246萬人，居住半年以上的流動人口達726萬人；且流動人口的飛速增長是導致常住人口上升的主要原因。事實上，由於北京居住證的辦理難度，以及暫住證概念的日益淡化，北京對於這座城市內的流動人口的“底細”是越來越摸不透了，所以相信流動人口的實際數量將遠遠大於官方公佈的數字。
北京無疑是一座移民度很高的城市。她吸引外來人才，吸收外來文化。但北京的吸收是有選擇的，實行的是“優選制”——能不能被接納，要看你進不進得了城。
對此，易中天做了個簡單歸納：“辛亥革命前，北京的移民主要是衝著皇帝來的。他們是新科進士和升遷官員，以及為皇帝和官員們服務的太監、宮女和僕人。國民政府定都南京後，北平的移民主要是衝著大學來的。當時全國最著名的高等學府雲集北平，吸引了天南地北的莘莘學子。新中國成立後，加入北京人行列的主要是兩種人：調進北京的干部（多半是中高級的）和分進北京的大學畢業生（多半是較優秀的）。總之，北京的移民，總是圍繞著'政治'這個中心，或'學術'這個次中心；而北京的吸收，則總是以是否'優秀'、是不是'精英'為尺度。”
移民的結果是北京壯大了，豐富了。但是，聊起北京人，你仍然沒有一個清楚的概念。不像上海人，已經在全國人民心目中形成了一個既定的、統一的印象，比如：精明的、市儈的、講究的，等等。總之，移民融入了上海，並與之形成了一體化的海派文化，統統都是“阿拉上海人”。但是，北京不然。
“北京沒有這樣一種一體化的文化，而只有各個不同'圈子'的文化（皇家官方文化、文人學者文化、市井平民文化等）。移民們也只是進入了不同的'圈子'，並與各自的“圈子”相認同。”
人人都道上海排外，卻鮮有人指出北京的勢利。其實，北京的勢利，說明白點兒，就是等級觀，說隱晦點兒，就是圈子意識。有了圈子，就有大小、有品類。大小品類，也就是尊卑貴賤遠近親疏。
作為北京的符號之一，四合院完整體現了這種“尊卑有序”的等級觀。
北京正規四合院，大門闢於宅院東南角“巽”位。四合院中間是庭院，院落寬敞，植樹栽花，有的備缸養著金魚，是四合院佈局的中心。在規整的四合院中進了大門還有垂花門、月亮門等等。垂花門是四合院內最華麗的裝飾門，作用是分隔里外院，門外是客廳、門房等“外宅”，門內是主要起居的臥室“內宅”，體現著在居住環境中的“內外有別”。四合院中住正房（北房）的一定是一家之主，東廂房又因為左為貴，由長子居住。而倒坐房一般是傭人來住。 “尊卑有序”在四合院中得以完整地體現。在這樣小小的自我天地中，一家人自成一統。
小到民居民宅，大到整座城池的佈局建設，皆是如此。
“作為皇都京城的北京，它的城市規劃最集中地體現了中國傳統文化的思想：尊卑有序，等級森嚴。明清的北京是三個一圈套一圈的城，最中心的是宮城即紫禁城，乃天子所居；次為皇城，是政府所在；最外圍是京城，其中緊靠皇城根兒是各部衙門，再外圍則是規劃整齊的街市。清代京城還有內城外城之別。內城是滿人的禁區，外城是漢人的地盤。站在景山俯瞰全城，金碧輝煌的宮殿樓閣與矮小灰暗的民居形成鮮明的對比，所謂'東富西貴，南貧北賤'，一目了然。不同身份地位的各色人等，便在這規劃好了的城區內各居其宅，各守其職。可以說，北京是做好了圈子往裡'填人'。北京人，當然不可能沒有'圈子意識'”。
在這個前提下，即便如莫言這樣的大名人，在北京生活了近30年，這條山東漢子也依然把自己當做北京城裡的異鄉客。 “多到長安街上走，少到胡同兒裡面串”這是莫言總結的生活經驗。長安街是北京的舞台，用來展示首都的風采，自然歡迎所有人前往參觀，那就是一個“客廳”。
胡同兒則不然，它是更私密的“臥室”，這個圈子屬於“老北京人”——胡同是北京的市井生活，“它距離鬧市很近，打個醬油，約二斤雞蛋什麼的，很方便，但又似很遠。這裡沒有車水馬龍，總是安安靜靜的。偶爾有剃頭挑子的'喚頭'（像一個大鑷子，用鐵棒從當中擦過，便發出噌的一聲）、磨剪子磨刀的'驚閨'（十幾個鐵片穿成一串，搖動作聲）、算命的盲人（現在早沒有了）吹的短笛的聲音。這些聲音不但不顯得喧鬧，倒顯得胡同里更加安靜了”；胡同又代表著一種封閉的文化，“住在胡同里的居民大都安土重遷，不大願意搬家。有在一個胡同里一住住幾十年的，甚至有住了幾輩子的。胡同里的房屋大都很舊了，'地根兒'房子就不太好，舊房檁，斷磚牆。下雨天常是外面大下，屋裡小下。一到下大雨，總可以聽到房塌的聲音，那是胡同里的房子。但是他們捨不得'挪窩兒'，——'破家值萬貫'”（《胡同文化》）。
所以，對於這個圈子，如果你不是“正宗”的北京人，恐怕很難融入。在新作裡，莫言就描寫了一段在京生活多年的主人公於胡同里被本地人“欺負”的場景，並坦承就是發生在自己身上的一段真實經歷。他說，這是北京千餘年來的帝王文化，外地人就好像《沙家浜》裡的阿慶嫂，需要藉貴方一塊寶地謀生。
與市井平民圈相對的，就是皇家官方圈。一個外來者有多少機率可以進入這個圈子？途徑只有一種：入仕。說明白點兒，就是考公務員。還不能蒙著腦袋逮哪兒算哪兒，你得去北京。北京有啥好的？就這點兒好，人家是“中央的”，除此以外都是“地方上的”，性質不同。
但是，一個外地人進入北京官場難度有多大？這個沒有專家給出具體的統計數字。不過有兩則新聞可以參考。
其一，2009年北京市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局公佈了八項公務員報考要求，其中第五點引起了社會各界強烈的關注：“具有北京市常住戶口”。北京政府在公務員的招考中特別強調了對戶籍的限制，沒有北京戶籍地考生被拒之門外。這是事實。
其二，2010年4月底，北京市委常委會討論通過了《北京市2010年公開選拔領導幹部工作意見》，對外公佈將公選241名局處級領導幹部。在四類有資格報名的人員中，外地省市公務員以及企事業管理人員，未納入選才範圍。對此，國家行政學院公共管理教研部教授汪玉凱給出了這樣的解釋——“此舉並不代表北京'自我封閉'，'北京跟其他城市不同，國內高端人才集聚，人才優勢突出，沒必要把網撒向全國'”。好個“沒必要”！但這也是你不得不面對的事實。
那麼，另一個文人學者圈，情況又如何呢？
事實上，並非每個文人都能如余秋雨大師般主持個青歌賽，在北京城裡撈點外快的。大部分“文化人”可能多半只得窩在一間七八平米的小屋裡鼓搗藝術，但是能鼓搗出這樣堪稱傳奇之作品的只有一個余華。火了，隨後的《兄弟》更火，銷量100萬冊。於是，紅紅火火的余華從北京撤離，定居杭州。
即便是死心塌地宅在北京的“陳冠中們”，也忍不住要牢騷幾句。 2002年，陳冠中先生髮表了一篇名為《有一百個理由不該在北京生活》的文章：
“更有些理由直讓你想立即撤，如沙漠化，沙塵暴，臟，空氣不好，幹到觸電，幹壞皮膚，缺水，塞車塞車塞車，開車的人沒有小路讓大路的路權概念，出租車司機不認路但會繞路，出租車特窄特臟（我幹嘛老說出租車），晚上街道暗——就算自稱中央商業區的朝陽區也暗，有悶棍匪，少通宵便利店，東西粗糙，到處都在拆，不該拆也拆，整北京像個大地盤，房價比上海還貴，契稅高，買房政策為難外地人，建築沒意思，沒有像樣的老洋房，舊民房特破，上世紀90年代還戴古裝大帽子，新完成的地標建築又土又大，真不知道容積率怎搞下來——這點京不如滬，甚至不及近年的鵬城和穗。”
說了這麼多北京的“壞話”，北京人會生氣嗎？以陳冠中先生的旁聽經驗來看，那個站在你身邊的北京人，關於北京“反而說得比誰都兇”。為什麼？ “一個很大的可能性是，那人也不認自己是北京人，只是住在京，哪怕住了五年、五十年”。 “在京的外地人來得久來得不久、活得好活得不好、有三證沒三證，都不自認北京人，並且會強調自己是外地來的、原籍哪裡”。
這段話道出了一個真正的事實：北京歡迎你，但你“來了”，並不表示你就“進來了”，這是一座適合流浪的城市，或者用個時髦的說法，你在這座城裡極有可能“被流浪”；更多的外來者都不得不在皇城根下一遍遍詠嘆：“悠悠蒼天！此何人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