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襲擊帝國銀行的案件發生的前一年——即昭和二十二年十月十四日，兇犯在安田銀行荏原分行所使用的松井蔚的名片是真的。昭和二十二年春天，被告平澤在青森函館聯絡船上也曾和松井博士交換過名片，然而沒有任何根據足以斷定兇犯在安田銀行所使用的松井的名片就是平澤交換來的那張。原來為人仔細的松井蔚曾把跟他交換過名片的人的名字都記了下來，但是仍有十七張下落不明的所謂“事故名片”。在安田銀行荏原分行所使用的名片說不定就是那十七張“事故名片”中的一張。
支票後面的字被推斷是從帝國銀行椎名町分行把它搶去的兇犯所寫的，但是筆跡鑑定人把它和被告平澤的筆跡加以鑑定後所做出的結論似乎並不是絕對客觀的。有一個鑑定人說那不是平澤的筆跡。可能性畢竟不能變成現實性。
會有許多證人證明被告平澤的相貌與兇犯相似，然而這也不是絕對客觀的。再說，被告不能證實本人當時不在現場這一點，以及檢察官的起訴書和審判記錄，都使人感到不夠真實。撿察官把案件發生後不久被告平澤拿到一大筆來歷不明的錢這件事與案件聯繫起來了，但是即使這能成為狀況證據，也仍然不能成為直接證據。
我並不打算再在這裡寫《論被告平澤》。在我以前所寫的小說《帝國銀行事件》中，這方面的話該說的已經都說了，我沒有那麼大耐性在這裡把偵查的煩瑣內容和審判經過一樁樁地寫下來。在我的小說問世後，也還出版過一兩種論述本案被告無罪的著作。想了解詳細情況的讀者，不妨找來看看。
這裡，我要重新探討一下前一次在拙稿中挖掘得不夠充分的問題。也就是說：為什麼警視廳的偵查主力中途不得不轉向旁線——居木井的名片調查班？他們碰到了什麼樣的牆壁？牆挖的真實面目是什麼？本文想談的就是這一點。
註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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