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8章 1、聯合利華和3M的出走

上海市外經貿委發布的《2006上海外商投資環境白皮書》顯示，2005年上海甲級辦公樓平均租金為每平方米每天0.84美元，其中浦東小陸家嘴地區價格已經超過每平方米每天1美元，而浦西南京西路平均租金更達每平方米每天1.04美元。上海商務成本過高已經成為外資企業和政府部門共同關注的焦點。 經濟學的基本原理告訴我們，資本總是流向成本低而利潤高的地方。人又何嘗不是呢？ 2004年8月3日，3M公司把它在中國的第五家工廠開到了蘇州。這是一家全球五百強企業，同時也是除開發區和經濟特區內企業以外，中國大陸最早的外商獨資公司。從1984年以來，上海一直是該公司在中國內地的營運中心和製造中心，之前在中國總投資超過3億美元，它的四座工廠就位於上海的漕河涇新興開發區、松江新橋工業區以及浦東和外高橋。

但是，3M開始挪窩了，或者說，由於涉及上海和蘇州兩地之間的敏感關係，3M公司小心翼翼將自己的行為稱作“走出上海進入蘇州”。 蘇州市委副書記王金平親自前往蘇州工業園區迎接3M的到來。在對外商直接投資的爭奪戰中，蘇州已經從上海的後花園角色中走向直接對壘的前台。這不是蘇州最輝煌的勝利，2003年蘇州工業園區曾經一舉從上海張江高科技園奪下半導體公司英飛凌，其第一期以10億美元加盟園區。 無獨有偶，聯合利華（中國）有限公司方面也表示，公司家庭及個人護理用品生產基地將於2004年底全部由上海等地搬入聯合利華合肥工業園。聯合利華對外關係董事曾錫文宣稱，搬遷會給公司節省48%的生產成本。 事實已經擺在眼前，上海高企的商務成本和勞動力成本，已經讓外資望而卻步。

對於上海來說，3M和聯合利華出走背後更讓人擔心的是：2004年上半年，上海吸引外資的合同金額為61.49億美元，只比去年同期增長1.26%，增幅比去年同期水平有明顯下降，與長三角城市兩位數的增幅更是相去甚遠。同年，上海市統計局總經濟師蔡旭初坦承，上海在吸引外資方面“可以說是處於一個低谷”。 復旦大學中國經濟研究中心主任張軍認為，上海的勞動力成本高於長三角的其他地區，這是一個不爭的事實。在這種前提下，上海如果繼續發展和投資於可在長三角其他地區加工製造的行業，就意味著在事實上壓制和放慢了上海勞動力成本的上升速度，因為只有這樣才可能保持製造業有一定的贏利增長，但這也同時意味著放慢了人均收入和生活水準的提高速度，因為這樣做等於喪失了可以投資於回報率更高的其他領域的機會。

這裡存在一個矛盾：降低或壓制勞動力成本，保持上海製造業在長三角地區的優勢地位，吸引外資進入，就意味著降低上海地區居民的生活水準，因為物價、地價、房價一直在瘋漲，工資卻不漲？這個後果誰都可以預見，要牛幹活，又不給牛吃草，再溫順的牛也是會發脾氣的。 所以，張軍說：“上海經濟正處於一個尷尬的階段。”2004年，張軍接受訪問時表示，上海實施的是通過架橋、修路、蓋房子的固定資產投資拉動的“起吊機經濟”和“腳手架經濟”。 “起吊機經濟”，是說上海的經濟增長主要是外在投資拉動的，而不是像浙江、江蘇那樣內部生成的經濟力量。 “腳手架經濟”，是說上海的經濟增長主要通過修橋修路蓋房子的固定資產投資拉動經濟增長。最顯著的例子是上海為世博會投入2000多億資金用於展會場館以及交通建設。

張軍對上海強勢政府主導下的“起吊機經濟”表示擔憂，並提出質疑：“土地批租加上中心城市外移、世博效應等，再增長十年、二十年沒有問題。問題是十年、二十年後怎麼辦？” 3M公司和聯合利華的出走，已經充分說明了製造業在上海的定位面臨尷尬地位。 2009年3月25日，國務院對上海兩個中心政策的《關於率先形成服務經濟為主的產業結構，加快推進上海國際金融中心和國際航運中心建設的意見》中，唯一提及製造業的部分是：“發揮先進製造業優勢，為服務業發展提供有力支撐，以服務業發展帶動先進製造業的更大發展。” “有同志說，上海現在只搞服務業不搞製造業，肯定要完蛋。這話對。”2009年5月11日下午，在上海市委、市政府舉行的推進“兩個中心”工作會議上，中共上海市委書記俞正聲說，製造業是上海不可缺的一部分，上海並非不搞製造業，製造業的發展是服務業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二者是密不可分的，只是“（國務院）單獨就製造業對一個地區下一個文件，可能性不大。更多的需要我們操作”。

上海市“操作”的結果是，確立高科技產業作為發展先進製造業的核心。 2009年5月30日，上海市政府出台了《關於加快推進上海市高新技術產業化的實施意見》，明確發展以新能源、民航製造、先進裝備、生物醫藥、電子信息製造、新能源汽車、海洋工程裝備、新材料、軟件和信息服務等九大高科技產業的製造業戰略，取代2005年確立的汽車、鋼鐵、石化等六大支柱產業定位。 製造業的升級，相對的，也意味著人才的升級。 《上海市中長期人才發展規劃綱要（2010—2020年）》提出，上海市中長期人才發展的目標是：到2020年，培養和集聚一批世界一流人才，充分發揮各類人才在支撐和引領經濟社會發展中的關鍵作用，把上海建設成為集聚能力強、輻射領域廣的國際人才高地，建設成為世界創新創業最活躍的地區之一，為落實人才強國戰略發揮先導作用。

綱要提出了上海提升人才國際競爭力的主要任務。包括：建立浦東國際人才創新試驗區；進一步完善永久居留制度，積極引進金融、航運及戰略性新興產業和高新技術產業化等高層次人才。建設一批海外高層次人才創新創業基地；大力集聚海外高層次人才。重點引進2000名能夠促進本市重點行業、重點領域發展的海外高層次人才。提高本土人才國際化程度。 “上海的外來人口素質普遍比北京高”的事實，曾讓首都非常羨慕。但上海顯然不再滿足於現有的外來人才，而衝著更高端的海外和科技創新類人才伸出橄欖枝。 如果將這種變化集中於某個人，不妨舉例說明，假設你現在是滬上某家500強的職員，大學本科，在這家公司也乾了四五年，眼瞅著頂頭上司離職走人，以為自己是最熱門的候補人選，終於守得云開見月明，不料半路殺出個程咬金，總部高薪聘請了一位海歸，填補了你覬覦的那個位置。情況基本如此。

上海願意為這類高端人才“買單”，提供高薪和各項福利政策，但此消彼長，如果你不屬於這類被照顧的對象，勢必意味著在上海的處境將越來越艱難。 對你來說，煮熟的鴨子飛了，到嘴的肥肉被人搶了。怎麼辦？除了怨自己時運不濟之外，你還可以做兩件事彌補損失：一、充電，將自己的業務水準提升到超過那位“空降”海歸，不過，先不說這個結果需要付出多大的代價和努力，假設你果真實現了，你的本事如今完全可以讓你賺到2萬月薪，又何苦眷戀那個被人搶走的1萬月薪的位子呢？二、離職，轉行，此處不留爺自有留爺處。 如果你還想繼續留在上海，那可以去幹什麼呢？自然是去最有發展潛力和前景的行業。 中國國家經濟交流中心的常務理事、原外經貿部副部長張祥，在2010年8月cciee舉行的第14期經濟每月談上表示，世界經濟的結構是向服務型轉變，是從紐約看到美國，從美國看到全球，整個的發展表明一個進展的過程。

製造業雖然仍被認為是上海經濟高速發展的支柱。但與倫敦、巴黎、紐約等國際大都市相比，上海最大的差距就是，上海的城市功能仍以製造業為主，而倫敦、巴黎、紐約早已不以製造業為主了。 張祥說，美國是典型的服務經濟，紐約是一個服務業的海洋，紐約是不以產品為服務對象的地方，是完全一個服務業。可以從就業結構來看紐約的經濟結構，紐約第三產業是93.4%，再看看北京和上海，北京是首都，第三產業已經占到75.8%，上海則只有59.4%。 傳統的服務業，包括住宿、商品零售、文化旅遊等等。但今天的服務業有很多定語，像醫療保險、通信服務、金融服務、醫療保健、專業秘書、會展業務，這些都是服務業。 經濟學裡面數字是很重要的，數字往往是枯燥乏味的，但是數字可以確切有力的論證很多東西。 20世紀具有標誌性意義的是什麼呢？也是一個數字，1952年美國白領的人數佔就業總數的50%，換句話說，首次超過藍領。這相當於經濟社會發展的一個里程碑。服務業就業的比重也是上升的，就業增長很快，表示就業比重演變的過程和產值演變的過程是一致的。說明大部分的社會發展近幾年已經到服務經濟社會，已經不再是工業社會。下面可以看一下高收入國家，第三產業佔72%，中等收入國家是55%，低收入國家是51%，世界平均是69%。而中國的GDP中第三產業佔的份額只有40%。

上海要成為紐約、倫敦那樣的國際金融之都，就必須向這兩座城市看齊。 為助力上海國際經濟、金融、貿易、航運四個中心建設，政府於2009年發布了《2009-2012年上海服務業發展規劃》，明確了上海發展服務業的14個重點領域及五大重點區域，同時計劃到2012年，推動上海形成國際金融機構和專業服務機構的主要集聚地，上海服務業增加值超過1萬億元，上海服務貿易占全國比重則從2008年的18.6%達到25%。 上海市發改委副主任、市發展改革研究院院長肖林表示，上海的戰略定位就是建設“四個中心”，這個定位要求上海的結構調整方向是形成服務經濟為主的產業結構，加快發展金融、航運、信息、創意、文化、旅遊等服務業。

今天，即使上海經濟的快速增長難以撼動，但張軍仍對上海未來感到擔憂。他說：“儘管上海經濟發展這麼好，但上海的未來，坦率講，並不清楚。”張軍難以判斷上海的未來，原因並非個別領導人的因素，而在於上海這樣的城市，它在中國未來經濟中扮演的角色並不明確。雖然上海在不同階段提出四個中心、四個率先，但總體上，張軍覺得上海經濟在定位上仍需要尋找，並大膽提出，中國需要更多的香港，上海可以作為選擇之一，讓上海借鑒香港特別行政區的模式，走在前面將是明智的選擇。 張軍認為，“中國作為一個經濟整體，需要經過工業化的階段，需要靠投資推動，靠工業化來拉動經濟的成長，在現有的發展體系中，上海不可能離開這樣的發展模式而走得太遠。以這個思路，上海不可能成為第二個香港，從經濟上完全脫離，再回過來提供服務。所以，在二十年時間，尤其是浦東開放開發以後，經濟增長非常好，和整個中國經濟增長的步子是一齊繁榮、一齊增長，只是增長集中在上海的這個地方，變得更為有效應，但在增長模式上，沒有擺脫整個中國經濟增長依賴工業化的階段。” “我相信大家都希望上海可以成為像香港和新加坡那樣在亞太地區經濟發展中充分發揮影響力，成為貿易、航運、信息等中心，對中國有更好的服務和輻射功能。但我們要思考的是，在達到這個目標的過程中，上海究竟能走多遠？” 作為行政特區，香港在向國際金融之都邁進的路上，自有他的優勢。正如香港特首曾蔭權所說：“我們相信，如果是任何企業，包括HSBC，其他企業，他們需要的是人民幣做生意的，他一定跑去上海上市。但如果他們需要外資的話，不論是HSBC，還有內地的企業，都跑什麼地方去呢？選擇一定去香港。” 香港最大的優勢是法治，人才，金融監理為亞洲翹楚，還有貨幣自由兌換，這些上海短期內都追不上。 上海要形成服務經濟為主的產業結構，並成為國際金融機構和專業服務機構的主要集聚地。這一過程中，面臨一個巨大挑戰——人民幣不可自由兌換的局限性。這也暴露了上海建立國際金融中心過程中，所面臨的一系列僅憑一己之力難以解決的問題。 事實上，這個問題又回到了一直以來對“上海模式”的利弊之爭。 所謂“上海模式”，是指政府作為發展的主體，對城市的各種資源進行盡可能的有效配置，推動上海的經濟發展。這種模式最為典型的特徵，是以政府性公司的形式來承擔政府經濟發展主體的功能。 張軍關於上海效仿香港成為“特別行政區”的大膽建議，言下之意也是在說上海要盡快擺脫“上海模式”。否則，建設成為國際金融之都的道路將十分坎坷。 政府主導經濟、投資驅動的模式，其優點顯而易見。政府利用信用，聚合大量的資本，強勢發展某一產業，效果當然立竿見影；但由政府主導之下的經濟，其主體往往以國有企業為多，手段以行政性或半行政性為主，效率不高，道德風險也較大。更重要的一點，是上海一旦以國有資本和行政手段進行資源配置，市場化的力量往往受到抑制。 中國社會科學院金融研究所研究員易憲容認為，上海離國際金融中心的差距還很大：“現代國際金融中心的確立，政府作用是不可或缺的。但是，從現代市場演進與發展的情況來看，任何市場的建立都是一個自然演進的過程。如果一個市場的形成更多是政府為主導，是人為因素，特別是政府因素所促成，那麼這個市場要得到健康的發展是不可能的。” 然而，“從目前上海國際金融中心建設來看，上海國際金融中心的形成更希望體現國家干預、政府主導的新模式，如中央大力支持上海金融改革先行先試，甚至於要進一步把政府主導作用和乾預效果的重點，放在國家層面的組織保障、中央政府的立法支持和政策傾斜上。” 如果上海繼續維持“上海模式”，能否在2020年順利成為國際金融中心，與紐約、倫敦並駕齊驅？這個結果，誰都不敢預測，就像誰都不會當著新生兒父母的面，說這個孩子將來可能成為廢物一樣，大家都習慣說吉利話，說我們要有信心。即便有人敏銳地看到孩子的缺陷，也不會直接說這孩子沒有希望。 同樣的，當你被上海的豪言壯志感染，義無反顧地投身於她向金融中心轉型的建設大潮中，結果卻因為種種限制和“不公平”而導致事業受阻，前途未卜。這時候，你該怎麼辦？或許，上海直到2020年才會承認強勢政府對經濟的干預確實過多，建設國際金融中心需要更自由的市場經濟。當然，這只是或許。而且，諸如“人民幣不可自由兌換”這樣的重大局限，也不是上海憑一己之力就能解決的問題。 一座城市，可以更換不同的領導班子或者戰略政策；上海，可以猶豫，可以犯錯，因為她有一個堅強的後盾，就是中央——1991年的春天，鄧小平視察上海，就給上海定出了金融中心的發展目標。鄧小平用了一個形象的比喻說，“金融很重要，是現代化經濟的核心。金融搞好了，一著棋活，全盤皆活。”他還說，“上海過去是金融中心，是貨幣自由兌換的地方，今後也要這樣搞。中國在金融方面取得國際地位，首先要靠上海。” 上海的重要性不言而喻，這麼重要的棋子，中央自然不會輕易鬆手，讓別人攥在手裡。這樣當然有利有弊。只是，不得不提醒你，上海可以犯錯，但你不能。如果你想順應上海建設國際金融中心的大潮，在這座城市裡搏擊一番，就必須認識到中途可能遇到的變數，以及你會為此付出的代價——遠的不說了，在這座城市裡，你最可能遭遇的“犧牲”，就是拼命賺錢，到頭來卻都給了房產商。 張軍將上海近些年來經濟保持兩位數的增長的主要原因歸於外資和房地產業的貢獻，這一看法雖被上海市一些官員視為“偏激”，但是從2000年開始，上海市政府已將房地產作為上海經濟發展的支柱產業。 根據《經濟觀察報》的相關報導：“房地產業對於上海經濟的重要貢獻始自1990年代。統計數據表明，在90年代中期，外資在房地產領域的投入曾一度佔去上海全年引資比例的四成以上。這一輪的投資過熱，導致上海房地產業全面步入1996到1998年的衰退期，市場上的大量空置商品房難以消化。此後，從1999年開始，上海房地產業迎來恢復性增長，並於2000年被納入上海'十五'規劃中的六大支柱產業之一。自此，房地產業對上海GDP的貢獻逐年提高，已從1995年的3.71%猛增到2003年末的7.4%。” 在上海市政府原定的“十五”計劃中，預計到2005年房地產業增加值對GDP的貢獻將達到7%以上，但房價的飛速上漲，已經讓這個產業提前兩年超額完成了“十五”計劃中定下的目標。 上海社會科學院部門經濟研究所副所長、市政府決策諮詢專家楊建文於2004年表示，當前上海經濟的支撐點主要有兩塊：汽車和房地產，但這兩個產業都已進入了風險期。 人們對於上海房地產業的質疑從未停止。從2003年1月開始，上海房地產價格開始瘋狂上漲，年漲幅超過20%。而在此前的三年，房價年上漲率分別為3%、8%和13%。 “如果房價高到任何人都無法接盤；空置房的供給達到最大，根本無法消化；人們對房產的投入也達到最高，無法繼續投入，到瞭如此'三高'境地，就是房地產業崩潰的時候了。”上海社科院房地產業研究中心副理事長張泓銘教授“預測”了這樣一天，這一天會到來嗎？ 上海市政府確實沒有坐視現狀的發展。 2004年4月，上海市房屋土地資源管理局局長蔡育天宣布，房地局等相關部門將出台三項政策平抑上海房價，其中包括降低商品房預售標準。 5月份，房地局副局長龐元表示，降低普通商品房預售標準政策的相關調查摸底已完成，如果政策出台，這部分提前上市的普通住宅商品房供應量將達到500萬平方米，加上今年竣工供應的300萬平方米配套商品房，市場將大大放量。 但是隨後的一些跡象表明，上海市政府部門對於調控房地產市場頗費躊躇。龐元在《今年上半年上海房地產市場形勢分析報告》中表示，“由於上半年上海出台的一系列調控措施的效應正在逐步顯現過程之中，再加上國家宏觀調控政策，尤其是信貸政策，對房地產市場的影響程度還需後評估，希望信貸調控政策平穩落地，實現軟著陸……下半年，上海將以深化、細化、完善已出台的各項政策為主，保持產業政策的穩定性。” 業內人士認為，這樣的表態表明，在前期調控政策產生效果並對人們的心理預期產生影響之後，上海市政府部門將會“低調、慎重”地處理將對房價產生影響的調控政策。 2010年4月17日，國務院發出通知指出，商品住房價格過高、上漲過快、供應緊張的地區，商業銀行可根據風險狀況，暫停發放購買第三套及以上住房貸款；對不能提供1年以上當地納稅證明或社會保險繳納證明的非本地居民暫停發放購買住房貸款。 通知要求，嚴格限制各種名目的炒房和投機性購房。地方人民政府可根據實際情況，採取臨時性措施，在一定時期內限定購房套數。 新政發布近一個月後，北京、深圳等一線城市實施細則已經亮相，但市場一直在等待上海細則的“靴子”落地。雖然上海市住房保障和房屋管理局相關負責人於2010年5月13日向新華社記者表示，上海將堅決落實國務院關於堅決遏制部分城市房價過快上漲的一系列措施，在調控中“從嚴掌握”。 但這“從嚴掌握”的結果，就是國務院的“新政”出台百日後，上海商品住宅成交均價達到了23242元/平方米，環比前週再度上漲10%，這一均價甚至大大高於房產新政前的水平（佑威及樓市專評網聯合提供的數據）。 中國新聞網於2010年8月30日轉載《上海青年報》的報導：“最近一段時間，搖號、排隊、扎堆，這些久違的現像在上海樓市再次出現。在前期調控新政陸續出台後，樓市成交量一度陷於低迷。但還沒等房價出現明顯回調，近期部分樓盤再度出現熱銷。” 開發商一定樂壞了，在中央的連環重拳下，上海房價不跌，購買熱情不減。不管是剛性需求也好，投資客重新活躍也罷，上海作為國際金融中心的光明前景，讓有錢沒錢的都樂意為這塊風水寶地揮灑金錢和熱血。 早在2003年底，上海市房地局官員就表示，上海投資型購房逼近20%國際警戒線。 “投機使得房產市場看似很活躍，需求很強烈，但投機者手中的房子並不代表需求，而仍然是供給。”復旦大學房地產研究中心副主任華偉說，“和其他資源不同，土地不具有持續生產性，一棟房子的價格不論被炒到多高，它本身的價值並沒有提升。” 一些研究表明，上海市居民的消費能力已經因為繁榮的樓市而捉襟見肘。面對畸高的房價，很多高科技人才望“房”興嘆，有的跳槽離開，有的無奈揮別上海。全國人大代表、中國科學院上海分院副院長朱志遠在2010年3月接受采訪時透露，因為住房壓力，這兩年至少“嚇”跑了30%的青年科研精英。 “現在，三四十歲已成為科研的中堅力量。如果按照現在的房價作為參照系，幾乎都屬於貧困人口，沒有人買得起商品房。”朱志遠代表嘆息道，哪怕從海外引進的“百人計劃”人才，單位能給予的補貼僅30萬，“這拿到市場上，根本是不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