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7章 後記“國家敘述”

已經很少在完成一部作品之後寫“後記”一類的東西了。但在這部《國家——2011·中國外交史上的空前行動》最後收筆時，則感覺有許多東西仍然留在心底沒有告訴讀者而很不夠爽，於是便有了這個“後記”…… 在古時，有“補記”之說，我的這個“後記”屬於這樣的“補記”。因為在創作正文時，有許多內容受到結構安排等因素的影響，故沒有進入其中。因而也讓我內心深存一份“欠”人情的感覺。 比如，我欠了最早找我談創作這部作品的外交部原新聞發言人、現為外交部機關黨委常務副書記章啟月的一份人情。她的知名度很高，我們對她的印象甚好：幹練、有風采、有水平，屬於那種給國家形像很增色的數量並不多的女外交官。她多次與我深入交流這部作品的創作思路及細節，並親自出面安排諸多方面負責人與我交流和接受采訪。

比如，我欠得比較多的還有一直參與整個採訪與審稿過程的王永參贊和鄭曦原參贊。特別是鄭曦原參贊，他基本上全程參加了我這部書的採訪與審稿過程，並且在許多方面給予了我特別的幫助。雖然他是外交部安排協助我完成此書創作的，但由於他的專業能力和個人的良好素養，使得他很快成為了我的朋友。這樣的友誼和友情對一個作家完成一部作品有著特別重要的意義，而通常有些單位是不太了解這些的。這讓我在感謝鄭曦原先生的同時，必須深懷情意地感謝外交部的這份精心安排——它使我對外交部的整體形像有了異乎尋常的好感。應該感謝的還有幫助過我的孫鵬遠等同志。 然而需要特別說到的還有領保中心的諸多年輕外交官們，他們在利比亞大撤離中做了許多感人至深、可歌可泣的事，當然身處第一線的我駐有關國家的諸多外交官們更是如此。他們的事蹟毫無疑問都應當載入史冊，而由於採訪條件的限制和篇幅關係，在此書中沒有對他們的功績給予適當的敘述，但這依舊不會影響這些人的可敬可愛形象。整個大撤離是以外交部為主體的一場特殊的超越國界的大行動，國資委、商務部、國防部、總參謀部等等單位甚至許多普通國民和外國友好人士，他們都參與其中，他們的貢獻同樣應當被傳頌和載入歷史。

我想特別提到的還有兩位領導人，一位是外長楊潔篪，另一位是國務委員戴秉國。 與楊外長的交流，可以說是見縫插針。我甚至認為採訪日理萬機、天天忙得不可開交的外長有一種負罪的愧疚——因為像我們搞寫作的，沒有哪一件可以同瞬息萬變、事事重千鈞的國家外交事務相提並論，故而我有什麼必要去打擾自己的外長呢？然而楊外長如期相約，並且與我談得頗為酣暢。之前就听說我的這位江蘇老鄉特別喜歡蘇州評彈，而且能彈一手好琴。彈琴者都是需要超然的恬靜心境和非凡技藝的。我曾問楊外長的業餘愛好與他得心應手的外交工作是否有某種默契，他笑而未答，但他有些話令我印象深刻。他說，外交工作就是要牢記國家利益至上，處理任何復雜的外交事務，其基本原則是怎麼對自己的國家有利，同時又能實現合作共贏。同時他又強調，必須在做事之前有預斷，遇事一定要立體思維，講究節奏感。外交雖然重視結果，但其過程特別重要，過程恰恰是一個國家的外交思想、外交藝術和外交戰術的具體體現。做事的標準和結果是必須對得起自己的國家和人民。同時他特別指出，大國要有氣度。

採訪國務委員戴秉國超乎了設定的時間和內容。那天在中南海他的辦公室裡，我們自然主要談了利比亞撤離的事，但這位領導人留給我印象最深刻的是他的平易近人和謙遜的風采。他坦誠地談到自己從四歲半時就跟父母去田間插秧，到學校畢業後如何到了北京，後來又在外交戰線四十餘年的大半人生經歷時說：我一直記得小時候父母常跟我說的，幹什麼事都要平常心、好好乾。也許這就是一位大國外交工作領導者能夠運籌帷幄、把握大局的內心的平衡與支撐點。 戴秉國同誌有幾句話令我記憶尤深：一個人不管擔任什麼職務，都要不斷學習。一個國家強盛了，可以自豪，但不要驕傲；可以豪邁，但不能傲慢。中華民族有五千年的文明史，我們一定要讓世界各國感受到我們是一個可親可敬且可以打交道的民族，當然也是一個不可隨便任人欺凌的民族。

寫《國家》，有諸多感慨：一感慨我們祖國的執政者務實為民，決策英明；二感慨我們祖國如今的強大和實力；三感慨我們國家製度的優勢與力量；四感慨我國外交長期積累的資源與外交隊伍的干練、傑出；五感慨我們的人民可愛可敬、無私奉獻精神；六感慨整個戰役的縝密、完美和巨大成功。 “國家敘述”是我的報告文學創作主要風格。這部以《國家》為題的“國家敘述”，可以說是我一向秉承的創作風格的一次具有新的標誌性意義和堪稱“非常痛快”的敘事過程。從創作角度講，“國家敘述”需要駕馭能力、思想高度、情節細膩、敘述生動、人物豐滿、結構緊湊、景情如舞台劇或影視劇那樣精彩等內在的藝術要求，絕非是生硬、簡單、死板的高、大、全。人物和故事必須是整篇敘述作品的核心，思想和主題一定是在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和扣人心弦的故事中呈現。緊湊而合理的結構則是實現“國家敘述”的高度與全局的樑柱，語言與情節顯然是依傍在這些宏梁偉柱之間的磚瓦和混凝土。

報告文學曾經是國人特別喜歡的文學形式。但這些年常聽到人們在議論它的不足，大家很糾結為什麼看不見優秀的作品。其實不是沒有，而是好作品常常被紛亂和“雜貨”淹沒了。人們反感那些冠以“報告文學”的廣告宣傳式的文章，因此容易把那類東西歸結為“報告文學”，實際上讓我們這些從事純粹性的報告文學創作者感到有點冤。我知道，每年優秀的報告文學作品（含紀實類作品）的讀者遠比小說讀者要多，影響力也大。中宣部最近一屆評選出的“五個一工程”獎中，文學圖書類30部獲獎作品中有21部是報告文學作品，在20部獲獎電影中有8部、獲獎電視劇中有六七部，都是根據報告文學（或紀實作品）改編的。這是一個很好的說明，說明當今時代的廣大讀者和觀眾非常願意看到那些真實反映生活和客觀表現歷史的非虛構作品。

《國家》是繼後我今年的第二部作品。工作之餘進行創作，是件十分辛勞的事，但因為我們偉大的時代和偉大的國家有太多值得去記錄的事，所以這種“累并快樂著”的事我還要做下去，直到生命的最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