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章 三、初戰篇

1979年那一仗究竟打得如何？由於時隔十年，一些當事者一時無法找到，且限於篇幅，這裡只能記述幾個並不算關鍵的戰鬥小故事。 如前章所述，那一仗是一場毫無準備的仗。因而也不是一場有把握的仗。這不是我們有誰忘記了我黨長期從事武裝鬥爭的歷史經驗，而正是歷史上太多的荒謬與失誤，只能用我們這代人的血肉去補償！ 但我們還是打了，打贏了！不是我們自吹打出了軍威國威，至少在我抄錄國外報紙對那一仗的評論中，有五家新聞單位發出了這樣的讚嘆：它再一次顯示了中國人不可觸犯的民族尊嚴與威力！ 但，沒有準備畢竟對任何一場戰爭都是致命傷。它本身不值得炫耀，去值得我們認真地吸取教訓。 1979年打出去，我是五連副連長。

2月16日晚7時出境，上級命令我連於午夜2時前拿下拉敏。 拉敏離國境只四公里，是一個四面環山的公路埡口，守敵一百四、五十人。敵營房周圍有五道工事，有暗堡、交通壕、陷阱與雷區，火力與四周高地相依托。但這些我們事先都偵察得很清楚了。 我連決定趁黑夜偷襲。連長帶主力由東南，我帶一排先行繞至敵西北側，合圍後發起突然進攻。 戰前大家決心很大，到臨陣，許多人都有些怕，一個外軍區補來的老兵喝出征酒時，舉杯大哭：爸、媽，再見不著你們了！有的人摔酒碗：死了算，別最後出個洋相！ 我舉杯向大家：我們一起去，一起回來。大家都要想著立功，打勝仗…… 當夜出發，大家都比較緊張，說話都打抖。夜像鍋底般黑，全排一個跟一個，拉著一根被包繩走，我感到繩子都在抖。看到拉敏敵營房燈光了，突然轟隆一聲，敵營房燈火滅了，機槍“噠噠噠”朝我們打過來。原來是連主力在另一方向第一次觸雷。後來知道，觸雷的是二排戰士楊成埃。他一條腿炸斷，別人要救他，他說：別來，我背下還壓著一顆雷！大家看著他兩手摳進地裡，血嘩嘩地流，直到死，他沒哼一聲。他是貴州德江人。戰後我去過他家，他父親也只一條腿，另一條腿是抗美援朝失去的。母親臥病在床，家裡很苦。老父親說：為國犧牲，光榮！什麼要求沒提。

敵人打了一陣槍後，有一隊十來人向我們巡邏過來，提著馬燈，打著手電，邊走邊打了幾個點射。我命令就地隱蔽，沒有命令不許開槍！大家都在一條水溝裡，盡量把頭朝溝邊水里拱，水冷，加上高度緊張，一個個牙床都打“晃晃”。 幸好敵人走到離我們十幾公尺處，無所發現，返回去了。我們又接著向前摸進。 摸著摸著，眼前突然一亮，旋即聽到敵人發出一陣歡叫，我才看清，我們已摸到敵人窗前。當時我的心都“擰”了，以為敵人發現了我們才亮燈歡叫。過了一會，我高興了，原來敵人在打鬧，在跳舞。 我叫大家往後退了幾步，又調整了一下各班位置，等主力一到位，我們就猛烈開火。 等了幾分鐘，主力方向又是轟隆一聲，他們又觸雷了。我們面前敵營房燈火驟地熄滅，各種槍都響了，還有吹哨聲、喊喝聲、跑步聲，我想，敵人全部就位了，連主力到不了，這一百多敵人只有我們一個排對付了，能行麼？

我的腦子嗡嗡響，腿也軟了，儘管一再告誡自己：記住父親的話——男子漢馬革裹屍最光榮！卻同時又禁不住想：我不該來，不該來…… 我是本可以不來打這一仗的，因為在步校我的成績是全優，學校已確定我留校任教，是父親堅決主張我來參戰的。 我的父母都是抗日戰爭初期的老兵，文化大革命一開始都打成了叛徒、走資派，母親被遣送回山西老家，我跟父親去了乾校，到十六歲，我一人跑回昆明，靠在火車站給人家推板車，換得幾毛錢買點包穀，再到菜市揀爛菜葉為生。一年多後，父親請假來昆明找著我，摟著瘦骨伶仃的我好一頓哭。哭夠後說，××軍某領導是他過去的老戰友，叫我去找找試試。我就是這麼當兵的。 所以父親這回對我說：部隊解救了你，我們不能有難時找部隊去了，當部隊需要時我們溜到了一邊，憑部隊把你養成這一米八的大個，你也該去！

這時，我母親已從山西回來，哥哥姐姐都回到父母身邊了，一家團圓，日子又像以前紅紅火火，我也有了個對象，正談得熱烈——我決定上前線後她就吹了。說實在的，我不想回部隊，母親也不斷向父親哭求：我們受的苦夠多了，我再不指望別的，只要一家人在起。父親說，就是為了黨沒讓我們冤死屈死，我們也該獻出個兒子來！ 好吧，我就獻出來吧！我決定了，連主力不來我也帶這個排打進去，能幹掉它多少算多少！ 敵人猛打了一陣，又出來一個巡邏隊，用電筒到處照，亂打一氣。我一看明白了，敵人被驚動了，但注意力在響地雷方向，並未察覺我們已經到它側後的這個排，我再次命令：第一槍只能由我打響！ 敵人來到了橫跨水溝的橋上，我們就臥在橋腳下，我很緊張，槍口是緊緊跟著敵人電筒光的，準備在這支巡邏隊發現我們時立刻將它報銷。但決不先打，因為槍響後再接近營房就不易了。

我身邊的新戰士趙啟新，長了一身膿瘡，臭水一泡，他總是不停地扭動摳撓。我對他說：別動了！他再沒動，敵人子彈打在他身邊，他還是沒動。二班長一直咳嗽，咳起來翻腸倒肚，我最擔心是他。後來他告訴我，他把一整條手巾——每人都在右臂上綁一條白毛巾，全塞進了嘴裡，讓它緊緊地抵進了喉嚨。 敵人在橋上停了停，說了什麼，返回去了，我緊張的心一下鬆活了。 為了勝利更有保證，我決定到各班再部署一下，返回來再過小橋時，由於天黑，敵人也從另一面摸上了小橋，我們未發現，敵人也未發現我們，我身後的通訊員朱順國的鋼盔被敵人的刺刀碰得“當”的一聲，我轉過身，小朱的槍就響了，有幾個人忙向回跑，一個人倒在橋面上。我伸過頭去看，只覺得一股股溫溫的粘粘的東西噴在臉上。後來得知，倒下來的是敵人公安屯大隊長。

橋上槍一響，我們全排就開了火，躍上水溝坎，直衝敵營房。 敵人亂成了一窩蜂，紛紛向營房後山陣地跑，我早料到他這一著，派三班直插營房後面。一排排手榴彈扔過去，82炮、火箭筒也一齊開火，衝進營房的戰士也打倒了一大片，接著把整個營房點著了，火光沖天，照著我們向後山沖擊的路。三班副龍世江端著輕機槍沖在最前面，連續打下十一個地堡，還抓了個中士班長。戰後，龍世江被授予英雄稱號。全排立一等功，獲“夜老虎排”稱號，我個人也立一等功。 當晚，我向團長報告：“敵×××團一個加強排和一個公安屯大隊被我全殲。”團長問：“你們傷亡多少？”我說：“我無一傷亡！” 1979年我們團第一戰就受阻，敵人在國境河對岸憑險固守，在友鄰部隊迅速向前發展時，我們在這裡“卡殼”了。團決定提前使用預備隊，把我八連拉上去了。

八連是1978年軍區恢復大比武時團的尖子連，十二面錦旗我們奪了七面，我是連長，戰前考核全團第一名。無疑，團裡是把我們當鐵拳頭的，原準備到最關鍵時刻才拿上去，所以才當了個預備隊。 接受任務是正午，光天化日，而且是立即行動，兩個小時拿下對岸高地，不得有誤！ 對岸敵高地高射機槍封鎖著河面和河那面的二百米開闊地。橡皮舟不能用，我們連分散開，潛水渡河。敵火力雖猛，但只打傷我一個同志。 過了河就通過開闊地的鐵絲網、竹籤等障礙，爆破器材都打濕了，用不上，我帶頭躍過鐵絲網，在團營炮火掩護下往前衝。 我們連素質好，速度快，那種氣勢真是猛虎也擋不住。我們先沖上高地，半山腰的部隊也沒搞清我們從哪突然冒出來的，還以為是敵人，無後座力砲瞄準了我，正要發射，參謀李時忠在望遠鏡裡看清了是我，大喊：別打，是八連長！晚一秒，我飛了！

從我們渡河到拿下敵高地，共用67分鐘，陣地上敵屍41具。我方炮火剛停，我們衝上了塹壕，躲炮的敵人還剛冒出頭，正在拍打塵土哩。 我連亡2人，傷9人。軍參謀長的兒子李晉南犧牲。他是我連火箭筒班班長。據我所知，我們軍師團各級領導幹部都有兒子參加這次出征，他們大多是“文革”中為逃避下農村“走後門”入伍的，但打仗時，我沒聽說一個走後門回調的，戰鬥中犧牲的也不少。憑這點，我看老同志很了不起！ 開始受阻的是我團一連，他們和我們全團一樣，多年來基本上沒訓練，只有我們連是全訓，目的是參加大比武。林彪的“精神萬能化”“第一槍打不著還可以打第二槍”那一套把部隊害苦了！ 一連長很勇敢，自己打機槍，帶頭衝，但他缺乏軍事常識，喊團里炮火支援，團裡要他報坐標。他說：“我知道球的坐標，你往太陽這方打不就得了！”團裡沒法。通訊員提醒他：“連長，我們自己還有炮嘛！”他才想起來：“龜兒些有炮為啥不打呀？”其實是他沒下命令。

一連傷亡比較大。 後來一位老將軍狠狠批評了一連長一味喊衝。他說：牛打架都知道不硬頂，頂不過它要往後退一下嘛！老將軍錶揚了我們八連。我說：首長，不是別的連不行，是他們搞生產、搞營建，只我們八連專搞大比武。他們蓋了房我們住，他們養的豬、種的菜給我們吃！ …… 老將軍說：是呀是呀，由此得出一個結論，帶兵不練兵，就是害死人！ 攻下這高地後還有一段插曲，敵人步話機員死了，機子裡還在問話，我連翻譯老黃和敵人對講起來，講得對方哈哈笑。我問老黃，你講什麼了？他說：他問我在幹啥，我就說我在看，正看到孫悟空一個筋斗打十萬八千里喃！ 越往裡插越苦。主要是地形複雜，我們用的又不知是多少年前的地圖。森林中是竹林，竹林中是刺林，刺林中是藤條茅草，能找到條野獸穿過的路也好呀，沒有！不是一步步走，而是一步步擠、鑽、爬、摸。有一回團裡問：你們到了哪？我說：“鬼知道到了哪？”

“趕快往××地方靠攏！” “××地方在哪？請打三發砲彈指示方向！” “打著你們怎麼辦？” “我們認了！” 但我還是叫幹部分散開，別一塊完蛋。 友鄰連隊在一條山溝遭伏擊，我們八連去解了他的圍，他們的傷員和烈士運不出去，我們只好在山頭頂住打。四個晝夜連水都喝不上。五班長羅啟開喝自己的尿，還鼓勵大家：自己身上的東西，乾淨的，我們總不能渴死呀！ 剛從這山撤下，上級又命令我連在前，向××大橋前進，策應友鄰軍在對岸的大行動。走了兩天，部隊已筋疲力盡，停下來就睡著了。團裡有命令：如不按時到達，軍法從事！我只好把戰士們一個個拽起來，這個醒了那個又睡了。我對大家說：看著你們我真不忍心，也想乾脆躺下，睡夠。可是不行呀，友鄰部隊的大行動不能叫我們誤了呀！戰士們遞給我一根棍：連長，我們再不醒，你就打呀，使勁地打！我說，我又不是軍閥，你們自覺點就行了。戰士們說，我們自“覺”不了，只有你打才能“覺”。 又走了一天多，我們到了目的地，我開始吐血。 又過了一天，友鄰軍過來一位副團長來看望我們，也感謝我們這次配合及時。我們連一個個都躺在地上，動不了啦。我搖搖晃晃給他敬了個禮：首長，我們沒法歡迎你，因為肚子裡沒……東西！副團長奇怪：這兒有豬有牛，為什麼不殺？這大橋近旁有個大村鎮，確實什麼都有，但我們一直記著“不動越南一草一木”的紀律，記住我們一連在老街殺了頭豬，批准的岳副團長受記大過處分，一戰士吃了老鄉的香蕉，也受了處分。這位副團長聽我這一說，笑了笑走了。一會他又帶了人給我們扛了東西來，有豬，有牛，有大米……我說：我們不敢吃。他說：我們××軍送你們的！ 這位副團長的話我至今記得：不能把國內戰爭紀律用到國外來，那不是爭了面子捨了命，自己給自己過不去嗎？光榮傳統是為了保證勝利，不應當成包袱背！ 這次作戰和以後我擔任老山主攻團長，我深深感到，我們身上始終被一種東西束縛著，使我們常常不能因時因地制訂出克敵制勝的靈活戰術……這種東西就是我們長期只信奉“口號”，而不是珍惜人，愛護關心人！ 這些年，有一個人在我心里高高立著，當我遇到難題或不順心時想起他，看到別人為一點小利把腦袋削得溜尖往前拱時想起他。我們沒有深談過，他對我可能沒什麼印象，我當新聞幹事好多年，唯獨他這個人我想寫沒寫出來，我也沒採訪過他。為什麼？我怕再談起這些事讓他傷心。 他就是我們師原來的副師長趙子雄。我看到過他親自指揮部隊攻奪敵人一個重要據點的情景，而這只部隊的尖兵排長就是他的兒子趙吉昌。 那是1979年自衛反擊戰剛開始時，我們的大部隊在一夜之間全線突破成功，有的很快插到敵人縱深去了，唯獨這個據點上的敵人憑藉法國人當年修築的工事頑固抵抗，不僅使我們師前進受阻，也使友鄰部隊繼續向敵縱深攻擊行動受到影響。 那時我負責帶騾馬隊前送後運，往來於各級指揮所與陣地之間，所以前面後面好多情況我都能看到聽到。有一次我甚至聽到一個電台上傳來：我是軍委曹參謀，鄧副主席等軍委領導同志都在這裡，他們問你們的進展情況……。我們軍張軍長跑來匯報：……我們保證在××時前佔領××！這個電台設在三棵大樹下，周圍崗哨林立。我能去，因為好多人都認識我這“打藍球的高個子兵”。 我當場聽到趙副師長給下面下達命令，他聲音很大，拳頭擂在放電話機的砲彈箱上：“告訴他，告訴他——不拿下陣地別回來見我，別回來見我！……”說實在話，對這樣的命令詞我是不在意的，它老一套，還有點專橫武斷的味道。但當時我身邊一位原也是我的球場好友的參謀直捅我的腰，又瞪大了眼向他呶嘴，告訴我：“老頭這命令，是給他兒子趙吉昌下的！” 趙吉昌我也認識，也知道他是一連優秀排長，但此前不知道他的老子是趙副師長。 我在指揮所稍歇後又到前面送彈藥。一路上可不是平安無事的。一次一發敵砲彈落在我的騾馬群中，炸死三匹。還有一回敵砲彈削斷我頭頂一棵大樹，樹幹差一點砸在我頭上，所以我們每一步都提著心。但這次出指揮所出來後，我的心卻不全在自己的安危上，而是想著趙吉昌，他能不能攻下陣地，能不能再回來見到他父親。 到了前面，我見到了一連副連長劉連光、排長趙吉昌帶領的突擊尖刀排又一次受挫返回，正在調整部隊準備新的攻勢。我對營長楊長發、連長李秀榮說：“不能老叫小趙衝呀，換一換嘛！”他們說：“'小子'說了啦，要換他除非抬回他的屍體！” 一連終於奪下了這個陣地，榮立一等功。 但，趙吉昌再沒有回來！ 老實說，我對趙子雄副師長的崇敬還不是當時就如現在這般紮實的。 戰後清明節，我到烈士陵園祭奠戰友。見趙吉昌墳前的花圈上有一輓聯。上聯是“為民族尊嚴，死得其所！”下聯是“待四化業成，再告英靈！”橫聯是“唯汝知我。”不用說，這是老父親向兒子表達的全部心意。 我讀著輓聯，視線模糊了，但趙副師長在我心中的形象卻無比清晰高大起來。 在營房裡，我常見到他，遠遠注視他。他老了，老得很快，頭花白，背彎曲，常常一聲聲咳嗽不止。但他在我的心中卻永遠是一個青春常在、正氣如虹的革命軍人！不，還不是我看到他祭奠兒子的輓聯時的感受，而是後來，當我有了自己的兒子，兒子在地下摔個跟頭，我的心疼得打顫時，我才徹底了解，趙副師長在下達那樣的命令時，需要一顆何等高貴而堅強的心！ （我還需要再找他採訪什麼呢？我怎忍心再打擾他？難道還有必要請他說說：“您當時和現在是怎樣的想法麼？”多餘！ 趙副師長是老八路，解放戰爭曾被授予“戰爭英雄”稱號。 ） 1979年出國第一仗，我們團打發隆，全殲守敵一個團。那仗很成功，也很慘烈。 我當時是一營長，負責攻占發隆背後的南山，斷敵退路。南山有法國人早年修的堅固工事，一個地下工事足有兩個藍球場大，工事內又是石頭房子，很難打。 2月17日下午，我營發起第一次攻擊時，敵一發砲彈落在我一個砲位上，新戰士張順忠四處負傷，一頭栽倒，當即被送下了陣地。 第二天早晨，戰鬥仍在激烈進行。我下山給砲連部署新的任務，順便去看了看張順忠。他已經不行了。我喊他，用我的水壺給他餵水，他認出了我，立時把我的手抓住，聲音很小很小：“營長，營長……”他喘得很厲害，每一聲喊都像用了全身的力，胸部發出呼隆隆的響聲。我微微托起他的頭，對他說：“你說，你說吧，我我聽著的哩。” 我以為他有什麼事託付我，說不出來心裡很著急。卻聽他清清楚楚問道：“營長，××高地拿下了嗎？” ××高地就是他們連負責攻擊的敵主陣地。 我說：“拿下了，拿下了！” 其實，那時××高地並沒有拿下。 他抓住我的手搖了兩下，望著我微笑，嘴張合著，看得出他想喊兩聲好，但沒能喊出來。 他在我懷裡閉上了眼，一直是那個微笑的模樣。 他這模樣刻在我心裡了。我一直很懷念他，到死也不會忘記。 他有父母，當兵還不到四個月。照理，此時此刻他最想念最記掛的應是他父母，他才十七歲多一點，還是個剛離開母親懷抱的孩子呢。可是他沒說他父母，沒叫我給他父母捎去他的問候與思念，再給他們留下幾句話來，他僅僅問了：××高地拿下來了沒有？ 後來，部隊從貴州桐梓接來了張順忠的父母，我向他們行了脫帽禮，我說，我不但為有張順忠這樣的戰友感到光榮與驕傲，也為養育這樣一位英雄的父母感到光榮與驕傲！是的，張順忠到部隊才四個月，他的高尚品格與堅強意志應當主要歸功於他的父母，歸功於他的老師們，他臨終時的微笑，閃耀的是中華民族的美德與愛國主義的光輝。 我們的民族傳統，包括思想、文化、習俗，有落後的愚味的部分，但我們不能把什麼都否定了，不能把愛國主義，英雄主義也當作糟粕，當作笑料。 我看過一個相聲，諷刺我們的戰士犧牲前想到這個，想到那個。 “因為他們是打不死的！”這是原詞，聽眾們哄堂大笑，我卻想哭，想把電視機砸了！ 我也懂，人家是在批判我們文藝創作上一直存在的教條主義，老一套的東西，也許還想給他們的節目增加點娛樂性，票房價值。這些我不反對，但我希望藝術家們從此不要在我們正在流血的戰士們身上找笑料，拿他們的崇高理想當笑料！ （這個驃悍的大鬍子團長這時淚淋淋的，揩了還流。） 我說這事不是因為張順忠一個人，是為幾十幾百個他那樣的英雄！有個戰士李亞代，身中6彈還摧毀敵人3個火力點，軍工把他硬抬上擔架，已走了好一段，他又人擔架上滾下來，朝著陣地爬去，直到再爬不到了。戰後，我們全營集中向他的遺體告別。他依然躺在那裡，身後拖一條七八米長的血路。這七八米血路，包含了多少內涵，留給了我們多少思索，難道能把它當笑話麼？ 年年清明，我都要去烈士墓前，給李亞代、張順忠和我團犧牲的戰友獻一束花，敬一杯酒，鞠一個躬。 不管有多少說法——向這看，向那看，我永遠向烈士看！ 初與越南交戰，我們不少人有畏懼心理。怪我們自己把越南宣揚得太厲害了，它打過日本、法國、美國，各種書籍印發了不知多少！現在你怎麼講，越南人沒什麼了不起，消除不了你自己長期猛宣傳的影響。 出境十來天后，攻打××，我們團夜間打穿插，想從側後迂迴包抄敵人。前面敵情、地形不明，夜漆黑，一點影子都不見，又不許有任何光亮，沿途大山密林，誰也說不清前頭會遇上什麼事，只能碰到雞蛋打雞蛋，碰到石頭砸石頭，碰不過去就死打硬拼。 前面是連隊，後面是機關，我帶政治處在最後。走著走著，走不動了。我們已連續十多天沒拉伸睡過覺，戰士們停下來倒頭便睡，扯開了呼鼾。我也靠著一棵樹坐下來。剛坐下，我聽到了林子裡有人說話，是越南人！我跳起來，推醒幾個股長，說：叫大家不要睡，我到前面看看去。 我剛走幾步，碰到負責與前面部隊聯絡的協理員。他帶著哭聲說：“主任，我們和前面部隊脫了節，大概……大概是我們走偏了。” “你怎麼知道？” “前面好像是敵人！” 我又往前走了一段。果然，深林中有火光閃動，有鐵器撞碰聲，有聽得更分明的越南人的喝斥聲。 聯繫到我剛才在隊尾聽到的另一方向同樣的聲音，我斷定，我們已經走到敵人窩子裡了！ 我的腦袋快炸了，很想給站在我面前又哭又抖的協理員兩耳光，但我咬牙忍住了。 “你最後看到前面部隊有多久了？” “大、大、大約半、半個多小時！” 我又想問，你為什麼當時不停下來？可來不及了，我得趕快清查我的這股掉隊人員有多少戰鬥力。 可惜呀！掉隊的有機要股、管理股、通訊連總機班、炊事班，加上我的政治處，六十餘人，有十枝手槍，四枝衝鋒槍，其他的都是背線拐的，抬通訊器材的，背行軍鍋的。 敵人在我們四周密林中閃動的火光越來越頻繁，說話的聲音越來越清晰，甚至有哼歌的，叫喊的。 我立刻想到：敵人要是發現我們這麼個隊伍進了他們的包圍圈，四面猛撲過來，那後果可是不可想像了，光一個機要股，一個通訊班也會給我們全軍，給這次戰爭造成無法估量的損失，以至在國際上出洋相。 我把股長以上召集到一起，說了幾句話：我們已誤入敵人窩子。現在我宣布成立臨時黨支部，我為書記，你們都是支委。我決定：一，幹部把槍接過來，準備戰鬥；二；從原路退回，搶占制高點；三，設法與前面部隊取得聯繫；四最重要的是確保不能有一個人當俘虜。 我們往回撤了一截路，幾乎是挨著敵人一個林中營地擦過來的。每個人都踮起腳，高抬輕放，避免發出任何聲音。沒有找到可以佔領的高地，又只好停下來。我的心慌了，沒有地圖，辨不清部隊去向，瞎闖，隨時有可能碰到敵人，或觸響一顆地雷，……正這時，一個方向響起零落的槍聲。我判斷，這種槍聲不可能是敵人與我們大部隊交火，而前方林中有敵人，後方是我們的來路，那麼只剩下另一個方向了。我叫人用幾件雨衣將我罩嚴，又打手電、又劃火柴，在幾個岔路上尋找足跡，終於找到了一行我們的膠鞋踩出的腳印。 但我還是沒有把握斷言這個方向是對的。我又一次召集支委，叫他們負責把本股人員組成一個戰鬥小組，萬一打響，只有拼到最後，機要、通訊人員要將身上文件準備好，到最後時刻徹底銷毀，幹部要最後留下幾發子彈，隨時執行戰場紀律，最後留給自己。 這一夜，我有一個很深的體會：有的干部平時吹得兇，表態最堅決，可到了關鍵時刻就不像“講用”時那麼精明、清醒、有條理了。他又抖又呆，一句話都說不出來。相反，有的干部平時不吭不哈，提意見時卻是很刺人的，那晚上倒是很堅決。當然也不全是這樣。到現在，我還時刻提醒自己：對乾部可得細心全面考察，不能憑個人好惡。 到天亮時，我們和前面部隊會合，趕上了攻打××的戰鬥。 1979年戰後，北京一位老將軍來到我們團，幫助總結作戰經驗。 座談會上，老將軍聚精會神，不時地點頭讚許，偶爾也閉目靜思，搖頭嘆息。大家見他聽得津津有味，變得也就更扎勁了。 那一仗，我們團打的確實不錯，全團二等功，三營為英雄營，英雄連、猛虎連、一等功連好幾個，在整個西線的團隊算是很突出的。 戰前抓俘虜，我們團首開紀錄。出國作戰一二十天，天天有捷報，仗仗有斬獲，可以說沒有吃過敗仗，沒有大的失誤。回撤路上，敵人竄出一個團來，佔領了一架高山企圖堵截我們，結果被我們打得丟盔卸甲，殲滅它一大半。 我那時在四連當連長。四連在團裡不咋著，二等功。但也打了十來仗，傷亡與敵人比是一比十四，斃敵數也超過我連總人數好幾倍。 要說起我們戰士的吃苦精神，我看在世界上算冠軍。單說向集結地進發那晚上，我們連剛好走在一片光山上，突然下起了冰雹，十幾分鐘，地上落了幾十公分厚的一層雞蛋大的冰團團。儘管大家用背包、雨衣頂著頭，還是一個個都輕重不同地被砸傷了，衣服都濕透了，風吹得嗚嗚的，但我們照樣前進，一晚上走了幾十里，按時到達目的地。 我們團有個班長叫黃其武，出境渡河時丟了一隻鞋，直到回國，他的腳上還是一隻鞋，另一隻腳上裹著敵人的一個防毒面具。這隻腳整個地磨破了，和防毒面具粘連在一塊，剝都剝不下來，可他一二十天裡從沒掉隊半步，打仗很勇敢。可惜他後來在戰鬥中犧牲了。你說這種毅力別的地方找得著嗎？ 還有個戰士叫胡國昌，負傷了，昏過去了，戰友們把他抬到半路上時，他醒過來第一個動作是掏口袋裡的鑰匙：請交給我們連長，這是連里生產工具室的，這是保管室的……戰友說：現在你還管那些！他說：打完仗還得生產。 我們團開進前還在搞生產。所以他一直記著搞生產！ 我們的戰士太可愛，太偉大了！ 老將軍聽著我們的匯報，淚水一直在眼眶裡轉圈兒。他不插話。但我發現他記憶力特好。 “唉——，你開始說×高地抓了三個活俘，現在怎麼變4個了？”好幾次他糾正別人的錯誤。 “都說完了？”老將軍環視全場，見沒有人還要發言，便輕咳兩聲，清了清嗓門。我以為他可能要發表一篇感慨激昂的演說，把我們大大地表揚一番了。誰知，完全不是這碼事。 他面含慍怒，聲調嚴厲地問： “×連長，我請教你一個問題：你知不知道子彈要打死人吶？” 會上氣氛一下子緊張了，誰都摸不清老將軍此問何由。 被問的連長只好硬起頭皮答：“知道！” “知道什麼？是打得死還是打不死？” “打得死！”回答得更輕聲。 “高，高，高！”老將軍的身子在靠椅上彈跳著，伸出大拇指，連叫了三聲“高！”繼而又說：“我今天受到了教育，知道了馬克思主義的真理——子彈是打得死人的！既然如此，你為什麼連續七八次沖鋒不回頭呢？不好好研究一下打法呢？……” 現在大家算摸到老將軍的意思了——他批評的是×連一次不講戰術的連續進攻戰。 有個乾部想為×連辯解，說了一些客觀情況和戰鬥中乾部戰士英勇頑強的表現。 老將軍更不客氣了，當著在場的匯報幹部還有慰問團的同志批評辯護者：“你不姓×，姓王，叫王婆，是個賣瓜的！……” 這個乾部臉都白了。 老將軍又問另一個連長：“你在攻打××高地時，為什麼不呼喚炮火，而要採取你的那個……叫什麼射擊！” 這個連長很牛，他不願意回答。 一個乾部怕把局面搞僵，代他回答：“叫壓制射擊……” 老將軍看了這個乾部一眼：“謝謝你的指點，我問的是他！” 看來老將軍不想在“牛”連長面前讓步，也不讓別人插嘴。 “牛”連長頂了上去：“首長，那是打仗，不是你想呼喚什麼就來什麼！” 老將軍“哦——”地一聲，點點頭：“那——是——打——仗！我有所不知啦！”然後提高嗓門大叫：“我打了50年的仗，50年的經驗讓我懂得了：人的因素、勇敢頑強，要在強大的火力支援下才能充分發揮，充分施展！……” “牛”連長不牛了，很誠懇地說：“首長，我錯了！” 老將軍語重心長說：“不是為了批評你一人，更不是要否定你們的戰功，是為了讓在座的同志、我們軍隊新一代指揮員都記住：要愛護戰士、珍惜戰士的生命，要做到這一點，不能光是炫揚他們英勇頑強，而是要首先學會組織火力優勢去大量殺傷敵人！懂不懂？！” 在座的我們心悅誠服地答：“懂了！” 老將軍又把目光轉向了我：“鄧多典，你剛才說，你去帶突擊班？你是個連長還是個班長？” 我站起來：“報告首長，我是連長！因為文化低，沒學習過，不會打仗，一急眼，就跑班裡去了……” 老將軍忍不住“嘿嘿”笑起來：“你滑頭，滑頭！會找客觀原因，不過倒是個實情。”又問：“你既然發現敵人從××高地跑掉了，為什麼不去狙擊？” “報告首長，上級沒有命令，我怕主動出擊後自己的陣地出問題，怕打不好上級追究責任！” “不，我問的不是這……” “對，不是這，我怕的是當不成連長，怕落下一串罪名：擅離指定陣地，自作主張，組織紀律性……” “你這個鄧多典，點子多，怕我批評，主動揀帽子戴。”大家又笑了，會上氣活躍輕鬆起來。隻老將軍沒笑，追問我：“你說說原因。” “原因？原因是我……思想右傾！” 他搖搖頭，很深沉地說：“原因不在你們身上，在我們這些搞理論研究的，制定條令和教案的人身上，這些年我們強調了服從命令，留給下面發揮主動靈活性的餘地不多了。國家也好，軍隊也好，都叫一盤棋，棋手只有一個，下面都成了棋子，難免失去很多寶貴的戰機。”老將軍還講了很多，我記得不准不全。但老將軍面冷心熱，語重情深，我是深有體會的，下來，許多同志都說，老頭幾句話就像在我們心裡推開幾扇窗戶似的。 後來我們部隊打老山、者陰山，很強調重視火力的組織與發揚，每一仗都經過反复偵察、沙盤作業，相似地形演練，給各級規定了在情況變化時的處置權限，都是在總結了1979年那一仗的經驗教訓基礎上的進步。老將軍走遍我們集團軍許多團隊，聽說到處“潑冷水”，批評人，我看那冷水是及時雨，批評是開心鎖，功不可滅！ 老將軍不吃宴席，蹲在壩子里和戰士一起吃飯，平時有說有笑，很風趣，有一次他跑到我跟前：報告連長，我要看看你們的廚房、廁所，可以嗎？他留給我的印象太深太深了！ 老將軍是誰！我軍著名戰將，前軍事學院院長宋時輪同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