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5年歲末的一天午飯時，從不在學生食堂就餐的幾位老教授突然來到異常擁擠的學生食堂打菜處，正準備就餐的學生和打菜的大師傅們覺得很奇怪。
“先生們也想嚐嚐這兒的飯菜味道？”掌勺的大師傅半開玩笑問這群“不速之客”。
“不，我們看看。”老教授們臉色凝重，既不像是來此參觀檢查，也不像是閒逛。那是來幹什麼呀？
“有什麼特色小炒嗎？怎麼老是那幾個破菜，沒勁。”學生們只管打自己的飯菜。這時有幾名站在前邊的學生正在跟大師傅們說著話。
老教授們看看這幾個嚷著要買“特色小炒”的學生，沒有說話。
“給半個豆腐白菜，加一個饅頭……”又一位學生來到賣菜窗前。他話說得很輕，又幾乎以快得不能再快的速度買完飯菜後出了食堂。
“追追，快追上去問問是哪個系的……”幾位老教授忙不迭地互相催促著，但兩位跑得氣喘喘的老先生不一會兒回來沮喪地報告同伴：沒追上。
“先生們為什麼要追剛才那位同學呀？”大師傅們好奇地問。
“我們聽說學生中竟然有人常年一天只吃兩頓飯，每次還只打半個菜、一兩個饅頭，所以來考察一下到底情況是否真實。”老教授們終於講出了自己的“秘密行動”。
“哈，你們問一聲我們不就全知道了嗎？”掌勺的大師傅們覺得教授先生們就是有股學究氣，啥事都自個兒跟自個兒較真。
“你能告訴我們什麼呀？”老教授們衝著掌勺的大師傅瞪眼。
“嘿，那你們就小看咱掌勺的了。”一個年輕的大師傅說起勁兒來，“不是海吹，我的勺對學生情況的了解要比校領導和學工部的人清楚得多，誰是富家子誰從貧家來，誰是本分人誰是敗家子，誰今兒個成績好誰明兒心不順，我這小小的勺上都記得哩！不信，咱就說說你們想打聽的剛才那位打半個菜的學生……”
“是啊是啊，你說說他是哪個系的？幾級幾班？”老教授們迫不及待地問。
“我不但知道那學生是哪系哪級，還知道他是四川人，去年考上咱清華後整整乘了四天車才到了北京。他家貧，來上大學時就背了半袋花生米，身上的那件西服是鄉長臨送別時給他的……”
“現在呢？現在這同學怎么生活的？”
“剛才你們不是都看到了，他幾乎天天只吃兩頓飯，每頓只打半個菜還是最便宜的，打那麼一兩個饅頭……”
“果不其然，果不其然！”老教授們神情更顯凝重，之後，他們又分頭到了學生宿舍……
不幾日，校報《新清華》以醒目的位置刊發了這幾位老教授以“清華大學僑聯”名義向清華全校和全體清華校友發出的一封援助貧困生的“倡議書”——
清華大學——這所全國著名的高等學府，為我們偉大祖國的現代化建設輸送了成千上萬的高級科技人才，全國人民對她寄予越來越高的期望。 “爭取在2011年清華大學建校100週年時，建成世界一流的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大學”這一宏偉目標，正日益深入人心，成為全校教職工奮發工作的強大動力。廣大清華校友無不關切母校的發展，海外僑胞和華人也時刻注視著祖國經濟建設和教育事業的發展。
清華大學歷年招收的新生都是來自全國的好苗子，有許多是各省市的高考“狀元”或前十名，他們在老師的幫助下，為把自己培養成國家需要的優秀人才而勤奮學習。我們還注意到，在全校1萬多名學生中，生活處在難以自給的，即平均每月生活費只有150元者，約佔8％，特別困難的學生，即每月平均生活費不足90元者約2％。據我們所知，雖然學校已採取了許多補助措施，但仍有相當一批學生的困難得不到很好的解決，他們常為生活所困擾，影響他們健康成長。聽說有一位困難學生每天只能買一個菜，其餘兩頓飯只吃主食。這樣優秀的學生，生活這樣困難，我們心裡難受。
我們特向全校教職工和廣大清華校友呼籲，希望大家都來為這部分學生的生活困難伸出援助之手。在我們力所能及的情況下，捐助一點錢，積少成多，為困難學生排憂解難……
沒有華麗，只有碩果。清華人從來都是這樣的品質，面對這發自肺腑的呼籲，誰能不為老教授們那殷殷赤子心而激動、而感染！
“老先生們的建議多好，我們清華人都應當像他們一樣立即行動起來，儘自己所能，援助那些生活還困難的學生。哪怕是每個教職工每人拿出幾塊錢，讓學生們吃上一頓像樣的飯，在考試時不至於因飢餓而昏場嘛！”校長王大中在校務會上激動地站著高聲說道，“清華大學在歷史上從來就不是貴族學校。今天，也絕不能讓一個同學因家庭貧困而失去學業！”
這是多麼莊嚴的承諾！
那些經濟困難的學子們，你們聽到了嗎？
正是一石激起千重浪。一時間，素以沉穩著稱的清華校園內湧動起了少有的滾滾熱潮。有人說，那是重師生情的清華人心與心撞擊的“心潮”。在校領導和清華大學教育基金會的直接關注和參與下，中國高校第一筆專門為援助貧困大學生的基金——清華大學“清泉”困難學生基金，在清華園宣告誕生。
“今日一滴清泉，明天一片桃李。”1996年4月28日，這是清華大學85華誕之日。陽光明媚的清華園內彩旗飄揚，歌聲此起彼伏。當校慶的序幕剛剛拉開，王大中校長激動地向萬餘名師生和來賓宣布了一件事：請在場所有心中有愛心的人給我們的貧困生們捐上一份你的愛！說完，王校長第一個來到已經擺在長桌上的一隻捐款箱前，莊重地向箱內投進了300元。 “謝謝校長。”一位同學代表走到王校長面前，端正地給他胸前別上一枚精製的徽章，那上面閃亮亮的正是本節開頭的那十二個字。
“泉水清清，泉水清清，流到你心田……”美妙的歌聲，動人的旋律，把節日的清華園裡的每一寸綠地都催醒了。在校長後面，是長長的隊伍望不見邊際的捐款者，他們中有享譽國際的中國科學泰斗，有白髮蒼蒼的退休老教授，有剛從國外回國的年輕博導，有專程而來參加校慶的海外校友或出差順道回母校“探親”的國內校友，更有同是學子的青年團員、學生幹部……
“那場面太感人了，那些在清華園裡住了幾十年的老教職工們都會告訴你，這是自有清華園以來讓人感到真情的少有的動人一幕。”兩年後的1998年“五一”前，當我來到清華園採訪清華大學教育基金會負責人時，這位當年作為“清泉”基金捐款儀式組織者之一的老師仍按捺不住內心的激動而感慨道。他說就那一天，他們的“清泉”基金便收到捐款20餘萬元。他拿出當時的一份登在《新清華》上的捐款名單，我忍不住將目光從長長的名單上停在了下面的幾個名字與數字上：
陳浩凱1000元
凌瑞驥1000元
李傳信1000元
顧涵芬10000元
耿濤0.10元
熊強5元
“陳浩凱和凌瑞驥兩位都是老先生，也是'清泉'基金的倡導者，李傳信是我們的老黨委書記，他跟上面的幾位老教授都是第一批捐款者。捐10000元的顧涵芬是位在教育一線的老教授，她把自己多年的積蓄全都拿了出來。那位只捐了一角錢的自己就是位貧困生的耿濤，他本來是受捐者，可那種場面他說太令他感動，他把當時口袋裡僅有的一角錢捐了出來，並鄭重其事地在捐款者留名簿上寫下了自己的名字。那一天感人事例太多了，譬如捐5元錢的熊強，他是個中學生。他在捐出這5元錢時還專門附了一封信，誰看了都會掉眼淚，他說：'在我十五年的人生歲月裡，深切感受到社會主義大家庭的溫暖。我常常想，自己能為社會做點什麼呢？當我得知全國著名大學、我心目中的聖殿——清華大學竟有許多大哥哥大姐姐們連飯都吃不起，我難過極了。我想：他們考上清華已經很不容易了，如果因為生活拮据，而在營養方面跟不上，就會損害身體，也將耽誤學習。因此，今天我把自己上週參加勤工儉學得來的5元錢捐給你們，希望儘自己的一點微薄之力，幫助某一位大哥哥大姐姐買一份好菜，從而更有精神地投入到緊張的學習中去。錢雖然太少，但這是我的一點心意，懇請一定收下……我祝愿清華的大哥哥大姐姐們早日成為祖國的棟樑。'老師們的事蹟就更生動了，精儀系的老師還在自己系裡設立了一個'精儀系希望工程'，200多名老師人人捐款，並用這筆款長期援助本系的幾位特困生……”清華教育基金會的這位老師告訴我，清華園內的師生共同築起的這“清泉”濟困基金，從那次捐款之日後，學校每年4月28日的這天校慶日，便自然而然地成了全校師生自覺自願的“濟困日”，真是做到了有錢出錢，有力出力。這一校風後來漸漸被校友們都知道了，故現在時常收到海內外諸多校友及他們的親朋好友給“清泉”基金捐款。這位老師透露，清華全校貧困生約1100人，不久前的一次抽樣調查表明，清華現在普通學生的伙食費平均每人每月280元左右，而特困生的月經濟來源過去不足90元，一般經濟困難的學生不到120元。如果僅這麼點錢，就把它都放在吃飯上，一日三餐每天才不到4元錢，況且學生們總還要買些生活和學習用品。目前約有六至七成的貧困生在勤工儉學，約每月增加100至150元收入，加上一部分人享受學校的“獎、貸、免”，這樣就有近一半的貧困生能維持基本生活水平，剩下的一半左右，便是享受“清泉”基金。清華大學現在募捐到社會各界的教育基金總額約1.1億元，包括其中的“清泉”基金。學校自有了這項專門基金，每年就可以發放“臨時困難補助”（專發那些因家庭或自己突遇不測的）、“勤工儉學補貼”（學校設立的勤工儉學崗，一般每天可得12元報酬，另學校加發12元補貼）、“勵學獎”（獎勵那些生活困難而努力刻苦學習的，每人200至400元）等約130萬元至150萬元，這幾年清華大學年年這樣做，這筆金額等於全校貧困生平均每人每年享受學校發的貧困補助金達1000元之多。清華園的學子是幸運的，即使是常年得不到家庭一分錢的經濟資助，他們依然可以維持自己的基本生存，如果能再稍稍勤快些謀一個勤工儉學崗，那日子將是寧靜和平和的。
校長王大中在評價他們的“清泉”基金所產生的效應時，用了這八個字：惠及清華，功在中華。
校園“自助社”
劉曉平同學是我採訪的300多名大學生中惟一一位非貧困生，然而他是我必須採訪的對象。他所在的某工學院是我國五大理工學院之一，用這個學院的黨委副書記楊波的話說，你別看沒幾個中國人知道我們工學院的名字，但如果你從小生長在我們學院，你可以從小學一直念到博士後，如果你願意留在學院，那你就可以在我們學院的校園內度過一生，而且並不影響你有創造世界頂尖科學成就的機會。我知道中國有不少這樣的大學，但除了上面這些受教育與搞科研上的同等優勢外，他們的生活和工作方面卻與清華、北大無任何可比之處，用天壤之別來形容毫不誇張。
劉曉平上的就是這樣一所大學。這樣的學校還有人來上，就是因為它首先也是所大學，其次它可以在錄取分數上得到某種“優惠”——其實考生們後來發現並不是那麼回事，凡是家庭貧困的苦孩子們都爭著上的大學，其“第一志願”的競爭更加激烈。劉曉平有深切的體會，當然他當時報考這所大學的原因主要是從前者的角度考慮多一些。那些貧困家庭的孩子們來到這樣的學校才發現，進這樣的學校有一個好處是窮家庭出身的多了相互之間倒也容易混在一起，而不至於受那些有錢人的冷嘲熱諷。但也有一個致命的缺陷，那就是他們不可能像清華大學的貧困生能享受那麼多的補貼。每年每人1000元？ ！給了我，我不也成“富翁”了嗎？窮孩子哪想過天上會掉那麼大的餡餅！他們最大的心願是在飯卡上快斷錢時能有人給10塊、20塊的，也就是“上帝的恩賜”了。學院針對貧困生多的情況，盡量地把食堂伙食搞得好一些，把菜價飯價壓了又壓，一個豆腐1元錢，一個豆芽8角錢，但同學們仍然鬧著太貴，說這樣的伙食標准他們只能每頓打半份。老師們看著可憐，就自發捐助，每一次捐助總是全校性的，從校長到書記，從教授到助教，甚至家屬和員工都被調動了起來。每一次總能募集到十來萬元的錢物，但也僅是這十來萬元的錢物，絕對難以有更多的捐助，校長和老師們不吃不喝一個月也就拿死死的六七百、千把元錢……儘管如此，學院已連續幾年都要進行這樣一次活動，除此他們得不到外援——有錢人愛捐助那些大城市裡的名牌大學校，這樣做既有圖方便之處，更有捐資所獲得的社會效應，人們對此無權指責，即使有的捐助商懷著某種“意圖”。然而劉曉平他們的學校得不到依然是得不到。
來自富庶之地揚州市的善良的劉曉平驚駭地看到了過去他從未看過和聽過的同學們為了讀書而忍受的種種艱難：
有人吃飯從不到食堂，即使去了也只買最便宜的菜。從小花錢沒有受過節制的劉曉平覺得不可思議的是他一個星期為換換口味上一次館子至少要花上百十來元，而他的同班同學有人竟一個月花的伙食費也不到100元！
他愛穿流行一點的衣服，不算奢侈，一般一年四個季節買上三五套，一兩千塊吧。可後來有人告訴他：有的同學上大學四年連襪子都沒添過一雙，從頭到腳的所有穿著僅一兩套，而且還是上大學時鄉親們送的呢！
開始劉曉平不相信這些，但過上幾個月大學生活後他都服了，因為過去別人說的事現在在他身邊甚至同一宿舍裡都發生著。印象最深的是1997年已經大二的劉曉平親眼看到了這一年新生入學時的那一幕：有位四川來的新生是其家長送來的，那學生的父親肩上挑著一根木棍，木棍兩頭挑著兩個塑料袋，塑料袋的四隻角都是用小繩子打著結。再往這位學生父親的腳上看，一隻腳上穿的是張著口的涼鞋，另一隻腳則光著。一問，說是下火車時掉的。天黑了，學校給這位家長安排了住處，是最便宜的5塊一張床鋪。那新生的父親說什麼也不住，他說我就在操場上歇一宿就行了——這一宿他真的在操場的露天裡鋪下一張舊報紙睡了一夜……
劉曉平這位富有家庭出身的“公子”，其內心受到的衝擊難以用言語形容。面對一張張因貧苦而惆悵、焦慮多少有些自卑的臉，劉曉平思索著，比較著，並且有一種強烈地要做點什麼的心思。特別是一次他參加院四係為貧困生覃璇同學“獻愛心”活動後，這種想做點什麼的心思就更加強烈。覃璇同學因家貧而面臨姐弟三人都要輟學，班裡同學二十幾人都伸出了援助之手，雖然當時覃璇同學受感動而放棄了原來想退學的打算，然而仍然不能解決在學校的基本生活問題。而像覃璇這樣的同學在學校還有不少，怎麼幫這樣的同學走出貧困的陰影呢？從小學到大學，一向無憂無慮的劉曉平在那些日子裡總是在思考這個問題。
能不能創造一種機會讓這些貧困同學通過自己的努力來自立？劉曉平悄悄把自己的想法告訴了一名好友，誰知好友反問他是不是神經有問題了。 “你爸你媽花大把錢是讓你好好來上大學的，將來有個出息的工作。你操別人的心幹啥？再說操得起嗎？學校對他們都頭痛，你有多少能耐？如果為了心理找平衡，等人家捐助時咱們多扔一份錢不得了！”
話不投機，劉曉平只得自己獨自琢磨。他開始為自己的構想奔波起來，先是找到班主任。班主任很支持，說應該力爭得到系和學校的支持。於是劉曉平挑燈夜戰寫方案，第二天又給班主任老師看，老師又幫他修改。幾稿之後，劉曉平敲開了學校團委書記的辦公室……
“想法很好。就是學校可能力不從心，不能過多地幫你。”團委書記說。
“我什麼都不要，就只要學校給提供一個場所和一部分啟動資金。”劉曉平趕忙做補充。
團委書記苦笑道：“學校缺就缺這兩樣。”
劉曉平從頭到腳像被灌了冷水。 “先別急，我與學工部商量看看，爭取他們的支持，因為你想成立'大學生自助社'的目的，也是我們都在想的事。”最後，團委書記給了他一個有些希望的答复。
劉曉平等啊等，隔三差五地往團委和學工部那兒跑。終於有一天，學工部部長告訴他：你的建議被批准，學校還準備提供一個場所和一部分啟動資金。
“太好了！”劉曉平一聽，簡直就想歡呼。
接下來的事是：招集人馬，添置設備。既非學生幹部又非“紅頭文件”任命的“自助社”社長劉曉平，想了想，只能先說服身邊的同學好友加盟唄，當然主要是那些需要幫助的貧困同學，還有必須是會一定專長的人才能參加。
能藉塊黑板用用嗎？ ——沒有！
你們的油印機能讓我們使一下嗎？ ——沒見我們正用著嗎？
在宣布“自助社”成立的前幾天，劉曉平受盡了這一張張冷漠面孔的蔑視，不過最後讓他欣慰的是畢竟還有七八個人和“六七條槍”。
“現在我宣布：自助社自今天開始正式成立。以後我們要做的事，便是通過全社人員直接參與勤工儉學，共同創造財富，從而為社內的貧困同學以及學校的貧困同學盡我們社的所能支持他們完成大學學業。自助社現暫設三個部，分別為洗衣部、電子維修部和財務部，以後根據發展再確定具體步驟……”在一間還沒有來得及粉刷的小屋裡，劉曉平帶著7名社員，面對牆上掛著的那件補了又補的破衣莊嚴宣誓——他這樣做是想告誡全體“自助社”成員：今後他們所做的一切只有一個目的，那就是為幫助同室、同班、同校的貧困同學盡其所能！
在當今大學校園內各式各樣名目繁多的社團現像中，劉曉平他們的小小“自助社”更像一縷不起眼的小螢火，尤其有人一聽這名字，就嘲笑說：“這怎麼跟農業合作社時代差不離呀！”
“我們就是要發揚小小螢火的精神，把大學生的自立互助風尚燃遍全校。”以往幹什麼都是嘻嘻哈哈的劉曉平，轉眼在同學們的眼裡成為“紅色赤衛隊隊長”，又是剛正不阿，又是威嚴果敢。他帶著“社員”利用課餘和星期天時間，逐個宿舍、逐個樓門去宣傳、去服務。真是功夫不負有心人，一個僅僅誕生沒幾天的小小學生社團，竟在校園內成了無人不知無人不曉的知名組織。同學們開始主動把要修的舊鞋破衣拿來了，而一到星期天想修“隨身聽”的人更是排著隊來到了“電子維修部”，至於想參加“自助社”的同學更多了。等到第二學期開學，“自助社”人員一下從原來的8人發展到40餘人，其中70％是貧困生。 “自助社”的業務也擴大到了承攬全校教職員工和家屬的各種家政服務、有義務對校內遺失物品進行妥善處理的“失物招領中心”，有“家教中心”、“公益服務中心”等十幾個類別。
今年5月的一天，我來到劉曉平所在學校，學校領導帶著幾分驕傲的喜悅，首先向我介紹了劉曉平他們的“自助社”。在兩間並不大的校舍內，我看到一群同學們正在忙著整理一大堆衣服。劉曉平告訴我，這是他們“自助社”前一段時間搞的一次捐衣活動募集來的1000多件衣服，現在“自助社”的同學們正利用本學期結束前的一兩個月時間，把這些衣服整理洗淨，等新學年開始後發放給那些缺衣少穿的同學。
“在社里工作，一個月能獲得多少報酬？”我問一位正在忙碌的女生。
她有些不好意思，片刻後說：“幾十塊吧！”
“那能幫你解決些什麼困難嗎？”
“當然。至少我現在不為吃飯發愁了……”
我感到一種具有振奮力的欣慰，因為我明白：在劉曉平他們所在的學校裡，也許永遠不可能出現像清華大學那樣每個貧困生都能得到一份豐厚的特殊關懷，但他們這兒的貧困生們在像劉曉平這樣一批非貧困生的熱心幫助與呵護下，其自立自強的小螢火精神，同樣光芒照人！
劉曉平成功地創辦“自助社”，使我聯想到了毛澤東主席在早期中國革命戰爭中所創造的“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理論實踐。中國貧困大學生問題在今天的高校是個不可避免的普遍性現象，學生成天生活在校園，他們的喜怒哀樂集中地表現在那塊屬於他們的聖院之內，加之他們多慮、敏感和多數人性格與行為上的封閉，能夠在校園內得到關愛無疑是他們最求之不得的。另一方面他們的經驗也證明了毛澤東主席的“走群眾路線”是我們戰勝一切困難的最有效辦法。在校園內，學生和教職員工是學校的主體，凡是有廣大的師生們自覺自願地參與的事，總會有預想不到的效果。
在華東理工大學，團委主管學生勤工儉學的書記給我講述了這樣一件事：家住上海市區的退休教師陳鵬及夫人，其一子一女都在北京工作，老兩口自遷居新村後生活多有不便，且精神倍感空虛，尤其每當疾病纏身時更感到孤獨無援。陳鵬老先生後來一聽學校有不少學生經濟困難交不起學費或生活成問題，且又找不到合適的勤工儉學項目，便萌發了與貧困生結對建立“互助社”的打算。陳老先生將自己的想法給學校勤工儉學指導中心寫了一封信。接信的正是那些在勤工儉學指導中心工作的貧困同學，他們看了信很受感動，即日派代表到陳老先生家看望。當同學們看到從教一生且寫得一筆好字的老人家中並不富裕的境況時，內心受到極大震撼。回校後他們將情況在貧困生中一轉達，同學們議論開了，說我們在這兒工作的十五個同學大都來自農村，每月平均生活水平在160元以下，如果說靠這些錢能生存得下去，應該歸功於學校特別是老師們的各方照顧。今天老教師家裡有難，我們應當伸出熱情之手給予幫助。大家很快達成一致意見，決定分成若干小組，每週一至二次到老人家，義務為兩位老人服務。陳鵬老兩口對同學們的到來好高興，尤其看到這些貧困生們個個熱愛生活，又很會關心幫助人，做起家務活也十分的在行，更是樂不可支。但有一點他不贊同，那就是同學的義務服務。老人說：“我是想著同學們生活困難，才提出我們老少師生結對互助的，你們要一'義務'，我心裡就不落忍了，該怎麼著還是怎麼著。我們年歲大了，生活清貧一點無所謂。可你們不行，你們一方面學習任務那麼重，另一方面又是長身體的時候，沒有一定的物質保障是不行的。”在這位老教師的堅持下，同學們只好接受部分報酬，而陳鵬老先生呢，除了輔導學生一些功課外，還教同學們練字。現在這個“老少師生互助社”一直堅持了好幾年，而他們之間的這種互助早已超出了勞動報酬上的交換範疇，更多意義上是一種同濟共勉的崇高精神境界的相互援助。
在天津機電工業學校，有一群女班主任老師，她們為了使所在班上的貧困生渡過生活難關，數年來始終如一地貢獻著母親般的關愛。 1994年寒冬的一天，班主任王學鳳老師路過校園的一條小道時，見本班的一個姓段的學生，站在一隻垃圾箱旁邊正伸手從裡面撿出一雙舊棉鞋。王老師過去問他撿這幹啥，那同學低聲地哭泣道：“老師，我想把腳上的鞋換一換……”王學鳳老師一看這學生腳上竟穿著一雙露出腳丫的自製單鞋，再撫摸一下他的腿，連條最起碼的毛褲都沒穿。王學鳳老師的鼻子酸了：“從今天起，除了學習上課外，你到我家來……”從那天起，這位同學就成了王學鳳家中的一員，有好吃的，全家人先留著讓他吃，一年四季的衣服都由王學鳳老師給添置，放假的車票也都是她買好後送到他手裡。這位同學後來當了班長，還被學校評為“十佳青年團員”。現在他已經畢業了，成了某工廠的一名技術骨幹。他給王學鳳老師來信說：“王老師，在學校幾年裡我就想喊你一聲媽媽，然而始終留在心頭。現在我畢業了，我覺得可以大聲地叫你一聲：媽媽。媽媽，沒有你這幾年勝似親人般的愛護，我難以想像自己能完成學業，今天成為一名能為國家做些事的有用人才。真的，王老師，請允許我終生叫你媽媽吧……”
這樣被學生們尊稱為“媽媽”的津門女教師何止王學鳳一個。陶崇威老師這三年中帶的學生先後有七個學生因重病住過醫院，而每一個有病的學生從入院到平日的看護都是她陶老師包下的活。陶老師知道學校的難處，她從不向校方訴苦求助，她更知有病的貧困生內心的痛苦和無援的家庭，所以她只靠自己默默地擔負起這些同學住院治病和平時生活上的照料。最辛苦的是有人住院治病的時候，陶老師就得成天從早到晚忙活。她家離醫院很遠，來回要騎車三十多公里，可為了讓住院的同學能感受到一種家的溫暖，她堅持自己炒菜做飯給同學送到病榻前，僅為了做到這一條，陶老師不知吃了多少苦。五十多歲的人了，又有需要管理的幾十個上課的學生，又要照顧好在醫院的病號學生，陶老師幾乎天天要全身心地投入。醫院裡的人開始感到奇怪，問她為什麼你家那麼多“兒子”都有病呀？陶老師苦笑地搖搖頭，說他們都不是我的兒子，是學生。醫院的人驚愕得說不出話，因為在她們的眼裡，這位累彎了腰的“母親”至少陪床、護守了三五個病情嚴重的“兒子”。有人給陶老師算了一筆賬：在這近三年裡，她少說為有病的學生加了四百多個晝夜班，為學生交的學費、出的治療費等不下3000元，至於平時買營養品、炒個好菜所花費的錢就更不計其數。人們無法從陶老師本人的嘴裡知道這些，只有從她那日漸變白的頭髮和蒼老的臉龐上看出那顆為貧困生們操勞、奔波的慈母之心。
某大學有位老教授八十多歲了，為資助貧困生，第一次製定了一天省1元的計劃，後來當聽說一個貧困生一月只花150元以下的生活費，老人家掐手指一算，才3塊來錢一天。這怎麼過呀！老人心疼地跑到學工部，說我今天開始每天省下5元錢，外加省掉早餐的一個雞蛋，請你們把我省下的這些錢資助給一個貧困生，看他夠不夠吃的、用的，再不行我願把收藏的一批書畫全部給賣了。後來老教授真這麼做了。當他欣慰地得知用自己的錢救助了5名貧困生時，老人家自己的生活費卻每月降到了一個貧困生的水平上。就是這位老先生，他在接受我採訪時堅持不讓我說出他的名字。
幾乎每個大學都有這樣的老師，都有這樣的同學，他們盡其所能，有的與貧困生結成“一幫一”對子，有的一個教研組、一個黨小組合作起來幫助一名或幾名困難學生。在南京十幾所高校中，每年學生畢業時，校園內總有那些由老生聯手自發形成的“舊貨跳蚤市場”，其規模、其聲勢、其內容都很不一般。然而這幾年“舊貨跳蚤市場”的大拍賣，變成了一年一度老生向貧困生的捐獻儀式。畢業生把自己已經不用了的成千上萬的舊衣舊帽、舊書舊物和生活用品，無償地留給困難中的學弟、學妹們用。這等眾志成城的場面，誰見了都熱淚難忍……
今年開學不久，中國科技大學商學院97級2班學生小魏，意外地收到了200元錢和一封熱情洋溢的信。從信中小魏才知道這是學校內的老師和同學們給他的一份“愛心款”。與此同時小魏還知道了另外9名與他一樣經濟有困難的同學也收到了來自學校“愛心行動特別賬戶”的這份錢物。 “愛心行動特別賬戶”為何物？原來從去年底開始，有關如何幫助經濟貧困的同學的問題，便成了科大校園計算機網上的一個熱門話題。眾多“網蟲”經過網上一番交流、策劃後，決定在全校範圍內組織一次“愛心行動”，其內容是通過義賣、募捐等形式籌集資金，為幫助貧困生完成學業做一份貢獻。動議一經在網上發出，立即得到科大師生們的積極響應。校網絡中心還在BBS電子廣告站專闢欄目，那些平時一心鑽在知識海洋裡的“網蟲”們，這一回做起了另一件事：蒐集自己的和所有可能參與的校友們的“口袋”——有錢出錢、有物出物，一分錢不言少，1000元不嫌多。行動吧，同學們、老師們！不幾日，科大校園內的師生都忙著在做一件共同的事，這就是向網上“愛心賬戶”捐款捐物。 “網上特別行動”收到了意想不到的成功，短短一段時間內，就收到了少至一毛、多至千元的捐款。策劃此次活動的“網友”們又將這些錢轉入當地銀行……至此，科大的“愛心特別賬戶”就這樣誕生了，小魏和另9名貧困生則是這個“賬戶”的第一批獲得資助者。據發起“網上行動”的一位老師介紹，“愛心特別賬戶”完全是由師生們通過自願捐助並完全在嚴格的網上監督下實施定期對貧困生的資助。運用這種先進的網上手段開展愛心活動的好處在於，可以隨時隨地提醒師生們向那些有困難的同學奉獻愛心，從而在校園內連結起“愛心長城”。
如今，大學校內類似劉曉平式的“自助社”和科大式的“網上愛心長城”到處可聞，這些師生間的相互幫助集中體現了一個特色，即自覺、自願。一位從老師和同學們那兒獲得過這種資助的貧困生感動地說，我們的老師和同學大部分人都不是物質的富有者，因而他們的這種滴水之恩，更能激起我們貧困生的自立、自強。
從自覺、自願到自立、自強，這是一段從單極到多媒、從分散到聯合和從個體到集體的過程。不要小看了這過程，因為它連結起來就是鋼鐵，就是長城，就是不可戰勝！
1995年3月的一天，正在金陵古都東南大學讀書的吳淼同學感冒了。南京的春天真是怪，不是下雨，便是暴熱。吳淼對自己的感冒並沒有放在心上，這種流行性感冒在大江南北的氣候交匯處是太常有的事了。體育課時，吳淼與平常一樣，該跳照跳，該跑照跑，他毫不在乎。可突然間，吳淼一下感到視線模糊，開始他以為有什麼異物掉進了眼睛裡。不對，吳淼覺得除了眼睛模糊外，渾身也頓然乏力，徹底地乏力，直到像掉進了萬丈深淵……等吳淼再醒來時，他早已不在體育場，而是躺在了雪白的病房內。呵，床是白的，牆是白的，一切都變成了白的，連同自己的生命。吳淼從昏迷中醒來時，就听一群醫生在跟自己的班主任交待：嚴重腎衰竭。只有兩條路可走，一是長期做腎透析，每星期兩次，每次最少得花340元，一年3520元左右；二是做腎臟移植，手術費約5。5萬元左右，連同手術後服用5年的抗排異物藥費（一瓶3000元），至少27萬元……
“醫生，我、我家在去年我上大學時就借了人家好幾千元債，現在窮得連頭耕牛都沒了。27萬元哪！這不是要我全家的命嗎？醫生，我不治了，不治了……”吳淼這位剛強的山里娃第一次痛苦地閉上眼，只有兩行止不住的淚水順著他那側過去的臉頰，浸透了病榻頭的白被……
吳淼是不幸的。半年前，當這位鄂北竹山縣的山娃娃以優異成績走出山村，來到國家重點學府——東南大學時，17歲的小伙子心裡充滿了多麼浪漫而又美好的理想。然而僅僅幾個月的校園生活，吳淼卻面臨著生命與前途的滅頂之災。其實，吳淼不知道，像他這樣好不容易走出山村，然後又面臨病魔不幸折磨的大學生並非他一人。在我採訪的幾十所大學裡，據不完全統計，至少有3％左右的貧困生是由於各種疾病而陷入了學業與生活的雙重困境。如果說，一個經濟困難的學生要完成四年的大學學業是在跨越一道高不可攀的山崖，那麼對那些身患疾病的貧困生來說，他們將面臨的則是一道死亡之檻。
吳淼又是幸運的，因為他生活在中國的大學校園內。當東南大學的師生們得知吳淼身患重病、生命垂危的消息後，整個校園發出了強烈的呼喚：“吳淼，我們要留住你！讓你回到我們中間來！”
首先行動起來的是吳淼的同系學友，60多名同學全體出動，他們擠出時間，24小時輪流上醫院值班。一天、兩天，十天、二十天……在吳淼病情最緊急的兩個月內，全體同學不分男女，日夜守護在病榻前，用一顆顆青春的滾燙之心，呵護著同窗好友渡過生命的死亡之檻。
當吳淼在病榻上迎來第一個初冬時，東南大學又一次專門為他舉行了全校性的捐助活動。那一天陽光正暖，許多人不約而同地來到募捐點，5塊、10塊、100塊……有飯票、有現金，有學生、有教授，也有校領導和退休職工，然而在那本厚厚的簽字簿上卻留了同一個名字：“愛心”。
“媽媽，你是醫生，你一定救救叔叔的命！”一位校醫的4歲小女兒聽大人們在竊竊私語如果沒有那麼多錢換腎，那個吳淼同學就很快要死時，竟嚶嚶地一邊哭著一邊拉扯著年輕母親的衣襟這樣乞求道。
一位外籍教授把剛領的當月薪金1021元原封不動地塞進了捐款箱內，而僅在留名簿上畫了一個大大的紅“心”圖案。
錢！錢！一個生命在呼救。
錢！錢！千萬名師生在吶喊。
短短兩天時間，捐款竟達4萬餘。可是、可是吳淼的換腎要27萬元哪！師生們還沒有來得及喘口氣，便一揮手：走，我們走出校門去募捐！
入冬的金陵，北風呼嘯。然而在市青少年宮內卻是一片暖融融的海洋。東南大學的40多名同學正在這裡進行義賣活動。從來沒有當過市場銷售員的大學生們，卻在瑟瑟寒風中，喊啞了嗓子，凍裂了手腳……
繁華的新街口鬧市區，傅秀章老師正帶著一群學生在街頭“叫賣”：“哪家需要拖地擦玻璃——？”“誰家的電腦、電視、電冰箱壞了要修理——？”
東南大學的師生們，為了一個年輕校友的生命，他們幾乎忘了自己的身份，也幾乎忘了白天與黑夜……上帝終於被感動。至這年年底，東南大學共為吳淼募捐達15萬元。在這巨額的捐款中，每一分錢裡都有東南大學的師生們和來自全國各大學的師生們，以及社會各界譜寫的動人故事。有一個名叫陳輝的哈爾濱女大學生，在捐款的同時，特意給吳淼寄來貝多芬的磁帶。汕頭大學94級35名同為貧困生的同學們，竟從自己的牙縫裡也擠出了450元錢匯給了吳淼。他們在匯款單上寫下了一段滾燙的話語：“作為大山的兒子，血管裡理應流淌著山的豪邁、堅韌和剛強。吳淼，相信生命，讓死神走開！”最令吳淼父母感動的是在眾多匯款單中，有一位署名“艾心”的人，落款地址是南京市“同齡路”500號，寄的錢也正好是500元。二位老人決意要面謝這位“艾心”先生，於是整整跑了兩天金陵城卻仍如大海撈針。後來在郵局工作人員的幫助下，才知道此“艾心”是解放軍南京政治學院的一位大學生寄出的。可當吳淼的父母來到解放軍大學生中間尋覓這位好人時，學員們笑著就是拒不提供線索，好像一切都是早已“策劃”好的。
1996年4月26日21：00，這對吳淼同學來說，是他永不會忘記的日子和時間了。此日、此時，他在母校師生和解放軍南京軍區總醫院的關懷下，不僅湊足了換腎的高額手術費用（缺額部分是解放軍的這所醫院給予了免費），而且成功地渡過了死亡線……如今的吳淼雖然仍在康復之中，但他一直在抓緊補習功課，努力爭取以良好的成績完成學業，以報答母校和社會各界給予他的第二次生命。
人的生命是寶貴的，青春的生命更是千金難買。然而寶貴的生命卻那麼脆弱。根本不會有人想到，就在南國校園的貧困生吳淼剛剛擺脫生命危險重新邁進久違了的親切課堂時，北國一所大學校園內的另一名貧困生卻陷入了絕境之中。
又是一個3月。
這一天的封延會同學無論醫生怎麼給他解釋“再生障礙性貧血”是一種非常非常危險的病，如果不進行緊急治療就有可能危及生命，而且一般患上這種病在發病一年內能生存的僅為96％……“你們別嚇唬人！我才剛剛20歲，從小生長在山里，啥苦都吃過，好端端的怎麼會死呢？”封延會拒絕醫生的勸阻，更不同意留下來住院。他不相信命運對他如此不公。如果說我身體虛，營養不夠，這我承認——每天三餐永遠是不變的饅頭、粥和5毛錢的菜，那是肯定體質差些，貧血嘛也有可能。從現在開始注意些，吃得好些就行了吧！封延會有自己的理論，他嘴上跟醫生們硬，但他心裡明白：我這也沒法子啊，一天三餐饅頭稀粥加5毛錢的菜，一個月下來也得120元出頭。 120元哪！你們知道我家裡每月給我這麼多錢是多麼不易啊！我、我怎麼可能不貧血？就是現在貧血了我也絕不可能會多出一分錢去補一補呀！醫生們，行行好吧，我、我要上學，我要上大學呀！
封延會從醫院跑回來，一頭倒在床頭，他再也忍不住心中的痛苦與恐懼，抱著被子嚎哭起來，哭得整個宿舍的同學都跟著流淚。大家心裡都清楚，苦出身的封延會，能走進大學門已實為不易，你看他天天穿的是什麼：一件暗紅上衣，一雙幾經修補的球鞋，不分秋冬春夏，從來都是這一身“行頭”。同學們還知道他的書包裡只有三樣東西：課本、圖書館借來的書和飯盒。
“封延會太愛讀書了，我們得幫助他，即使抽遍我們每一人的血，也要延長他想完成大學學業的生命！”當同學們得知封延會的病在配合治療的同時，還必須在相當長的時間內依靠輸血來維持其年輕的生命時，發出了出自肺腑的豪言。
1997年4月17日，河北大學播放了《離開雷鋒的日子》的電影。 18日上午，校園宣傳欄上出現了一張言詞動情的巨幅海報：“……看影片情動於衷我們落淚，扶危濟困河大人沒有沉默；回現實情發於外迅即行動，激濁揚清大學生舍我其誰？”這是一篇專門為動員師生們為封延會獻血的特別海報。
“封延會？封延會怎麼啦？”
“聽說是個經濟困難學生，得重病後要輸大量血才能維持生命……”
“真不幸。能幫他做什麼嗎？”
“獻血唄。”
“走，只要讓同學的年輕生命得以延伸，我願獻！”
“好，咱們走！”
那幾日，河北大學的校園內到處是有關封延會與獻血的話題。學校領導也發出了“不惜一切代價、挽救同學生命”的號召，頓時，一張張“守住生命的燭光”、“獻血獻愛心”的決心書、海報，在河大校園的每一個角落傳揚。
首批百名獻血者還沒有來得及完成驗血，長長的隊伍後面又接上了一個更長的新隊伍……藝術系的一位同學在體檢時血壓偏高，醫生不接受他的獻血要求，這位同學就再次排隊，第二次血壓仍高又沒通過，他再去排隊，一連排了三次共三個多小時的隊，但終因血壓偏高而被醫生拒絕。 “你們今天不要我，那我明天再來。”天已黑了，這位同學看到醫生們就要離開獻血現場，仍這樣不服地說道。一位家在石家莊的經濟系同學第一次抽完血後仍不肯走，他對醫生說，因為我從小生活在一個富有的家庭，所以並不了解那些經濟困難同學的真實情況，平時還總有些看不起他們。現在讓我用自己多獻的血，以表我過去的那份歉意。最後他還是獻了比別人多一倍的血才離開現場。
苦孩子封延會在短短的幾個月裡經歷了幾個“沒有想到”的事：9月，他沒有想到自己一個山娃娃竟以絕對的高分考上河北大學；他進大學後竟然會因沒錢而無法生活下去，想不到是學校的一份勤工儉學崗位使他快要窒息的學業重新煥發了生命活力；他現在更沒有想到的是自己的血管裡竟然活脫脫地流淌著近400名母校師生們的熱血和近萬名親人們的情……血濃於水，情高於山。當滴滴凝聚著情與愛的鮮血，流進封延會的血管，一個垂危的年輕生命從容地甩下死神，重新回到了他那可愛的大學校園，再次拿起法律專業的課本時，封延會的眼裡所看到的則是一個映滿了他全部視覺的大國徽——那是人民共和國的國徽。在那鮮豔的紅旗和金燦燦的天安門下，封延會感受的是一片陽光無限的藍天和又一個生命的驛站……
與山西大學師範學院劉向陽同學的訪談，是我採訪的幾百名貧困大學生中談得時間較長的一個。這不僅是因為劉向陽現在是貧困大學生中獲得榮譽最多和最高的一個（他現在是“國際青少年消除貧困獎”獲得者、中國大學生跨世紀發展基金。建昊獎學金特等獎獲得者、團中央授予的“中國保護未成年人權益優秀公民”等十幾項榮譽的著名人物），更重要的是這位有過多年打工求學特殊經歷的大學生，如今仍在邊學習、邊打工的同時，帶動和影響著他身邊的一群大學生在自強、自立的道路上闊步前進。
其實，作為一名貧困生，劉向陽在過去的十幾年學業生涯中早已給我們留下了一份非常沉重而又寶貴的精神財富。但是關於他的事蹟則很晚才被人家發現並公之於眾的，還純粹是一次偶然機會。那是1996年歲末，山西省新聞界報導了一位74歲的老太太在十四年前撿了一個棄嬰劉娜。十四年來，老人含辛茹苦將孩子拉扯大並送進了中學。無固定收入的老人為了這個沒戶口的孩子能繼續上學，不得不拖著老弱病殘的身體上街掃地供劉娜上學。當新聞鏡頭頻頻對準這位老人和劉娜小朋友時，人們發現了在她們身邊還有一位年輕的小伙子。這位小伙子是怎麼回事？他與老人和劉娜小朋友是什麼關係？觀眾們紛紛要求了解這一情況，於是記者們轉過頭來把鏡頭對準了這位小伙子。這時，人們才發現，在這位小伙子身上還有更催人淚下的故事。
這位小伙子當然就是劉向陽，他是被老人的事蹟所感動自願關照這一老一少而進入這個家的。提到劉向陽，我不能不用一些篇幅來介紹他在十幾年間面對諸多巨大的困難而自強不息的感人經歷。
劉向陽的家在呂梁山區的一個叫前峽村的小山村。村子小得不能再小，七八戶人家；村子又窮得不能再窮，全村惟一能稱其為“動力”的是那座磨面的石磨。自然不會有專門的學校，孩子們想上學必須翻過山、走很遠的路才行。劉向陽的家境不比別人好，直到9歲時，母親才讓他背起那個用碎布頭縫成的書包，踏上了那條通往他鄉的上學之路。這是個什麼學校呀！一個民辦教師、一個黑乎乎的窯洞，便是這所學校的全部。但沒有出過大山的劉向陽，卻從此激發了對知識與外部世界的渴望，並再也沒有任何一種力量能阻止他的求學宏願。但命運偏偏愛跟這樣一個苦孩子作對。 11歲那年，他父親因一次車禍甩下他和母親及一弟一妹而去。苦命的母親還沒有擦乾淚水卻又背負一身債款，身邊的兒女則拉扯著她的衣角在哭喊著：“餓、餓……”
“小陽，你最大，別光唸書，得幫幫媽呀！”急得無路可走的母親衝著11歲的大兒子嚷嚷起來。小向陽明白地點點頭。
11歲的孩子能做什麼？ 11歲的小向陽則像一個成年的漢子勇敢地走進了建築工地。工地上的人知道這是個苦孩子，便不忍心把他趕走。於是小向陽學著大人的樣，開始乾起擺磚、和泥、攪石灰、擦磚縫、背石頭等不屬於他這個年齡的人幹的活。可畢竟他人太小，一次只能搬上兩塊磚；擦牆縫時又因個頭太矮，鐵砂還沒磨幾下，他上仰的眼裡已經被灰塵弄得無法睜開。工頭實在有些生氣了，幾次把他的鋪蓋扔到門外，但稍一會兒，可憐巴巴的小向陽又把它拎進了屋……
“給，你的工錢！”當一個暑假快要完時，工頭鄭重其事地把9元6角錢放進劉向陽的手裡。這是劉向陽第一次經手錢，小小年紀的他馬上明白怎麼使用它。劉向陽至今記得當時他用7分錢買了一個作業本，2分錢買了一支鉛筆，剩下的全部交給了母親。他甚至還清楚地記得母親當時是怎樣流著淚從箱子底下為他找出書包，並抱著弟弟和妹妹一路將重新上學的他送出村口很遠很遠的地方。從那時起，劉向陽才開始真正懂得了沒有父親後的這個家裡他做大兒子的責任。生長在窮人家的孩子總是早當家，劉向陽則比別家的窮孩子更早地當家了。在這之後的歲月裡，他一邊上學一邊做一些短工，以保證自己和弟弟能繼續上學。為此他挖過山藥、擺過地攤、修過公路、裝過貨車、下過煤窯……上高小時，他一面要帶著小弟，一面要幹他每天必須幹的活。山里的水是山里人的生命，劉向陽家的那個山窪裡沒泉，只能到幾里外的另一山窪擔。正好這泓泉離劉向陽上學的學校不遠。為了讓母親少一些操勞，劉向陽便先把水桶帶進教室，等一放學，第一個任務就是去擔水，他的那副堅硬的雙肩就是從十一二歲開始練就的。山里人除了靠幾畝薄地糊口外，能換來幾個現錢的機會只能是上山去挖山藥。一次，劉向陽利用星期天帶著弟弟一起上山挖甘草根，兄弟倆在一個山頭上發現了一團很大的根系，高興得只顧拼命往下挖。這時在他們的腳下露出了一個無底的山洞，向陽發現足下一陣鬆軟，下意識地揪住弟弟往後退了一步，就在兄弟倆剛剛移足時，他們原來站的那塊地方“轟隆”一聲，整整一大片像魔術似的消失了，留下的是一個見不到底的大黑洞……向陽拉著小弟的手，半天直不起身子——他真的嚇壞了。
初二了，家裡一下多了兩個人，一個是繼父，一個是更小的弟弟。向陽因此覺得自己更大了，也因此意識到必須為家裡承擔更多的責任。十三四歲的他無權去選擇花季的陽光，等待他的則是永遠的煎熬苦雨。向陽的家鄉也出煤，那些有能耐的人到處建起煤窯發財，而沒本錢的便只有出苦力掙苦錢。不用說，向陽肯定屬於後一類人。這一類人需要的是力氣，也需要的是玩命——毫無安全設施的小煤窯通常是那些私人業主開的，他們只管從你身上榨取油水，至於其他只能聽天由命了。那時向陽其實根本不懂得這些，他只知在小煤窯幹活比其他地方賺得多些。他便從那學期開始與一家小煤窯主講定：節假日來煤窯當裝卸工。有一次，正逢廟會日，煤窯上的工人都去趕集了，只剩下向陽一人在礦上。這時有一輛車來拉煤，向陽瞅著沒人，便提起鏟子自己乾了起來。裝煤的人不相信這麼個“小民工”能裝得滿10噸重的一輛大煤車，但6個小時後，這位剛比車胎高不了多少的“小民工”真的把煤車裝滿了……入夜，累得散了骨架似的向陽一睡下去就到第二天大天亮。當他推門往外看時，下了一夜雨而聚集的山洪，早已把煤場上的那座十幾米高的煤堆沖得無影無踪。向陽再一看，不由大驚失色：自己呆的那個小棚棚，僅距奔騰洶湧的河床咫尺之遙！那一天，他在回家途中，一路都看到被洪水沖到岸邊的人屍、畜屍……
初三了，窮人家的讀書人忙著為考中專而喜而愁。中專，幾乎是所有那些既期望孩子出息、又期望早早卸下沉重負擔的貧困家庭的家長們為自己子女首選的出路。向陽也不例外，但他卻以幾分之差破滅了父母的期望。 “別念了，該到成家立業的年歲啦！”向陽第一次感覺繼父和母親的話那麼刺耳，他為此傷心地落下了淚，獨自默默地扛起行李，到了一家個體煤礦幹井下“推坡”活。那井下的日子不堪回首，向陽一點也記不得了，他只記得那次掙回了100多塊錢。別小看這100多塊錢，它給劉向陽求學的信念如增千倍力量：媽、爸，我要上高中去，將來還要上大學。從現在開始，我不要你們任何負擔，以後我讀書、蓋房、娶媳婦什麼的全由我自個兒擔著。
老實巴交的繼父和母親沒有阻撓他。但三年後的高考失敗，則使劉向陽陷入了幾乎難以自拔的痛苦：難道這就是山里人的“宿命”，難道就該聽大人話早早娶個媳婦成個家便萬事大吉了？不！我不——！劉向陽無法接受這殘酷的現實，他倒下了，直到家人將他送進鎮醫院整整輸了十天液……
病好後，劉向陽放下書包又跑到窯井下乾起了“推坡”。一個月後回到家，他把200元工錢一半交了繼父，一半留在自己的口袋裡，並告訴母親：我到城裡去補課，明年還想考一次。這回繼父終於發火了，說什麼就是不同意。
“我自己的路自己走！”劉向陽臨出門時，無奈地與繼父翻了臉。
然而命運是如此地捉弄他：第二次高考又以7分之差成為一枕黃梁。面對一貧如洗的家和成天板著面孔的繼父，這回輪到劉向陽無話可說了。他開始有些“認命”了，在揭榜的第三天，他扛起簡陋的行李，來到另一個私人小礦當起了真正的礦工。礦主交給他的活是在煤井下拉車，這是一件非常非常危險的苦力活，那些私營小礦根本談不上任何安全設備，只是在認為可能塌方的地方打幾個木樁便算了事。昏暗的井下，僅有三尺高的通道狹窄而坑洼不平。拉車人只能弓著腰，順著車轍小心翼翼地左躲右閃地往返。老闆見一身文弱書生氣的劉向陽，好意想給他換個活。但劉向陽沒有答應，因為他心裡仍懷著一個不想被別人知道的“秘密”：爭取多掙些錢，重新補習高考。
下井三個月了，劉向陽一算該有一筆較為可觀的工錢了吧！於是他那深藏在內心的“秘密”又開始湧動。
“老闆，我要去臨汾上課，能把工錢結給我嗎？”
老闆有些為難地對劉向陽說：“年關了，外頭有幾筆款還沒來得及結回來。這樣吧，你先去那兒，我保證盡快給你寄出。”
“那就說定了。”劉向陽走出礦井，怀揣僅有的10元錢，重新踏上了求學的艱澀之路。為了省下每一分錢，他不得不打起幾十斤重的鋪蓋和書籍，步行到200里外的臨汾。那是一段令劉向陽永生不忘之路。整整三天三夜，他在被風雪覆蓋的漫漫盤山路上，一步一個腳印地艱難跋涉著。餓了，從懷裡取出乾糧啃幾口；渴了，抓一把雪團往嘴裡潤潤嗓子。天黑了，找一間路邊沒有人住的草棚打個盹。有一天夜裡，他在荒野的殘垣下被凍醒後不得不借趕路的熱量繼續往前走。當他走到臨汾時，已經筋疲力盡，他慶幸自己沒病倒。 “好了，太陽出來啦！”劉向陽抬頭望著耀眼的太陽，心頭彷彿有一種預兆：這回我劉向陽的命運可能要重寫了！
一年後的1994年9月，劉向陽終於如願以償，他以全縣第一名的成績考上了山西大學師範學院。在得到錄取通知書那天，劉向陽赤條條地躺在黃土上，他內心有個強烈的願望：讓陽光把沉積在自己身上的所有霉味統統地曬掉……
從呂梁山的黃土坡，走到省城太原，劉向陽的第一感覺是這是個全新的世界：美麗的校園，繁華的大街和富有的人們。但他同時也發現：在這個全新的世界裡，他劉向陽還是個窮人。交不起學費，不敢像同學們一樣吃個很想吃的炒菜，更不用說上街買什麼東西了。怎麼辦？這兒既沒有可供他打工的煤窯，也沒有能讓他拉車的礦井……難道我劉向陽的名字白起的嗎？難道這個世界上偏偏不讓一個叫“向陽”的人去沐浴陽光？不，我不信，劉向陽苦澀地自己對自己調侃起來。然而就在這時，他又獲得了另一個發現：城裡也有比山村更多的賺錢地方。比如賣個什麼小玩藝兒，做個什么生意啦，一轉手就可能賺好多好多錢哪！
這時的劉向陽，像所有剛進城的山里人一樣，他被眼前的花花世界有些弄迷惑了。 1995年夏，他結識了一個生意人，開始幫著人家聯繫到他老家辦煤廠的事兒。劉向陽想的不錯呀，如果這樁生意做成了，既能為家鄉建設助把力，又能解決自己上大學的費用，說不定還能供弟弟妹妹上學哩！但劉向陽怎麼也沒有想到這做生意遠比他下井拉煤要復雜得多，沒幾日，那個原說準備投資的人甩手不干了，劉向陽白白忙活一通不說，光中間為此事來回東借西挪花掉的就達2000多元呀！偏偏又趕上新學年開始得向學校交1000餘元學雜費。兩大筆錢一下集中在一起，劉向陽簡直到了絕望的地步。一時間，劉向陽的精神幾乎崩潰了。系裡不得不派人把他送回老家以便讓他好好休息，但老師和同學們發現，才三天時間劉向陽便已經回到了教室。
自小飽經磨難的劉向陽沒有被意外的挫折所壓倒。當重新站立起來的那一瞬間，他明白了一個道理：幹什麼事必須腳踏實地，量力而行。
從此，在老師和同學們的眼裡，劉向陽變了，幹什麼事都異常穩健，格外踏實，而且心境也顯得開朗。而劉向陽自己呢，他也從教訓中重新尋找到了自己的位置。他發現自己很適合從事家教一類的勤工儉學，而且由於為人誠懇與熱情，使他在家教中不僅尋找到了越來越多的打工活源，而且認識了一批真正熱心的好人。很快，劉向陽完全擺脫了自己經濟貧困的陰影。而沒有了經濟壓力的他，在學習上更加得心應手，他的積極參與和大膽管理又使他成為班上的班長。一切進入良好狀態後的劉向陽，越來越感到自己有許多潛力可以挖掘，他把自己的時間進行合理安排，除了確保個人的學習和勤工儉學外，開始將一大部分精力用於幫助同班的貧困生擺脫命運的困擾。比如說，班上有幾個貧困生總也抹不去心理上的自卑感，因而入學幾年各方面仍非常吃力。他就逐個逐個帶著他們在生活與學習的現實裡進行自我調節訓練。比如說，有位貧困生找了很多勤工儉學崗，從星期一忙碌到星期日，但仍然不能解決基本的生活費。劉向陽便帶著這位同學到打工的現場進行言傳身教，特別教育同學們幹什麼事都首先要做到以誠待人、以信待人、以實待人。學校的那些帶有照顧性的勤工儉學崗位來了，劉向陽總是讓給那些比自己困難得多的同學。 1997年12月，劉向陽獲得“中國大學生跨世紀發展基金。建昊獎學金”特等獎後，他除了將近2000元捐獻給“希望工程”和資助劉娜小朋友外，還在本校建立了“山西大學師範學院貧困優秀生基金”。這也是中國大學校內第一個由貧困大學生以個人的名義設立的獎勵優秀貧困生專項基金。如今在劉向陽的身邊圍聚著一大群貧困生，他們一方面接受劉向陽的心理與方法上的指導，另一方面以劉向陽為榜樣開展著有聲有色的自立自強活動，成為山西高校內的一道獨特風景線。
與劉向陽相比，武漢中國地質大學成人教育學院976111班的王國棟同學，在自己還是被拒之大學門外的不幸者時，他便成了大學貧困生們自立自強的榜樣和堅強有力的後盾。
看來1993年對相當一部分人來說是個不佳的年份，那一年不僅劉向陽以7分之差失落於高考的大門之外，王國棟那年也正好差了7分而未圓大學之夢。在“黑色七月”敗下陣來的人是最痛苦的一族，他們既要經受自我的折磨，還得面對來自各個方面的熱諷冷嘲，而且一朝失落，似乎在所有人的眼裡，你這輩子的命運將從此黯淡無光。王國棟當初同樣面臨這嚴酷的現實，他因家境貧困沒像劉向陽那樣地走出大山去複讀，卻到了宜昌的一個石材公司當了一名農民合同工，整天與堅硬的大理石打交道。外人不理解的是，有了穩定收入的王國棟不僅沒像村上的同齡小伙子忙著蓋房娶妻，而是東奔西顛地把用苦力掙來的錢，全都援助給了本村和鄰近那些準備考大學卻又經濟困難的人。
像比自己念高中時低一屆的本村張祖德，這孩子很苦，4歲沒了娘，5歲爹癱瘓，13歲時哥哥得了精神病。這麼多不幸全給了苦命的張祖德，可小張不認命，咬著牙從小學念到高中。王國棟雖在外地打工，但對張祖德準備考大學的事是知道的，當然也清楚小張是空著肚子在與命運拼搏。王國棟從宜昌當合同工拿回第一筆工錢往村里走時，他沒進自己的家，徑直去了張祖德家。一打聽張祖德不在家。 “到哪去了？”“上學校复讀呢！”“噢，那我就去學校找。”王國棟出了張家，翻山越嶺二十餘里，天黑才趕到學校。 “這600元錢是給你的。”王國棟見張祖德的第一句話就這麼說。 “國棟，你這是乾啥呀？”“沒啥，你不是要考大學嘛，沒錢你咋堅持到高考？”張祖德感動得說不出話。在王國棟的幫助下，這一年，張祖德成功地跨進了大學門。得知同村好友考上大學的消息，王國棟似乎比自己考上還高興，他從乾活的工地專程回到村里，見張祖德後，王國棟做的還是同一件事：“祖德，你家貧，上大學的學費我包了，另外以後每月保證給你寄去100元生活費……”從小缺少親情的張祖德，雙膝“撲通”一聲跪在王國棟面前：“國棟，讓我以後叫你哥吧，啊？”
事過一年，同村青年李興桂考上了武漢大學圖書情報學院。王國棟聽後很激動，他找到李興桂：“你考上名牌大學，是我們秀水坪村人的光榮。興桂，你家境困難，供你上大學一定有很大困難，我每學期資助你200元，算是個補貼吧。”李興桂一直在村里讀書，村上的事哪一樣他不知曉？ “國棟哥，你在外做苦力掙錢不易，可你既要資助祖德，前不久又幫助宜昌的一名經濟困難生免遭退學，而今你又來幫助我……”李興桂不知說什麼好。
1995年，王國棟除了繼續資助同村的張祖德、李興桂外，又承擔了宜昌大學、宜昌師專和宜昌第一技工學校的三名貧困生的生活費。而他所做的這一切，都叫人有些無法理解之處。有人說是不是王國棟把自己的“大學夢”轉附給了他人，並以此獲得某種心理上的寬慰？可又不全像。人們發現王國棟在做工的同時仍沒放棄他想上大學的念頭。就是在高考落榜後的第二年，王國棟還專門從做工的單位趕回到縣城，只是在臨上考場時，他聽到自己的鄰居鄒志信上吊的不幸消息後，竟然背起書包離開了考場。有人看到他回家後就奔鄒家，把本來用於高考的錢都給了鄒家的孤兒寡母。
不可思議。難道王國棟自己真的就對上大學無所謂了？或者他命裡註定“沒那個能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