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亟待要問個“為什麼”的問題。 毫無疑問，當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於2014年2月27日表決宣布將每年12月13日定為南京大屠殺死難者國家公祭日時，南京的趙龍先生是最激動的一位，因為他是十年前第一個正式向國家立法機構提交將南京大屠殺紀念日設為國家公祭日提案的人。 2005年，在第十屆全國政協會議上他首次提出此動議，並獲得許多“兩會”代表和委員的支持與讚同，由此形成了48位政協委員的聯名提案。 “在南京大屠殺受難同胞遺址舉行公祭活動，並以法律或製度形式固定下來，使世界永不忘記，讓國人永世銘記”，提案如此明確其意義。 十年後，這一提案終被採納並以國家法律形式確立下來，實在令人感嘆！ 我們怎能忘卻77年前的1937年11月12日，日本侵略軍佔領上海。在這之前的三個月裡，日軍與中國軍隊在黃浦江畔展開了一場生死大戰，這就是有名的淞滬戰役。在此次戰役中，中國軍隊陣亡25萬餘人，日軍陣亡8萬餘人，此役激烈異常，最後以日本軍隊取勝告終。

淞滬戰役之後的一個月，日軍乘勝前進，分三路攻向中國當時的首都——南京，於1937年12月13日進入南京城。進城的日軍，以其占領者的優越感，在隨後的幾個星期裡，殘暴地屠殺了已經放下武器的中國守城官兵和普通市民達30餘萬人，在中國人心頭和中華民族史上留下了一段永遠難以癒合的傷痛…… 30萬人是個什麼概念？ 科學這樣告訴我：一個正常成年人的血液大約為4800毫升。 30萬人的血液，應該約有1500噸！如果用10噸的車裝運這些血，則需要150輛車。 150輛車組成的車隊，可謂浩浩蕩盪，見首不見尾。如果將1500噸的血，注入一根小管子內讓其自然流淌，則需要數月時間方能流盡，流經的長度可以延綿幾百公里。

科學還這樣告訴我：一個人在絕望的時候所發出的聲音為15000HZ。 30萬人若同時發出絕命的怒嚎，則產生的巨大震撼力超過八級地震，能將20層高的摩天大樓推倒…… 呵，我苦難的30萬同胞，當年你們就是這樣被一群野蠻的異國侵略者斷頭割喉、百般躪蹂甚至身首分離而亡……這是多麼悲慘而殘暴的一幕！ 距日軍在南京實施大屠殺到今天，已經整整77年。 77年後的2014年春天，中華人民共和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作出一項決定：將每年12月13日——日本侵略軍開始在南京大屠殺之日，確立為“國家公祭日”。 這個“國家公祭日”來得好晚呵！但它畢竟來了。 也許如果不是今天的日本右翼執政者一次次挑戰我中國，變本加厲地不斷傷害我國人民的感情，我們可能仍然不會為被侵略者屠殺的30萬同胞舉行如此特殊的儀式。

我健忘的民族，我寬容的祖國，也許不會讓我來寫這樣一部作品——事實上雖然我也早早地知道了“南京大屠殺”事件，但一直認為早已有人寫過這樣的作品了。 “沒有，絕對沒有人全面寫過。我向你保證！”對我說這話的人叫朱成山，他是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遇難同胞紀念館館長、著名的日軍侵華史研究專家。朱成山的另一個身份還是中國作家協會會員，他出的幾十本書中，多數是與南京大屠殺相關的文章和隨筆散文。 為了印證朱成山的話，我認真地搜索了“南京大屠殺”的相關書籍，結果令我大吃一驚：77年來，有關南京大屠殺的圖書數以百計，資料性的研究成果堆積成山，但有影響的紀實文學作品只有兩部：一部是25年前原南京軍區的作家徐志耕寫的，一部是華裔美籍女記者張純如寫的。前者的貢獻是：作者親自走訪了一批戰爭倖存者，那些倖存者的口述十分可貴；後者則以外籍記者的身份，收集和整理出了不少國外對當年南京大屠殺報導的資料，而張純如的最大貢獻是發現了……然而，令人十分遺憾的是，這些作品或由於視角單一，或因為資料有限，尚不能全方位、大視角地深刻揭示日軍南京大屠殺的罪行全景。尤其讓人遺憾的是，在今天的中國年輕人心目中，有關“南京大屠殺”的概念，似乎還基本停留在《南京！南京！ 》和等電影故事上，這實在是匪夷所思。

作為一個中國公民和中國作家，我決意沿著數十年來始終如一地刻苦研究日本侵華史的專家、中外作家以及日本退役老兵、民間人士所留下的足印，去重新回眸那段震驚人類史的悲慘時光，去撫摸那些早已沉默在天國的亡靈……可是，當我小心翼翼地打開那些落滿塵埃的歷史檔案和苦難記憶時，卻又被一個個意外的發現而深深地刺痛了心—— 我發現：在77年前，日本侵略軍在剛剛屠殺完我數十萬同胞、將我美麗古都變成廢墟後，厚顏無恥地做了一件事——為他們在攻打南京時陣亡的千餘名官兵舉行了一個聲勢頗為浩大的“公祭”！ 這一天是1937年12月18日，也就是日軍進入南京城的第6天。 日軍的“公祭”是在南京機場舉行的，有一萬多名日軍將士參加。關於這一“公祭”活動，在侵華日軍的將士日記和回憶錄中還能找到相關記載。如劊子手佐佐木到一在這一天的日記裡這樣寫道：

……今天寒風凌厲，似乎要下雪。全場精銳的陸海軍官兵肅立無言。面對著如今陣亡的戰友之靈獻上虔誠的祈禱。陸海兩軍最高指揮官悲愴的祭文，震撼著官兵的肺腑，滿場靜寂無聲。 我等全體軍人隨著軍司令官的參拜而敬禮。 奏起了《國魂曲》。 二戰甲級戰犯、南京大屠殺頭號劊子手、侵華日軍華中軍總司令松井石根，竟然還在這“公祭日”當天賦詩兩首，其中一首這樣寫道： 紫金陵在否幽魂，來去妖氛野色昏。 徑會沙場感慨切，低徊駐馬中山門。 這就是日本人，作為一群加害於他國30萬人的侵略者，竟如此本末倒置、顛倒黑白地搞了這樣一場“公祭”。然而無比遺憾的是我們中國人一直以來，基本上無人知曉此事。但日本人確確實實做了這樣一次有模有樣的“公祭”，似乎他們才是悲劇的主角和受害者。許多當年參加這場“公祭” 的日本官兵“記憶猶深”，甚至對鬆井石根司令長官當時宣讀的“祭文”內容倒背如流……

這就是日本。 我還發現一件事，據昭和十二年（1937年）十二月十五日《大阪朝日新聞》披露： 在日軍佔領我首都南京的當天，日本首相近衛發表聲明，聲稱是因為中國不理解“日本國堅持不擴大解決方針”，“低估了日本軍隊的實力，也低估了今日日本的實力”，“犯了一個致命的錯誤”，由於中國“以排日為前提”，鼓動“民族主義”，所以才“招致了畢千功於一潰的地步”，造成悲劇的“全部責任”應由中國承擔。 這就是日本。一個在處理鄰國關係問題上，經常賊喊捉賊、倒打一耙的國家。 我還發現一件更重要的事：經遠東國際軍事法庭批准押至南京軍事法庭審判的南京大屠殺劊子手、原侵華日軍第六師團長的谷壽夫，在南京被槍決後，日本國內及他的追隨者從來就沒有認識其罪，相反始終將其作為“偉大的民族英雄”而記憶著。 20世紀60年代由下野一霍中將編撰、東京情報社出版的《南京作戰之真相——熊本第六師團戰記》一書中，對戰犯谷壽夫如此評價道：“將軍戎馬四十餘載，盡心盡職忠誠於君主國家，乃至以死奉公。”“雖為國盡力，一旦戰敗，其戰績即成敵國民之恨，冤罪之下，犧牲在曾指揮過最光輝戰鬥的雨花台之下。”“其高尚的武德和崇高的軍人精神，是真正的軍人之楷模，受到所有世人發自內心之敬仰。吾等部下將士在扼腕痛惜其偉大的殉職之時，對其忠勇義烈致以由衷的敬意。”

在遠東國際軍事法庭的審判中，南京大屠殺的日軍最高指揮官松井石根被判絞刑，為其叫屈喊冤者更不乏其人。後來日本將其靈位供于靖國神社，多任首相數度參拜…… 這就是日本。戰爭是他們發起的，罪惡是他們製造的，然而他們仇恨與敵視的卻是那些慘遭他們奴役與殘害的民族和國家。 這就是日本——為了自我的生存和強大，可以由著自己的性子與意願，揮刀舉槍，從大海的那邊跨海而來，大肆掠奪他人的財富與資源，任意殘害他國的無辜百姓，沒有一絲罪孽感，即使在國際法庭公判之後仍然不把這樣的罪孽當回事，反而對自己的陣亡者倍加“懷念”並“痛祭”。 30萬人的生命呵！幾十年來，日本人可以用一句輕飄飄的話一筆勾銷，竟然還胡言亂語說是我們在“說謊”，是“中國人自己編出來的南京大屠殺”！

多麼無恥！怎不刺痛我等的心呵！ 公祭！必須公祭！這既是對自己死難同胞靈魂的安撫，也是給那些犯罪者的警示。我們早該這樣做了！ 中國從來不是一個沒事找事的國家，且自古以來就很寬宏大度。我們想以和為貴地與世界各國和睦相處，尤其是與鄰國世代友好，然而當今日本呢？ 確切地說，是當今執政的一些日本右翼分子，是他們的過分猖狂和無恥行徑挑起了我們民族的舊傷痛。他們不僅從來沒有認真地反省自己的歷史罪孽，反而一而再、再而三地挑釁國與國之間的交往底線：不承認自己的罪孽也罷，卻偏偏還想把當年的軍國主義的屠刀重新舉起，連明明是中國的一個小島——諸如釣魚島也要佔為己有。問題是：這還僅僅是表象。其實質是，他們妄想侵吞別國、奴役其他民族的野心始終不死，並大有蠢蠢欲動之勢。執政的日本首相及其同僚，一次又一次地不顧深受二戰日本侵略災難之苦的中國等國人民的感受，執意去參拜供著那些血債累累的甲級戰犯靈位的“靖國神社”。這既令人噁心又叫人百思不解的卑劣行徑，讓我們不得不重新撕開傷疤，去透徹地再看一遍血淋淋的悲憤史。

中華民族一向愛好和平，我們曾經放棄了對侵略國的戰爭索賠——關於這一點也有必要向我們的人民說明：對侵略國日本的戰爭索賠，1945年《波茨坦公告》中有明確規定。然而在具體實施過程中，當時的美國等國家出於自身的目的，撇開中國，於1951年在舊金山簽訂了於次年生效的《舊金山和約》，讓中國放棄賠償。這筆賬，美國當政者可以說是心懷鬼胎，而日本國則是心知肚明。他們的這一嚴重損害中國人民利益的伎倆，應該成為世界和平史上的一大恥辱憑證。儘管如此，友好和寬容大量的我們，不僅沒有再糾纏舊賬，而且在新中國成立後曾經多次千方百計地把友善之手伸向日本，將千千萬萬的優秀兒女送去東洋加強中日友好交流。但日本的一些政治家不干，屢屢陽奉陰違，挑釁我中國人民的心理底線，直到把整個中華民族的怒火重新點燃起來，也讓那些深埋在“萬人坑”裡的一個個冤魂再度甦醒復活……

於是我們不得不以另一種特殊的形式——國家公祭，來警告這個罪孽深重又不願悔改的鄰國。同時也告誡自己的國民：要取得和平與安寧的幸福生活，就永遠不能忘卻歷史、忘卻苦難。 當象徵國家權力的表決在人民大會堂公告後，每年的12月13日——這個帶著國恥和痛苦的日子，從此要舉行我們每個中國公民必須垂顱而默哀的儀式。 這是一種痛苦的選擇，烙在心坎上的記憶，它讓我們有了一種新的國家意識。 然而，這樣的選擇和記憶其實來得太晚太晚。明年（2015年）便是世界反法西斯勝利70週年，由德國、意大利和日本三個所謂的“軸心國”發動的這場人類歷史上傷亡最嚴重、最慘烈的法西斯戰爭，戰火殃及全球60%的國家，約6000萬人死亡，其中我們中國死亡人數達3500萬之多，經濟損失在5000億美元以上（當時的貨幣價值），為最大的受害國之一。 祭奠亡者，乃是生者的一種寄託希冀和自我約束與祈福消災的行為，中國古人重之，有“神不歆非類，民不祀非族”。除頭七、二七……五七、七七（斷七）和百日、週年等祭祀日外，還有一年四季中的清明、寒食、端午、中元、重陽等祖宗流傳下來的諸多祭祀節日。祭禮周全的中國，卻偏偏少了一種祭奠，即對戰爭亡靈尤其是國恥之痛的祭祀。傳統祭祀，人們多數是在對自己的親人寄託思念之情。 以往，我們缺少國家形式的對那些因戰爭而死亡者的公祭，我們因此長期以來也就缺少了一份內心的愛國與強國的動力。 蘇聯人和今天的俄羅斯人做到了：每年5月9日，莫斯科廣場上總會舉行盛大的集會和閱兵式，無論哪一任國家領導人都會走向克里姆林宮一側的無名烈士墓敬獻上花圈。 以色列人做到了：每年猶太歷尼桑月27日（4月末或5月初），來自世界各地的猶太人總會聚集在“大屠殺紀念館”哀悼死難者，那悲徹的鳴笛聲令每一個人震撼。 波蘭人和德國人也做到了：每年成千上萬人匯聚到波蘭南部的奧斯威辛小鎮，在希特勒納粹政府當年修建的“殺人機器”——奧斯威辛集中營舊址內，舉行公祭，悼念被法西斯殘害的350餘萬包括猶太人在內的普通公民與反法西斯戰士。 美國人從不落後，他們有許多與戰爭相關的公祭。 2011年，奧巴馬總統簽署命令，將日本軍隊偷襲珍珠港的日子作為“國家珍珠港榮軍紀念日”，定期公祭在那場日軍突襲中犧牲的2300多名官兵。 中國以往一直沒有國家形式的對二戰死難者的祭祀活動，儘管我們傷亡3500萬！但是，一個令中國傷亡這麼多人的國家卻每年都在聲勢浩大地舉行與二戰有關的公祭，且政府首相和高級官員皆要出席。 這就是日本。 天理何在？難道作為死了這麼多人的受害國，我們就該無聲無息？ 提出這一自我反省的中國人叫朱成山，現在是中國南京的“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遇難同胞紀念館”館長，著名的日本二戰侵華史研究專家。 朱成山原來是中國人民解放軍的一名軍官。 22年前的1992年，他從部隊轉業到地方，開始在南京市委宣傳部工作，因為當年的“南京大屠殺遇難同胞紀念館”缺一位“能幹”的領導，所以他被調任為紀念館的副館長。一年後，他升任館長且一直幹到今天。現在的“南京大屠殺遇難同胞紀念館”知名度不僅在中國，在世界上也影響很大。 2013年，到紀念館參觀的人次達500餘萬，僅次於北京故宮博物院的參觀人數。朱成山對紀念館的建設功不可沒。 朱成山說了兩句令我有些吃驚的話。他說，“南京大屠殺遇難同胞紀念館”能有今天這樣的影響力，一得“感謝”日本人，二得歸功當時的南京市和江蘇省幾位有遠見的領導。朱成山解釋：“感謝”日本人，是因為以戰爭手段殘害了3500多萬中國人的日本，竟然在中日邦交正常化十年後的1982年，突然搞了一出大鬧劇，他們的文部省將日本中學教科書中原本一直清楚明晰表述為“侵略中國”的文字改為“進入中國”。此番掩飾其在二戰時犯下累累罪行的軍國主義復闢行為，激起了中國人民尤其是南京大屠殺的倖存者和遇難者親屬們的極大憤慨。一時間，知識界和倖存者及遇難者親屬們紛紛寫信給南京市、江蘇省和中央領導，要求“把南京大屠殺血的歷史銘刻在南京土地上”，“讓日本人贖罪”的呼聲震盪金陵內外。 “日本人不僅改教科書，而且到處在為二戰侵略戰爭中戰死的日軍將士樹神社碑、滿洲碑，我們為何無動於衷？他們樹他們的招魂碑，我們樹我們的抗戰紀念碑！” “南京被日本侵略軍殘害了30餘萬人，應該立碑建館，讓世人牢記這一悲劇，更為防止日本軍國主義抬頭。”時任南京市市長的張耀華，是建造“南京大屠殺遇難同胞紀念館”的主要決策者之一。如今張耀華先生雖年至古稀，然而他對當年建造這座具有世界意義的紀念館記憶猶新—— 1982年夏，是個格外炎熱的季節，日本文部省教科書事件激起了中國人民尤其是飽受災難性大屠殺的南京市民們的極大憤慨。這個夏天的一個星期天，市長張耀華像往常一樣來到辦公室加班，日理萬機的他，照例坐在辦公桌前批閱各種文件與報告。他發現有一疊不同尋常的信件令他心潮澎湃，其中一封署名“崔衛平”的南京大學中文系研究生的信引起了他的特別關注，因為信裡的每一個沉甸甸的字，都如洪鐘般撞擊張耀華的胸膛： 尊敬的市長： 最近，我從報紙上連續讀到第二次世界大戰時期，日本侵略軍在中國土地上施行法西斯暴行的記載，連續見到一幅幅慘不忍睹的真實照片，常常激起我滿腔怒火！我在此學習了四年多的南京城，曾經是日本侵略軍進行殺人競賽的場所！我所熟悉的街道，曾經佈滿了親愛的同胞的屍體和鮮血！ 30萬無辜的男女老少，30萬我父老姐妹慘死在劊子手的屠刀下，奇恥大辱，何等的奇恥大辱！尊敬的南京市人民政府市長及各位負責同志，我誠懇地請求你們：為歷史也為未來，為南京人民、中國人民，也為世界上所有愛好和平的人民做兩件事： 1.在南京選擇適當的地點，建立30萬遇難同胞的紀念館，在館內陳列日本侵略軍在南京所犯下的滔天罪行的有關照片、文獻和實物； 2.和有關部門聯繫撰寫、出版通俗的、圖文並存的南京大屠殺慘案的歷史記載，讓小學文化程度以上的人民群眾都可以閱讀。 …… 第二封信是南京紅十字醫院的一名醫生寫的，他說：“我身邊的孩子們常常問什麼是日本軍國主義，什麼是南京大屠殺？當我把報刊上所刊登的一些內容講給他們聽時，孩子們的眼睛都瞪大了，驚詫了！而這個時候，我卻又感覺似乎還少了些什麼給予這些孩子！於是我想，是不是應該有個專門的地方讓我們的孩子們了解當年日本在南京大屠殺的事……30萬被屠殺的同胞生命，不能就這樣慢慢地被人遺忘了！” 那個夏天，張耀華收到類似的信多如雪片。有一位教師在信中說：“日本文部省修改教科書，將日本軍國主義侵略中國改成'進入中國'，並將他們屠殺南京市民的罪行一推了之，這樣的醜惡無賴行徑，令我日不思食，夜不能眠。因此鄭重建議南京市人民政府應該在適當地方建造南京大屠殺紀念碑、紀念館，以讓世人了解真相，銘記歷史。我願捐獻100元用作此需。”如此帶著熱度的一封封信，如一陣陣巨瀾，激盪著張耀華的心，令他腦海裡不時迴響起周恩來常告誡的一句話：前事不忘，後事之師！ 是啊，歷史的需要，人民的期待，為什麼我們不作為呢？不行動呢？張耀華把自己的這份感受向市委和市政府其他各位領導坦誠托出後，立即得到了積極響應。於是在南京建一座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遇難同胞紀念館成了南京市的一項重要工程。 在張耀華市長等數位市委、市政府領導同志的帶領下，工程全面進入設計與施工階段。南京大屠殺倖存者的後代、著名建築學家齊康先生，以精準而奇妙的思維，完成了紀念館的形體設計，堪稱絕美之作。之後的時間，南京人以超凡的干勁進行著紀念館的全面建設，並在抗日戰爭勝利40週年紀念日實現了開館。那莊嚴而肅穆的紀念館牆上，鐫嵌著鄧小平親筆題寫的館名：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遇難同胞紀念館。 從此，南京城有了一個可以讓全世界愛好和平的人們去了解曾經發生在這個城市的那場人類史上少有的血腥浩劫的紀念地，而帶來這場血腥浩劫的正是日本軍國主義侵略者。 然而，遺憾的是，數十年來，本該徹底反省的日本，並沒有將復闢軍國主義的妄想拋棄，以岸信介為代表的一批右翼勢力一直在興風作浪，頑固不化。 2007年9月26日，安倍晉三以小泉純一郎路線的繼承人身份登上了首相寶座。小泉何許人也？原來小泉的恩師是安倍的父親安倍太郎，小泉上台後，“實現”了他作為戰後首相在任期間到神社公開拜鬼的目的。而小泉為了報答其恩師的最大“成果”便是推薦安倍晉三當了自己的繼承者。 第一次當首相沒多少日子，由於黨派之間的鬥爭，安倍下台了。幾年後，風水復回，安倍晉三再次當選自民黨黨魁，從而成為日本第96任首相，並且成為第一位戰後出生的日本首相。此人再次上台後，便承認“我的政治DNA更多地繼承了岸信介的遺傳”。 （安倍《緻美麗的國家》） 中國人不太知道安倍與岸信介是什麼關係。其實，漏網大戰犯岸信介是安倍的外公。 一個是參與侵華決策的漏網戰犯，一個是漏網戰犯的外孫，兩人不僅在血緣上有關係，更重要的是政治基因的一致性。安倍上台後不僅將釣魚島事件升溫，並引起中日兩國外交關係緊張，而且公開在國際舞台上與我們對著幹。安倍並非只喊話而不做實事的那種庸人，他是個乾實事的日本新一代的政治家。 他毫無顧忌地參拜靖國神社。 他嘔心瀝血地企圖修改日本“不戰”的憲法。 他正一步步地將日本重新拉回到二戰前的軍國主義道路之上…… 顯然，中國人民，這一次再也無法忍受了——國家公祭便成了我們警惕和提高自身自衛意識的一種必要的形式。 國家公祭，對中國人來說是第一次，許多人其實還不是特別清楚它的實質意義。有些敏感而異常重要的問題是在筆者開始創作這部作品時所遇到的—— 比如，我們講二戰，中國傷亡3500萬人，沒有人懷疑。然而，一說起日本侵略者在南京大屠殺期間殘暴地殺害了我30多萬同胞時，卻出現了喋喋怪論：首先是頑固的日本右翼勢力的代表們一次次公開否認，甚至說是我們中國人在“造謠”、“說瞎話”；其次是日本政府尤其是像小泉和安倍這樣的日本領導人賴賬式的否定；再者是一些所謂的日本“名人”不斷地粉墨登場，借助他們的名氣刻意歪曲歷史真相，甚至在教科書中篡改歷史，輕描淡寫地把南京大屠殺說成了“日本軍造成中國軍民傷亡是合理的戰爭行為”等等。今天日本社會，像安倍這樣對自己民族曾經有過的反人類的罪行置若罔聞的執政者為什麼在其國內民意支持率很高，可怕的原因便是當代日本國民中部分人寧可相信一些右翼分子說的謊言，也不願正視自己民族曾經犯下滔天罪行的歷史真相。 這並非根本。國家公祭的產生，令我強烈感受到的是：我們的國家需要這種國家公祭，因為今天許多人不讀歷史，過於相信“國外學界”的觀點，甚至在我創作這部作品時，就有人對我說：“小心，南京大屠殺到底死了多少人，國內外學界還有不少爭論，尤其在日本，他們的說法與我們很不一樣。”言下之意，是提醒我不要去啃“這塊歷史的硬骨頭”，甚至勸告我“當心有人來暗算你”。真的嗎？一些日本人出於自身民族利益的“說法”難道能掩蓋得了歷史的真相嗎？他們在幾十年前用屠刀活活砍死了我們幾十萬、幾百萬、幾千萬同胞，難道我以一個作家的名義把過去的一段真實歷史寫出來就會遭其暗算嗎？ 我已別無選擇——只要接觸“南京大屠殺”五個字，所有善良人的心靈都不可能平靜了。 30萬人呵！ 30萬人的傷逝，難道還不值得讓一個愛好和平的國家清醒，讓一個曾經侵略過別國的民族贖罪，讓充滿陽光的整個世界認識這一問題的嚴重性嗎？ 老實說，我不是戰爭罪行的研究者，但過去的漫漫日子裡，我天天沉浸在浩如煙海的日本侵略中國時所留下的種種罪行的史料和實物之中，我常常有種窒息的感覺——並且一下明白了為什麼10年前風華正茂的張純如在寫完自己的作品後患了嚴重的抑鬱症而開槍自殺於車內…… 呵，想想這樣的罪孽，日本人真的絕不可以對自己的罪行漠視與抵賴，更不可以在中國人面前對“南京大屠殺”的所有事實說半句“懷疑”之類的話，因為這早已被歷史定論，且有無數戰時參與大屠殺的日本官兵自己也承認的鐵證。 1937年——“11月、12月，我們向南京進軍，12月底進入南京，迎來昭和十三年的元旦……我產生了這樣一種心境，因為不知自己什麼時候就會在戰鬥中死去，如果不干一些自己想幹的事的話會是一種損失，所以在進軍途中哪怕遇到平民百姓也會毆打他們、搶他們的東西，漸漸地這種行為變得越來越野蠻起來。因為戰爭是帶來讓人感覺不到自己在殺人那樣的異常心理狀態的罪魁禍首，所以即使不是軍人，哪怕是對敵方的平民也要打和搶，變得完全沒有罪惡感……只要是中國人，無論是誰，都是敵人，都該殺。這樣的心情變得越來越理所當然……於是我們漸漸都變成了一個個殺人不眨眼的人。” 類似這些由當年參加南京大屠殺的日本老兵所寫的自省話語，我看了許多許多，而更多的則是那些赤裸裸敘述自己參與大屠殺的“陣中日記”，它們實在是無法想像的血腥與醜惡。當全世界（包括日本人在內）的讀者閱讀完我這部作品的時候，大家也許才會真正明白為什麼善良、寬容、豁達的中國人會在77年後的今天，要為在南京大屠殺中死去的30餘萬罹難者舉行公祭——因為這是一段不可更改的血凝的歷史。 因為—— 它太沉重，太悲慘。它必須讓所有的人銘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