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亡家屬任香枝拖兒帶女無人可憐，又在為討要百元節日補助金發生爭執時沒給領導臉面反被關押。梁雨潤感嘆：如果當乾部的對百姓連最起碼的同情心都沒有，你自己的廉恥是小事，影響社會安定，讓黨和政府失信於民是大事。
來到山西某著名礦區，看到那片光禿禿的山巒上密密麻麻地排列著那些極其簡陋破舊的工房，心裡就有一種酸痛。主人告訴我，他們這裡還有幾萬人住著這種20世紀50年代蓋的舊工棚土房。
走進位於小山頂的女主人任香枝家時，看到僅有的兩間窯洞房，其中一間已經出現漏雨的坍塌狀。 “在礦山工作，最苦的還不是這些。礦工家屬一年四季最擔心的是男人能不能從礦上活著回家。”任香枝指著不遠處的一座山頭告訴我，那是礦區專門安葬死亡礦工遺體的地方。
“礦上的職工傷亡多不多？”這是我關心的問題。
任香枝盯著我反問：“想听實話還是假話？”
“這還用講？”
“那我告訴你：至少在我們礦上，單位向上面報的職工傷亡數與我們所知道的絕對不一樣。”
“能差多少？”
任香枝略停頓後說道：“這麼說吧，像我孩子他爸是礦上的正式職工，2001年他因工死亡後單位都沒按工亡向上報，你說那些招來下井的臨時民工死了他們會報嗎？”
“國家不是有規定必須上報嗎？”
“是啊，可上報的工亡數超出指標後，你這個單位就評不上先進了，領導就拿不到很多的實惠，升不了更大的官了。”
“為這他們就可以不顧國家規定，隱瞞真相？”
“這種事在礦上多的是。我們已經見怪不怪了！可最苦的還是工亡職工的家屬……”看得出，任香枝是個心直口快的人，一說到這兒，她立即哽咽起來，“我丈夫是1969年的兵，退伍後到了礦上，2001年因工死亡。出事那天是12月25日，天下著雪。我得知後，急得不知咋辦！他老家離這兒有一二百里路，我坐著吉普車上他家想去跟公婆商量他的後事。結果因為雪地路滑，出了車禍，我差點被摔死，搶救了7天才脫離危險。就在我住院期間，礦上派人拿來一份關於我丈夫死亡的所謂善後處理意見書，讓我簽了字。出院後，在料理完孩子他爸喪事的第二天，我就去礦上要求領取死亡補助金和其他撫卹金。這是國家規定的，標準是48個月至60個月的統籌地區上年度職工月平均工資。可是礦上管這一塊的人告訴我，你已經沒有這筆錢了。我好驚愕，我丈夫屍骨剛入土咋就會這樣？他們就說，在你搶救和治療時，礦上已經給你花了32000元了！我一听就急了：我也是礦上的職工，而且你們當初給醫院結算時說得也是非常清楚的，那錢是為我搶救用的。怎麼現在混為一談了？等我再一次次追問時，他們就躲得遠遠的，乾脆不回答。”
“後來呢？”
“後來我才搞明白，礦上根本沒有將我丈夫當作工亡上報，因為他們按病故處理，這不礦上就可以少一個生產工亡數字了嗎？你既然不是名冊上的工傷死亡者，也就不可能獲得國家相關規定的補助金和撫卹金了嘛！可礦上又覺得不好向我們家屬交待，所以就把給我看病的治療費說成是給我丈夫的工亡補助金了。這我怎麼能答應呢？後來我的事情都是因為這引起的……”任香枝的雙手撫摸著那次車禍留在她身上的傷痛，而我知道她更大的傷痛是在心頭……
埋葬丈夫後，她領不到撫卹金和補助金，兩個兒女尚未工作，而她又因車禍落下了一身傷病，全家生活一下子陷入了極其困難的境地。任香枝不得不一次次找礦領導，堅決要求單位將丈夫按工亡處理補發相關補助，否則就要向煤礦的上級部門反映。 “你敢！如果你敢把這事捅出去，讓局裡知道了，那你不僅什麼都得不到，還要把看傷治病的錢賠出來！”有人威脅她。
如今一些單位欺上瞞下的事沒少干，更讓人氣憤的是他們為了自己的官位除了慣使這種伎倆外，還會藉用手中的權力欺壓百姓和弱者。
女兒到了可以工作的年齡，任香枝要求礦上按規定安置工作。礦上竟然對她說，你得從醫院那裡拿出一份傷殘等級鑑定來。任香枝覺得不可思議，自己丈夫早已埋葬在黃土裡，怎麼可能為他做傷殘等級鑑定？
其實並不奇怪，因為礦上的工亡名單上沒有任香枝丈夫的名字，另一方面他們又沒理由不給任香枝女兒安置工作，故而想出個招儿來：你去醫院那兒給醫生塞個紅包，要回一張她爹的傷殘證明書，這樣不就兩全其美了！
任香枝像吞了一隻蒼蠅，沒辦法，為了女兒的工作，最後她只好用了兩個多月時間東挪西借湊了2600元，交給了礦上有關人員，才算把女兒的工作給安置了。
這是一個有過許多榮譽的礦山企業的卑劣行徑！而這在現實生活中又似乎並非個別。
由於沒了丈夫，自己又下崗，並且落得一身傷殘需要經常治病花錢，任香枝在多次要求單位落實丈夫的工亡補助金和撫卹金而得不到的情況下，從2003年開始不得不上北京有關部門反映情況。這回礦上著急了，接她回來後，把她的事上了黨委會。可主要負責人認為任香枝丟了礦上的面子，堅決不同意研究她提出的要求。會議不歡而散。
任香枝繼續上訪，這回接她回礦的是礦黨委副書記。這位副書記對任香枝的不幸很同情，這時也快春節了，他給礦勞保科打電話說給任香枝發100元生活補助。可等任香枝去取時人家說根本沒這事。任香枝打電話問那位副書記，副書記回電話說得清清楚楚：“剛才勞保科長一口答應我的嘛！”後來任香枝才知道，科長在接到那位副書記電話後，忙向礦上的那位負責人匯報，那負責人批示勞保科長說不要給。副書記不知其內情，連續四次追問勞保科長為什麼不給任香枝發錢！
“那天是臘月二十三，外面冰天雪地，可就為這100塊錢，我來回上勞保科跑了四趟。在最後領到那張薄薄的100元鈔票時，我從頭到腳、從裡到外都是透心的冷，氣得渾身直打顫，結果剛出勞保科的門，就摔倒在辦公樓的門口，造成左手骨折，自己賠了5000元治傷……”任香枝提起這事，忍不住潸然淚下。
大年三十那天，左胳膊打著石膏的任香枝上街買了些紙錢準備祭奠亡夫。路過勞保科時忽然心頭之怒驟生，便在門口罵了幾句。哪知被勞保科長和他的家人聽到了，於是雙方又吵又鬧撕扯在一起……勢單力薄的任香枝肯定吃虧。悲憤交加的她被人勸開後，獨自坐在雪地裡痛不欲生，又不免思念亡夫，便在那兒一邊哭一邊燒著紙錢，路過的旁觀者無不同情嘆息。
任香枝萬萬沒想到，她區區弱女子就因為跟勞保科長及家人“干仗”和在現場燒了紙錢，初四那天被保衛科的人找去“談話”。結果一夜沒讓她回家，關在屋子裡十幾個小時連口水都不讓喝。更欺人太甚的是過了幾天，當地公安分局來了幾個彪形大漢，拿著一份《行政處罰決定書》，向任香枝宣布：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治安管理處罰條例》第二十二條第一項，決定給予你行政拘留10天的處罰。
“走吧！”警察將一副亮晃晃的手銬放在任香枝面前。
“你們不能這樣欺負小老百姓呀！不能——”本來就有高血壓的任香枝，蹲在冰冷的看守所一下惡火攻心，第二天就被人抬到了醫院……這一住，便是4個月！兒女和親戚們到處借得4萬多元錢才把她從死亡線上救了回來。實在沒有錢住院了，兒女只得用大板車將她拉回了家。
2004年，無助的任香枝基本都是躺在病榻上。 2005年元月，已經連上北京都沒力氣的任香枝到了省城太原。在省信訪局的接待室，沒等說上幾句，任香枝當場倒在地上。不過這回她幸運，遇上了梁雨潤。
“啥都不用考慮，先送她上醫院治病！”梁雨潤立即與局裡的工作人員一起把任香枝安置治病。
幾天后，任香枝出院再次來省信訪局，結果那天來訪的群眾特別多，在排隊過程中，後面的人一擠，體弱多病的任香枝再次暈倒在地……
“如果連這樣的群眾困難都不給解決，我們就不配當人民的公務員了！我看有些人是連起碼的人性都沒有！”梁雨潤了解任香枝的情況後，痛恨地怒斥道。
梁雨潤打電話給礦區的黨委副書記，陳述自己的看法和意見，要求他們盡快拿出處理任香枝申訴的方案。 “事實和政策都明明白白地擺在這兒，你們還有什麼推三阻四的？”梁雨潤實在看不慣一些單位的做法，“如果你們認為一個弱女子任香枝跑上跑下好幾年、生生死死不足以敲醒你們的良心的話，那我以一個共產黨員的身份，從今天起跟她一起並肩申訴！”
在山西，梁雨潤的大名凡是當乾部的無人不曉，在任省信訪局領導之前他辦案的作風和為百姓辦實事的事蹟傳遍全國。他今天竟然能說出這樣的話，這個礦區的領導大概心裡也有些發顫了。
事情一下變得簡單了。任香枝丈夫的工亡補助金和撫卹金等歸位到了按政策辦的層面了。但還有一件事任香枝咬定不放：她無辜被公安部門兩次拘留，她提出要求讓那些作偽證的干部每人賠償10000元。
事情是這樣：公安部門第一次拘留她的理由是她“打”了勞保科長，到辦公大樓前燒紙，兩件事合在一起就成了“擾亂社會治安”，所以被處罰拘留10天。因為第一次拘留後第二天她就病倒在看守所，後來她病好後又“鬧事”，故幾個月後公安部門又重新開出了一份同樣理由的“行政處罰書”。任香枝受冤受屈反被關押，名譽受損，自然不肯罷休。而公安部門能夠做出拘留她的決定，是勞保科當時有4名幹部出面“作證”她任香枝犯了違反治安處罰條例的事。任香枝要求這4個乾部每人支付她10000元的名譽損失費，賠償她因被拘留引發的近一年生病住院所帶來的精神與經濟上的損失。
開始這幾個乾部不予理睬，反而罵任香枝是“窮瘋了想發大財”。梁雨潤經過調查，得出結論：任香枝雖然當時有與勞保科科長發生爭吵和辱罵等過激行為，但也不足以施加被拘留的處罰，更何況她是因為領取100元生活補助受到勞保科科長的多次刁難後才這樣做的，主要責任方應該在幹部。
“你們回去好好摸摸心口，如果覺得對不起像任香枝這樣的弱勢群眾，你們就向她認錯，每人賠她2000元的精神損失，要不我將你們的問題交你們上級黨委的紀委來處理。何去何從，你們選擇！”梁雨潤找到礦黨委副書記，叫他轉告這四個人。
接下來事情又出現了完全不同的結果。 4個作假證的干部恭恭敬敬地在第二天帶著承認錯誤的誠意和每人2000元錢上任香枝處賠禮道歉，並取得了對方的諒解。
“為啥都是乾部，可對咱老百姓的態度完全不一樣呢？”任香枝在我採訪她的時候，一再提出這個問題。
我想了想，告訴她：區別在於現在有相當多的干部不能權為民所用，以為手中的權只是他自己的。再者，他們已經對老百姓缺乏基本感情。如果不是碰上像梁雨潤這樣的鐵腕人物和一身正氣者，這些幹部或許連基本的人性都很難喚起，良心就更不用說了。
在寫作本文時，正值2006年的中秋節。為了躲避在京城的各種干擾，我回到蘇州老家閉門執筆。但腦海裡卻不時呈現另一個人在北京過中秋節的情景：時間是2004年，北京永定門火車站。幾個別有用心的外國人在火車站廣場上向中國老百姓發放白面饅頭，去拿白面饅頭的人不少，他們中多數是赴京上訪的人，因為中央機關的不少信訪接待部門就在永定門火車站附近，因此那些沒吃沒喝的上訪人員大多聚集在這裡。這中間，有一個人因為飢餓暈倒在廣場上，可當有人舉著熱騰騰的白面饅頭叫他快上外國人那裡拿時，他憤怒地回答說：“就是餓死，我也不會那麼賤！吃他們給的饅頭，我不僅會肚子疼，還會心痛！”
這個人後來我在太原認識了，他叫劉德。劉德很有德，10年受冤申訴，來過北京近百次，每一次出門卻都是穿得整整齊齊、幹乾淨淨，儘管他連一件像樣的衣服都沒有。那天省信訪局的同志安排他來見我，一個與我年齡相近的人，看上去卻如風燭殘年的老漢。我倒了一杯水請他喝，他雙手端了幾次卻始終沒端得起來，最後只能俯下身子，伸長脖子才能喝……
“都是這10年申冤歲月落下的毛病。”劉德開口就已眼淚嘩嘩，一個男人在陌生人面前這樣，足見他積聚在心頭的冤屈有多深了！
我讓劉德說說他的事，劉德用手指指自己的腦袋，說：壞了，這兒壞了，還是給您念材料吧！他掏出一沓發舊的材料，足有十幾頁紙，我靜靜地聽著他念，一直等到他泣不成聲念不下去了……老劉的命太苦了，他是一個真正的弱者：自己10年前被單位停發了工資，上有80歲的老父親，下有一個未成年的兒子，妻子有病沒有工作，連他4口人本來靠他一個人的工資支撐著，可失去工作的他不僅要為自己的事到處申訴，還要養活其餘3口。日子如此艱難，讓這位16歲就在鐵路建設兵團戰鬥的人徹底喪失了男子漢的尊嚴與力量。
他說他到北京上訪因為沒有錢買票而被無數次半途趕下車，餓著肚子，蜷曲著身子，躺在寒風刺骨的荒野之上；他說為了在大街上討口水喝，被人當作流氓捱過耳光……最讓他難以忘懷的是替有病的妻子賣雪糕，在零下一二十度的寒冬臘月里呆在大街上十五六個小時竟然沒賺到一分錢，反而賠了十幾塊錢。他還說，妻子患了糖尿病，因為沒有錢醫治，所以凡是在太原舉辦過的那類糖尿病報告會他幾乎無一例外地參加了，而且都是帶著妻子一起去的。因為這種報告會一般都是推銷產品的廠家舉辦的，一是能聽到些治療糖尿病的知識，二是可以免費給妻子測血糖，三是還能獲得一些贈藥。
劉德說他這輩子最受感動的是：去年春節前後，省信訪局梁雨潤親自到他家走訪，並派王英同志到他家拜年。 “10多年來，在我沒有工作、沒有工資之後，每年過年鄰居們都是歡天喜地，喜氣洋洋，而我們全家人總是以淚洗面，連口肉都吃不上。這一年在梁局長的關照下，市信訪局給我200元生活補助。我拿著這200元錢，給妻子買了藥，又買了3斤肉，包了餃子吃。這200元錢，對我全家來說是一個可觀的數字。它不僅是簡單的200元錢，它是黨和政府對我全家的一份深深的關愛，是雪裡送炭……”劉德像背書似的念這一段話時，我聽得兩眼濕乎乎的。
200元錢能算個啥呢？可劉德卻把它與黨和政府對一個弱勢平民的關懷聯繫在一起。老實說，我既感欣慰，又感悲切。
“1971年，我響應黨和政府的號召，積極報名參加了鐵建兵團，戰斗在京原線上。我們所在的地方，當時條件十分艱苦，住在老百姓家裡，連玻璃窗都沒有。白天我們在零下二十幾度的環境下修路，晚上睡在沒有火的炕上，還要軍訓。可沒有一個人說苦。記得一天，軍代表看我寫的字不錯，就說你用毛筆寫上14個大字，然後再刻在我們開鑿的山洞口。於是我拿起大筆寫下了：條條鐵路通北京，紅心永向毛主席。”
劉德是與我同年代的人，我們曾經經歷過那些不講條件、不講報酬的為國家奉獻的年代。幾十年過去了，我們中許多人今天成為乾部，成為富人，也有的成為名流，但多數像劉德一樣，他們還是普普通通的人。如果他們有一份工作，有一個和睦安穩的家庭，他們就是平常百姓了。可劉德是其中的不幸者，他辛辛苦苦大半輩子，最後莫名其妙地連個飯碗都丟了，使家庭處在飢寒交迫的境地。
人的一生出現不幸在所難免，問題是像劉德這樣的不幸並非天災造成，而是人禍所致。更嚴重的問題是：當我們相關部門的有關人員明知其處在飢寒交迫的不幸中，仍然那麼冷漠，甚至無情，那麼臉露微笑地往他的心上紮刀子，這就是喪盡天良了！
現今社會上，這種情況不少見。劉德是一例。
1995年，還是太原城北區人大代表的劉德被調到太原某街道辦事處任企業辦經理。這位多次被上級評為先進個人的人大代表，正以勤勤懇懇的態度工作，力圖解決企業辦遺留的問題時，由於新任辦事處主任與原來的老主任之間有矛盾，老實巴交的劉德莫名其妙地被當作老主任的人而先是被擱置起來，最後乾脆找個理由“你就別上班了”。不給工作還不算，後來工資也停發了。劉德找到那個主任，苦苦懇求說，我參加工作幾十年，沒有功勞也有苦勞，就是當清潔工我也甘願嘛，我全家靠那份工資，你總得給我一條生路吧？人家冷冰冰地回答他：沒用，現在體制改革，你就是走過二萬五千里長征也不行！
聽聽，理由充分，而且毫無迴旋餘地。這種干部在整人方面“水平”總是不一般。劉德可就慘了，他向辦事處的上級單位申訴，人家搖頭說，你們辦事處領導不點頭，我們也不好辦哪！劉德再往上反映，但他發現最後落實起來，還是轉到了原地——踢他走的那個辦事處主任那裡。 “你還敢告我？那你去喝西北風吧！”
劉德開始不信這邪，便上省裡反映，後來到北京申訴。 “每一次出遠門時，總是心裡極不是滋味。走，又不放心家裡年邁的老父親和重病的妻子；不走吧，自己的問題等於石沉海底。妻兒的千叮嚀萬囑咐，叫我心碎……”劉德是個感情非常豐富的人，而正是這樣的人在受到如此沉重打擊下，容易出現精神上的一些問題。他又是個非常要臉面的人，用他的話說，“我即使被人騎在脖子上拉屎，也不會用髒話回敬。”而這，又反而被人看作是“神經不正常”。
十餘年上訪之路，劉德沒有在哪一級組織和部門面前有過過激行為，而這也似乎注定了解決他的問題始終遙遙無期。
“我難忘2004年4月2日這一天……”這一天正是梁雨潤第一次出現在省信訪局接待室的日子。來的人太多，二三百個有問題企盼盡快解決的群眾從四面八方聚集省信訪局，排著長隊要找“當代包公梁雨潤”。
“每人只能講5分鐘啊！”信訪局的工作人員從來沒有這樣興奮過，他們既要維持秩序，又同時希望來訪群眾都能與梁雨潤副局長見上一面。
“就這5分鐘的談話，我一下感覺十多年跑的漫漫申訴路有了希望。”劉德拭著眼淚，放下手中的材料，“因為當時梁局長聽完我的申訴，當場表態：3個月內一定給你滿意的答复！這是我10年申訴中見到的第一位省局領導，也是第一位能用這樣肯定的話回答我的干部。當時我內心特別激動。之後，我經常清早4點多起床，先把家務做完，再帶上一個饅頭，6點左右到省信訪局門口等梁局長。知道他每天上班很早，而且也知道找他的人多，我這樣做就可以保證能見到他。每次梁局長見我後，都會耐心傾聽我的訴說，並告訴我我的事情協商處理的進展情況。由於我的事時間拖得長，又加上基層某些幹部從中作梗，梁局長他們處理起來難度挺大。為這，梁局長還特意將我的事向省委副書記、紀委書記金銀煥同志作了匯報，金書記作了重要批示，敦促有關部門加快處理。2005年春節剛過，梁局長帶著部下連續3天為我的事召開有多個方面負責人參加的協調會，終於在農曆正月十四這一天，將我沉冤十多年的問題解決了。當我回家把喜訊告訴家人時，85歲的老父親連聲說，我就是相信共產黨！相信共產黨裡好乾部多！”
劉德的不幸和後來的慶幸，都與遇上不好的干部和好乾部有關。結束劉德的採訪，我獨自坐在房間裡想著一個問題：假如劉德這樣的人後來沒有遇見梁雨潤，他的事是否還要再拖10年、20年呢？
我沒有找到結論。
那天我連續接待了5位昔日上訪者。劉德之後的一位叫趙滿宏，共產黨員，原來在某礦當處級幹部，也是因為新任領導與原任領導關係緊張，結果把他扯了進去，最後他被剝奪了工作權利，甚至以莫須有的罪名被判了3年徒刑。趙滿宏同樣四處申訴，8年得不到申冤。梁雨潤接案後，多次叫上趙滿宏所在單位的領導，親自上趙滿宏家問寒問暖。是梁雨潤的不懈努力與竭力爭取，才使趙滿宏徹底申冤，重新獲得工作和待遇。老趙告訴我，他現在不僅對工作崗位滿意，去年還被礦務局評為先進黨員。
另一位被採訪者叫鹿冬雲。這位女同志一談起梁雨潤，便激動起來，說何作家我只用一句話來形容：在我們山西的上訪者心目中，他梁局長就像太陽一樣，見到了他，等於就有了光明和希望。 “我的事也是梁局長給辦妥的。現在我還經常路過省信訪局大門，每次經過時就在想：如果我沒有遇見梁局長，是不是每天還在為上訪的事沒完沒了地痛苦著？”
是不是？誰能回答？
“我能回答，肯定是這樣。”說這話的是山西霍州煤礦的毛國愛。今年64歲的退休職工毛國愛，一位滿頭銀絲的老人，用她的滄桑經歷證明了我回答不出的結論。
毛國愛1958年參加工作，那時她年輕美貌，充滿朝氣，被組織選送到技校學習。可是後來因為身體原因，於1961年休學，1969年重新上班，她的單位是一個國防軍工企業。由於她的丈夫是霍州煤礦的職工，結婚後的毛國愛在病休期間一直在丈夫工作的霍州某礦駐地居住。這期間正值“文革”時期，一件不經意的事，讓毛國愛參加工作後的40多年裡，有35年是在為自己的冤情申訴。 “35年哪，我從一個剛進門的小媳婦，變成了白髮蒼蒼的老太婆！如果不是遇見了梁雨潤，我還不知是否帶著冤屈進棺材呢！”毛國愛拉著我的手，說往事讓她不堪回首。
中國的奇事真多。毛國愛的冤屈說出來讓人無法相信：1966年，剛嫁給霍州礦務局某礦職工的毛國愛，有一天與鄰居幾個婦女在一起做針線活時，不知誰不小心將桌子上的一尊毛澤東瓷像碰倒掉在地上摔碎了，當時沒有人在意。可到了1970年，毛國愛的一位女鄰居同毛國愛家發生了一點矛盾，結果她向造反派報告說毛國愛曾經摔碎過毛澤東瓷像。在那瘋狂的“革命”年代，毛國愛摔碎毛澤東的瓷像，便自然而然地成為“現行反革命”。毛國愛不是傻子，她氣憤地責問造反後掌權的單位領導：“你們誰能說出我在何時何地摔碎了毛主席像？”向她放黑槍的人是勞資科長的家屬，勞資科長在礦上算是重量級人物，“現行反革命”帽子戴上後一般就不那麼容易摘掉。最讓毛國愛吃暗虧的是，此時正是她原單位恢復她工齡和工作的關鍵時刻。一頂“現行反革命”的帽子，使她的工作和待遇問題全泡湯了！毛國愛不服，上太原和北京申訴。 1973年，總算有人出面為她進行了“口頭平反”。而正式平反是在1985年9月30日由礦務局正式下文的“徹底平反，恢復名譽”八個字，這使毛國愛重新獲得了政治新生。可這時毛國愛年已43歲，而且失去工作近20年。兩年後的1987年12月25日，省國防科工委下文恢復毛國愛的工作。此時年已45歲的毛國愛，已在霍州礦務局與丈夫生活20多年，3個孩子也大了，她原來的國防軍工企業在太原，考慮到毛國愛的實際情況，經國防科工委出面，與霍州礦務局協商，將其安置在霍州煤電下屬單位工作。本來這事也算有個結果了，可多少年來因“現行反革命”問題而失去無數次調資等待遇，毛國愛自然不甘心。她強烈要求有關部門解決她的遺留問題。可是她現在被安置的單位恰恰是當年將她打成“現行反革命”的那一家。雖然決定她命運的領導班子換了好幾茬，可毛國愛要求補償她在打成“現行反革命”期間而耽誤的調資等應有的福利待遇時，單位不予理會。其理由是：那段時間你毛國愛不是咱霍州煤礦的人。毛國愛氣極了，說我當時確實不是你們的人，可定我“現行反革命”的事卻是你們礦上作出的決定，當時你們為什麼不說這人不是我們單位的，憑什麼還說我是“現行反革命分子”呢？
誰也無法回答這個問題。但歷史就這麼荒唐地將這段非人經歷烙在了毛國愛身上，現在想改竟然又碰上了隸屬問題！客觀講，雙方都有道理。
從1988年開始，毛國愛重新踏上申訴之路。她到過礦務局，到過省主管部門，到過北京許多中央部門，但一直沒有解決。 1999年，毛國愛辦了退休手續，沒有解決冤情的她便有了更多時間往外跑了。毛國愛因此也是在省里和北京掛上了名的“上訪專業戶”。毛國愛之所以要不停地申訴，除了自己的工資待遇外，還涉及分房的問題，這些都是平民百姓最看重的事，也是最切身的利益。就個人而言，沒有理由認為她的問題不重要。可毛國愛飽嚐了遙遙無期的申訴之苦，頭髮就是這樣一根根地提早發白的。
2004年，她從熟人那儿知道省裡有個叫梁雨潤的干部能為百姓解難事，所以趕到省城，在梁雨潤上任信訪局副局長的第三個工作日便找到了他。見面的第一次談話，梁雨潤給毛國愛的答復是：只要你的要求合理，我一定為你解決問題。 35年的陳年舊賬，解決起來難度確實不小。梁雨潤曾3次從省城南下到霍州，苦口婆心地與相關方面進行協調商量，特別是最後一次是從早晨9點開始一直談到下午4點，反复協商，反复研究，最終把毛國愛的事給徹底解決了，而且幾方面都很滿意。
那天我上毛國愛家，看到她精神爽朗，氣色很好，兒孫媳婦都在身邊，其樂融融。老人撫摸著一把銀絲，拍著雙腿，感慨地對我說：要不是梁局長，我跑斷這雙老腿，還不知能不能有個結果！
毛國愛回答了別人的問題，卻又提出了自己的疑問。
我聽後默默無語多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