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1章 第二章
“梁，你好！……，你能否用幾句比較簡單的語言定義'低代價經濟增長'？對我來說，這是個新概念……感謝你的幫助。”
這是麥克爾·思朋斯於2002年2月26日給梁言順的電子郵件。
麥克爾·思朋斯是誰？
2001年度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美國斯坦福大學教授、世界著名經濟學家麥克爾·思朋斯的名字和簡歷可以從聯合國的網站中找到。
2002年4月12日，這位世界級經濟學大師又一次來信：“我現在理解了你的觀點。這是個好觀點，已經引起了廣泛的興趣。”“我很高興地期待著有機會在中國和你當面討論你的觀點。”
一個月以後，思朋斯再次來信：“我現在在倫敦，將於5月27日飛赴北京。我的手機號是美國××××××。我現在還不能確定行程安排是否合適，我們將住在五洲大酒店。”
兩天以後，梁言順又接到思朋斯的電子郵件：“我將於明天到達，但不了解我們的行程安排。如果合適的話，我很高興和你座談。”
27日早上，思朋斯的電子郵件再次出現在梁言順的電腦顯示屏上：“雖然飛機晚點，還是終於到達了。最好能今天一起座談，明天演講。”
由於種種原因他們未能相見，思朋斯抱憾而歸。
一個在學術界如此重量級的人物，無人介紹，卻想與一位中國的年輕學者“見面”，這是為什麼？
這也是我在認識梁言順的“低代價經濟增長論”之前感到迷惑的。有人約請我為梁言順的低代價經濟增長論寫一篇報告文學時，介紹說這比陳景潤的“哥德巴赫猜想”研究成果“更富有現實意義和長遠意義”。初始我有懷疑，但很快便證實這並非聳人聽聞。
恩格斯說過這樣的話：“在馬克思看來，科學是一種在歷史上起推動作用的、革命的力量。任何一門理論科學中的每一個新發現———它的實際應用也許還根本無法預見———都使馬克思感到衷心喜悅”。馬克思如此重視科學理論的貢獻，是因為科學理論是“時代精神的精髓，人類發展的聖火”。它的每一個重大發現和發展，都給人類進步和歷史前進帶來革命性的作用。
低代價經濟增長理論應屬此列。但是，任何一種理論的產生都要經過從不被理解到理解的過程。梁言順深知這一點，以勇敢者的無畏精神踏上了探索之路。他哼著郭小川的詩句，“在青春的世界裡，沙粒要變成珍珠，石頭要化做黃金……青春的魅力，應當叫枯枝展出鮮果，沙漠佈滿森林……這才是青春的美，青春的快樂，青春的本分”，開始了一場追求真理的長跑。而這樣的長跑是與飛速奔馳的GDP快速列車比賽，比方向，也比時速。有人幾度嘲笑這場比賽是新一出“龜兔比賽”，但梁言順以勇氣和毅力將“比賽”進行下去，並取得成功。
在中央黨校工作，喜歡交朋友的梁言順有著得天獨厚的“人力資源”。他的那些學員朋友，個個都是意氣風發的中國社會棟樑之材，是GDP快速列車的“司機”。梁言順完全可以輕鬆地與這些“司機”順勢而行，或者搭上一程去共同高唱“勝利凱歌”。但梁言順沒有，他在深入地思考著、探索著。
一位市長學員正在講台上介紹他的城市如何連續十幾年以兩位數的GDP速度向前發展，梁言順正巧從一份國外資料上看到了這個市長的所在城市已經被列入從衛星照片上確認的中國幾大“霧都”之一。
“好啊，人家將我的城市與英國倫敦相比，我高興還來不及呢？”當梁言順將這一消息相告時，那位市長居然這樣說道。
“你以為這個'霧都'稱號給了你真的很光榮啊？錯，大錯特錯！”性格斯文的梁言順難得發火。他說：“你知道'霧都倫敦'的景象嗎？”
“我到那兒考察過。倫敦的霧確實很濃，像披上了一層神秘的面紗似的，很美，也很壯觀。”市長說。
“那不是美，更不是什麼壯觀，而是一場抹不去的災難！”梁言順動情地給這位市長講起“霧都劫難”的故事倫敦每當春秋兩季，經常被濃霧所籠罩。據統計，倫敦的霧天，每年可高達七八十次，平均5天之中就有一個“霧日”。英國著名的日記體作家約翰·伊夫林曾寫道“絕大部分倫敦人所呼吸的別無他物，老是一些又濃又濁的煙霧，外加一種又髒又臭的氣體直入肺腑，使得全倫敦患粘膜炎、哮喘、肺結核的人比全世界患這些病的總人數還要多。”1952年12月4日，連續的濃霧將近一周不散，工廠和住戶排放出的煙塵和氣體大量在低空聚積，整個城市為濃霧所籠罩，陷入一片灰暗之中。其間，有4700多人因呼吸道病而死亡；霧散以後又有8000多人死於非命。這就是震驚世界的“霧都劫難”。
“天呀我的城市本來就是個'煤城'，這麼說來弄不好也有一天會慘遭倫敦式的大劫難啊”市長驚恐起來。
“你以為呢？千萬記住！經濟建設要快速，可得注意全面協調的發展，光講發展，不計代價，那樣的GDP再高也是虛的！”梁言順直言。
市長開始有些焦慮不安，但很快又說：“梁兄，你可不知。我們是乾具體工作的，現在是啥時候？一個城市跟一個城市、一個地區跟一個地區在較著勁比GDP呢？你GDP硬了，啥也都硬了！明白嗎？”
“這樣的局面早晚要改變。”梁言順堅信自己的觀點。
市長拍拍梁言順的肩膀：“好吧，理論問題就留給你們這些筆桿子吧！”
梁言順的內心一陣痛楚：中國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是一項前無古人的偉大實踐，不重視科學理論的指導難免會付出慘重的代價。
代價？要發展自然要付出代價？幹什麼都要代價嘛？有人這樣說，似乎還很有道理。
但這樣的認識是淺層的。經濟科學的作用在於指導實踐，使經濟發展不走或少走彎路。然而在實際生活中，人們常常被一些其實是錯誤的理論支配著、引領著。
梁言順在研究西方經濟學理論中發現從亞當·斯密、李嘉圖及後來的丹尼森、庫茲涅茨等人主張的“多因素決定論”，到法國重農學派鼻祖弗朗斯瓦·魁奈及後來的凱恩斯、哈羅德、多馬等人的“資本決定論”，到新劍橋學派瓊·羅賓遜、卡多爾及帕森奈蒂的“收入分配決定論”，到索洛和阿布拉莫維茨的“技術進步決定論”，到德國歷史學派先驅弗里德里希·李斯特及後來的舒爾茨、盧卡斯、羅默等人的“知識和人力資本決定論”，這些西方經濟學家的經典之作，在剖析經濟增長理論時都有意無意地遵循了這樣兩個假定：（1）凡是產出的都是有益的，即都計入收益；（2）生產除了消耗成本外，不付出任何代價。這就是說，要素投入效果都是正向的。
這些理論影響著19世紀的大半時間並幾乎佔據了整個20世紀。在改革開放後的中國經濟發展中，這些理論同樣影響著理論界尤其是經濟運行中的實際工作。
“事實上，影響經濟增長的諸要素如勞動、土地、資本、技術進步、人力資本以及寓意寬泛的知識因素，對經濟增長的作用都不是單向的。它們既能增加物質財富，促進經濟增長，又會產生負面效應，如浪費資源，破壞生態環境，造成大量的不良品、人為事故以及諸多社會問題等等。”梁言順說。
任何理論的前提假定的片面，必然導致理論本身的片面。梁言順研究的結果是：如果把要素投入效果的二重性引進增長理論中，那麼幾乎所有西方經濟增長理論的結論“都需要重新推敲和修正”。
“只求增長不顧代價，只計眼前利益不為未來著想的經濟政策，必定會造成經濟增長與沈重代價並存的局面，這已為近現代經濟增長的歷史事實所證實。”梁言順在證實西方經濟理論的缺陷時，也在證實自己的觀點的正確性。
“資源、生態、環境等問題，是發展經濟學的研究對象，經濟增長理論不應該涉及這些問題。”權威人士反駁梁言順。
梁言順用自己的研究成果回擊：“這種觀點是站不住腳的。因為一方面經濟增長的本義就是國民生產總值或國民收入或說是國民財富的增加，而經濟增長的代價僅就代價的經濟意義看，表現為國民生產總值或國民收入或說國民財富的浪費與減少。人類追求的應該是扣除了代價以後的純淨的經濟增長，這種經濟增長與減少代價具有同等重要的經濟學含義。因此，把一個問題的兩個方面人為地割裂開來是沒有道理的，是違反經濟學規律的。另一方面，西方經濟學界長期以來形成的一種認識極其有害似乎只有不發達國家或者發展中國家才存在著資源浪費、環境污染、生態破壞等一系列問題。於是這些代價問題自然而然地成為發展經濟學的研究對象了。其實，造成全球資源浪費和環境污染及生態破壞嚴重的國家首先是那些發達國家。”
世界第一經濟強國美國，從20世紀20年代到70年代，發展速度超過任何一個國家。它的工業化程度和信息化程度夠可以的吧，但美國無法擺脫目前世界上“環境污染大戶”這頂黑帽子。聯合國環境計劃署提供的數據表明，美國僅佔全球5%的人口所排放的二氧化碳卻佔了全世界的24%很多人會記得一份名為限制二氧化碳排放的《京都議定書》，在這個文件上，別的國家都簽了字，唯獨美國不干。為什麼？因為它做不到。
日本的教訓不在其下。日本最大的化工廠“千素公司”，因為把甲汞釋放到了水俁灣中，致使2248人被證明患上了“水俁病”，其中1004人已經死亡。這個廠排放的甲汞如果不加控制，廠方每年要向居民支付的損失費高達9700萬美元，等於每年要從利潤中拿出近三成的錢來作賠償，而這仍然不能撲滅周圍居民想“砸爛工廠”的憤怒之火。
經濟增長的代價問題是一個世界性難題。大量確鑿的數據和事實表明，西方發達國家都已為此付出了沉重代價，並且到現在還沒有從根本上解決。中國的情況也並不樂觀。
物質文明正在顛覆已有規則，但想拉住人類發展的列車往後退，那是不可能的。前進的時代列車在永不停歇地奔馳著，我們所能做的事情就是為其選擇最佳的速度和最節約的能量。
“蘇老師，我的理論分析部分出來了”一天早上，梁言順興沖沖地抱著一疊稿子來到蘇星教授辦公室。
在數万字的草稿裡，有對西方經濟增長理論的流派及其片面性的分析，有對低代價增長模型建立過程的論述。運用數學進行經濟分析是這個初稿的一大特點。請看下面的推導———
Y（t）=AK（t）αLβ（t）P（-1）-γ（t）eλt （1）
式中，A仍為常數，λ為餘值。將（1）式兩邊取對數，得：
（dY/dt）/Y=α（dK/dt）/K+β（dL/dt）/L-γ（dP（-1）/dt）/P（-1）+λ
上式中，（dY/dt）/Y即是經濟增長率GY；（dK/dt）/K是資本投入增長率GK；（dL/dt）/L是勞動投入增長率GL；（dP（-1）/dt）/P（-1）是代價增長率GP。
於是，得
GY=αGK+βGL-γGP+λ（2）
這就是低代價經濟增長模型。建立這個模型需要相當厚實的數學基礎。這正是梁言順的特長所在。
1979年，年僅16歲的他，以全省突出的考分進了山東理工大學。據說那年的數學考題特難，能考到四五十分的便能進入高校，而梁言順考了85分，這個成績在全省屬鳳毛麟角，為此山東理工大學負責招生的一位女教師驕傲了好一陣子。大學本科時的梁言順輕鬆自如，精力過剩，為此他在當時的“哥德巴赫猜想”熱下，也研攻過這道“世界級難題”。大學畢業後，作為全系應屆畢業生中唯一的留校生，梁言順幹起了政治輔導員和共青團工作。 1989年，他得到學校同意考上了遼寧大學日本研究所碩士研究生。梁言順曾對日本經濟的研究入迷，但很快他發現這種研究與自己的抱負有距離日本的經濟已近成熟，中國的現代化建設才剛剛起步，有那麼多問題需要有人去研究，何必捨近求遠梁言順毅然放棄留學日本的機會，隻身來到北京，報考到著名經濟學家蘇星門下。
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思朋斯，幾經周折後，於2004年5月的最後一天，在北京與中國青年學者梁言順相見了。
在北京西郊的友誼賓館貴賓樓裡，思朋斯與梁言順一見面就說梁，也許連你自己都不知道，你的“低代價經濟增長”理論對世界經濟學界有多麼大的影響是你以自己的勇氣和膽識，第一個指出了包括許多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創立或尊崇的西方經濟增長理論所共同存在的缺陷忽視影響經濟增長的要素投入效果的二重性，以及由此引起的經濟增長的代價。
未等梁言順開口，這位經濟學理論中的信息不對稱理論奠基人又提高語調說梁，你提出的低代價經濟增長理論，其意義不僅對中國，對世界經濟學界也是個重大貢獻。
梁言順聽後不能不激動，因為他的“代價理論”發現本身就充滿了代價的真實含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