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10月27日，當美國為首的西方世界還在忙於派高空間諜飛機採集中國空爆樣品時，新華社又傳出了一則驚人新聞——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新聞公報：中國在本國國土上，成功地進行了導彈核武器試驗，導彈飛行正常，核彈頭在它預定的距離，精確地命中目標，實現核爆炸……
又一次震撼天地的巨響！聽聽傲慢的美國人這回還能說什麼。多麼不容易啊！美國人在沉默了24小時後，開始裝出一副阿Q嘴臉，說中國的導彈核試驗“是在預見的時間之內進行的”。嘿，這真是極其難受的“大度”！ 1967年6月17日，羅布泊試驗場地的上空出現了一個白色的圓柱體——它在湛藍的天空中被高速飛行的飛機拋出，猶如蔚藍色海洋中一個浮沉著的深水炸彈。它使勁地拽著降落傘，搖晃，飄飛，尋覓，滑行……越來越遠，越來越遠，只剩下一個小小的白點，一個只能憑感覺而不能憑視覺捕捉的白點。突然——白光！白光，無所不在的白光，亮徹天宇的白光！就在人們因強烈的震撼稍稍瞇了瞇眼的剎那間，白光中現出了金色，猶如一個新生的更為壯觀的太陽，將另一個太陽擠向一邊，那個在大自然中具有永恆意義的太陽竟然被擠成了一個小小的無光彩的彈丸。一片奪目的暈眩。茫然之中是燦爛的光海。核火，在這一刻超越了太陽。崇拜太陽的人在這一刻意識到了人類自身的力量的燃燒。一切都按照預先的軌跡運行。火球的上方漸漸出現了草帽形的白色雲團，雲團悠悠地旋著，旋著，變成了一朵白色蘑菇雲。在這數10公里高10公里寬的蘑菇雲頂部，是黑墨色的穹廬……許久許久，人們的耳鼓中留有兩聲驚心的巨響。一聲來自前方的巨響是巨大的火球的爆裂，而另一聲更為驚心的巨響，是來自背後的綿綿無盡的天山山脈的迴響……（摘自彭繼超《東方巨響》）
當天23時30分，僅11歲的我和億萬中國人半夜起床聽到了這樣一則“重要新聞”——一則經毛澤東親自圈閱的重要新聞：“我們向全國人民和全世界人民莊嚴宣布，毛主席的這一英明預言和偉大號召已經實現了，在兩年8個月的時間內進行了5次核試驗之後，今天，1967年6月17日，中國的第一顆氫彈在中國的西部地區上空爆炸成功了！”氫彈比原子彈厲害好幾倍，是一種殺傷力巨大的核武器。中國的此次氫彈當量為300萬噸。
“上帝，毛澤東想幹什麼？難道他手中有100個奧本海默？”白宮一片驚恐。在他們看來，中國倘若沒有100個奧本海默，就不會在這麼短時間內將美國、蘇聯用了十幾年才走完的那條艱鉅複雜而曲折漫長的“核歷程”，僅用短短兩年時間就全都走完了！可怕！可怕的中國人！可怕！可怕的“中國奧本海默”們！其實西方世界應當清楚，中國具有幾千年曆史，又是個“四大發明”之國，華人的聰明與智慧是超人的，一旦獲得可以充分發揮的機會，任何人間奇蹟都會創造出來。
“中國奧本海默”就是這樣一群非凡的創造者。
作為核武器主要領導者和組織者之一，1964年王淦昌和並肩戰鬥的同事們完成第一顆原子彈試驗之後，毛澤東和中國共產黨領導人為了褒獎這些傑出的功勳人物，將他們接回北京。 1965年1月，第三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在羅布泊的那一聲巨響之後隆重召開，這對剛剛經歷了3年自然災害，被“左”、右傾擠壓了數年的中國領導人和我們的人民一下變得揚眉吐氣！在選舉人大常委會委員的一次會議上，一個從未在中國政壇上出現過的名字——王京，被代表們一致選舉為新一屆人大常委。
王淦昌看到人大公報上有自己的名字，心頭湧起的一股激動是旁人無法理解的，因為他根本不曾想到自己作為一個知識分子加入到了國家政壇人物的行列，而且是以化名的身份出現。
自進入“灰樓”或後來到青海高原的羅布泊基地，王淦昌雖然工作中再不用“王淦昌”這3個字記錄自己的生活與工作，但化名後的“王京”其實也沒有幾個人這麼叫他。無論從國家的總理到共和國的元帥，還是整天廝守在一起的同事，甚至那些“娃娃兵”們，全都叫他“老王”、“王先生”、“王老頭”，這是他聽得最多也最熟悉的呼喚。
“嘻嘻，我是王京，王京就是我。”這位平時天真得像孩童般的科學鬥士，手拿人大會議新聞公報，嘮叨著。回到家，他拿著報紙有趣地對自家的孩子說：“這個'王京'就是我！”從第三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開始，王淦昌當了四屆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直至1987年第七屆人大。而在這20多年間，王淦昌始終在中國核武器試驗及核能科學工作的最前沿領導著中國核試驗的秘密工作。
我們常把王淦昌等著名科學家譽為“兩彈先驅”，這兩彈指的就是原子彈和氫彈。
出於時局與形勢的考慮，羅布泊第一次大爆炸之後，中南海隨即決定搞氫彈戰略決策。就在王淦昌參加人大會議之時，他和並肩戰斗在核武器試驗一線的核專家接到了毛澤東主席的又一道命令：“原子彈要有，氫彈也要有。”早在研製原子彈的同時，最高決策者已經把視線觸及了“別人有我們也應該有的”氫彈上。而這個“蛋”的威力遠比那個“蛋”要大得多，且其相關的技術當時也僅有美蘇英3國能夠掌握。從來就好勝的法國總統戴高樂將軍當時曾發誓要成為氫彈“老四”。這時，王淦昌、錢三強等中國頂級核物理學家對氫彈方面的技術一無所知。
毛澤東的命令發出後，二機部部長劉傑召集部下迅速寫出了“3年到5年能爆炸氫彈”的報告，送到總理辦公桌上，周恩來馬上告訴劉傑：“3年才能爆炸氫彈，太慢了，要快！”可以看出，中國領導人對發展核武器的心情太迫切了。
我們今天應當懷著崇高的敬意，說一聲：“感謝錢三強。”因為正是這位有遠見的中國核武器研製戰略家，在王淦昌他們全力進行原子彈研製的同時，悄悄開始佈置另一個“核戰略”——氫彈技術的基礎理論研究。
已經解密的史料告訴我們，氫彈是利用原子彈的能量點燃氘和氚等氫核的自持聚變反應，並在瞬間釋放巨大能量的核武器，一個原子彈的威力可能是幾百至幾萬噸梯恩梯當量，但氫彈的當量則要大至幾千萬噸梯恩梯。可是並不是所有核武器都能在短時間內讓眾多科學家所能掌握的。美國人從原子彈試驗中得到啟示開始氫彈探索，他們的第一顆氫彈爆炸用了10年時間，蘇聯用了更長時間。中國總理對部下“用3年時間”爆炸氫彈的計劃很不滿意，可想中國的科學家又將面臨更緊張更艱鉅的秘密歷程！ “小黃，有一天我們要搞氫彈試驗，所以組織上決定把你的那個研究小組的專業研究內容作重大調整，進行輕核理論研究。這是一項非常艱鉅的任務，可要注意保密啊！”一天，錢三強把30來歲的黃祖洽叫到自己的辦公室叮囑道。正是錢三強的這著棋，使第一顆原子彈爆炸後，為中國科學家們開始進入氫彈正式研製爭取了寶貴的時間。
後來，被稱為“中國核武器國產一號”的青年物理學家於敏同志也加入了黃祖洽他們的輕核理論研究行列，並且因此使中國這方面的科學理論得到了迅速突破。
一日，錢三強帶著於敏和黃祖洽等一批輕核理論研究人員來到核武器研究院，對主持工作的副院長王淦昌說：“王先生，我把最後的兵將都調來了，現在就看大家的了！”王淦昌瞅著於敏、黃祖洽等年輕人，喜上眉梢。經研究，於敏被派到核研究院的理論部，而這時的理論部真是兵強馬壯：主任鄧稼先，副主任周光召……這麼一批才華橫溢、思維敏捷的年輕科學家，給全面主持生產與技術工作的王淦昌猶如送來了千軍萬馬。
“其他的我不用說，大家也與我一樣清楚，週總理說的'3年拿下氫彈'，這是道死命令。雖說我們把原子彈搞出來了，可是對氫彈我們誰都不懂，它的一些基本原理，我沒碰過，三強同志沒碰過，錢學森同志沒碰過，你們也都沒碰過，但我們必須用別人七八年、十幾年搞出來的東西，用兩三年的時間把它搞出來。難在什麼地方？難就難在第一步要搞清它的基本原理。不知我說得對不對？請大家一起思考這個問題。俗話說3個臭皮匠頂個諸葛亮。有趣，我們這兒可以有好幾個諸葛亮！”一次會上，王淦昌點著理論部的鄧稼先、周光召、於敏等人說。
“王先生說得對，要說氫彈可比原子彈複雜得多。蘇聯人撤走後，我們還有王先生、三強院長，他們都是在西方留學或者搞實驗時，不同程度地接觸過原子方面的理論與實踐，就連我們幾位年輕同志也知道原子方面的不少基本原理。可氫彈就不一樣了，誰都是門外漢。現在上面給的研製時間又這麼緊，但我想也沒有什麼值得可怕的事。攻下原理這一關，我們就可以突破。”“娃娃博士”鄧稼先平常就有一股詩人氣質，容易激動。他的話就像給理論部的年輕科學家們打了一針興奮劑。
“鄧主任和王先生說得對，第一步我們就要抓原理研究，我想只要方向對頭，應該是可以突破的。”於敏充滿信心地說。
“稼先和於敏兄在這方面是行家，有他們的理論功底，再加上我們這些人配合，應該不成問題。”周光召說。
“就是。我們敢向中央保證，一定在預定的時間內把我們自己的氫彈爆炸成功。”像以往的每一次會議一樣，王淦昌覺得他手下的這批年輕人太有希望了。
“好，我們向中央報告，以求盡快投入原理研究。同時也把實驗迅速開展起來，同步進行，一旦有突破，合二為一，時間就能搶住了。”王淦昌說。
“聽說法國的戴高樂要當'氫彈老四'，我想我們絕不能當'老五'，爭取把戴高樂比下去！”鄧稼先的話又引起了一片歡欣鼓舞。
王淦昌每每在臨睡前都要向理論部方向望上一眼，每一次他看到的都是通明的燈火……“太晚了，大家要注意身體。”好幾次他實在不忍心，進屋動員年輕的科學家們早點休息，但每一次都被“趕”了出來：“王院長，你都快60歲的人了，還常年待在戈壁灘吃沙泡夜睡帳篷床，我們加點班開個夜工，還不是受您老影響？什麼時候戈壁灘上見不著您的身影了，我們才敢偷懶呀！”有這些好小伙，中國還愁幹不成上天入地的事？王淦昌常常被這些聰明絕頂而又可愛的小伙子們所感動。但是科學畢竟不是“小兒的玩意兒”，核科學更不用說了，它是一門新科學，根據當時的實際，中國的戰略家們在周恩來總理直接指揮與組織下，採取了“龍頭三次方”合成作戰的戰略步驟。
當時王淦昌他們有兩種考慮：一是熱核聚變，如美國的氫彈試驗裝置用的就是一個很大的固定體，進行熱核聚變就算完成了氫彈試驗，這對王淦昌來說比較熟悉，他在研製原子彈時就成功探索了激光慣性約束核聚變，其本身就包含著這方面的突破；還有一種意見就是直接研製出能裝上導彈頭的氫彈。後來周恩來總理綜合各方面意見，提出了氫彈試驗也要像原子彈那樣小型化的見解，因此，王淦昌、朱光亞（時任副院長）和鄧稼先、周光召、於敏等統一了研製方向，即不求大而求“爆”的戰略決策。
當時碰到的第一個難點是關於氫彈爆炸的熱核聚變的核數據掌握不了，因為沒有核數據的理論探索就等於大海撈針。為此女物理學家何澤慧率30多位科技人員，在王淦昌的另一位弟子丁大釗教授等曾進行過的輕核反應研究基礎上，苦戰半年，成功獲得了相應的核數據。同年9月於敏率領的一支小分隊在上海計算機所不分晝夜，戰鬥100天，發現了氫彈的熱核材料自持燃燒等方面的關鍵性原理，為整個氫彈試驗開闢了一條光明的道路。
“於敏兄，太感謝你了！你為我們整個氫彈試驗找到了一扇可以通向勝利終點的大門，哈哈哈，我太高興了！太高興了！”鄧稼先得知消息後，專程飛抵於敏處，當他見到於敏後擁抱住這位好搭檔，興奮得像個大孩子。
“哎，稼先啊，我們都是上了年紀的人，你這個樣，我們都會嚇出毛病來呀！”後來鄧稼先在向周恩來總理匯報此次氫彈原理研究成功時，由於太興奮與緊張，竟然臉色蒼白，連手都在發抖，害得周總理趕緊給他解圍。
“我能不激動嗎？數據和原理這一關過了，就等於我們可以大踏步向實驗的方向前進了！我又可以為不遠的將來的勝利而乾它個大醉！”事後，鄧稼先在王淦昌面前分辯道。
王淦昌特別欣賞自己的這位得力助手，他本人不善言談，可鄧稼先是位豪情噴湧的科學家，所以他從心眼裡喜歡鄧稼先。 “於敏他們給我們整個研究工作帶來一種喜人的突破，這個開頭好。你和光召同志要抓緊從另一條路子入手，對已經取得的成果進行計算論證，這樣我們才能從根本上攻克熱核聚變原理。”王淦昌不愧是個站得高看得遠的大科學家，他要求鄧稼先這樣做的目的，可以使中國在熱核聚變理論的研究領域超越西方國家的老路子，從而為中國以後的核武器研究工作擺脫許多被動局面。
鄧稼先不負眾望，很快另闢蹊徑，並和於敏的研究成果形成了著名的“鄧—於理論方案”。
“直接進行多級熱核試驗。”經周恩來總理批准，王淦昌他們又開始了新一輪氫彈試驗。
由子氫彈的原理比原子彈複雜得多，雖然鄧稼先、於敏他們把熱核聚變原理的研究完成了，但從原理到實驗、到核爆炸成功，這過程又是極其艱難和漫長的。王淦昌是實驗高手，但氫彈試驗卻讓他費盡心思。首先是那個核裝置本身就夠他動足腦筋的。 “假如能用不帶核反應的冷試驗解決問題，都用冷試驗解決，這樣來提高熱試驗的成功率，盡可能減少熱試驗的次數。”這是他日夜思考的問題。王淦昌多次從周恩來總理的口中得知：為了進行核武器試驗，政府和全國人民都在勒緊褲腰帶。王淦昌懂得，在試驗中多動用一個核反應堆裝置，等於把幾萬甚至幾十萬人的口糧剝奪了，因而他比別人想得更多。
搞核試驗的人都清楚，冷試驗的10次效果可能就只抵一次熱試驗。為此王淦昌帶領大家付出了比原先多出幾倍甚至幾十倍的艱辛。正是在一次次冷試驗中，王淦昌他們很快解決了引爆設計中的許多關鍵技術。當實驗中得到的技術再到鄧稼先他們的理論研究之中進行“回爐”後，整個氫彈研究工作便進入了實質性的研製程序。
氫彈試驗實在太複雜，從熱核材料的部件研製到產品設計、爆炸實驗，再到物理測試，每一個環節都得王淦昌操心幾陣子的。他早出晚歸，奔波在幾千里基地上，從細微的一個計算題到頂天立地的一個鋼鐵裝置，他都要過問。
當年與王淦昌並肩戰斗在羅布泊的同志告訴我，“王老頭”除了工作和技術，其他什麼都不在乎。穿的也是綠軍裝，住的也是帳篷，睡的也是木板床。雖然中央有指示，他的待遇應當跟基地司令級首長一樣，但見過王淦昌的人，實際上誰都不會相信他有那麼高的“待遇”。
王淦昌是以一名忠於職守的科學家的態度在對待每一件生產和技術上的事，而在龐大的氫彈試驗的系統工程中，他又承擔著統率千軍萬馬跨越各種艱難險阻的重任。然而，王淦昌沒有而且不可能想到的事發生了。
“報告王院長：北京城裡全亂了，到處都是大字報，我們的'灰樓'也被包圍得水洩不通。”
“周光召主任的家都被抄了……”有人把這些消息偷偷地告訴王淦昌。
“誰敢包圍我們的'灰樓'？那是毛主席和周總理都說過的國家絕密地方呀！為什麼要抄光召的家呀？他又沒做什麼壞事！我要到北京給他作證！”王淦昌是一個從來不知政治奧妙的老知識分子，他根本想不到別人告訴他的這些到底是怎麼回事。 “說光召是'資產階級反動學術權威'，那我們是什麼呀？'資產階級反動學術權威'怎麼為國家造原子彈嘛！瞎胡鬧。我要找聶元帥問問清楚！”王淦昌從來沒有這樣氣憤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