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章 1、房價“吹漲”

吹漲，讀炊（ceu，陰去聲）賬（zeng，陰去聲）。意為真是氣死人。例：“食碗麵反碗底，問你吹漲未？”（忘恩負義小人一個，請問你是否被氣死？）人總是會生氣，外省人一張口就是“氣死”了，而廣東人的“吹漲”好過“氣死”，但“吹漲”本身也非常不過癮。例如，房價上漲的速度也和廣東造樓的速度比拼，房價漲得離譜，人也就被“吹漲”了，但又無處發洩——買不起，連租都成了問題。 2006年，一深圳網民根據鳳凰傳奇的改編的這首《房價之歌》，入木三分地唱出了無數深圳買房者的心聲： 我在遙望，大盤之上，有多少房價在自由地上漲。 昨天已忘，風乾了好房，我要和你重逢在沒房的路上。 房價已被牽引，質落價漲，有房的日子，遠在天堂。嘔也，嘔也，嘔也。

誰在呼喚，行情多長，掙錢的渴望像白雲在飄蕩。 東邊割肉，西邊餵狼，一摞摞的鈔票，就送到了銀行。 在房價滄桑中，房子在何方？ 跟政府商量：讓房價降降。 眾所周知，深圳是一個典型的移民城市。 30年前，深圳的原住民只有一些農民，但是，截至2010年5月，深圳總人口已經達到1450萬，其中，戶籍人口246萬。同時，美國《福布斯》雜誌也公佈了全球人口密度最稠密城市排行榜，深圳以17150人/平方公里的人口密度位列全球第五，並成為名副其實的中國“最擁擠”城市。比起上海的13400人/每平方公里及北京的11500人/每平方公里，人口密度都要高出一大截。 就在這個由移民創造的城市中，“居者有其屋”對外來人口都是一種無法企及的奢望，除了需要面對房價火箭式的增長速度、搜房網統計出的新房均價深圳NO.1，還有深圳原住民坐享CBD“豪宅”、香港人投資深圳房產、海歸享受政府住房優待等一系列住房隱性競爭。

同樣，廣州打工者的住房境遇也十分堪憂，北京有唐家嶺蟻族，廣州也有石碑村職場新鮮人。這些在深廣的打工者就像美國新聞人李普曼曾描述的：“我們所有人都是工業世界中的移民，沒有什麼權威可以依賴。我們是背井離鄉之人，剛剛到此不久，就成了暴發戶。作為一個民族，我們身上帶著所有粗俗不堪的特徵，精神上支離破碎。現代人在他的世界中立足未穩。這個世界很大……我們像風中的垃圾一般隨風飄舞。” 2010年7月，深圳市房地產研究中心副主任、知名房產學者王鋒的一份報告讓人不禁為之一怔，報告中指出：目前佔深圳常住人口26%的戶籍人口住房條件很好，原住居民人均住宅建築面積達到388平方米、住房自有率高達99%；但是，佔全市常住人口74%的非戶籍常住人口及未納入統計的近400萬非戶籍流動人口居住水平卻極差，人均住房建築面積僅為10平方米和6平方米。這與原住居民相比，分別相差了將近40倍和60倍！目前，深圳共有住房4.04億平方米，僅城中村私房就占到了總量的42%左右，達1.7億平方米。

這些拿著城市居民身份證的“都市農民”，隨著上個世紀90年代內地淘金者的蜂擁而至，紛紛“圍田造房”。從此，一本萬利。 位於深圳核心CBD的崗廈村片區約有15萬平方米，其中409戶人家就建了580棟樓房，幾乎全部用來收租。當時，一位化名文福貴的農民隨著潮流在自家三間瓦屋上加建起了二層小樓，二樓3個房間就專門用來出租。後來，村里的房子越蓋越高，文福貴原來的二層小樓，又變成了7層樓房。這幢樓四周方正，就像一座碉堡。除了一條樓梯，所有空間都被分割成了一個個房間。整棟樓共有45個房間，每間每月租金在800到1200元不等，文福貴每月就坐地收租約5萬元。 2008年，深圳福田區政府開始對崗廈村實行拆遷，這些曾經的“包租公”、“包租婆”此時又有了新的身份——億萬富翁。按照政府給予的拆遷補償標準——住宅公寓每平方米補償1.28萬元，商業物業每平方米補償2.38萬元，文福貴家的7層樓房，每層200平方米共計1400平方米，補償金額已近2000萬。實際上，這筆補償金額在崗廈400多戶原住民中只能位列中游。對於村內的“名門望族”，補償甚至接近億元。一片舊樓倒下去，一批富豪站起來了。

“非深圳戶常住者與深圳原住居民人均住房面積相差近40倍，這簡直是一個天上一個地下。這種現象折射出住宅制度存在缺少公平和財富分配不平均及住房分配上的不公平性，暴露出中國戶籍制度的弊端和地方保護主義。可想而知，在製度或規則不公平情況下，非戶籍人口的住房條件很難得到改善。”著名房地產營銷策劃專家謝逸楓對此現像如是解讀。 得益於“近水樓台”以及未來深港同城的發展路徑，港人一直偏愛在深圳置業。據置業國際統計數據顯示，2009年1-5月份，港人在深圳購置物業約達5000套。 以港人的收入水平，在深圳購置物業並非難事。他們在深圳的置業目的無外乎：投資、出租、備用。據香港中通社2010年1月21日報導，“香港最新公佈的一項調查顯示，港人於去年購買深圳物業作出租投資之用的比率達30%，創下歷史新高”。在三十年前，香港人被深圳商人稱為“水魚”（別名甲魚、王八），看到香港人就好像看到了錢。而現在，一切都反過來了，現在是香港人看到深圳人就像看到了“水魚”，看到了錢。所以，香港人在深圳投資買房的熱情逐年高漲，深圳市商業聯合會副會長李小平說：“從2000年以來，香港人每年都會10%以上的增加比例，到深圳來置業，現在已經占到深圳商品房供應比例的15%-20%，而且購房逐漸從低端走向高端。”

就像從事外貿行業的香港商人駱先生，他在深圳福田某小區一次性就購買了十餘套小型公寓。他說，“一套40平方米的單身公寓，我買的時候每套總價不到40萬元，就算十套400萬，價格也只夠在香港港島買一套房子的錢。”現在，這些單身公寓每個月都在給他帶來數万元的租金收益，“如果出售的話，價格幾乎全部翻倍了。” 除了深圳原住民與港人在深圳房產市場的先天優勢，對於意在提高深圳競爭力的政府來說，他們也更樂於在住房上照顧海歸人才。 就像裡黎叔的一席話：“21世紀，什麼最重要？人才！”但是，“過去人才孔雀東南飛的局面已發生變化，面對內地城市的競爭，深圳對人才的吸引力已相對弱化。”其中，由於高房價等問題帶來生活成本劇增成為深圳對高端人才的吸引力持續下降的主要原因。

曾在美國生活將近10年的曾凡(化名)博士2008年選擇回國發展，憑著在美國的積蓄，2009年9月，她在深圳買了一套自己並不滿意的商品房，售價16500元/平方米，還不帶小區。曾凡說，這是她在美國沒有想到的情況，在佛羅里達州的奧蘭多，帶游泳池、花園的小洋樓房價在三十萬美元左右。然而在深圳200萬元，只能買到一百多平方米的房子，而相對於國內的收入而言，月供負擔很沉重。 為了消除像曾凡這樣高級海歸的擔憂，深圳政府從均價超過3萬元／平方米的“首地容禦”豪宅區購置一批“保障房”，並將其中的348套房提供給“海歸”高級人才。 顯然，這隱含了一個大前提：“海龜”比“土鱉”更優秀。這種做法，相當於用政府有形之手，降低了“海歸”的競爭成本，使得本土人才在還沒有開始競爭時，就已經處於劣勢，這相當於對他們的排斥。

如果你既不是原住民也不是港人和海歸，那麼，即便你勉強稱得上“白領”或“中產階級”，在深圳和廣州買房、租房都是生活中的“一座大山”。 2007年時，在深圳一家報社工作的吳芳準備和男友結婚。當時，他們四處看房，希望在結婚前把這個重大問題給解決了。剛好那會兒深圳有房交會，他們便興沖沖地跑去了。在房交會拿到展會的地圖，粗粗瀏覽一遍，吳芳發現：參展的樓盤，只有一個位於深圳的二線關內。其他的要么是在關外的，比如龍崗、布吉，要么就是在房產商宣傳的“一小時生活圈”裡，比如在東莞、惠州、珠海、中山，等等。 這些房子確實比深圳的便宜不少，比如惠州的一個大型樓盤，有山有水，據說開盤價僅6000元一平米。 “在深圳1萬多買公寓，還不如在惠州買套別墅！”吳芳的男友說。 “好呀，週六跑過去，打掃衛生，然後周日回來！”吳芳反唇相譏。嘴上這麼說，吳芳也在想：“我們真的會住到惠州去嗎？”每天在路上顛簸一個多小時，往返就是3個小時，回到家已經天黑，什麼山山水水都看不到，萬一再遇到堵車……吳芳想想都覺得頭大。

在深圳租房住已經快6年的吳芳，一直把居住地到工作單位的車程控制在30分鐘以內。她算了這樣一筆賬：住到惠州去，每天在路上多花2.5小時，按一個月20個工作日算，一個月多50小時，一年多600小時，相當於25天。也就是說，差不多每年少了一個月，12年就整整少了一年！ 還是立足深圳吧！吳芳和男友直接沖向他們之前就商量好的片區，發現房價又漲了！科技園南區，1.6萬-1.8萬；就連離市中心比較遠的西麗片區，一個不知名開發商的小樓盤，沒有任何環境優勢、區位優勢，開盤價據說也將在1萬以上。 再去關外看看，寶安中心區一個樓盤的二期正在發售。寬闊漂亮的小區花園，法式裝修的樣板房，每套房裡贈送的十幾平方的入戶花園……處處都在“挑逗”著吳芳。

看完後，吳芳亦喜亦憂。喜的是，吳芳的男友2005年買的同一樓盤的一期，當時單價是7000元，現在中介的掛牌價已經是1.2萬元。新發售的二期，單價最低的1.3萬，最高的達到2萬。二期開盤的當日，已經賣出了80％。憂的是，寶安尚且漲成這樣，關內的樓還不知道會怎樣？ 万科“第五園”的三期前些天開盤，吳芳他們也去看了一下，現場人潮如織。在小區門口吳芳遇見了以前的同事，他買的一期，那時候是1.3萬，而一年之後的三期，開盤2.6萬，單套總價最低500多萬的“庭院別墅”聽說已經賣出了70％。吳芳和男友感慨：“深圳的有錢人真多啊！” 但是，吳芳他們的收入也不低啊！吳芳年薪將近10萬，是個白領，她那做貿易的男友也已經有了上百萬的積蓄。對他們來說，買房尚且是件困難的事，那些工薪階層的夫妻，面對現在深圳動輒上百萬的房子，什麼時候才能實現自己的安居夢呢？

對於買房，吳芳的朋友意見不一： 有的人說，現在股市好，人家都在把房子抵押貸款來炒股呢，買什麼房子呀，先租吧! 有的人說，現在不買，等下去，還會漲！ 有的人說，現在房價的租售比（每月租金與房價之比）已經高達350甚至400，遠遠高於國際上200的平均水平，說明房價已經遠遠脫離了實際的住房需求，還是租房合算。 有的人說，2008年奧運會開完，房價肯定跌，等那時候再買吧！ 吳芳和男友非常困惑。一個地產中介對他們說：“中國的房價以後究竟怎麼走，連經濟學家都說不清楚。”後來吳芳在網上說，“我經常想，我只是想買套房子，和親愛的人一起，就一直住著，簡簡單單生活，也不管房價是漲還是跌。可這樣的要求怎麼也這麼難以達到呢？” 買？還是不買？在2007年的5月，對許多像吳芳一樣憧憬著未來生活的人來說，這是個問題。 現在已經是2010年了，這3年來“安居樂業”的人又有了什麼新故事呢？ 小姚和老公是“博士+碩士”的家庭組合，年薪合計20萬。兩人結婚3年，工作也只有3年，存款不多就打算買個兩房：70萬元總價，月供3000元左右。 “我基本上是懷著憧憬看房，揣著失落回家。如果說4月份的房價還不算過分，那麼現在的房價簡直就是離譜。我們打算要小孩了，百分百的剛性需求，但現在我堅決不買房。”小姚說，用六個字形容看房全過程——驚喜直降失落。 小姚和老公工作地點在深圳的兩頭，一個龍崗，一個寶安。就買房地點兩人就討論了無數次，最終決定還是在寶安中心區買。 “因為是過渡房，想著要換，寶安中心區升值空間要大一些。當時也覺得龍崗太破，沒多大潛力，但現在也就能買得起龍崗的房了”小姚說。 確定買房區域後，兩人開始零星看房“當時二手房成交不景氣，但價格也不便宜，我們頂多算是湊個熱鬧。一套兩房當時要80萬左右，感覺還是貴了點，中介挺熱情，三天兩頭打電話來。”小姚說。 在小姚印像中，中介推薦的房子一套比一套便宜，是2008年6月份開始的事情。她關注的富通好旺角兩房，在8月份時有一套放盤價才7800元/平方米。 “當時我被憾到了，這樣算的話，我買一套90平方米的小三房也就70萬左右。但身邊所有朋友都勸我不要買，那時候房價一個勁地跌，身邊沒一個人出手買房，儘管房價其實已到預期。”小姚說。那套房一周內就賣掉了。但後來中介也不斷推荐一些價格還不錯的房子，基本都在8000元/平方米左右。 “房價在那個時候最心動，中介、業主的態度都好得不得了，可惜我們錯過了。”小姚說。 春節回老家之後，兩邊的長輩都開始念叨買房的事情，兩人也計劃今年要小孩，不得不再回頭看房。但此時的樓市今非昔比。 “春節後我們租的房子要出售，72平方米掛牌71萬，後來有買家出到70萬，業主沒賣。一周後業主掛牌78萬，再過一周掛牌80萬。看得我們心驚肉跳，這市場到底怎麼了？”小姚說。隨後她親自看房也驗證了這一點，2008年8000元/平方米的兩房一年裡噌噌地漲到11000元/平方米，當初的預算已完全不夠用。 “我們只好被迫往西鄉方向轉移，甚至重新考慮已被排除的龍崗區。”小姚顯得很無奈。 這不僅僅是吳芳和小淘的經歷，對於多數的深廣白領而言，他們都普遍感覺到“收入不見漲、房價不見跌、租金卻暴增”。 2010年，轉眼房貸新政已經出台兩個多月了，人們期待中的房價下跌遲遲沒有到來，反而近期租賃市場暗流洶湧，房租急速上漲。 住在崗廈的女白領小賽就遭遇一波漲租衝擊。 某天，她收到老公的短信，說“房東今天來電話了，要漲房租，從2500漲到2800。” 看到短信後，小賽心裡一沉。在一家證券公司工作的她，和老公、自己的父母住在崗廈福華新村的一套小兩房裡，已經有一年半了。 雖然房子在一樓有些潮濕，客廳裡的地板年久失修，斑駁的痕跡看上去比房子本身還顯老，洗衣機總是半夜發出巨大的轟鳴……但小賽還是習慣了崗廈附近的配套。出行不必說，地鐵就在家門口。除此之外，對於小賽這個貪吃佬說，周圍的美食之地也不少，沒事去附近的四川豆花吃個川菜，或者是去東北虎來盤醬排骨，都可以讓她把工作中的不愉快拋到九霄雲外。 考慮到現在住所的諸多方便，即便要漲300塊錢，小賽還是決定在買房之前先住崗廈了。 小賽被漲的房租還算靠譜，更有甚者，一日之內，漲了600元。海王地產海文分部的高級經理尹延慶就舉了他經手的一個例子：“在深圳大學周邊某個小區有一套58平米的房子，房東委託給他們代理出租時最初的開價是2600元/月，當天便有租客看中該房並交了訂金，誰知房東在了解近期租賃市場概況後，馬上把價格提高到2800元，後來又再次臨時變卦，漲至3200元。這套房子雖然一天內漲了600元，但最後還是成交了，那名租客由於之前的房子到期，不得已搬到賓館住，現在遇到這套合適的房子，也只能接受3200元這樣的價位。” 對於這些勉強承受上漲房價的人來說還能“死守”陣地，但是一大批孤軍作戰的白領已經開始被迫轉移——從商業住宅小區到城中村。 沙頭出租屋綜管所所長陳定強告訴《深圳晚報》的記者，“上沙裡面住的不全是一般的打工仔，一些白領也選擇把住處搬到這裡。粗略統計，整個上沙居住的白領有30%以上。”他說，“對工資收入在五六千元的白領來說，租商品房動輒兩三千元，同樣大小的房子，在上沙只需1500元左右，他們何樂而不為？”福田保稅區和天安數碼城內的不少白領都願意到上沙租房。 但是，現在連上沙村這樣的農民房也開始跟風漲租，迫使居住在該區域的一些白領也萌生去意。劉小姐便是其中一位。劉小姐在天安數碼城內一家手機集成公司任部門經理，2008年時在上沙租了一套月租為700多元的房子，2009年底房價已經上漲到了900元左右。如今4月和6月房租又分別被漲了100元和50元。她說，自己已經委託朋友到龍華去租房，“聽說那邊單房也就500多元，已經有不少同事在龍華那裡租了房。” 在深圳，白領被房價、房租“驅趕”，飄搖無著、居無定所；在廣州，原來為年輕人提供夢想棲息地的138個城中村同樣也開始被拆除。 “那裡的空氣永遠混雜著潮濕的氣息和人體的味道，夜裡會有妖豔的女子出沒，人們操持各種方言，每一扇窗戶下，都有一個年輕而不羈的靈魂。夢想在這裡孕育滋長，也在這裡破滅沉淪，搬走的人再也不想回來，青春的印記卻已經烙在心頭；這裡不是假象，卻一樣有深深的鄉愁。”一個曾在楊箕村住了5年的外來者，在得知楊箕村即將被拆後，寫下如此傷感的文字。 同樣，剛把家安置於五羊新城的謝小姐在楊箕村被拆搬家後也一直不停地向朋友抱怨：“一個單間要1200元/月，而一房一廳更是要1600元/月。你說，我的租房成本提高了一倍，這怎麼活啊？” 謝小姐2006年時畢業於汕頭一所大學，畢業後的她進了天河的一家軟件公司做文員，剛開始時謝小姐每月只拿到1000多元的底薪，天河那些高樓大廈動輒兩千元以上的房租對她來說無異於“天價”。在師姐的介紹下，謝小姐與師姐的同事在離天河只有咫尺距離的楊箕村合租了一個單間，當時租金只要500元，分攤下來每人只要250元，加上水電費差不多300元左右。 “當時真想不到能在離天河北這麼近的地方租到這麼便宜的房子，每天只搭一程車上班。”謝小姐強調：“不用倒車，這樣交通費也就省了一筆。”哪知，才安穩了不到四年，楊箕村的拆遷導致了謝小姐的租房成本直線上升。 謝小姐坦言，與普通商品住宅小區相比，楊箕村的居住環境顯然不能說好，對女孩子來說還有治安的擔憂；但其最大的好處則是租金低廉，對剛來廣州的外地人而言，卻也是一個極好的棲身居所。而且其好處是外來的年輕人可以聚集在一起，成為互相幫忙的伴。自己現在跳槽到另一家公司，且拿到4000多元的月工資，但是，住房成本也隨之上漲，抵消了加薪部分。 目前，隨著城中村改造的步伐不斷推進，以往以租價低廉的城中村房子為依存的外來打工族確實面臨嚴峻的考驗，儘管目前尚沒有具體的數據可以顯示有多少外來打工族或者是大學生在城中村居住。但有一個可參考的數據是：按照越秀區房管局拆遷前的相關數據顯示，楊箕村里蝸居著至少4萬外來人口，即使是以三口之家為單位，那也有1.3萬多戶人是租房子的。那麼，再加上以往已經拆遷的獵德村、林和村，以及同樣步入了拆遷改造步伐的冼村等等，市民對低廉房屋的租賃需求有多大也就可想而知了。那些剛步入社會、沒多少積蓄的年輕小白領到底該在哪裡尋得一個棲身之地呢？ 也難怪，從城中村的老房子里傳出孫燕姿的這首《完美的一天》，會讓人更加動容： 我要一所大房子 有很大的落地窗戶 陽光灑在地板上 也溫暖了我的被子 我要一所大房子 有很多很多的房間 一個房間有最快的網路 一個房間有很多的吉他 一個房間有我漂亮的衣服 一個房間住著朋友和他的愛人 一個房間一個房間 我也不知道該放些什麼 我們晚上不睡覺 白天在床上思考 小狗在屋裡奔跑 度過完美的一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