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章 第七章“石頭”終於摸到

在人類發展中，中國曾經遠遠地走在世界各國的前頭，但在晚清時代落後了。 1840年的鴉片戰爭成為中國徹底敗落於世界強國的標誌年代。石油經濟的歷史變遷，情況與之十分相似。中國是最早發現和運用石油的國家，公元100年前，東漢史學家班固就在《漢書》中有過“高奴有洧水可燃”的記載。而“石油”一詞則是我國九百多年前的宋代著名科學家沈括在《夢溪筆談》中提出的，並認為中國的“石油至多，於地中無窮”。 然而，真正的工業化石油開採，中國又遠遠落後於西方各國。海洋石油開采的歷史更是落後了西方半個世紀左右。 1978年對外開放之前的中國海上石油開採，幾乎是零。渤海灣和南海領域有過一些船隻，但也只是小打小鬧，沒有成為什麼氣候。

可是這個時候的西方世界和其他地區的海洋石油勘探開發已經相當成熟。美國的墨西哥灣大發現自然更不用說，上世紀六十年代末、七十年代初，挪威和英國先後在歐洲的北海發現了埃克菲斯克大油田和福底斯特油田，使挪威和英國所擁有的北海油田儲量分別達到575億桶和154億桶，一向依賴石油進口的英國也一躍成為主要產油國之一。整個西歐的石油儲量幾乎與美國相等，僅北海的石油產量就達到200萬桶/天。地處中東的海灣國家的海洋石油勘探開發則更早、更廣泛和更大規模。蘇聯時代在里海的石油大發現，同樣是激動人心和讓人產生妒忌的。 當中國對外開放的門戶被改革總設計師鄧小平以巧妙的手段開啟後，石油人成為了開路先鋒，海洋石油的勘探開發則是具體的戰役和戰線。與數家外國公司的地球物理勘探協議簽訂後，用康世恩的話說，這僅僅是“報了一個幕”，下面的戲怎麼唱、好看不好看，全在編劇和演員了。

當然，戲要好看，導演是第一位的。 中國人過去對海上石油勘探開發幾乎一無所知，即使是全程領導指揮了大慶油田、勝利油田等這樣的陸上大油田勘探開發的康世恩、張文彬，也仍然對海洋石油工作所知無幾。這時擺在中國石油人面前的一項緊迫而特別重要的任務是：當外國的先進勘探和開發海上石油勘探開發平台一艘艘載著設備和眾多人員進入我主權之內的海域進行作業時，我們如何管理、如何銜接、如何按合同程序和國際工程管理法律條例履行自己的職責，成為當務之急的頭等大事。 “老外”辦事，風格獨特，一旦合同訂下，一切按合同辦，哪條哪款沒有履行，你就是出於好意讓他挪動個屁股，他都會來一句“讓我的律師跟你說話”。 中國石油人在改革開放初期，對海洋石油基本上是“海盲”。而形勢又迫使“海盲”必須與“海盜”（精通海上石油勘探的人常常這樣戲稱自己）較量。政府賦予康世恩、張文彬和秦文彩他們的基本要求又是“必須贏”，當然最好是“雙贏”——在無法實現“老外”與我方都能滿意的時候，允許“老外”多賺點錢，而我們自己則必須學到技術、找到真正的海上新能源。

不難看出，政府賦予石油人的責任是：不管什麼情況，不管與外國公司合作有多大困難，我方必須佔有絕對主動權，找到油源和學到本領是目標，必要的一些學費可以花，但要花在刀刃上。 康世恩、張文彬和秦文彩這三位都是軍人出身的老石油人，儘管解放軍的戰史上很少有他們的戰爭功績記錄，但要論在石油戰線的工業戰役，他們個個打得漂亮而精彩，可以稱得上是“百戰百勝”、“智勇雙全”的將帥。然而面對已經或即將在中國海域布陣的外國石油勘探開發船隊，作為代表中國政府管理團隊的統帥與最高指揮官，他們感到了前所未有的壓力和緊迫感。 海上石油勘探開采風險本來就大，現在又是外國公司在做主力軍，“海盲”的中方又作為業主，這樣的風險等於加大了無數倍。難怪連已經離開石油部而升任為國務院副總理的康世恩，都不得不在日理萬機時仍然放棄一些必要的工作，不惜率團萬里迢迢去學本事……

康世恩在北海摸“石頭” 中國也有一個地名叫“北海”，但中國的北海在廣西。我們這裡說的北海在歐洲，是隸屬於英國、挪威、丹麥、荷蘭和德國等國家的廣袤海域。 1969年，正當世界石油進入又一個危機階段，埃克菲斯克公司在挪威所屬的北海海域發現了一個大油田，之後英國、丹麥、荷蘭、美國等世界著名的石油公司紛紛撲向北海，形成了一次世界性的海上石油勘探大高潮。其間除發現埃克菲斯克油田外，還發現了西索爾氣田等世界級的大油氣田，北海因此成為僅次於中東波斯灣和墨西哥海灣的世界第三大海上油田，面積達62萬平方公里，當時（1979年）的原油產量達1億噸左右，另生產天然氣750億立方米。由於北海油田發現的時間更接近當代，又因北海油田的勘探開發更多地採用了國際上最先進的公司招標形式，因而它所形成的一整套國際間的海洋石油勘探開發模式，科學而公平，為後來的國際間海洋石油合作提供了寶貴經驗和參照。

“就去北海摸'石頭'！”康世恩不愧是老練的石油戰略家和傑出的石油管理領導者，他在出國準備階段，就同石油部宋振明部長等談話時選定了歐洲的北海油田作為自己考察學習海洋石油管理工作經驗的目的地。 “摸著石頭過河”。這是中國改革開放初期，在中央領導人口中說得最多的一句流行語，後來也成了鄧小平同志“不管白貓黑貓，抓住老鼠就是好貓”之後的又一句經典語言。 “地球物理勘探的開始，只是我們整個海上石油開發的偵察階段，真正的對外開放戰役是在後面的招標。招標，等於是把我國所確定的那些準備開發的海上石油區域，分配給各個外國公司去完成實施計劃。等於是放手讓人家替我們去打仗。贏了輸了，對外國公司來說，就是賺錢與賠錢的事，可對我們來說，不僅僅是賠錢與賺錢的事，而是國家石油開發戰略的方向性問題。只有成功，不能失敗。這個成功，就是最好要打出油，最起碼是得把海底的情況摸清楚。鄧小平同志說我們的改革開放是摸著石頭過河，我們這可是摸著石頭趟海。要準備喝幾口鹹水，甚至可能還要淹死人，但我們不能怕，怕就無法學到本領。”康世恩在1980年5月至7月4日這一次時間最長、訪問最深入的“北海之行”中，一路上與宋振明和隨團同行的時任上海市副市長的陳錦華等，說得最多的就是這些話。

康世恩一行的第一站是挪威。作為北歐小國的挪威，過去一直是個貧油的進口國，但北海油田的發現，使這個美麗的歐洲小國一躍成為石油出口國，同時引發了經濟和社會的全面發展。挪威政府對中國人民始終抱有友好的態度，康世恩一行的到達，被認為是開放後的中國對挪威的一種友好姿態，因而受到包括首相在內上上下下的熱烈歡迎。當中國代表團期望在這裡學到些海洋石油勘探開發中的國際經驗時，挪威能源部門和各石油公司表現出了少有的真誠和無私，他們對康世恩等中國石油界同行說，在北海的挪威石油公司，你們中國朋友可以隨便看，有什麼要問、要諮詢的，我們都會毫無保留地告訴你們。 “而後來的事實也證明了挪威是我們中國在進行國際海洋石油勘探開發合作過程中，最具有價值的好朋友之一。”秦文彩用這樣的話評價道。

“啊——這兒太偉大、太氣派了！”站在北海油田的平台上，年屆65歲的康世恩彷彿又回到了他年輕時第一次到玉門油田時的情景……同樣是激動，但此刻這位中國石油領航人所激動的是被西方世界一座座聳立在碧海藍天下的先進的海上石油鑽井平台所感染、所衝動……“這就是先進生產力！這就是國際高水平！”康世恩一次次感慨萬千地對身邊的宋振明等中國石油公司代表團團員們說，“看看人家已經發展到這個水平，我們現在的海上石油勘探技術和能力，好比過去我們跟蔣介石打仗一樣，是小米加步槍的水平……”他因此再三向同行的中國石油人說：“要想在中國的海底找到油田，就得放下架子，虛心跟人家外國公司學習。” “西方資本主義確實有許多先進的地方值得我們拜其為師。我們跟資本家搞在一起，不是學他們腐朽的東西，而是要學他們的先進管理經驗和成熟的國際工程承包經驗與法律知識。要有荷花精神，出污泥而不染。”康世恩為中國石油對外合作工作所提出的“荷花精神”，從此成為中國石油事業對外開放和走出國門、走向世界戰場的指導方針，並且引領中國石油人一直走到今天……

“你和你的團隊如此真誠、好學，給我和我的國家人民留下深刻印象。”在倫敦唐寧街10號的首相官邸，“鐵娘子”撒切爾夫人緊握著中國石油領袖人物康世恩的手，臉上充滿了敬佩之意。 北海油田的成功開發和有今天如此偉大的業績，說明了什麼？說明了十個字：智慧、首創、風險、投資、耐心！ “北海之行”讓康世恩一直處在高度興奮和情緒激動之中。回到中國，他立即把張文彬、秦文彩等叫到自己家的那個小會議室，連續開了3天的專題會議。從接管玉門油田到參加大慶會戰的張文彬和秦文彩等人已經有許多年沒有見康世恩這麼激動過了——他一邊不停地抽著煙，一邊滔滔不絕地講著：北海油田上的智慧，是在先進科學技術指導下的智慧，這地震地層學就像我們的醫生掌握了X光一樣，把海底世界透視得一清二楚！這就是小平同誌所說的“科學是第一生產力”！科學是什麼？說穿了，就是掌握了先進思想和先進技術的人的智慧！但有智慧還不夠，人得有點精神，這精神中首創精神頂重要！北海油田的成功發現和成功開發，都是世界石油史上的首創，它集國際石油技術與隊伍之大成、之精華，從而才開創了北海神話。整個北海油田是世界各大石油公司的共同舞台。在這個舞台上，人人平等，公平競爭，它的前提是：相應的國際經濟法則。海洋石油勘探開發，是人類對地球上所有能源開發中的最大的風險性作業，這種風險包括了人與自然之間搏鬥的風險，巨大的資金投入和可能的水中撈月一場空的徹底失敗！但冒這種風險是值得的，它既是對資金投入的科學檢驗，同時又是對石油人的信心和意志的考驗。一個北海油田，600億美元的投資，說明了什麼？說明了海洋石油投資的巨大，巨大到可能是我們無法想像的漫無邊際。如此浩大的規模，讓我們看到了奔向大海的事業是如此的壯麗和偉大，同時又是那麼的險惡和莫測。這就更要求我們抱著科學的態度，抱著對國家、對民族、對人民的每一個銅板的珍愛和憐惜之情，只有這樣，我們才可能不負使命。但，海上找油，如同大海撈針一樣難，奧妙無窮。大海充滿誘惑，又充滿神奇，海底世界的複雜性，海上作業的不可測性，等等，等等，都構成了海上石油開採與開發的艱苦與艱鉅，漫長與渺茫……只有充分的耐心，百倍的耐心，持之以恆的耐心，才有可能收穫，才有抱到大金娃娃的一天！

“這就是我們考察外國海洋石油勘探開發過程中所摸到的'石頭'！有了這樣的'石頭'，我們才能過得了對外合作開發海上石油這條長長的河、充滿急流險灘的河！” 康世恩激情澎湃地總結和歸納了海洋石油的“十個字”及另外的“六大特點”，後來被石油人稱之為“康氏模式”，或叫“中國海洋石油模式”。 王濤、衛留成等人的“瘋狂英語” 王濤，中國石油部的最後一任部長、“中石油”公司的第一任總經理。他任“中石油”公司總經理時，現在的中央政治局常委周永康是他的副手。 衛留成，現在的海南省委書記，昔日的“中海油”第四任總經理。 上世紀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的王濤和衛留成，都是石油部下屬的二級單位負責人，年富力強。尤其是王濤，那一年他被張文彬和秦文彩緊急召到曾有中國石油“總參謀部”之稱的涿州，參加由石油部挑選的一批旨在對外合作所需的“混合委員會”和資源評估委員會培訓班，用他自己的話說，“是一次意想不到的回爐。”王濤是上世紀五十年代的留蘇專業人員，回國後一直在石油一線沖沖打打，那回他被部里通知到涿州參加培訓，一見講台上給他們上課的竟然是“老外”，王濤和120多名來自石油戰線身經百戰的精英們驚愕得以為自己走錯了地方。聽張文彬、秦文彩等領導作動員後，王濤他們才明白是怎麼回事，原來從這一天起，他和他的這些長年打滾在油田的“油耗子”們將要大開洋葷——與外國人打交道了！

“我回國近20年，光當局長也有15個年頭了，這回好，改革開放，又讓我們從頭學起。”王濤和他的這些滿身沾著油腥味的“學友”們興奮不已。 “我在混合委，你呢？” “嗨，你好啊，混合委、混合委，混混就會了嘛！我苦了，是評估委的，也不知這資源評估委員會是乾啥的？” 學員們相互打趣著自己未來所學的專業。動員會上，經張文彬副部長一番動員和解釋，王濤他們才恍然大悟：原來這資源評估委員會，是為了國際招標，業主國家需要對自己區域內的資源進行評估所設立的專門人才，其目的是為了與合作者進行最終的資源上的“討價還價”。所謂“混合委員會”，是指對外合作項目中，中方與外方需要組織共同的管理層面的一個混合委員會。 “參加培訓班的同志，都是各油田的一些領導和技術骨幹，是經過部黨組反复商議、慎重選擇才最後確定的，你們是中國石油對外開放、走向世界的第一批突擊隊員，將承擔著我國的石油立法、與國外公司的合同談判、資源評估、混合管理等等重任，而所有這些事，過去我們誰也沒有乾過，也是國家的空白。你們的任務是：學好本領，準備與多國部隊作戰！”張文彬以軍人特有的語言，向自己的屬下這樣說。 “這回我們要在海上真乾了！聽說洋鬼子要領導指揮我們呀？”有人擔心。 “張部長不是已經說了，我們的石油戰略將向海上轉移，大干是肯定的，而且是'多國部隊'參與乾。這可不代表一定是洋人指揮領導我們嘛，要知道他們是我們請來的客人，是幫咱幹。主人是咱！這一點不能含糊。” “我說嘛，在我們的國土上，讓我們做三孫子，這怎麼成！” “你這話也不全對。我們請外國人幫助咱在海上打井找油，是因為我們的技術、裝備、管理經驗及資金都不夠。既然這樣，我們就得虛心向人家學習，不存在誰當三孫子的問題！再說了，海上找油，你我都沒幹過嘛！為了國家找到油，你當一回三孫子又咋啦？” “可不，人家是洋老師、洋專家，我們好好跟人家學點真本事才是！”那些日子裡，學員們各種議論都有。但最讓他們頭痛的一件事就是學外語。 “學好外語，就好比當年我們跟小鬼子打仗一樣，你得把槍法先練好！”張文彬用通俗易懂的道理教育他的這些扛鑽桿的屬下。有人還把秦文彩訪美期間的一件軼事傳到了學員們中去。那是秦文彩第一次與孫敬文、李人俊帶團到美國考察，因為團員中許多中國石油人不懂英文，“老外”在滔滔不絕地介紹時，常常閉著眼皮想睡覺，唯獨重任在身的秦文彩總是一本正經地睜大眼睛“聽”人家介紹，後來“老外”對他格外看得緊——因為在中國石油公司代表團首次訪美時，美國中央情報局實際是派了一位情報官，以“接待官員”的身份一直跟著中國代表團，這位情報官後來對秦文彩表現出格外的“熱情”。一直到代表團離開美國前，秦文彩才知道自己被特殊看重的原因：美國人以為除了翻譯外，他秦文彩是懂英文的。 “其實，我是真正的土八路出身，除了'OK'、'哈嘍'外，我懂個鳥！”回國後秦文彩自己這麼說。 “哈哈……秦部長這叫不懂裝懂，迷惑敵人啊！” “是啊，首次交手，不懂裝懂，還能對付一陣，但以後我們要天天與'老外'打交道，再裝懂，恐怕讓人家賣掉了也不知道啊！所以，中國石油人要想實現海上找油的突破，學會些真本事，就要像我們當年在戰場上跟敵人打仗一樣，從這個意義上講：學外語，就好比我們的鑽工學開鑽機一樣，這是硬功夫！不好好學，就會吃虧、打敗仗的！”張文彬用這樣的話勉勵學員。 “學外語，好比鑽工學打鑽！”這話在涿州石油勘探外事培訓班上流行一時。 集訓開始了，這些昨天還在自己的鑽井隊上想著自己的進尺、或在野外的沙丘上尋覓埋藏在茫茫地下的那些神秘構造的石油人，從天南海北匯集在一起，帶著找油職業特有的激情和敏感，如同大漠中尋找清泉一般，如飢似渴地拼命奔跑著、爭先恐後地學習著所有張文彬和秦文彩他們佈置的“規定動作”……這其中，英語是最直接和最重要的——所有未來與“多國部隊”合作的事宜，必須掌握英語。這“掌握”可不是一般的“你好”、“吃飯了沒有”這樣簡單的會話，是國與國、是業主與承包商之間的交流與較量，甚至隨時可能是毫不留情的交鋒。 《石油英語900句》，這是集訓班上每個學員人手一冊的主要教材。這些過去在各油田為國家建立卓越功勳的石油人，現在他們在涿州為了與別人比試自己的本領，拿出當年鐵人王進喜與1202鑽井隊赶超世界鑽井紀錄一樣的勁頭，老大一把年紀，卻常常為爭奪一張課桌、佔據一塊自學的有利地形而爭得臉紅耳赤。 “老王，你的聲音也太大了！能不能降下三個分貝嘛！”王濤的嗓門高，一旦讀起來就震得旁人無法學下去，為此學員們聯合起來，把王濤東趕西揍。無奈，王濤只好躲進唯一屬於自己的地盤——那頂蚊帳內。 “好傢伙，老王真行啊！你的白蚊帳咋都成了花蚊帳了？”有學員發現，王濤把一張張寫滿英文單詞的紙條貼滿了蚊帳內側。 “這樣方便嘛！你看，我躺下時，滿天的英文就灌到我腦子裡來了；睜開眼，又是滿世界的English飛進我的視野……這叫強制英語學習法！”王濤搖頭晃腦地在學員老哥們面前得意地介紹自己的學習竅門。 涿州培訓班後來被王濤等學員稱為中國石油改革開放的“黃埔一期”。當時有兩項成績讓他們非常自豪：一是參加業務考試的87人，平均分數達到了898分；另一項英語考試，平均分數達888分。 “你們這批人，可以在中國開放後的石油戰線上至少干上15到20年！”培訓班結業時，張文彬揮舞著拳頭，到現場為學員們鼓勁道。 “事實上，這批骨幹在改革開放的這30年中，一直是中國石油事業的開拓者和領頭羊，他們中不少人現在雖然退休了，但仍然在為中國石油做著有益的貢獻，有的則在其他重要崗位發揮作用。”那天，秦文彩的辦公室裡，一邊給我數點著當年自己麾下的那些將士的名字，一邊深情地說道。 在長長的人名中，有一位的名字我比較熟悉，他就是現在的海南省委書記衛留成。石油部出大官，並不稀奇。過去余秋裡、康世恩當過副總理，現在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周永康等都是石油部出來的黨和國家領導人。上世紀80年代初時的衛留成，還屬於“少壯派”人物。在石油部的那次“摸石頭”的大學習中，他是被送到“西外”——西安外語學院進修的那一批。 “Did you to school by bus or on foot？”第一堂課，外籍老師就向衛留成他們這批石油學員問了這樣一句話，意思是：你們到學校裡來，是乘車還是步行的？ 什麼？他在問我們什麼？坐在課堂上的學員們一個個不知所措地相互看著，誰也不知道老師在說什麼。 “衛留成，你不是說在中學和大學裡學的都是英語嘛，你怎麼也成了啞巴？”同是長慶油田來的吳中易、盧泰興等悄聲問衛留成。 “成天在山溝裡鑽，早還給先生了！”衛留成漲紅著臉，瓮聲瓮氣地嘀咕了一句。 講台上，那位外籍老師無奈地搖搖頭。衛留成等人分明看到台上的老師在懷疑他們這批成年的中國石油人還能不能學會ABC…… “拿下！堅決拿下！”衛留成等油田人的心被刺痛了：咱中國石油人從鐵人王進喜開始，什麼時候在困難面前服過輸？不就是26個字母嗎？我們一個個吞在嘴裡把字嚼都嚼碎了不是！ 對，不就是26個字母！吞進嘴！嚼碎它！ 吞進嘴！嚼碎它——！ 衛留成和長慶油田的“西外”進修生們從此跟“English”較上了勁。那時可以藉鑑的學習工具和課本極少，除了固定教材幾乎找不到可以藉助的其他英語書本。可是每天深夜，學員們發現衛留成總在被窩裡嘰里咕嚕地干什麼不安寧的事——秘密後來終於被發現： “傢伙，你在偷聽《美國之音》！” “噓——我是跟著練發音呢！”衛留成緊張地按住夥伴的嘴，讓他千萬別透露自己的“秘密”——那個時候，《美國之音》還常常被視為“敵台”哩！如果再往前推幾年，誰偷聽《美國之音》就可能被抓起來，甚至扣上“里通外國”的特務帽子呢！ 衛留成的方法很快被學員們效仿：他們先用錄音機偷偷把《美國之音》的相關節目錄下，然後慢速播放，一個一個單詞地辨聽、跟讀，不懂就翻《英漢詞典》……這方法後來幾乎成了全體進修生的有效武器。不過，很快他們每人一本的《英漢詞典》被“蹂躪”慘了！ 三個多月過後，衛留成奉命進京，到中國南海西部公司與英國BP公司聯合管理委員會任中方首席代表。當他上秦文彩處報到時，秦文彩差點沒認出這位往日一向壯實的漢子，“你怎麼換了一個人似的？”秦文彩心疼地打量著瘦了一圈的愛將，問。 衛留成靦腆地笑笑，只好如實招來：“都是'瘋狂英語'給整的！” 到新單位——南海西部石油公司報到的衛留成發現，在石油部黨組統一部署下，張文彬、秦文彩掀起的石油系統的“瘋狂英語”之風已經到處在強勁地吹著——就說衛留成的新單位南海西部石油公司吧，就抽調了90名一線骨幹，送到華東石油學院進行“瘋狂英語”培訓，且時間長達一年，完全的脫產學習。 在渤海灣的另一個地方——山東龍口，中國海洋石油的另一個開拓者鐘一鳴，則更加“瘋狂”地做著一件事：創辦“龍口大學”，分設“普及班”、“強化班”、“提高班”。 “為了提高學員的英語水平，我們要請外籍老師來授課。”鐘一鳴指示教育培訓處長左煥奎想法找“老外”來任教。左煥奎隨即通過香港華安基金會，將泰勒博士與多爾夫婦請到“龍口大學”。 開課不久，突然有一天“上面”來了幾個人，責問鐘一鳴他們：“你們知道泰勒夫婦是什麼人嗎？” “是外國人呀！” “除了外國人還知道他們是什麼人嗎？” 鐘一鳴他們給前來調查的人問得有些糊塗了：“不知道，我們只知道他們的英語水平高，他們是很好的英語老師。” “錯！他們還是基督教徒！” “他們是基督教徒，跟我們請他們教英語有什麼關係嘛？”鐘一鳴的鼻孔裡哼地笑了一聲。 “我們是社會主義國家，你們培訓的石油學員大多是共產黨員，共產黨員怎麼可以讓基督教徒當老師呢？” “笑話！我們就讓泰勒博士他們講英語課，教我們的學員把英語掌握了，他'老外'愛信什麼教礙我們啥事！” “那……出了什麼事，你們可得自己負責。” “負責就負責！想吃豬肉，還管殺豬人是吃素還是吃葷的？真是的！”鐘一鳴又氣又好笑地目送走了來調查的人，對屬下左煥奎說：“讓學員們把嗓門拉大了，告訴全世界的人，我們是在學英語！” “We learn English（我們在學英語）.” “……Learning English for our modernizations（我們學習英語為現代化建設服務）.” 老帥邱中健、鄒明領銜的“總參謀部”集體搬“石頭” 在中國石油隊伍里工作過的人，有兩個人的名字可以說無人不曉。他們一位叫邱中健，一位叫鄒明。這兩位老先生現在仍健在，他們先後接受了我的採訪。 邱中健，現年75歲，是中科院院士，著名地質學家。早在十幾年前我在寫另一部石油作品時就知道他的名字，他是被國家表彰發現大慶油田的十幾位重要地質工作者之一，而且還是勘探勝利、塔里木等重要油田的主要組織者與領導者。 鄒明，現年93歲，健康地活著。在今年春節前的一天，我拜訪了這位隻身冒險從垂死的國民黨手中，歷盡千辛萬苦運回30多萬銀元到玉門油田，使新中國完整無缺地接收了中國人自己發現和開發的第一個油田。鄒明老先生在舊中國時代就是“中國石油公司”副總經理，他在新中國成立前夜為保護玉門油田立下了汗馬功勞。 三十年前的鄒明，已經是64歲的高齡，在“文革”中被打成國民黨“埋伏特務”，在秦城監獄蹲了7年之久。與邱中健一樣，在中國石油對外開放的重要關頭，是康世恩親自點名鄒明到涿州接受新任務的。 “老鄒啊，'文革'裡您老吃的苦最多，我沒有保護好您老啊……”那天，康世恩專門跑到石油勘探開發研究院，找到不久前才落實政策安排到這里工作的鄒明，緊握著老友鄒明那雙皮包骨的雙手，哽咽著說道。 “哪能怪你呢？你也是泥菩薩過河，自身難保嘛！”鄒明看著年齡相仿，卻同樣顯得十分蒼老的康世恩副總理，連聲說道。 康世恩和鄒明很早就認識，玉門油田就是康世恩從鄒明手中接收過來的。後來，康世恩任西北石油局局長時，鄒明是副局長。 1950年，康世恩從西北帶著9個人到北京，參加組建燃料工業部石油管理局工作，鄒明便是這9人中的一個。這位業務出身的老石油人，為人正直，深得康世恩的器重。在大慶油田會戰時，是康世恩得力的後勤部長——主管會戰的物資供應。 “鄒老，現在國家要對外開放，與外國石油公司合作開發海洋石油。您老在舊中國時代就與外國石油公司有過諸多的合作經驗。我知道，新中國成立時，大陸上留下的那些石油裝備，基本上都是您老在二戰時期到美國兩年採購過來的……這回我們又要同美國、英國、日本等國家進行更大規模的海上找油合作。這活兒，除了您，基本上都沒人幹過，所以我特意請您老出山，給年輕人指指路！”康世恩是這樣躬著腰懇求老友的。 鄒明是個典型的舊時代的老知識分子，他見身居副總理要職的康世恩如此懇切，連忙應諾：“哎呀看你說到哪兒去了！只要世恩你認為我這隻老牛還能拉一程犁，我就上！” “好！老馬出山，一個頂仨！”康世恩高興地大笑起來。 鄒明就這樣，與邱中健等石油部老資格的專家，懷著為共和國新一輪的石油輝煌，不顧年老體弱，義無反顧地離開家人，離開京城，到涿州小城，在石油部對外合作的“總參謀部”掛帥，親自領導一場全新的“石油多國之戰”。 石油部緣何出了個“總參謀部”？這是因為隨著中國石油對外合作項目的全面展開，自1979年5月份開始，在我國南海、東海和渤海灣的兩千多公里的海岸線上，突然聚集了來自美國、英國、法國、挪威、德國和日本等國家的十幾個石油公司的物探石油勘探船隻。一時間，飄蕩著“萬國旗”的“多國石油部隊”在我規定的海域展開了聲勢浩大的“地震物探大戰”。其戰場的情景令近海的中國人感到新奇與驚愕。新奇的是，大海的底下在不停的轟炸聲中捲起陣陣滔天巨浪——地球物理勘探是通過地面爆炸引發的地震波原理所進行的一項技術工作，它是現代技術找油的主要科技手段。地震物探開始之後，需要對野外地震資料進行全面準確的分析和處理，這項任務繁重而艱鉅，它既關係到中國石油對外合作項目的成敗，同時更重要的是發現我國海洋油田的根本，因而石油部為了獲取外國公司在我國海域所進行的地震工作成果，組成了強大的技術隊伍。在涿州建立了一個龐大的中國海洋資源評估委員會，邱中健和鄒明這兩位老將，被點將領導這支隊伍。尤其這個海洋資源評估委員會承擔的責任重大，直接影響到整個海洋石油開發的全局，所以被慣於用軍事論戰的張文彬、秦文彩等部領導稱為當時的石油部對外合作項目的“總參謀部”。 “總參謀部”秉承余秋裡、康世恩在上世紀六十年代大慶會戰時創立的“先生產、後生活”的原則，當石油部黨組決定成立海洋資源評估委員會，便有人在涿州石油部物探局招待所迅速騰出全部房間，讓給邱中健、鄒明領銜的近200名精兵強將入駐此地。 一時間，小小的涿州物探局招待所，來也匆匆，去也匆匆，每天人聲鼎沸，從1980年那個夏天開始，這里便再也沒有安靜過一天…… 而此時，在我國沉靜了幾萬年的廣闊海域，一場空前的“多國部隊的海洋之戰”正已進入白熱化程度。上世紀八十年代初的中國，許多地方的百姓還整天在喊著“千萬不要忘記階級鬥爭”和“提高警惕，保衛祖國”的口號，忽然有一天他們往大海近處望去，突然間發現了我“神聖不可侵犯”的海域怎麼會飄揚起了“外國侵略者”的國旗？ “當時有不少地方的民兵和人武部自動組織起來，正要對付這些突然冒出來的'侵略者'，要不是我們及時向地方政府和武裝部門取得聯繫，還真不知會出什麼意外呢！”有位海洋石油工作者這樣告訴我。 三十年後的今天，我們很難想像當時的國情與國民的心態：新中國經歷了從被別人封鎖到“文革”十年自我封閉的幾十年歲月，我們的人民幾乎一直是在自己的國土上，看著唯一的一面五星紅旗高高飄揚中走過來的，祖國高於一切，已成為全體國民的統一信仰，誰越出一步，誰就可能被視為“賣國賊”。 “賣國賊”的名聲可不是鬧著玩的。 秦文彩等中國石油人在改革開放初期，沒少被人這樣罵過。什麼叫忍辱負重？大概秦文彩最能回答這樣的感受。 但像鄒明這樣的老石油人，當第一次聽到因為自己參與同外國公司合作的工作而被人辱罵時，他真的憤怒了：老子什麼時候賣過國？如果我是賣國賊，為什麼當年蔣介石和美國人千方百計想拉攏我和一批老石油人毀掉玉門油田時，我們冒死要保護它呢？別看鄒明一輩子弱不禁風的身板，但愛國和乾石油的骨氣卻是異常的硬朗。來到“總參謀部”，鄒明老先生接受的是一項全新的工作——宋振明部長於1980年6月出訪歐洲回來，就交給他一大摞英國BP公司北海油田的經濟運算資料，說：“老鄒，這一大堆洋玩意兒，我們代表團的成員都看不懂，你早年出國留過洋，看完後給大夥兒講講！” “行。交給我吧！”鄒明沒有說第二句多餘的話，便操起唯一的一台老式計算器，整整花了一個星期時間，總算把BP公司在北海的二十幾個油田經濟分析資料批复演算了一遍。 做完這件事後，鄒明向年輕的部長提了個請求：“我們該有台像樣的計算機了！西方國家的石油公司早在四五十年代就有了大型計算機，並能通過自己編程序進行經濟運算了，可我們還在用簡易的手工計算機運算，怕下一步會給國家大規模開展海洋石油勘探開髮帶來嚴重的滯後與阻礙。” “老鄒，你的想法正是我一直傷腦筋並且全力求得中央有關部門全力支持的一件大事！'麵包會有的！計算機也會有的！'”宋振明部長還是當年指揮大慶會戰時那樣充滿朝氣，他那虎虎生風的性格深深地感染了鄒明他們。 邱中健是整個“總參謀部”——資源評估委員會的“總參謀長”，他受副部長閻敦實的領導，直接組織指揮匯集到涿州的近200名石油精英，開始了一場特殊而艱苦的激烈戰鬥——根據各國公司所獲取的物探資料，準確評估出海洋區域內的地質結構和石油儲藏量，簡稱“資源評估”。它的目的和意義在於為下一步如何開發我國海洋石油提供精確的規劃和數據，用軍事用語來解釋，就好比大決戰前，“總參謀部”為整個戰役提供詳盡的作戰依據和作戰方案。 “對外開放前，我們中國的石油人基本上都是'旱鴨子'，海洋上找油的經驗幾乎是零。與外國公司合作的大門一開，了不得呀！到涿州的頭一年，我們就從外國公司手中接過了重達130多噸的原始地震磁帶、報告和圖件等，所有這些資料，都得靠我們這近200人的技術人員將它分析、解釋和整理出來！現在想起當時的工作情景，我還覺得實在太難忘……涿州離北京也就一個小時的路程，可在那兩年中我記得也就回過三次家，那也都是回部裡開會順便到家裡看一眼就走了。大家都是一個樣，一心想著幹活！所有的人都明白：如果在我們手裡耽誤一天，國家損失的可能就是幾萬、幾十萬美金。那時候，國家還很窮，1美金外匯，好比現在手上10000元人民幣似的。那真叫珍貴哪！”邱中健回憶道。 後來我從秦文彩和其他參與涿州“總參謀部”工作的同志那裡了解的情況，證實了邱中健的話。 “時間就是金錢”這句話，石油人要比普通中國人早感受了五年乃至十年的光陰。 與外國公司合作，一個最大的特點是，“資本家”對效益和利益的格外看重。你中國不是與我訂了合同嗎？既然訂了合同，你就得按合同辦。拖延一天，你就得賠一天的錢！中國人吃慣了大鍋飯，也乾慣了長官意志的事，於是也就常常不把時間概念放在眼裡。可“老外”不干，你拖延沒關係，可你得賠錢！成倍成倍地賠，而且還必須賠外匯！ 中國石油人急眼了！延遲一天，“老外”得讓我們賠幾倍、甚至幾十倍的錢，這咋吃得消？無論如何咱們不能讓“老外”宰咱！不讓人宰你就得拼命地干。 余秋里和康世恩兩位政府副總理，那時都得常常為國家少花還是多花幾個外匯要掐著手指算，咱小小石油人還能怎樣？ 秦文彩有一天到涿州檢查工作，老伙計閻敦實跟他開玩笑道：“我現在這兒快成'西點軍校'了，以後假如你管海洋石油，我的這些精兵強將，你可得全給我收編！” 秦文彩抱起雙拳，笑言：“那我在此先謝了！” 果不其然，秦文彩往物探局的招待所四樓、五樓掃了一眼，內心真是感動：大熱天裡，上百名國內可數的石油專家，擁擠在連台搖頭電扇都沒有的簡陋樓房內，辦公、住宿合著用，唯一的“好處”是，白天上班能穿“大褲衩”，深夜能在涼台上透透涼…… 秦文彩聽邱中健說，就是在這種條件下，他邱中健和龔再升、王善書等專家僅用兩個星期，審完了平時需要一兩個月才能審完的100幅構造圖。 “涿州的兩年多時間裡，我們真正做到了完全徹底、一心一意，除了睡覺，連吃飯時大夥兒常常端著飯碗還在研究討論圖紙，那種勁頭，跟當年餘、康指揮大慶會戰的創業時期不相上下。”年屆75歲的中科院院士邱中健，今天談起涿州“總參謀部”的那段經歷，依舊激情澎湃。 “我還給你講一件事。”邱中健說：有一天深夜，負責外國物探資料接收工作的陳澤芬，接到一份美國埃索公司地震處理資料當夜11時到北京機場的電報，這份電報上說，所有空運的資料必須在6小時內從機場卸完，因為埃索公司租用的美國飛虎航空公司的波音747飛機，在北京國際機場停留的時間僅有6小時，超時罰款，且數額巨大。 陳澤芬找到了物探局生產科的張志遠。 “這深更半夜的哪兒去找人找車呀？”張志遠有些為難了。 “如果我們不能在6小時之內把資料卸完，不僅賠不起，而且在外國公司中會產生極壞影響。無論如何也得想法把車和人都找到！”陳澤芬一邊擦著額上的汗珠，一邊跟張志遠說大道理。 “我明白了！”張志遠一揮手，便轉身消失在夜幕之中……不一會兒，在他帶領下，30多名生龍活虎的年輕人，連車帶人齊刷刷地站在陳澤芬面前。 “老陳，人、車都齊了，現在聽你指揮！”寒風中，穿著棉衣棉褲的張志遠跑到陳澤芬面前來了個立正敬禮。 “你真有辦法呀！咋一下找了這麼多人？” “這簡單，我跟團委書記一說，他立馬行動，這不都來了嘛！”張志遠說得挺簡單，可這支突擊隊能在短時間毫不含糊地組織起來，並在之後的數小時內突擊連續作戰的精神，讓目睹他們的首都機場工作人員感動不已。那是寒冬季節的深夜，重達9萬多斤的5萬盤磁帶和資料，你得一箱箱小心翼翼地搬運，從午夜一直搬運到凌晨3時，25輛卡車全部裝滿。機場地勤人員驚訝地問陳澤芬：“你哪兒雇了這麼能幹的勞務工呀？” “哐當——”當張志遠他們爭分奪秒卸裝完貨物的最後一瞬，機場貨運部的大門被無情地撞上了，機場貨運處的廣場上重新恢復了沉寂，耳邊只有呼嘯的北風仍在刮著……怎麼只有我們這些人啊？ 30多名剛才還是汗水淋淋的小伙子們突然感到冷清起來——冷！太冷了！ 為了保護這25輛卡車的地震資料，他們像堅守疆場的戰士，一分鐘一分鐘地等候著東方的黎明……5時左右，或許是年輕石油人的精神叫人太感動了，首都機場的幾位地勤人員扛來兩大桶熱騰騰的稀粥，讓張志遠他們喝。 “香！”“暖和！”年輕的石油人都說這是他們一生中喝過的最好的粥！ “中國海洋的第一份資源評估報告就是在這種條件下大夥兒拼出來的。這個成果後來獲得了國家科技進步一等獎，主要是為之後的國家海洋石油開發對外招標提供了必要依據。”邱中健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