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常有人問我寫的意圖。
作為一個小說家的作品，這本書可能使讀者感到有些奇怪。大家都異口同聲地說：“松本是不是出於反美的意圖而寫的呢？”大概是因為大家有這樣一種印象：這些作品把在美國占領日本期間發生的離奇事件一概歸咎於佔領軍的陰謀了。
此外，也有人指責我說，這種寫法“既不是傳統意義上的文學作品，也不是單純的報告或評論，而是居於兩者之間的一種莫名其妙的東西。”大概由於我是個小說家，他們才提出這種疑問。
我並不是一開始就抱著反美觀點來寫這一系列作品的，也不是一開始就用“佔領軍的陰謀”這樣一個尺度來衡量一切事件的。我只是在追究各個事件的來龍去脈之後，才歸納出這樣一個結論。
首先談談我寫的動機吧。先得回到最初寫完《帝國銀行事件》這部小說的時候。在探討這個事件的過程中，我查出它的背景與美軍總司令部的某部門有關連。我認為要是不把這一點追究清楚，“帝國銀行事件”是無法弄個水落石出的。
判決書上至今也沒有說明，被認為是“帝國銀行事件”的真兇的平澤貞通所使用的究竟是什麼樣的毒藥，他又是怎樣弄到手的。
兇犯所使用的毒藥一般被認為是“氰化鉀”，其實它並不是這樣一種簡單的東西。只要讀一下最初的偵查記錄就可以知道它是氰酸化合物；可是當局並沒有從化學上解釋明白這是怎樣一種化合物，就不了了之。
再說，平澤最初的“供詞”中關於他怎樣把毒藥弄到手的說法也不能令人信服，甚至連檢察當局也無法寫到判決書上，只好簡單地說那是“被告所曾持有的”。因此，把這看作是凶器的說法確實是沒有什麼根據的。
許多人都說這種毒藥是由戰爭期間的陸軍特殊研究所繫統製造出來的，他們至今也仍抱著這種懷疑。但是由於當時這個陸軍特殊研究所的性質是保密的，戰後也沒能把該所成員的行踪全都調查清楚。該所最高領導人石井中將還受到美軍總司令部的庇護，當上了顧問。他在中國東北曾進行過戰略用的細菌研究，蘇聯方面要求把他作為戰犯予以起訴，然而美國方面一直把他庇護在自己的翼下。
“帝國銀行事件”發生後，警視廳在偵查工作的最初階段曾一再追究舊陸軍系統的人，這個事實如今已經是盡人皆知的了。但是不知由於什麼原故，偵查方向半路上忽然急劇地改變了，把一切罪過都加在從北海道押來的一個市井畫家身上，案件就這麼“解決”了。我認為當時警視廳在偵查的最初階段所遇到的強大障礙，就是美軍總司令部這堵高於一切的牆壁。
美軍總司令部有個專門調查日本舊陸軍的組織，我認為這堵牆壁實質上就是由於美軍總司令部力加防範，不讓這個組織在日本方面的偵查之下暴出來而形成的。不管兇手是誰，反正美軍總司令部都是不願意由於追究這一案件而讓外間知道有這樣一個嚴加保密的組織。
由於美軍總司令部不願意暴露其秘密組織，“帝國銀行事件”才有了那樣的結局，但是我認為“下山事件”是美國占領軍在比這大得多的意圖之下策劃出來的。
國營鐵道公司第一任總裁下山定則究竟是自殺的呢，還是被謀害的，警視廳至今還沒有做出結論。不過從公佈出來的《“下山事件”白皮書》的內容來看，已斷定為自殺的。現在偵查工作已告結束，看來得出的也是自殺的結論。
可是這個案件裡存在著種種矛盾，很難斷定下山確是自殺的。詳細情節我在那篇文章裡已經談到，這裡就不再重複。我認為警視廳當時的負責人員至今還相信下山不是自殺的。
警視廳起初認為下山總裁是被謀殺的，但是隨著偵查工作的進行，他們必然遇到了無法克服的巨大障礙。只要看一看警視廳的偵查工作是什麼時候從謀殺論轉到自殺論上去的，以及那以後該廳曾怎樣為了替自殺論找到證據而蒐集材料，就不能說我這種臆測是沒有根據的了。
那末下山又是為什麼而被害死的呢？大凡一件兇殺案，其中必然有人由於消滅對方而得到好處。也就是說，我們不妨認為，在這個案件中受益的是美國占領軍（說得確切一些，是美軍總司令部情報部），這種看法大體上是符合事實的。
眾所周知，當時國營鐵道公司曾預定根據“定員法”大舉裁員，而這是按照美軍總司令部對日本政府所做的建議——實際上是變相的命令——來執行的。
當時的國營鐵道工會是日本最大的工會。從“二·一罷工”事件也可以看出，它是工會運動的核心力量。環繞著開除十二萬職工的問題，國營鐵道工會正準備再次展開激烈的鬥爭。但是“下山事件”發生後，就像往颱風的漩渦裡丟了一顆原子彈似的，鬥爭陷入了低潮，終於菸消雲散了。
正如加賀山副總裁所寫的：“下山總裁併沒有白死。以這個事件為契機，國營鐵道公司的大批裁員工作逐漸進行下去，平安無事地結束了。總裁的死是可貴的犧牲。”
東京芝浦公司經理石坂泰三也說：“我所以能重建東京芝浦公司，還多虧下山的死。直到現在我仍認為他的犧牲對當時那混亂的形形色色的勞資糾紛起了很大作用。”
然而說這話的人並不是真正的受益者。沾到最大一份利益的是美軍總司令部。這一年美蘇冷戰逐漸激烈起來，靠了這個事件，佔領軍把當初他們自己鼓動起來的日本民主勢力不知朝右邊拉回了多少。可以想見就在這個時期，美國方面已經預測到一年後的朝鮮戰爭了。
關於“下山事件”，我做了相當大膽的推測。以前也不是沒有人對這事件發表過一些推測性的文章，但是我認為把下山總裁致死的經過、地點及方法全面地加以推測，並且公開提出來的，恐怕還是以我的文章為最早。為了調查這個事件，我自己也花費了不少時日。
最初發表這個作品的時候，我考慮到自己是小說家，本打算用“小說”的體裁來寫。
但是如果寫成小說的話，就得多少加上一些虛構的成分。那樣一來，讀者就無法區別哪是真實的材料，哪是虛構的部分了；也就是說，由於加上了虛構，客觀的事實反而會被混淆，真實性也就會被沖淡。我認為還不如把調查到的資料原封不動地擺出來，再根據這些資料提出我的看法，那樣給讀者的印像要遠比小說的體裁直接得多。
於是，就形成了這樣一種“也不是單純的報告或評論”的特殊體裁。我根本沒有打算寫“傳統意義上的文學作品”。我想發表的是以自由的體裁隨自己的心意而寫的文章，即便違反了常規也在所不惜。只要能把作者所想的事最有效地傳達給讀者，釆用什麼文學體裁是不重要的。我就以這樣的方式寫下去了。
我想在這裡說明一下，這些作品的素材都是取自美軍名副其實地所發生的事件，那以後的事姑且不包括在內。但是歷史的長河不斷地流下去，從這個意義來說，把內容局限於美軍佔領期間並不一定妥當，然而我還是先止於此，作品的素材以不越出這個範圍為原則。
發生在北海道的“白鳥事件”、“拉斯特沃洛夫事件”、“帝國銀行事件”、“松川事件”等，是所謂“事件”色彩比較濃厚的，並且這些事件發生的時期也很相近。有些事件是在同一年內陸續地、或是連鎖反應般地發生的，如“下山事件”、“松川事件”、“三鷹事件”及“白鳥事件”等。
從後果上來說，這些事件都起了壓制民主勢力的作用，也就是說，這些事件都對日本共產主義勢力的“暴動性”提出了“警告”。我認為這一連串事件與第一樁“下山事件”的背景有著共同的政治的策略性——或者不如說，軍事的策略性。
這是我對各個事件進行調查後所得出的結論。我並不是一開始就使用同一尺度來衡量的，因而對各個事件，我努力做到客觀地採用素材，並加以組織。我還竭力採用了可靠的資料。
不用說，單憑資料是無從了解事件的真實面目的。資料與資料之間，多半是既沒有連續性又沒有關連性的；也就是說，沒有相連的號碼。這裡存在著巨大的空白點。我就彷效歷史學家們靠資料來恢復時代的本來面目的辦法。
歷史學家先蒐集可靠的資料——也就是他們所說的“最有價值的資料”，把它們整理得秩序井然，加以綜合判斷，然後組織成歷史。當然，僅僅依靠稀少的資料是難以做到客觀的複原的，因為遺失的資料要比留下的部分多。根據留下來的一些資料對失落的部分加以推理，這大概就表現出歷史學家的“歷史眼光”了吧。因此，我寫這一系列文章時，自認為是蹈襲了歷史學家的這個辦法，同時我也是本著這個意圖來寫作的。
資料雖說是可靠的，寫得也並不都正確。這裡所說的“可靠的”資料，有時是指作者是知名之士，或是指收錄這篇文章的書或刊載它的雜誌是由可靠的出版社出版的。其可靠，畢竟只是作為引用資料來說的。但我並不是囫圇吞棗地採用這些資料的。它們的作者有著各自的立場，內容也有謬誤的地方。
照我自己的判斷，我認為在這一點上我也盡量客觀地做了解釋。但是，在許多場合下，“歪曲”的報導反而會傳達出真實面貌來。也就是說，由於把它與其他資料一對照，有時候反而能發現可以認為是真實的面貌。
這些文章最後的一篇是關於朝鮮戰爭的，因為這場戰爭是美軍佔領期間在日本發生的一系列離奇事件的總合。
當然，美軍總司令部並不是一開始就打算發動朝鮮戰爭的。不過隨著美蘇冷戰激烈化，美國開始認識到朝鮮對它有著無與倫比的價值。於是，在日本的美國占領軍就開始“預料”到要發生戰爭了。
自從美國清清楚楚地意識到日本是它在遠東對付共產黨的防波提時起，它就開始糾正日本走過了頭的民主主義（其實，也只限於美國政策的範圍內）了。
但是想改變一個重大政策，並不是輕而易舉的事。必須預先製造一種相應的氣氛。依我看來，為了製造這種氣氛，就出現了一連串奇怪的事件。美軍總司令部大概是從一九四八年起就開始“預料”到朝鮮戰爭要爆發了。
翌年（也就是朝鮮戰爭爆發的前一年），設在馬尼拉的美國中央情報局遠東總部搬到日本來了，這也可以說是朝鮮戰爭將要爆發的一個徵兆。 “下山事件”“三鷹事件”、“松川事件”、“蘆別事件”等鐵道方面的事故都是在一九四九年發生的。請注意，這些事件都和鐵道有關。戰爭和鐵道有著不可分割的關係，運輸事業是作戰中的一個環節。
但是，這些陰謀決不是按照美國本國政府或是五角大樓的意圖來策劃的。我認為這是駐日美軍總司令部的機構所策劃的。這和過去日本關東軍的情況頗為相似。關東軍就曾“忽視”日本政府和軍部的意圖，在中國東北和華北地區進行陰謀活動。再說，實際的陰謀不一定就是美軍總司令部的高級軍官下的命令，有時大概就是在“現場”活動的下層機關任意幹出來的，弄得上級機關不得不煞費苦心地來收拾殘局。我認為“下山事件”和“松川事件”就是屬於這類性質的。
由於佔領軍行使強權，這些事件都是在不讓日本人民了解事實真相的情況下收場的。美國方面曾要求日本當局予以協助。這就意味著，在美軍佔領下的日本，美軍機構可以輕而易舉地實現他們策劃的陰謀。因此，佔領局面一旦結束（即便只是在表面上結束）後，收集在裡的那種奇怪事件就再也沒有發生。我們應該直率地承認這一事實。
也許有人會反駁說，這類事件所以不再發生，是由於社會形勢起了變化之故。但是以在佔領時期最後發生的“白鳥事件”為界，從那以後這類事件就像是用剪刀剪斷一樣，消失得乾乾淨淨了。這豈不是怪事！
那以後的社會形勢也有過需要策劃這類陰謀的時候——比方說，在反對修改“安全條約”鬥爭的時期。從當權者來說，難過這不是製造震撼人心的事件的“大好時機”嗎！這樣一來，就可以煽動輿論去反共，使鬥爭陷入低潮。但是終究沒有突然發生第二個“下山事件”或是“松川事件”，那是因為無所不能的美軍佔領局面總算已經結束，所以美軍無從製造這類事件了。
這一連串事件如今已經快被人忘乾淨了。當時在報上讀到它們的人，也都記不清了，依稀只剩下個影子。當時的少年如今已經快成年了。我寫下這些事件，一半也是為了把它介紹給年輕的讀者。
關於本書，我還聽到過這樣的批評：“結尾都說成是出於美軍的策略，枯燥無味”，或者說“千篇一律”。但是這些並不是虛構出來的故事，因而不能把它們寫得“饒有趣味”。除了自始至終運用歸納法做出結論以外，沒有旁的辦法。本書恰好單單收集了同一傾向的事件，這與編一部同一傾向的短篇小說集毫無不同。我並不是預先為了“把一切都說成是出於美軍的陰謀”而寫作的。
美軍總司令部佔領日本的歷史之類的書，現在已經零零落落地出版了一些。
但是其中大部分都類似“正統的”現代史，只是勾勒出個大致的輪廓，抱著我這樣的觀點來寫的卻很少。我們要不趁早以某種形式把這類事件記載下來，將來會不會使真相湮沒了呢？這也是我寫這本書的私衷之一。
這本書寫得是否成功，那隻有留待讀者去判斷了。就我個人來說，寫得有許多不足之處，資料也有蒐集得不充分的地方，還有調查得不完備的地方。但是作為我在一九六〇年所做的一件工作，我認為沒有什麼可後悔的。
註釋：
註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