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是一座東方水城，讓世界閱讀了一個古老民族堅守家園與渴望通達的歲月痕跡； 她是一座人間天堂，讓人類懂得了嚮往與追求的遐想之美和智慧創造輝煌的現實之美； 她是一種哲學，古典園林的精巧與小橋流水的仙境映射出歷史和現代的深刻與朴素； 她像一部神話，艷麗的雙面繡和舞動的檀香扇伴著悠揚嬌柔的評彈，歌唱著融和與致遠； 她——是我的故鄉，我的親人，我的生命，我的詩賦…… 這個地方最先只有水，古稱澤國。後來大海往後退了，長江的入海口往東推進，於是澤國變成了沼澤與江湖相嵌的網狀式沖積平原，故此地亦稱“水鄉澤國”。當這片水潦之地塵埃落定之後，整個環太湖地區，遍布著濕潤地區特有的灌木叢林，鬱鬱蔥蔥的櫟木、杉木、樟木及茂密的竹子與蘆草，那樹木草叢中出沒著各種動物……

原始部落的先民，開始在這片土地上以漁獵為主要手段繁衍生息著，與此同時他們開始了我國最早的蠶桑生產，並且創造了著名的良渚文化，為這片古老的土地留下了最寶貴的人類遺產和文明印跡。 公元前11世紀，商末周興之際，中原周太王的公子泰伯和二弟仲雍，為了讓位給小弟季歷，兄弟二人千里迢迢避居於江南，此舉在歷史上被稱作“奔吳”。當時的環太湖地區，乃是蠻夷之地，泰伯與仲雍帶來中原先進的農耕與建築技術以及相對優秀的政治文化和新視野，很快成了當地的首領，並建立起了一個部落小國，史上記載曰“勾吳”，從此開始了吳國的輝煌歷史。 悠悠歲月，到了泰伯、仲雍的十九世孫壽夢時代，“勾吳”開始漸漸強大起來，其子即位後正式將自己的國家從太湖邊的一個小鎮搬到了現今的蘇州城址。那時的蘇州城其實只是一個大約只有十幾個籃球場那麼大的地盤，而且全是用土壘的，史上記載它是吳國的“子城”，這也是蘇州城的第一個名字。

子城雖小，卻上演了一場宮廷政變史劇，即著名的“專諸刺王僚”。當時吳國公子光（闔閭），因不滿叔伯兄弟的領導，一心想自己出來駕馭這個江南小國的航船，故而招募了一名叫專諸的俠客，令其在給喜歡吃魚的吳王僚獻大魚時，用事先藏於魚肚裡的利劍刺殺了僚，從而奪得王位。闔閭是開創吳國成為強國的首位國王，他的主要功績是將中原的先進農業生產技術和先進的農具製造工藝推廣到了吳國，使這片東南水鄉澤國迅速崛起，成為春秋時代的五霸之一。 在闔閭與其子夫差當政的幾十年裡，吳國的實力主要顯示在兩個方面。一是冶金鑄造業，煉出了著名的“干將劍”，此劍最突出的特點在於一等的礦石原料和精良的鑄造工藝技術的高度融合。吳劍成就了吳國霸業。而吳國在這個時代的崛起的另一個原因是絲織產業的迅速大發展，吳綾、商紈、魯縞、楚絹和蜀錦，成為古代絲織品的五朵奇葩。而吳綾據說後來在東漢年間被兩個兄弟偷運到了日本，成了“和服”最早的樣本；“和服”即“吳服”的諧音，其實也就是吳服。

鑄劍與絲織，這一硬一軟，成就了吳國霸業，也孕育了這個地區的文化與民風的精髓。今天的蘇州人不也是靠這幹事的硬氣和成事的和氣開創了新的歷史輝煌和偉大紀元嗎？ 鋼的堅硬與水的柔性，是蘇州人的性格，是蘇州昨天和今天的全部內涵所外溢的最簡單而形象的表達形態。這二者寫就了蘇州的歷史。 我們還是來說一說姑蘇吧： 那是公元前522年的某一日，一位楚國漢子翻越千山萬水，來到這片已比較昌盛的吳國之地。他不是來做生意和謀生的，他是來復仇的。此人叫伍子胥，東周列國時的一位忠臣之後，父親伍奢在朝仗義進諫，被楚王砍頭喪命。一夜急白了頭髮的伍子胥倉皇出逃。可何處是歸身之地？伍子胥最後決定：到吳國去，好日後藉兵回來復仇。

命運淒婉的楚國好漢來到吳國都城蘇州時，已人不人、鬼不鬼之狀，看上去與大街路邊的瘋子乞丐無異。伍子胥身上一無所有，只有手上的一支竹簫。他披頭散發，如此唱道—— 楚國漢子的淒婉之聲，令過路人無不駐足。這時人群中走出一位相面先生，他細細端詳了一下伍子胥，不由大驚失色：“吾相人多矣，卻從未見如斯貌者！此人必是翻天覆地之人也！”於是這位相面先生拉起伍子胥，說：“走，你跟我去見一個人。” 相面先生帶伍子胥去見的是吳王闔閭。吳王對伍子胥大為賞識，日後又因伍子胥屢立戰功，便封他為吳國宰相。伍子胥也不含糊，他助吳王大破楚國，同時也報了自己埋在心頭19年的大仇——將早已死去的楚平王從墳墓中挖出來，鞭屍三百下，還把楚國王室宗廟燒了個精光。

伍子胥後來又扶助闔閭之子、吳國新君主夫差數十年，使得吳國成為東周列國中的強雄。後來夫差在與越王勾踐之間的那場“臥薪嘗膽”的恩怨中沒有聽取伍子胥的良言苦勸，導致越國滅吳。伍子胥在這過程中含憤自盡，在歷史上留下了一幕痛苦的忠臣悲劇。 滄海茫茫，歲月如流。幾千年來，富國之地的蘇州人從來沒有忘記伍子胥這個名字，這是因為蘇州這座世界上獨一無二、且至今保存得如此完整的水城就是當年伍子胥所建。公元前514年，就是在伍子胥奔吳的第8年，他“相土嘗水，像天法地”，為效忠吳王和為蘇州人民造福而修建了當時叫“闔閭城”的姑蘇城池。這一大手筆使伍子胥在蘇州的幾千年曆史上成為最受後代尊敬的人，他對蘇州的貢獻也是空前的。闔閭城碧鋪秋草，烏鵲橋紅帶夕陽。

處處樓前飄管吹，家家門外泊舟航…… （唐代白居易《登閶門閒望》）2500多年過去了，蘇州經歷了無數滄桑歲月和戰事的磨礪，可她從未從整體上改變過自己河街相鄰、水陸並行的獨特格局，此格局亦稱“雙棋盤”的三縱三橫的水城格局。 “水城蘇州”是伍子胥留給蘇州、留給中國和留給世界的傑作。 蘇州因水而活，因水而昌，因水而繁榮延綿至今。 越國滅吳100多年後，蘇州落到了伍子胥的仇敵楚國之手，這時又有一名賢相叫春申君，他繼伍子胥偉業，號召市民和駐兵再度挖河修橋，並將原來的三縱三橫完善成四縱五橫，造東西二倉，用來發展蘇州城市商業，使繁榮的城市更加昌盛。 秦漢三國時代，水城姑蘇未經戰亂，而遠在千里之外的中原地區卻戰事頻仍。蘇州人從那個時候就明白了一件事：悶聲大發財。

悶聲大發財，是蘇州得以繁榮昌盛數千年的一個經久不變的定律，也給周邊庶民和政府留下了又一筆精神財富及寶貴經驗；並將這一強地富民的經驗流傳至今，一直傳播到後來的上海等整個蘇南大地。 蘇州人的“悶聲大發財”留給我們的其實遠非是自身的強地富民的傳統美德，而且也給蘇州吸引和接納外埠人才提供了旁人所不及的大好機會。比如當年的三國時期，中原戰火紛飛，大批賢俊和富商逃至吳國，他們帶著成群的僮僕、滿箱金玉以及先進的農業技術來到蘇州落戶，使得本已富足的姑蘇平添了幾個台階的昌盛和繁榮，使得姑蘇從根本上改變了司馬遷筆下的那種“飯稻羹魚，地曠人稀”的原始澤國的面貌。蘇州的富足與繁榮在三國孫權當皇帝時就顯現，那時的蘇州水上商業已非常了不得，商人們“浮船長江，賈作上下”，且在蘇州的下轄之地太倉設倉，水路可走崑山下海，其船運商貿可抵遼東、台灣等地乃至柬埔寨等東南亞諸國，而那時的上海連灘頭都沒有，僅有幾艘漁船而已。

隋唐京杭大運河的開通，為蘇州經濟與商業的騰飛插上了翅膀。此時的蘇州城已是“千斛為貨，萬斛為市”，堪稱華夏長江之東的第一大都會。 唐宋幾百年間，中國的經濟中心由中原轉移至江南，蘇州因而也自然地成為了江南最繁榮的經濟與商業中心和大都市，所謂“吳人老死不見兵革”，被人描繪成“人稠過揚府，坊鬧半長安”。當時的蘇州有十萬戶商家向皇帝納稅，城內的各種市場更是星羅棋布，熱鬧非凡。 那時民間就流傳“蘇湖熟，天下足”這句話，乃蘇州真實寫照。這一寫照像金子烙在城郭之上，從此一直使蘇州的臉面閃閃發光…… 民間之言，通俗直白。而到了詩人與文客筆下，蘇州則是另一番描述。 “蘇杭自昔稱名郡”，這是唐代詩人白居易在《詠懷》中的一句詩。宋代詩人范成大在《吳郡志》中記下了富有浪漫色彩的“天上天堂，地下蘇杭”的諺語，後來在長期流傳的過程中，成了“上有天堂，下有蘇杭”朗朗上口的千古名句。

意大利著名探險旅遊家馬可·波羅是元代時到蘇州一遊的，他見蘇州“漂亮得驚人，商業和工藝十分繁榮興盛”和美輪美奐的“水域城郭”，不由發出此乃“東方威尼斯”的感嘆。其實，蘇州之美，遠比歐洲的威尼斯更加精彩和絢麗，因為它有幾千年的悠久文化與傳奇的歷史，又有一代代相傳的生機勃發強國富民之經濟內發力，而且蘇州給予人類的不僅是美景，更多的是這裡的優美文化與溫雅民俗，當然還有這塊獨特土地上勃發的對未來的信心與永遠的希望氣息。 “上有天堂，下有蘇杭”，這八個字現在被大家所熟知，似乎已成了一句口頭禪，但在杭州，可能有人卻不太願意說這樣的話，原因是杭州人認為自己是省府城市，蘇州是個地級小市，將“蘇”字放在前面，杭州人有些不情願。但“上有天堂，下有蘇杭”這話是老祖宗傳下的，想改變真不容易。

蘇州在杭州之前、之上，並非僅僅是古人圖個念起來朗朗上口，在新中國成立之前，蘇州客觀上也一直是江南屈指可數的大都市和區域重鎮，這一事實無可爭議。 越過元代，明清時代的蘇州跨入了最為燦爛的一個大發展時期，其商業的繁榮程度和全地區的經濟總量在全國是數一數二的。明萬曆到清乾隆年間，蘇州城區人口超過50萬。到鴉片戰爭前夕，蘇州的城市人口達百萬，是當時當之無愧的世界最大的城市之一。再一個例證：明洪武二年（公元1369年），蘇州向政府交糧達274萬石，佔全國總額的11％，超過當時四川、廣東、廣西、雲南四個省的總和！你說蘇州比哪個省市差了？ 明清時代的姑蘇，她的光芒照亮了中國。這個時代，蘇州又遇上了一個大發展期，可謂“萬商雲集”。據說當時的蘇州城裡光會館就有50多所，公所有150多處！ 康熙時，蘇州已是江蘇巡撫的駐地，江蘇下轄蘇州、江寧（今南京）、常州、松江（今上海）、鎮江、揚州、淮安和徐州等府，江蘇上繳國庫的糧食更是佔了全國的60％以上。看蘇州、江南富得流油，康熙皇帝有些擔心它們會與朝廷分庭抗禮，於是心生一計：強化官員的“迴避”制——本地官和漢官不能在本省任主官。康熙此計雖然打著自己的算盤，但官員“迴避”制不失為一劑治政良策，因而仍被沿用。 蘇州人並不恨康熙老滑頭的這一招，官員“迴避”制不僅沒有妨礙蘇州的經濟大發展，反而使蘇州獲得了又一個難得的大發展時機：那些到蘇州當官的外鄉人多與朝廷關係不錯，更有那些為官的皇親國戚帶著家屬隨從和細軟錢財紛紛擁入蘇州城。當官幾年後，這些人發現蘇州既是升官發蹟之地，又是安居樂業之所，於是乾脆留在蘇州，這下又有一批批親朋好友跟著落戶到闔閭城。嘿嘿，蘇州又一次沖向更加繁榮與富庶的高峰…… 但漫漫歷史長河，不會留給一個城市與港灣永遠的平和與富足，蘇州也不例外。 英國人用鴉片打進了中國，損傷和摧殘了這個東方大國的強大軀體，作為當時最繁華和最富強的商都，蘇州更是飽受了鴉片之苦。據說，當時蘇州城吸鴉片者將近十萬人，一座美麗而富饒的城郭，從此變成了煙鬼伴歌的衰落之城，城內的煙鬼與城外患血吸蟲病的瘦鬼，加速了蘇州發展的歷史車輪直往後退。這是1860年左右的事。更為可怕的是幾年後的又一場浩劫，使得這座千年名城和華夏富都從此淪落為二流、三流的小城——太平天國的農民革命軍為報富商與官吏們的一仇，將蘇州城足足燒了三天三夜…… 蘇州從此沒落。不過百里之外的上海此時開始崛起，於是大量蘇州的精英紛紛遷至黃浦江畔，連同商舖、家產與錢莊的存款，還有幾千年來祖先留傳下來的經商之道和“悶聲大發財”的理念，擦乾痛苦的淚水，拍掉毀城離家時身上留下的灰塵，加入到了創建又一座東方大港新城的行列。這是許多蘇州人的命運，更是多數“蘇商”的命運。 說“蘇商”，現在的定義可能稱江甦的商人；其實歷史上的江蘇省原隸屬江南省，康熙時江南省一分為二，成為安徽和江蘇兩省，江蘇省的稱謂來自江寧府和蘇州府的合稱，因而“蘇商”更多的是指蘇州的商人。  楓橋鐵鈴關有好事者將“江蘇”二字分拆研究，認為“江”即為三點水加一個“工”字，繁體“蘇”字則由“草”、“魚”和“禾”字組成，於是“江蘇”二字從字面上便可作如下理解：水邊的手工業勞動者，將糧食、水產和絲綢等產品運往全國各地，使得這塊熱土成為聞名於世的富庶之地。有人考證：中國歷史上號稱十大商幫之一的蘇州洞庭商人，便出沒在蘇州西南的太湖邊上，就是他們將江南的貨物源源不斷地運送到各地，並在上海創造了一個巨大的金融灘頭和日後的東方第一大城。 今天的人們只知道蘇州人留給我們的僅是一座無數園林與小橋流水的“東方威尼斯”城郭，卻並不知道蘇州人還有比這些更為可貴的重大歷史性貢獻。從本世紀開始以來的幾年裡，蘇州市的工業總產值一直緊隨大上海之後，成為中國第二大工業基地！這個數字令蘇州人自己都有些不敢相信：這是咋回事？ 這種格局是從2004年開始的，這一年的蘇州全市工業總產值為9560億元，除上海之外，中國所有的其他城市全都在蘇州之後。 到了2008年，這種排列和局面仍然沒有多大改變，蘇州仍然如一頭奔騰長嘯的駿馬，遠遠地走在了中國諸多城市甚至是諸多省份的前面。在“發展”二字成為當代社會的主旋律時，一個發展著的城市和發展著的地域從來都受到旁人的尊敬，並被樹立為榜樣和旗幟。 在已經有這麼多年不可更改的發展事實面前，蘇州人自己仍然不敢相信：自古以來，蘇州似乎一直是個區區小域，怎麼可能成為全國的重鎮黃金地呢？ 而且蘇州人又在近年發現了一個更加令他們激動不已事實：蘇州全市的農民收入又是全國第一，人均達11680元（2008年），而全國的平均水平是4761元。 2008年，蘇州市區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3867元，全市財政總收入1500多億元。 按照科學發展觀的理念，許多地方已經不把GDP作為衡量一個地方經濟實力的標準了，地方財政收入似乎成為一種真正的實力標準。 在蘇州採訪時，市長閻立告訴我：在2008年蘇州全市財政總收入的1500多億元中，地方財政一般性預算收入為668億。 “我們向國家和省上交了約800億元……” 市長說這話時，臉上泛溢著驕傲的表情。 市長繼而娓娓道來：“自宋朝以來，中國的經濟中心一直在南方，而南方又主要為蘇南，因此蘇州一直是國家的納稅大戶。有道是：蘇湖熟，天下足。地處太湖流域的蘇州從南宋開始，世代成為中國的米糧倉。蘇州人民辛勤勞作，遂使這片水鄉有'衣食半天下'之稱。以往歷朝歷代，我們蘇州向朝廷貢奉的是衣糧和手工業品。改革開放30年來，蘇州成為國家工業經濟和外貿經濟的重要基地。這是我們蘇州今天最大的亮色了。” “東南財賦，姑蘇最重；東南水利，姑蘇最要；東南人士，姑蘇最盛。”這是乾隆年間在中國社會流行的一句話。在數千年的農耕文明社會裡，蘇州人民以自己的勤勞、智慧，創造了中國農業文明的輝煌。歷史上傳統的農業文明的輝煌照耀在這塊土地上，它把它的所有精華投放到了無比柔媚的水鄉澤國，它所呈現的繁華風韻，體現了中國江南社會經濟的特色，因而蘇州人的歷史性貢獻可以用一個美麗風韻的母親向瘦弱而成長著的子女們源源不斷送去乳汁來形容。 千年以來的中國，假如沒有這樣一位美麗而風韻、慷慨而無私的母親與她甜潤而豐足的乳汁，是不可想像的。 現代化工業文明的今天，這種態勢並沒有多少改變。蘇州在國家經濟與發展的地區大家庭裡，仍然扮演著這樣一位美麗而風韻、慷慨而無私的母親角色。 這種精神在有些人看來是不可思議的。但看一看吳人的祖先，你就不再感到奇怪了。為國負重，從吳人祖先就已經牢牢地植根在心中——公元前11世紀，泰伯與仲雍真誠無二地為國讓賢與奉獻精神，數千年以來一直埋藏在吳人的血脈裡，直到今天依然如此。 梅里的泰伯墓與虞山腳下的仲雍墓，千百年來始終香火不斷，寄託了吳地後人對祖先那種不可抗拒的敬意。讀史人皆知道，由於泰伯、仲雍二兄弟的讓位，中國古代社會才有了一位聖賢君主和一個偉大的周王朝。 又過了幾百年，中國出了一位開創中華民族偉大文化的聖人孔子。這位孔聖人是個非常浪漫的理想主義者，他一生追求“禮”、“仁”，並對未來的世界懷有強烈的憧憬，熱切期望有個政教清明，人民安居樂業的小康社會。 聖人設下的理想主義目標，從公元前6世紀開始，經歷幾十代王朝，一直到了共產主義者治理中國的20世紀後期，這個“小康”之夢，被另一位偉大的聖者推向了現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