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1章 2、深圳夢進退維谷

文化批評家朱大可曾說，“'深圳夢'是上世紀80年代中國人的集體情結。它不僅是關於一座城市的願景，更是對中國現代性場景的想像。”這個中國社會變革最轟轟烈烈的現場成了“全民夢工廠”，但是，30年光陰流轉，這個夢卻開始慢慢“褪色”。 1982年，時任蛇口工業區“掌門人”的袁庚去清華大學招攬人才，那時的他激情澎湃地“描繪理想”，還不忘調侃：“現在來蛇口，正是時候，10年後的蛇口，你們要進來，就像今天戶口進北京一樣困難。” 那個年代的深圳完完全全的開放，就像一列列免票的列車，只要你願意隨他高速運行，都可以上車。於是，轟轟烈烈的南下大軍，懷著英雄主義情結的人們去到那方宣洩血性的角斗場闖蕩。就像北大客座研究員、深圳財經作家徐明天所言“南下深圳的人大多抱著置之死地而後生的氣概”。因為，最初到深圳就意味著要割斷與過去的所有關係，沒了工作、沒了戶口、沒了糧食供應，成為“盲流”，選擇到深圳是得有點勇氣的。不過這些都不能阻擋新的城市模式和新的價值觀帶來的吸引力。深圳的“原始夢”是複雜的，但有一個主要價值指向，那就是關於現代性的想像，其中除了對西方時尚元素的期待，更多還是對先鋒、叛逆、自由、浪漫和原創性的期待。在某種意義上，“闖深圳”和“告別傳統”可以說是同一個意思。要闖深圳，就必須告別傳統。甚至，闖深圳，原本就是為了告別傳統。

華為掌門人任正非在創業之初對他僅有的8位員工說：“我們這些辭職或停薪留職的科技人員，離開國營單位，自己出來找飯吃，大家都有背水一戰的危機，人人奮力拼搏，沒有內耗，沒有扯皮現象。在一個國營企業裡，廠長、經理往往要用60%的時間去處理人際關係，想干成一件事是很難的。”而深圳的誕生則是建立在一個沒有家長，也沒有所謂監視者的政策基礎上，這意味著它也沒有那麼多束縛。深圳就像一個單細胞城市，這裡慾望明確、規則明確，達成目標的方法簡單，就是要靠“闖”。 相比北京、上海，深圳沒有歷史，也沒有包袱，所以具有對未來開放的無限可能性，北大教授張頤武形容深圳是最有企業家精神的城市。深圳以在特殊時期在全國開創先河的市場化模式，重塑了一代人的價值觀，提供了新的經驗、新的想像力，從無到有地實現從受制於身份到平等自由的契約精神的現代性轉變。在任何地方都可以做夢，但把夢變成現實，深圳是，至少一度曾是創造了最好條件的地方。

因此，當年的深圳是“英雄不問出處，只論成功”。全國各地各種族群都可以到這平等的起跑線上重新開始人生。這些人既有從秘書到深交所創始人的禹國剛，也有曾經的國務院副總理吳桂賢，或者因為逃婚到深圳卻開創了攸縣的士司機的湖南妹謝吳艷。無論是香港富豪、內地打工妹、外國金融家，還是剛剛畢業的大學生，都相信自己能在這個城市找到一席地位，找到自己的生存空間。 在這夢想照進現實的年代，一批批神話就此誕生，其中之一就是平安保險，而深圳也成了平安保險董事長馬明哲的命運中轉站。 生於1955年末的馬明哲，是一個不折不扣的摩羯座性格。只有初中原始學歷的他首先在廣東省湛江市八甲水電廠做工人，然後擔任了當時的廣東湛江地委工交政治部通訊員。 1983年的一次人事調動，馬明哲到了深圳市蛇口工業區並被選中擔任當時蛇口工業區總經理袁庚的專職司機。

馬明哲顯然志不在“馬車夫”，30歲時的他對袁庚說的一句“100年後我們重操舊業好不好”就是他保險業夢想的萌芽。對於改革者袁庚，這句話也點燃了他的另一個興奮點，他親筆寫信給中央領導，詳述成立平安保險的必要性。 1988年，中國人民銀行發文批准成立平安保險公司，馬明哲任命為總經理。 自此，馬明哲帶領一個13人的隊伍在400平方米的辦公場地從產險開始起步打造著他的金融航母。 22年過去了，平安保險在馬明哲的戰略中從一家總資產5312萬元的小企業，發展成了一家集保險、銀行、投資為一體的綜合金融集團，並在《財富》雜誌2010世界500強排行榜中，再次入選並榮登中國內地非國有企業第一的寶座。馬明哲用他的“過橋哲學”與開創精神締造了一個時代的神話。他說，“中國的保險事業起步較晚，起點較低，也沒有多少時間讓我們事事都摸著石頭過河。如果河上已經有橋，我們就不必去冒險涉水，付一些過橋費就可以過去了。風險小，也贏得了時間。”而圈內人對他的評價是，“我最佩服的人是平安的董事長馬明哲，我想的事他肯定想到了前面，我沒有想到的事他也想到了。他做事總是具有前瞻性。”

上個世紀80年代深圳與奔赴深圳的創業者都成了特定的歷史註解，就像1985年來深圳的詩人王小妮在《一個詩人的深圳史》裡寫道：“你來深圳想做什麼？這是1980年代中後期新移民之間最自然的對話。有人為理想，有人為自由，有人為愛情，有人為逃避。”唯獨沒有為賺錢。隨著1990年的到來，奔赴深圳的夢想也開始了轉變。 上世紀80年代，深圳演繹的“解放”、“掙脫束縛”讓整個中國都看到了另一種生存方式。隨著經濟優勢在“深圳速度”下的快速顯現，隨著現代城市管理制度和用工環境的初步建立，隨著基建、招商引資、經濟體制改革的深化，上世紀90年代的“淘金熱”興起。 城市工業大發展背景催生了無數用工機會和淘金夢想，也就在這一時期，“淘金地”成為深圳的代名詞。 “全國人民都知道，深圳有金可淘，高中低端人群來者不拒。”深圳“網絡四劍客”之一、《深圳青年》雜誌主編陳宏舉例，深圳某遊艇會老闆，便於此時來到鵬城（深圳別名），而他最初不過是在基建工程兵的食堂裡幫廚打菜。

讓美國《時代周刊》驚呼“有史以來最大人口流動”的百萬民工南下潮也發軔於1989年，百萬民工南下。數據顯示，1992年第一季度，僅從深圳匯往全國各地的匯款單近140萬張，共計7.03億人民幣。匯款人群中，最常見的是三五成群的打工仔、打工妹。 這段經歷像極了1848年的美國，著名傳記作家兼歷史學家布朗茲在《黃金時代：加利福尼亞淘金熱和新美國夢》中這樣記錄那段歷史：淘金熱對於美國歷史而言是比南北戰爭更為關鍵的時刻，淘金熱改變了國家的精神，使美國脫離了富蘭克林式的“穩當和勤勞”的清教倫理，轉而朝向一個新的美國夢——“迅速致富”。然而，深圳網絡小說家慕容雪村也在其熱銷的作品《深圳向左，天堂向右》也見證了深圳的“淘金夢”：深圳就像一個迅速膨脹的大麵包，每天都有數不清的公司成立，每天都有數不清的人怀揣夢想、拿著邊防證湧進這個南海邊的小漁村。一夜暴富的傳奇隨風飄揚，公車上經常能聽到這樣的對話，一個破衣爛衫的傢伙說：“我明天有一船貨到蛇口碼頭，你要多少？”另一個同樣破衣爛衫的傢伙一臉不屑：“作貿易？那不是糟蹋錢嗎，我剛在寶安圈了十幾畝地，作房地產才能賺大錢，兄弟！”

那個年代的深圳彷彿“鈔票滿天飛”，隨手抓來都是機會。因為上世紀80年代末、90年代初期的深圳就像一位專家所分析的“當時，國內工業化程度都不高，產品供給程度也不豐富，屬於物質稀缺的時代。只有深圳率先啟動了加工貿易還是工業化，這就奠定了深圳作為全國產品的供應中心的地位，也就是說任何人來到深圳，都可以藉深圳有利的地理位置，成為全國的'供應商'，其中蘊含的創業機會也是其他城市所不能具備的。” 現任深圳互通科技的總經理霍強回憶那時說，“1992年來深圳，自己都被嚇一跳，香皂、電子表都是成堆賣，運回內地，買一堆電子表的錢，賣掉一塊表就能掙回來，而且這些都是內地人聞所未聞的新潮貨，賺錢太容易了。”

“淘金夢”成了青春飛揚的年輕人奔赴深圳的最鮮明的訴求，深圳網絡三劍客之一的老亨認為，90年代，人們投奔深圳的目的就是為了賺更多錢，有更多自由，尋找實現個人夢想的更多機會。而事實也證明，當時的深圳確實能夠為這些具備淘金意識、尋求個性發展的人提供極大的想像空間和豐厚的回報。霍強覺得，現在深圳的中產階級大多也是從90年代開始進行資本積累的，因為單從當時在老賽格市場小櫃檯採購各種電子零配件賣到全國各地的生意就可管中窺豹。那會，這些小櫃檯一個月幾萬元的生意是不在話下的。 雖然淘金還在繼續，但是，深圳的轉變也開始初露端倪。關內相繼停止發展“三來一補”企業並持續出台鼓勵高新技術產業發展政策等，這似乎宣告了“此時深圳已經開始轉向技術密集型的產業，純粹依靠兩隻手打拼、淘金或者投機的創業模式已開始不能適應城市的發展，隨著創業的難度加大，創業也走向了精英化的路線上來。”隨便什麼人都可以進入深圳乃至分得一杯羹的80年代開始遠去，淘金夢的主體也慢慢地變成了知識分子、技術人才、大學教師等數以萬計的南下精英，這些人最終促成了一個以電子信息、互聯網為主的創業黃金時代。

“整座城市在向高科技轉型的過程中製造了大量的創業機會，太多人在前兩個階段的搏殺中積攢了第一桶金，生髮出強烈的轉型需求，深圳的優秀企業家大多成長於這個時期。另一方面，深圳的現代化城市特徵越來越明顯，城市門檻逐步提升，低端機會驟降，藍領開始泛白，高端白領、海歸扎堆。”陳宏把1992年視作城市人口結構的分水嶺，1992年之前，大規模城市基建、工業化提供了巨量的低端工作機會，1992年後，深圳開始轉向技術密集型，低端工作崗位飽和，農民式、草莽式的創業模式已不適應當時的城市環境，城市淘金價值弱化，階層分界逐漸清晰。 “城市門檻的提高也帶來心態失衡和治安惡化，1992年後，有的人成了大企業家，有的人還一無所有，湧入深圳的低端群體找不到合法的生存機會，拍頭黨、砍腿黨也有了，送去樟木頭的人越來越多。”

馬化騰就是在那個時代技術型創業的典型。 1993年，畢業於深圳大學的馬化騰進入深圳潤迅公司，成為軟件工程師，從事尋呼軟件的開發工作。 1998年11月，馬化騰和同學張志東註冊了騰訊公司，為深圳電信、深圳聯通和一些尋呼台做項目，而QQ只是公司一個無暇顧及的副產品。 1999年，QQ變得大受歡迎，註冊人數瘋長，很短時間內就增加到幾萬人。而此時騰訊卻遇到了資金方面難題，在尋找融資無門的情況下，馬化騰萌生了把QQ賣掉的念頭。幸運的是，同年，深圳舉行了首屆高交會，馬化騰在那裡獲得了第一筆風險投資，QQ獲得了生存發展下去的基礎。此後5年，騰訊成功在香港上市，成為中國最值錢的互聯網公司。 作為試驗田的深圳，它的命運從一開始就充滿了未知。上世紀90年代末的深圳又一次轉變，這時的深圳街頭有些迷茫。 2000年，深圳走到了十字路口。 2003年，在深圳生活了6年的資深媒體人金心異已為人父、做了“奶爸”,當他行走在深圳街道上發現有越來越多扭秧歌的老人,越來越多的孕婦和嬰兒的手推車,人們走路都慢下來,他寫下“一個城市終於從他的發情期和交配期進入了繁殖季節”。

著名的網文《深圳，你被誰拋棄》也成為呙中校當時對深圳形式的反思。全文洋洋灑灑1.8萬字的長文，針針見血、毫不客氣地指出深圳當時發展所面臨的困局。他從深圳的五大企業——招商銀行、平安保險、中興通訊、華為科技以及沃爾瑪的“遷都”上海傳聞說起，進而廣泛而深入的人才引進、投資環境、行政效率、國有企業改革以及文化氛圍等諸多方面去剖析，他認為“深圳過去22年的發展更多是得益於政策傾斜和優惠，而沒有建立起一個完善的市場經濟體系，也沒有確定一個可持續發展的城市發展戰略，而是形成了一個高度發達的'尋租'社會。特區所特有的權力和資源，為尋租提供了條件；而特區發展中出現的巨大經濟利益，則提供了強大的尋租動機，而製度上的缺陷導致尋租成本特別低，結果導致尋租無所不在。——拋棄深圳的不是別人，正是深圳自己！” 這篇網文一石激起千層浪，闡釋了深圳跨入“特區後時代”的危機與迷惘。這種城市的改變也使得追夢者發生了改變，張閎說，“深圳夢從一開始就是強者為王，贏者通吃。得以實現夢想者寥寥，但由於它較早開放，多得先機，相對於封閉的內地，其夢想實現的機會還是要多得多。早期深圳是有美國夢相類似的幻象，但這種東西難以為繼。一小塊樣板，不可能真正成為夢想的樂園，單是《邊防通行證》，就阻斷了大多數內地公民的夢想之路”。 淘金夢遠去，城市門檻提升，拒斥低端人群。而到了2002年後，創業夢淡去，這個城市的白領群體也開始躁動起來。機會越來越少，物價、房價卻日日攀升。曾經在深圳身後亦步亦趨的內地城市持續發力，政策優勢不再“一枝獨秀”的先鋒地位淪喪，人口結構固化，城市高端群體失去改革精神。深圳似乎變得與一部分發展較快的內地城市並無明顯分界，甚至在某些方面還略遜一籌。 “這個城市和城市裡的人一同陷入迷茫與困頓之中，看不清自己的夢究竟指向何方，看不懂這座城市究竟走向哪裡。”陳宏也感覺到，突然之間，“逃離深圳”的衝動氣氛在城市裡暗潮湧動。這個曾經譜寫徐明天所言的“人才引力定律”的城市，漸漸失去了它對人才的吸引力。以前，當一列列從北往南的列車裝載著飽滿的青春之軀，抵達深圳時，夢想也同時抵達。現在，夢想在何處，已經慢慢模糊。 同濟大學教授、文化批評家朱大可說“每個城市的居民都有自己的個人夢想，但都比較零碎和單一，不像深圳夢那樣影響了整整一代移民，並且有鮮明的自由人本主義特徵。深圳夢猶如初生的太陽，照亮了中國城市現代化的進程。但令人遺憾的是，30年以來，深圳不斷背棄著對先鋒、叛逆、自由、浪漫和原創性的原始夢想。它的嘴臉，跟中國其他城市越長越像。” 深圳已經不在是當年那個3萬人的小漁村，也不是“遍地黃金”的夢工廠，深圳與創業是同義詞這個命題也需打問號了，深圳資源似乎基本完成了初始分配，深圳城市的進入門檻也抬高了，總而言之，深圳特區已經不特了，深圳現在與北京、上海、廣州一樣，都有一個新稱謂中國的一線城市或準一線城市。 一位叫“低燒”的網友在紀念深圳三十而立的“深圳萬象”系列中，這樣表述他對深圳與深圳夢變遷的感想： “這個城市已不再被夢想所激勵,而且這種倦怠已深深地傷害了人們的心。”這個是很難兩全的。即所謂城市要發展，又要人人有飯吃。這從來都沒有出現過。它不可能滿足所有人，但是卻一定會繼續滿足一個百分比的人數。從來都是如此，沒有例外過。照我幾十年的深圳經歷來看：80、90兩個年代所謂的黃金發展期，是因為當時法律制度比現在更不健全，深圳也更處於發展的初期階段。那時的深南大道還是泥土路，只要你肯幹，幹什麼都能發財。 在從無到有的這20多年，不論是循規蹈矩的，還是鋌而走險的，都更有機會得到回報。當年在賽格買下舖位的人，恐怕想不到今天能那麼值錢。但是今天想再找這樣的舖位就很難了。社會在發展，淘金的模式也是在改變。你不改變，則必然被淘汰。而此時的深圳，初具規模，競爭更加激烈，淘金卻不那麼容易，這是社會發展的正常現象。記得90年代初期，是所謂的創業高潮。大學畢業生，天之驕子。國營企業都不願去，要自己創業，學比爾蓋茨，考公務員根本不是受歡迎的。而現在，恐怕競爭之激烈超過高考。 每年來到深圳的淘金者與每年去到曼哈頓的淘金者一樣。都沒有必然成功的道理。社會不欠誰的，它有它發展的軌道，不可能一直出於高峰，卻是螺旋式上升。今天的深圳在我看來，遠沒有那些沒有來過的人們腦海中想像的那麼美好，也絕不是已經失望的人心裡所厭惡的那麼差。 深圳依舊在前進著。當初年少無知的我們已經成家立業，安居樂業。在我身邊，也從來不缺乏新的少年人來到深圳打拼，他們有的失望而歸，但更多的是堅持了下來。不論是在小區裡賣早點的鄉親，還是在科技園裡設計產品的學生。都有自己的生活。 十幾年前，年少的我們工資只有2000多，那時的房價也只有2000多。 十幾年後，年少的他們工資還是2000多，但是房價也許要20000多（再降也不會降到2000多了，除非經濟崩潰，它總是要慢慢升上去的）。 陳宏認為，深圳經歷了兩個創業時代，前三十年，創業者受益於改革開放帶來的城市更新、政策優勢，以及經濟高速發展下的商機迸發，“60後”、“70後”創業者憑藉誠誠懇懇、吃苦耐勞就可能獲得成功。如今，隨著國內各地經濟增長，深圳已經進入了一個“拼時代”，創業者不僅要考慮資本、行業、技術、產品等問題，還要考慮選擇什麼樣的突破口與整個深圳發展的大勢結合。 同樣，對於“80後”而言，進入深圳的目的與“60後”、“70後”已經截然不同了，“80後”更加追逐城市化下光鮮亮麗的“大城市生活夢”而不是掘金、創業。雷泓霈在《別讓大城市妄想症壓垮自己》裡說道“我能理解現在的年輕人渴望擠進大都市的念頭和行動，大城市裡豐富快速的資訊、相對公平的競爭環境、相對充足的就業機會，還有它推動你不得不前進的氣場，這些資源是二三線城市無法企及的。但是我們必須正視的是，大城市無論怎麼發展，它都不可能無限制地容納所有憧憬它的年輕人，它終歸是有一個'飽和度'的。當它處於'相對飽和'的臨界點時，它無疑會有意無意地設置一些有形或者無形的門檻，這些門檻在一定程度上提醒著渴望融入它懷抱的年輕人，擠進大城市是需要高成本的。” “80後”已經無法像當年到深圳闖蕩的人，白天干活，晚上睡在橋墩下，因為這個城市已經過了那段歲月，而“80後”與“60後”、“70後”所面臨的社會背景也不一樣了。現在，擠進深圳的生活成本已經遠遠超出上世紀80、90年代。 同時，深圳的產業轉型也在持續，對人才的要求與篩選也加劇了人才間的競爭。就像宋丁所說：“深圳要大力扶持三大產業（高新技術產業、金融業、物流業）,要再造一個深圳,人口肯定要收縮。捨得捨得,有捨才有得。現在很多藍領工人在內地就業,這對國家來說也是好事。深圳要不斷往高處走,成為一個有活力有創造力的年輕城市,就應該選擇那些更加符合時代潮流的強大、蓬勃的年輕產業。目前深圳面臨的是人才結構調整所帶來的一些變動,我們不能拿90年代的眼光來看待這些問題。” 三代人、三十年的“深圳夢”，有人說“這個夢不是在消退而是在外溢”。現在的深圳已經不在是當年快速成長需要大量補給的深圳了，現在的深圳追求“效益”、“品質”，包括對人才也是一樣。比起幾十年前，深圳的競爭壓力更加大，人才淘汰率更加高，就像一個人說的“選擇了深圳就等於選擇了壓力”。說白了，就是深圳經過歷史積累，現在已經很牛了，它有足夠的資格挑選他們需要的人，人才要削尖了腦袋擠進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