應該更深入地考慮一下拉斯托沃洛夫從日本出逃的情況。
據蘇聯方面說，拉斯托沃洛夫在失踪前患著嚴重的神經衰弱。
可是據警視廳為了找證據而做的調查，情況完全相反；他不但沒有患神經衰弱，精神還非常飽滿。總之，這個蘇聯人在失踪前一天（二十三日）下午，還在港區麻布盛岡町的草坪網球俱樂部同美國人拜耶的夫人、俱樂部經理大田先生，以及會員福島、田子等人興高采烈地打網球。這天下午開始下雪，下得很大。到了晚上，推雪車都出動了。上面所提到的日本人明確地作證道：這時的拉斯托沃洛夫跟平時沒有任何不同，精神抖擻，一點也沒有神經衰弱的跡象。
因此，蘇聯方面說他“神經衰弱”，與草坪網球俱樂部的人們說他“精神飽滿”之間有很大出入。警視廳則認為後一種說法是符合事實的證詞。
那末，蘇聯方面的說法中有什麼不自然的因素嗎？也許可以認為他們由於怕拉斯托沃洛夫在什麼地方被人發現時會說出不妙的話，才預先說明他患“神經衰弱”的。
說拉斯托沃洛夫患神經衰弱，也可以拿自從他奉召回國以來心情懊惱這件事作為根據。但是也不能認為網球俱樂部的那些沒有任何政治意圖的日本人的證詞是假話。這就是說，兩方面都是正確的吧。那末，其中的含義有著什麼分歧呢？在考慮這個問題之前，先談談下面的問題。
拉斯托沃洛夫從蘇聯代表機構出來後，最初的行動是搭乘“美軍大汽車”。據美軍當局說：“在美軍專用的大汽車裡，並不要求搭乘者出示身份證，所以一般外國人也有搭乘的。”蘇聯代表機構也說：“蘇聯人也有搭乘美軍大汽車的。”（見《朝日新聞》，昭和二十九年二月三日）
因此，拉斯托沃洛夫搭乘“美軍大汽車”並不是不可思議的事。
但是，前面已經說過，拉斯托沃洛夫當時還去找兩位蘇聯代表機構成員，再三邀他們一道出去吃午飯。拉斯托沃洛夫那時已經下定決心出逃，而按照原定計劃，他是要到銀座去，就出逃事宜同某美國人見面的。
如果當時那兩個蘇聯人應邀跟拉斯托沃洛夫一起去了，又將會怎麼樣呢？拉斯托沃洛夫邀兩位同事，大概是為了不讓別人看出他的舉止有什麼不自然而玩弄的手法。但是不能不說這是個危險的把戲。如果對方當真陪他去了，他就無法前往與美國人約會的地點。而他再三邀別人去時，他的心情一定像逃過安宅關的，有“踩了老虎尾巴”之感吧。當然，我對這事並不是沒有其他看法的。
可是他又是怎樣乘大汽車到銀座去的呢？美國當局在記者招待會上向記者們散發的所謂他的筆記，與以後他在《生活》雜誌上發表的筆記，內容是不同的。
在記者招待會上散發的筆記中，他是這樣說的：
“我搭乘美軍大汽車在虎之門下車，換乘街上的出祖汽車到銀座。我走進銀座的咖啡館'頂好'，在那裡同那個美國人商談了出逃的事情。商談後，我回到代表機構的時候已經是下午兩點了。我又花了大約兩小時整理預備帶走的特產品和隨身用物，四點鐘悄悄地離開代表機構前往東京溫泉。在那裡，我在單間裡洗了個土耳其浴，讓那裡的服務員——名叫園田的土耳其姑娘給按摩肩膀。
“從東京溫泉出來後，我在銀座逛了一會兒，七點鐘到以牛排出名的末廣餐廳吃了晚飯。然後就在約定的地點同會在'頂好'見過面的美國人會合，逃出了日本。”
可是《生活》雜誌上發表的筆記卻與這略有不同，有出入的地方是：
“當時，在美國人中間我最親密的朋友是一個來自得克薩斯州的中年婦女，她曾在美國陸軍敎育中心擔任敎師。這裡姑且稱她為布朗寧夫人。我同這位夫人每星期三在舊海上大廈旅館見面，互敎英語和俄語。布朗寧夫人把美國的情況和她會住過一個時期的阿拉斯加的情況等告訴了我，而我則把蘇聯的實際情況告訴了她。”
就這樣，拉斯托沃洛夫同布朗寧夫人交往著，他覺得夫人對他有著像對待親兄弟般的感情。他就是向這位夫人談出想要趕快脫離祖國遠逃的決心的。
“於是，我第一次向這位夫人坦率說出了自己是中校軍銜的蘇聯諜報軍官，告訴她，我現在迫切需要她以前答應給予的協助。夫人說：'再過幾個鐘頭就不必擔心啦。'我們就在當天晚上八點鐘在夫人所住的旅館附近會面，我當場和她商量好立即採取奔向自由的最後措施。”
他寫道：這樣，他靠著布朗寧夫人的協助，搭乘她的汽車，不久就乘上了飛往美國的飛機。
哪一種說法真實呢？與其說哪一種真實，勿寧說《生活》雜誌上發表的材料更加詳盡。在記者招待會上分發的筆記上所說的“美國人”指的顯然就是這位“布朗寧夫人。”
布朗寧夫人究竟是何許人？讀了這段文章，就使人覺得，夫人對他有著像對待親兄弟那樣的情誼，而他也對夫人有著很深的愛情。
正如拉斯托沃洛夫交代過的那樣，所謂布朗寧夫人是個假名字；讀者不免暗自懷疑這個女人大概是美國情報機關的一員吧。
而且，從一九五四年九月的一期《星期六晚郵報》上刊載的美朕社東京分社社長羅伯特·安森的一篇報導裡，也可以窺知這種懷疑不無道理。
在《我們怎樣抓住了蘇聯第一號間諜》這樣聳人聽聞的標題下，這位老練的記者寫道：
“抓間諜可不是外行人所能出面的。但是在最近發生的規模極大的一樁間讓案件中，如果不是有兩個外行人協助，西方大概決不可能獲勝。這個間諜就是蘇聯在遠東的諜報活動最高負責人尤利·亞歷山大洛維奇·拉斯托沃洛夫。兩個外行人是在東京同拉斯托沃洛夫結交的年輕的美國人，其中一人是個姑娘。她平時敎拉斯托沃洛夫英語，還一起去東京的夜總會跳過舞等等。另一人是常常在東京草地網球俱樂部同他打網球的男子。這兩個美國人都沒有受過間諜活動的訓練，而且他們還討厭同這樣的事情發生關係。
“為了擺脫過去的羈絆，拉斯托沃洛夫是怎樣乘上了大汽車的？關於這一點，半年之久他沒有向外界透露隻字，現在我們得以初次披露其真相。這篇報導是記者將自己認為百分之百可以信賴的各方面提供的情報，經過仔細整理後寫出的。”
他作了這番交代之後，接著寫道：
“有一天，日本警察拿來一張美國婦女的照片——據說她會到蘇聯大使館去過。'反間諜隊'當即若無其事地訪問了這個年輕的婦女，想探聽探聽。姑且把這個女人稱作瑪麗·瓊斯吧。瑪麗是個天真、漂亮的姑娘，她是作為軍隊裡的文職人員到日本來的。她同其他幾百名文職人員一起住在丸之內舊海上大廈旅館裡，在陸軍的一個辦事處擔任秘書工作。'反間諜隊'人員把她的照片拿給她看，使她惶恐不安。但是她終於說明了她到蘇聯大使館去是想冒冒險。他們問道：'你在大使館看見了什麼？'她說：'這個嘛，房子很髒，使人感到不大結實，也沒有什麼可看的。''你沒有見著什麼人嗎？''有一個英語講得很流利的俄國人。他領我到處看了看，還說歡迎再來玩。''他沒告訴你他的名字嗎？''叫拉斯托沃洛夫——確實是這麼個名字。他問過我的電話號碼。''告訴他號碼了嗎？''當然告訴了。'聽到這裡，'反間諜隊'的人員忽然高興得幾乎給她下跪。
“於是，'反間諜隊'托她刺探拉斯托沃洛夫身邊的事情。開頭她怎麼也不答應，可是終於答應如果有什麼情況，就通知他們。
“拉斯托沃洛夫終於向瑪麗說出了自己奉召回國，以及擔心回國後將要遭遇的事。瑪麗當即把這個消息告訴了'反間諜隊'的朋友。他們又托瑪麗探聽他有沒有逃走的打算。
“第二天，她帶回拉斯托沃洛夫這樣的答复：'我打算逃走。''反間諜隊'的人員認為事情來得太簡單了，裡面有點蹊蹺。他們原來預料他一定會要求對他的前途給予種種保障。可是關於這方面他隻字未提。他們覺得可疑。他們又吩咐瑪麗進一步探詢他的意圖。
“她問他，'你知道那對你意味著什麼嗎？''知道。''你的家屬會怎麼樣呢？''我的家屬多半會被殺死。可是，即使我回國也無濟於事，我們都會被殺掉。''你打定逃走的主意了嗎？''打定了。'
“拉斯托沃洛夫在終於逃往美國的頭一天，打電話跟瑪麗聯繫，作了周密的安排。
“這樣，一月二十四日晚上，拉斯托沃洛夫悄悄鑽進在日本廣播協會大廈附近等大汽車的一群美國人當中，乘上了汽車。那以後，直到國務院在八月十四日為他舉行記者招待會，就再也沒有露面。”
讀者在這裡就會猜想：前面拉斯托沃洛夫本人所說的“布朗寧夫人”，莫非就是美聯社東京分社社長在報導中所說的“瑪麗·瓊斯”嗎？誠然就是一個人。
當然，“布朗寧夫人”也好，“瑪麗·瓊斯”也好，都是假名字；而且可以認為，用這兩個假名字來提到的這個女人，正是把拉斯托沃洛夫弄到美國去的一個重要的美國諜報工作人員。雖然美聯社東京分社社長安森故意說“她是外行人”，但是看來無論如何也不像。何況當時美軍方面還相信拉斯托沃洛夫是蘇聯的“頭號”間諜呢。
註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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