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9年5月8日晚上10點，當我剛從外地採訪順道回到江蘇常熟老家的父母親身邊時，電話鈴突然響起： “……你看新聞了嗎？北約把我國駐南斯拉夫大使館炸了！今天大學生們和不少市民都到大街上游行呢！”在北京的妻子告訴我一個晴天霹靂般的消息。 我急忙打開父母一直用著的那台黑白14寸電視機，看到我駐南使館被炸的血淋淋的場面和首都大學生們在美國駐華使館前憤怒聲討的鏡頭……這一夜對許多中國人來說是個不寧靜的日子。我睡不著，並且一直在思考著這樣一個問題：以美國為首的北約為什麼竟然在全世界面前悍然發動對我駐南使館的野蠻轟炸？ 如果我們的經濟和軍事實力與其相當的話，它敢發動這樣的野蠻襲擊嗎？在這個令億萬國人悲憤與深思的夜晚，我情不自禁地想起了一個人，他就是我的同鄉，中國原子彈、氫彈研製的主要領導者和組織者之一的王淦昌院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