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9章 第一章三個里程碑式的人物

如果說本世紀後20年的中國是條真正醒來的巨龍，那麼催醒這條巨龍的人便是鄧小平。短暫的歷史所發生的巨變的現實，證明了鄧小平走中國式社會主義道路的理論是中華民族再度稱雄世界的思想基石。 如果說當年安徽鳳陽農民在一張土地承包書上重重地寫下自己的名字而走出了中國農民實踐小平理論的第一步，那麼義烏人僅用十幾年時間在一片貧瘠的黃土地上建成了一個令世人矚目的現代化大市場，則是中國農民真正運用小平理論，進行著一場祖先們幾千年來一直夢想卻始終得不到實現的偉大革命，這就是使臉朝黃土背朝天的“泥腿子”們得以揚眉吐氣地成了城市的主人，使每一塊過去只種糧食的莊稼地奇蹟般地變成了生金收銀的市場。聽起來似乎都很平淡的一段往事，然而作為同一時代的我們，又怎能不理解其瞬間的歷史中曾有的那充滿曲折與驚濤駭浪的漫長……

義烏在哪裡？義烏人是誰？義烏？好怪的兩個字，什麼意思？興許幾年前像我這樣常在各地奔跑的人都會提出這樣的問話。 是的，連義烏人自己都這樣告訴我，換了十幾年二十多年前，他們自己都不願張口讓外人知道自己是啥義烏的人。那是義烏人沒有自己敢顯耀的地方名稱，取代他們的是被人瞧不起或吐唾沫的“雞毛換糖”的“敲糖幫”。在過去的江南，有句話這樣說：“苦，苦不過大年初一披風戴雪走千家的敲糖幫；爛，爛不過夜宿豬棚日討飯的叫花子。”據說，已有幾百年靠敲糖換雞毛歷史的義烏人，在十二三年前的公元1986年、1987年時，才徹底扔下那副靠賺一把雞毛一根豬骨來維持生計的換糖擔子。 後來我才明白，今天的義烏人為什麼一聽說我要寫一部義烏新史時就最先把馮愛倩抬了出來。

出現在我面前的馮愛倩，是個很典型的南方阿婆。她說今年她已經59歲了，生意做得不大不小，現在主要精力在參與管理“中國小商品市場”。 “忙哩，幾萬個攤拉，十幾萬個商家，天天都有你幹不完的活，做不完的事……”馮愛倩遞過名片，我一看職務還真多：義烏市政協委員、個體勞動者協會副主席、市場治保副主任…… “人家說我是華夏第一市裡的'一號臣民'，這還真不是吹出來的。你們外人現在來看看我們義烏市場今天這麼熱鬧，這麼了不得，可你們是怎麼也想不出我們現在這些百萬富翁、億萬富婆，在當年是如何一步一磕頭、一跪三作揖走過來的。”馮愛倩眼裡閃著晶瑩淚花。 “過去義烏人窮得遠近聞名。別說鄉下種地的農民，就是我這樣吃商品糧的城鎮居民戶的日子也過得有了今朝沒明朝。”如今早已是“百萬富婆”的馮愛倩一談起往事，總會情不自禁。她說，她年輕時也是種地的鄉下人，為了實現做“城里人”的夢，敢作敢為的她不顧別人在後面指指點點，大姑娘一人扎到爺們堆裡參加了“生產合作社”。那時馮愛倩的生活根基雖說還在鄉下，但那種“吃商品糧”的感覺使大姑娘的她內心充滿著自豪感和優越感，成天小嘴裡有唱不完的小曲。但窮地僻壤的義烏小城鎮，在當年就像一艘漂泊不定的破船，沒幾年，馮愛倩就被上面一聲令下，又把戶口轉到了鄉下。為了養活5個兒女，僅靠在供銷社工作的丈夫那幾個死工資，連一家人的嘴都填不了。馮愛倩十分心酸地告訴我，有一次為了給孩子做一頓飽飯吃，她竟然連跨了6條門檻也沒借到一粒米。她不得不攜子拖女在丈夫單位下面當家屬臨時工，並且一干就是7年。一晃到了1979年，孩子們也開始大了，上學、穿衣都得花錢，做媽的馮愛倩顧不了啥“面子夾裡”的，她看到稠城鎮的一塊火災燒毀的房基地上有人提起籃子在賣各種小商品，一天也能賺回幾塊錢來。這對巧婦無米炊的馮愛倩來說，太有誘惑了。當她興沖沖地到街道申請“做買賣”時，街道一名負責人大眼瞪小眼地朝她嚷嚷道：“我們正準備抓那些投機倒把分子呢，你可好，還想跟他們合幫呀！”馮愛倩嚇得再不敢進街道管委會那個門。

可日子還得過。 1980年，做了近40年“城里人”夢的馮愛倩終於實現了夢想。為了把農村的戶口遷到城裡，她賣掉了10擔穀子，每擔8元，總得80元。入夜，馮愛倩摸摸口袋裡的錢，心裡不停地想著“小錢變大錢”的事。 “哎，你有沒有錢借我？”她推醒正酣睡的丈夫。 “你……半夜了想什麼事嗎？”老實巴交的丈夫揉了揉眼，問，“要錢幹啥？你不是剛賣谷嗎？” “我想做點生意，那點錢不夠本。” “啥？你要做生意？”丈夫似乎一下被嚇醒了，“我們今天下午還在開會說要狠狠打擊投機倒把，你不是將雞蛋往石頭上砸嗎？” “啥砸不砸的？我全家人要吃飯，誰管？”馮愛倩生氣了，“你到底有沒有錢借我？” “除了工資全交給你了，我哪還有錢嘛？”

丈夫說的是實話。無奈，馮愛倩後來只好託人從信用社貸了300元。有了這380元的本錢，40歲的馮愛倩便開始了艱辛的從商之路。 最初的生意很簡單，先到百貨公司那兒進點很便宜的鈕扣、鞋帶、別針什麼的，這些都是義烏“雞毛換糖人”的必需品。少進小出，第一天擺攤，除去成本、開支外，淨賺了6元多。馮愛倩的心裡別提有多高興！她過去當了十幾年的臨時工，一天工錢不過9毛錢，一個月下來也就是27元。如今一天就是6元，這筆賬誰都會算。第二天擺攤比第一天還多賺了幾元，第三天馮愛倩回家一點當天的生意，呀，整整賺了22塊！ 做定了，這“奸商”我做定了！嚐到甜頭的馮愛倩從此一發而不可收，她知道要賺錢，一是必須進貨便宜，二是必須出手快。當時義烏只有兩個像樣的集市，一是稠城鎮集市，另一個便是“雞毛換糖”的發源地廿三里集市。兩個集市一逢農曆雙號，一逢農曆單號。為了趕這兩個集市，馮愛倩頭天早晨在這個集市擺完攤後，下午就得立馬乘車趕到外地進貨，當天夜裡必須趕回並配好貨，這樣才能趕上第二天的另一個集市。不說一個婦道人家在大街上擺攤做買賣會遇到什麼樣的事，單說上外地進貨這一項，馮愛倩說她現在想起來都會感到是一場場噩夢——

“……頭年夏天，我到金華百貨公司進貨，求人敬佛，好不容易進了2000把紙扇，當我擔著擔子往回趕火車時，因為天熱擔重，又空了兩頓沒進一口水和一粒糧，我沿鐵路走著走著，突然心頭髮悶，兩眼直冒金星，連人帶擔子倒在了鐵路邊……我怎麼也起不來，心想這回慘了，別說賺錢，就是性命都撿不回了。就在這時一位好心的道口工瞧見了，是他把我扶進小屋，又是端水又是幫著揉腰，才算使我緩過勁來。說起到外地進貨的苦處，真能講幾天幾夜。那時各地的政策還沒開放，我們這些個體戶上國營單位進貨，人家就像見瘟神似的害怕，生怕多收你一分錢也會沾上'資本主義病菌'。可畢竟有不少企業的積壓產品太多，又見我們都是現錢交易，所以我們的貨源還能解決。但回程的路常常比上門求貨更難，鐵路線上的'打擊投機倒把'比抓小偷還嚴。為了躲避一道又一道的檢查，我們都不敢走火車站的檢票口，全得等火車出站或到站放慢車那段時間裡扒窗上下車。你想都是幾十歲的婦道人家，又帶著筐子拖著貨，那扒車的光景誰見了都說我是要錢不要命啊！可他們哪裡知道，為了一家人的生活，為了孩子能上學吃飽飯，我這麼做是既要錢來又不敢捨命啊！有一次帶著貨跳車稍稍慢了一個眼神，結果差點摔斷我的雙腿。那時我們這些上街出門擺攤做生意的人，都被看做'投機倒把分子'，你一不留神就可能被'市管委'那些戴紅袖標的人抓進去，罰沒錢物，上學習班。我印像中最可怕的情形要算外出進貨回義烏的事了。那時哪像現在條條大路通義烏，只有一條鐵路連著外面，所以我們出去進貨只能搭乘火車。每次回義烏時，眼看快到站時的那幾分鐘裡，遠遠先把貨從車窗口扔到鐵路旁邊的莊稼地或野草叢裡，然後人再隨著減速的車子一個跟頭跳下去。轉身貓著腰重新撿起貨物拔腿便跑……你問為啥這麼做？怕呀，每趟車到站時總有好幾隊戴紅袖標的人，像憲兵似的在站口左右的幾百米之間巡邏，抓住還了得！說出來你可能會覺得好笑，有一次我跳車下來剛剛把扔下來的貨物重新收拾到擔子裡，剛直起腰就見迎面有個戴紅袖標的人朝我這邊走來，嚇得扔下擔子撲通臥倒在地。你說戴紅袖標的他檢查就檢查吧，可偏偏這冤家遛遛逛逛不走人，害得我整整趴在野草堆裡好幾個小時，苦啊，現在回想起來就要掉眼淚……”

剛直的馮愛倩不想讓別人看到自己掉淚，她把頭往上一仰，嗓門一下高出兩倍：“你說我們這麼玩命從外面運回些百姓生活日常用品，到市場上擺攤換那麼幾個辛苦錢，可偏被說成是'資本主義的尾巴'，硬要砍斷不可。當時我們義烏城關的稠城鎮沒現在這麼多的人口，城市面積也沒這麼大，但也有幾萬人在這裡生活著呀。我們這擺小攤的人天天就像游擊隊似的東擺一時辰，西擺一時辰，好不容易後來在縣委、縣政府門前附近的一塊空地上有了可以做買賣的氣候。有關部門的人就一下出動了好多人，把我們這些做生意的和來買貨的顧客趕得四處奔跑，當時百姓們敢怒卻不敢言，因為上面也一直在喊不准這不准那。可我們是小老百姓一個，要吃飯要生活呀，賣個家家戶戶都離不開的針頭線腦、牙膏筆頭有什麼不可以的嘛！我們一幫在北門街擺攤的小販們扎堆在一起議論，一議論就心裡來火。大夥好不傷心地說，阿拉義烏人看來永遠只能外出披風戴雪去當'敲糖幫'，過吃百家飯的苦日子了！我聽後心裡也好難過，尋思著難道自己的人民政府和共產黨就這麼不能體察民情？不行，我一定要弄弄明白，說啥也得讓當官的明明白白地告訴我一聲，到底讓不讓我們百姓有口飯吃？

“決心已定，我就一連幾天守在當時的縣委大門口。因為聽說縣里剛來了個新縣委書記，我想要找就找最大的官。大夥都知道我要找縣委書記論理，都又盼又怕地跟在我後面想看個究竟。一天，有人告訴我說那個個頭不高、衣著很樸實的人就是新來的縣委謝書記。我見他剛從理髮店裡走出來，便壯著膽迎上去問道：'你就是謝書記嗎？'他打量了我一下，問我是乾什麼的？我說：'我是在市場上經商的，做點小買賣養家糊口，可政府為啥趕著我們天天無處落腳，或是拿高得嚇人的收費來逼我們幹不下去呢？'我說完這幾句話，謝書記用不同尋常的眼光打量了我一番，見在我身後又站了一大群圍觀者，便把頭一甩，說你到我辦公室。一聽縣委書記這句話，我身後的那些伙計們真嚇壞了，心想你馮愛倩這下完啦，不是被抓起來，也要狠狠地被批一通。那時'文革'剛結束沒幾年，大家受階級鬥爭的影響太深了。我當時心裡也緊張，人家是一縣之官，我小小老百姓一個，他一句話說不定夠我坐不完的牢呢！可又一想，事已到此，我即便是坐牢入獄，也要從共產黨的書記嘴裡弄個明白：到底做買賣錯在哪裡？就這樣，我跟著進了謝書記的辦公室。不想這個謝書記一進門嗓門就大了，說你在縣委的大門口吵吵嚷嚷成何體統？我一聽也來火了。看他在桌子上敲一下，我就在桌上拍兩下。興許謝書記還是第一次看到有那麼一個普普通通的平民百姓，敢在他面前為了擺攤與不擺攤的問題如此動肝火，於是竟然慢慢平靜下來，給我讓座倒水，又坦誠相待地問我義烏百姓的生活。我呢，一看這麼大的父母官能靜下心來聽百姓的話，頓時多少年憋在心頭的話像開了閘的水，我說，我們義烏人祖輩窮，窮就窮在人多地少田又薄。可為什麼還能在此生活繁衍至今呢？就是義烏人會經商，你可別小看這'雞毛換糖'，它作用可大呢，一方面解決了我們這兒人多地少勞動力充裕的矛盾，另一方面大夥通過點點滴滴的做些生意彌補了家家戶戶的生活困難，更重要的是我們義烏人最敢闖，肯吃苦。如今其他地方都在搞開放，我們義烏人沒有啥優勢，也學不像人家，但我們這兒的人都會經商，都會'雞毛換糖'呀！要能把'雞毛換糖'的精神和經商積極性發揮出來，我就不信義烏人不如別人。我說到這兒，謝書記眼睛也跟著亮了起來，問我，你真認為行嗎？我說怎麼不行？隨後我把自己前陣子做小生意，有時一天賺的錢比過去一個月掙的工資還多的事一說，謝書記頻頻點頭，又不停地在辦公室裡來回走動起來。後來，他站在我面前，大聲說道：'好，你先回去，讓我好好想想。 '我一聽很高興，剛出門又想起一件重要事，便轉身問謝書記：'那我們能不能在街上擺攤呀？ '他一揮手，說可以，你們先乾幹再說。我又擔心地說道：'可市場管理人員天天趕我們呀！ '謝書記雙手往腰里一叉，說：'放心，我會打電話給他們的。 '跟縣委書記見面會有這麼好的結局，是我做夢也沒有想到的。難怪當我走出縣委大門時，那些等候在外準備看熱鬧的經商朋友一下擁了過來，說你怎麼沒被抓起來呀？我笑笑說：'謝書記還給我倒茶遞煙，怎麼會抓我呢！ '可大夥最關心的還是讓不讓擺攤經商的事。我說：'只管擺，我有謝書記的話呢！ '大夥將信將疑，我呢心裡有底，像以往一樣挑起擔子往馬路邊一放，便吆喝起來，而且這天的嗓門比平時更清脆響亮了許多。伙計們一看我真的毫無顧慮地重新做起生意，便紛紛跟著擺攤設點起來。這不，一連幾天我們紅紅火火擺攤賣貨，順順噹噹，再沒有人來趕我們了。而且不幾日，縣委以'整頓市場領導小組'的名義，發布了在義烏改革開放歷史上有名的第一號《通告》。這個《通告》是手抄的，在北門街上貼了有七八張。這對我們這些'地下工作者'般的經商戶來說，是天大的喜訊。 《通告》一貼出，市民們里三層外三層地圍觀著，那場面至今讓我難忘。沒幾天，北門街頭的小商小販一下多了幾倍，而且每日見漲，直到後來整個一條街上擺滿了攤位，到這兒來買貨看熱鬧的就更多了，這就是我們義烏中國小商品市場的雛形。現在一說起當年的事，義烏人就半真半假地說我是義烏市場的'第一個吃螃蟹的人'。他們誇我說要不是你馮愛倩敢冒坐牢房的險，跟縣委書記較真，'第一號《通告》'就不會那麼快出台，小商品市場就可能形不成今天這個樣，咱義烏市的發展更談不上了！ '哎喲，我區區一個小百姓哪敢貪天之功呀！要說義烏有今天，當家做主的謝書記才是最了不起的功勳！ '

“對，正好這次博覽會他也來了，你一定要採訪採訪他才是。”馮愛倩從那段難忘的回憶中恢復過來的第一句話對我這樣說。 她說的謝書記，全名叫謝高華，是1982年7月調任到此的義烏縣縣委書記，任期至1984年底。謝高華在義烏只有兩年多時間，但他是義烏歷史上口碑最好的一位縣領導。因為在60多萬義烏人心目中，他們一致認為，是謝高華書記當時排除阻力，適應民心，果斷地站出來砸碎了緊箍在人們手腳上的枷鎖，之後才有了義烏飛速發展的商品市場和現代化建設，以及人民的富裕生活。 謝高華是義烏人心中的豐碑。 我來義烏便聽說，前兩年就有人自發起來集資，要為他們的謝書記立一座大理石碑，後來因為遠在衢州過著退休生活的謝高華本人極力反對，才放棄了此事。 1998年10月底，我作為中國作家協會訪問團成員，在義烏市參加中國小商品博覽會期間，有幸見到並採訪了謝高華本人。

現今卸任頤養天年的謝高華，比我想像中的傳奇人物顯得瘦小得多，然而談起當年他在義烏的政治生涯，卻是滔滔不絕—— “我是浙江衢州人，剛調任義烏時情況不了解，但對這兒'雞毛換糖'的傳統卻早有所聞。80多歲的老母親聽說我要到義烏工作，很心酸地說，兒啊，你幹嗎要到一個窮地方？就是老母親的這句話，在我心頭留下了陣陣隱痛。俗話說，為官一任，總得給百姓留點什麼才是。義烏是個窮得出名的地方，我去後能有些什麼作為呢？當時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不久，在下面'左'的干擾還很嚴重，可是我到義烏後的感覺是，這兒的農民思想很活躍。外出經商，上街擺攤的不少。但由於當時的政策不太明朗，有關部門對這些現像一般都是採取'批、打、管、剎'，百姓為此怨言很多，那天馮愛倩上我辦公室論理，說真的是給我上了一課。她走後我一直在思考這樣一件事：既然義烏有善經商的傳統，而且百姓能從中改善生活，為什麼我們不好好因勢利導，網開一面呢？當我把自己的想法放到縣委領導班子會議上討論時，我沒想到大多數人沉默不言，這是為什麼呀？後來我才知道，正是因為義烏自古以來有'雞毛換糖'做些小買賣的傳統，'文革'中的歷任領導甚至包括公社、大隊、生產隊的干部都一直遭上級的批評，原因是即便'批資本主義'最激烈的歲月，義烏始終沒斷過有人搖著撥浪鼓偷偷外出'雞毛換糖'搞經營的歷史，而且一些大隊、生產隊甚至公社幹部帶隊外出。這在'文革'年代當然是'嚴重的政治問題'，抓住一個這樣的典型，肯定沒好結果。但義烏的同志又告訴我，在咱義烏，'雞毛換糖'的事，就像野火春風，你怎麼打、怎麼禁、怎麼趕，它就是斷不了根。我問那到底是啥原因呢？他們只告訴我一句話：窮到頭了自然就得想法求活命唄！馮愛倩和這些幹部們的話，給我當時的心靈上觸動巨大，我決心要把義烏一直受壓制的'雞毛換糖'經商風，作個徹底的調查，看到底是該剎還是該放。為此我發動縣機關的一批幹部，到下面進行全面的調查，聽取各方面的意見。我本人親自到了稠城、義東、蘇溪、佛堂、義亭等許多村鎮實地了解。因為我新來乍到，那時不像現在縣里市裡都有報紙、電視，我當縣委書記的也沒多少百姓認識，所以下去很容易獲得第一手材料。但也有例外的，有一次工商局的一名幹部坐在吉普車上跟我一起下鄉，當地那些參與經商的人過去被工商局的'打擊投機倒把辦公室'的人'打'怕了，一見我們下車便紛紛出門躲避。我對那位工商局幹部開玩笑說：'不行，一兩年之內，你不能跟我同行，否則連我都接近不了一個百姓！'”

通過調查摸底，大家匯總的結果是：50%以上的人以為開放經商市場沒問題，應當大力提倡，40%的人認為問題不大，可以試著辦，只有百分之四五的人反對。有了這個調查依據，謝高華在縣機關大會上就提出：“義烏的小商品經營不是一大'包袱'，而是義烏的一大優勢，應當大力提倡和鼓勵……”這話剛落音，會場上頓時議論紛紛，看得出大多數人是喜形於色，但也有人立即反問：“可上面要嚴厲打擊各種投機倒把活動，像'雞毛換糖'這樣的經商活動，分明算投機倒把，是資本主義的尾巴，我們應當給予堅決的打擊，應當毫不留情地割其尾巴！”這是一個敏感的問題，但又是不可迴避的。當時他內心也很激動，但還是強壓著自己的情緒，用通俗的語言坦誠地對大家說：“過去我在別的縣也乾過'割資本主義尾巴'的事，結果事與願違，影響了當地生產力發展，百姓怨聲載道。而今我們的黨號召改革開放，幹工作實事求是。我到義烏雖然時間不長，但從百姓的話裡，從乾部的深切感受裡，我覺得'割資本主義尾巴'沒道理。就拿我們義烏人'雞毛換糖'的傳統來說，人家過大年歡天喜地，咱義烏貨郎卻在冰天雪地裡走南闖北，沒日沒夜，一腳滑一腳攛地翻山越嶺，挨家挨戶去用糖換雞毛、換雞內金。回來後將上等的雞毛出售給國家，支援出口，差的直接用來做地裡的肥料，把雞內金賣給醫藥公司，自己呢賺回一點利，這樣利國又利民的經營，好還好不過來，怎麼可以說成搞'資本主義'呢，當'資本主義的尾巴'割呢？我在這裡向大家表態，從今開始，我們要為義烏人'雞毛換糖'正名，不僅不准再把這類經營活動歸為搞'資本主義'進行批判，而且要大力提倡，積極鼓勵！”後來的第一號《通告》就是在此次會後，謝高華敦促下面的人搞出來的。最先開辦的稠城、廿三里小商品市場便名正言順地由“地下”走到了“地上”，義烏人從此開始了歷史性的轉折…… 我注意到謝高華那張與他實際年齡並不相符的臉上，有過多的滄桑，而這也許正是他性格中異常剛毅的一面。 義烏小商品市場的開禁，使幾十萬本來就善經營、敢干事又肯吃苦的義烏人，解脫了多年束縛在身上的枷鎖，紛紛加入到了經營行列。一大批農民從田埂走向了城裡，有的重操撥浪鼓幹起傳統的“雞毛換糖”，更多的則上街擺攤開店，到外地批發進貨運回義烏。特別是一些能工巧匠，全都行動起來，他們把祖先留傳下來的本領，重新用於開發像製糖、產棗等傳統加工業上。正當農民們歡天喜地、甩開膀子大干時，那些國營和集體商業的干部職工卻大呼其苦，說謝高華這一放，把整個義烏搞亂搞爛了，一時間，縣里收到的告狀信就多達兩麻袋。尤其是城內幾家國營商業單位的人，甚至堵住縣委大門，要求謝高華撤回“一號《通告》”。 “你們是不是文具用品商店的？”謝高華掃了眼，見人群中有幾位是商業局下屬商店的職工，便問。 “是嘛。”對方不明其意。 謝高華笑笑說：“我先給你們講件幾天前發生的事，那是我的親身經歷。那天我批文件用的鉛筆用完了，便上街到你們那兒買筆。當時我見一位營業員正在埋頭看小說，又正看得起勁，我問她有沒有鉛筆賣，她頭也不抬地說沒有。我低頭往玻璃櫃內一看，裡面明明放著很多我想要的那種筆嘛，就說同志這兒不是有筆嗎？這營業員很不耐煩地站起身，拿出一支筆往櫃檯上一扔，也不說價，只管低頭看她的小說……同志們，我說這件事可不是胡編的呀，你們自己承認不承認有這樣的事？可就是這樣的經營態度和服務水平，人家小商品市場上的經營者怎麼可能不把你們沖垮？要我說，你們不解決自己的問題，堂堂國有、集體單位被小商小販沖垮擠掉，也是活該！” 書記的一番話，說得這些剛才還理直氣壯的人一個個面紅耳赤地低下了頭。 但問題遠非那麼簡單。 外埠人都知道浙江有聞名中外的名特產——金華火腿，其實“金華火腿”的真正發源地是義烏。謝高華放手讓農民搞經營和市場後，具有傳統工藝的佛堂鎮幾個農民辦了家“田心火腿廠”。消息傳出，省、地、縣食品公司不干了，找到縣委堅決要求關閉佛堂鎮農民辦的火腿廠，理由是金華火腿在過去幾十年裡一直是由國營食品公司獨家經營的，農民無權參與。謝高華一聽很生氣，說：“金華火腿是金華人民創造的而不是食品公司創造的。農民創造了火腿，哪有沒有加工火腿權利的道理？至於私人火腿加工的質量和產品出口的問題，只要保證達到有關要求，服從上面的計劃安排就行！” “謝書記，你這麼說，就等於放縱農民破壞國家政策，我們不能同意。如果你不令他們關張，我們就到省裡、中央去告你！”來者不善，且針鋒相對。但他們碰上了一個為了人民利益從不害怕的縣委書記。 “要告隨你的便，但讓我下令關農民的加工廠，就是撤職我也不會去做！”謝高華回答得斬釘截鐵。 歷史便是這樣一位無情的法官。我們不妨作個假設，如果說，十幾年前不是謝高華這樣一手為個體經濟大開門渠，一手力挽狂瀾頂住方方面面的壓力，義烏會有今天的“華夏第一市”之稱嗎？ 不會。 64萬義烏人明確地告訴我。 但，經歷滄桑，如今依然過著平民生活的謝高華卻這樣說：“在當時還沒有明確的關於開放發展市場經濟的具體規定出台的情況下，縣委、縣政府根據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所提出的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從義烏的實際出發，敢於承擔風險，允許個體經濟，開發小商品市場，這不是哪位領導者的功勞，而是義烏人民從祖先那兒繼承的血脈裡就有一股敢為天下先、敢說實話辦實事的精神所致！” 是啊，論自然條件，論地理優勢，義烏沒有一點可以同沿海開放地區的縣市相比，就是在浙江、在金華，義烏也比別人無半點先天優勢可言，然而它恰恰比別人在改革開放的道路上先行了，並且走得那麼雄赳赳、氣昂昂！難以想像，沒有足夠的精神力量和大無畏的膽識是斷不可能的。 勇於探索，敢於實踐，自古就是義烏人的秉性。當我踏上這塊熱土之後，方知兒時熟吟的“鵝，鵝，鵝，曲項向天歌，白毛浮綠水，紅掌撥清波”這首詩的作者竟是義烏人，他便是人稱“初唐四傑”之一的駱賓王。想當年，駱賓王“試看今日之域中，竟是誰家之天下”的討武檄文，震盪武氏朝廷而後又成為千古名作。也許正是駱賓王的這種鐵錚錚的傲骨，才使近代的義烏屢出人傑。 《共產黨宣言》中文版首譯者、著名語言學家陳望道，革命文藝理論家馮雪峰，傑出歷史學家吳晗先生，皆為義烏人士。 我第一次來到義烏時，正值舉國上下紀念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20週年之際，鄧小平理論作為中國共產黨人在新的歷史時期的指導思想，如今已被寫入黨章，寫入國家的憲法。這是民心所歸，國魂所歸。鄧小平理論的核心是什麼？對，是提倡實事求是，走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道路。 什麼是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什麼是真正的社會主義？小平同志和他的理論就是對上述問題為我們找到了科學、準確和開創性的答案。任何一個真理與歷史經驗都需要實踐來檢驗。而真正哲人可貴之處就在於它最初的敏銳與發現。當歷史已經走向21世紀的今天，我們回過頭看一看義烏人在十幾年前率先於全國，首創了以個體經營為主導的小商品市場時，你會驚駭地發現馮愛倩、謝高華等人，在當時的所作所為是何等了不起！寫到這裡，我不得不揮筆重墨寫到義烏的另一位人物，他便是駱賓王的子孫、馮雪峰同族後裔馮志來。 馮志來幾乎與義烏現今的市場沒有什麼直接的關係，從稠州北門路上馮愛倩他們擺攤開始，到今天遍地開花的義烏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成長的整個歷史，馮志來只是一位熱心和冷靜的旁觀者、思想者，雖然他也出版了有關對義烏市場思考與發展的專著《興市邊鼓集》，但他卻是中國式社會主義理論最先提出的非凡人物之一。就像今天被稱為“華夏第一市”的義烏農民市場經濟令國人不可思議一樣，一個普普通通的平民百姓，馮志來竟在30多年前的1962年就寫出了與今天我們高舉的鄧小平理論旗幟內容極其吻合的《半社會主義論》和《為什麼》兩篇著作。 1962年時的中國是個什麼歷史階段？那是極“左”思潮和嚴重的自然災害正重襲神州大地的特殊時期。人民共和國在風風雨雨、顛顛簸簸中行進了10多年，雖然人民翻身做了主人，但國家的軀體和人民的心靈上卻留下了千瘡百孔的傷痕。什麼是社會主義？社會主義往何處走、怎麼走？這些似乎早已被中國共產黨的領袖們下了一個個定義的問題，又一次次使那些善於思考和探究的哲人產生了疑問。在沒有哲學紛爭只有貧苦困擾和時時處處受人監視的一個偏僻的浙江農村長大的、一位年僅27歲的義烏青年，正在暗淡的煤油燈下寫下了六個大字《半社會主義論》。 怎麼？社會主義還有半個一說？ ！ 是的，這位剛被摘掉右派帽子不久的義烏青年，面對一件件觸目驚心、屢屢刺痛國民心臟的嚴酷現實，他大聲疾呼：雖然“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人民民主制度，保證了我國能夠通過和平的道路，消滅剝削和貧困，走向繁榮幸福的社會主義社會。在土地改革以後，我們開始逐步實現國家社會主義工業化，逐步實現對農業、手工業和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使我們的國家出現了一片繁榮發展的景象。但是近年來，由於照我們所創造的一套辦法行事之後，那一絲剛剛掛在多災多難的中國人民臉上的笑容，又不得不去坐它的禁閉……”一句話：“中國不能通過資本主義而後進入社會主義，這是早有人論證過的，但是它也不可能馬上進入社會主義。只有通過半社會主義的相當長的發展階段，才能完成社會主義建設。這是由中國生產力狀況所決定的，這是中國的主客觀多方面的歷史條件所決定的，任何人都不能違背這個經濟發展規律。” 我看到馮志來的《半社會主義論》原文是在他寫出30多年後的今天。今天是個好年代，今天我們共產黨人通過對半個世紀的社會主義道路的探索，得出的一個重要結論是：我國現階段只是社會主義初級階段，而且這個初級階段還需要相當長的歷史。聰明的人們自然會發現，當今天我們認真讀一下江澤民總書記在黨的十五大上所作的報告，讀一讀關於全國人大會議所作的修改憲法的決議，你是不是感覺到為什麼30多年前義烏人馮志來所論述的“半社會主義”理論與今天我們黨所說的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理論何等相似相近！ 不錯，就其精神實質，馮志來當年的“半社會主義”概念完全可以說與今天我們常掛在嘴邊的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理論，如出一轍。馮志來了不起也就在於此。要不然，他這麼個小人物也不至於成為毛澤東所言的“兩個半包產到戶理論家”之一而載入中國農村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的特殊史冊。 30多年前中國社會正處在一段災難的歷史階段，以毛澤東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對什麼是社會主義、怎麼進行社會主義有著很多迷茫和混亂的理論與實踐，致使社會民生危機四伏。義烏人馮志來就是在這樣的背景下，開始了對真理的重新探求，他生活於社會底層，對農民和百姓生活有切膚之感，當然對社會上刮起的極“左”風所帶來的災難性後果有更深刻、更直接的了解。他從祖先駱賓王那兒繼承了剛正不阿的血脈，又從同族叔伯馮雪峰身上學到了獻身真理的勇敢精神，故而他孜孜不倦地在常人難以想像的艱苦條件下，向畢生所摯愛的黨投出了一部驚世的諍文—— “我黨近來犯了主觀主義、急躁冒進的毛病，非但在生產力不能為農業提供成套農機的時候，實行了全盤合作化，而且還利用加重糧食徵購，平調農民財產的手段來發展工業，從而使生產力和生產關係的統一遭到破壞。” 那麼出路何在？ “我認為包產到戶確是一條相對的唯一出路。有人認為這是資產階級路線，是資本主義復闢，是恢復小農經濟，是單幹。我說這是十足的裝腔作勢，藉以嚇人。誠然，包產到戶實質上是單幹，是搞小商品生產。但它是在中華人民共和國、無產階級專政下的單乾和小商品生產，它是在土地國有的前提下的單乾和小商品生產。這難道和封建社會、資本主義社會的小商品生產一模一樣嗎？難道有人看到自己的父親有鼻子，就認為有鼻子的人都是自己的父親嗎？ “應該得出結論：目前唯一的辦法，就是實行屬於社會主義範疇的包產到戶和小商品生產，允許農民獨立經營，允許為他們服務的商販和手工業的獨立經營……這樣做，是完全從中國現階段生產力出發，完全是為了調動農民的勞動自覺性，完全是為了解決六億人民的吃飯穿衣問題，完全是為了抑制農村高利貸苗頭、防止階級分化。這是六億人民的呼聲！中華民族的呼聲！是鞏固工農聯盟和人民民主專政國家所絕對必要的！” 聽，中國人民聽到了嗎？ 啊，義烏人，我好為你們感到自豪！想像你們在30多年前，就有人站出來為你們後來所進行的包產到戶、發展小商品市場而大聲疾呼！智慧的哲人總是先知於別人。在激動地讀著馮志來當年寫下的《半社會主義論》原稿時，我一遍又一遍地思考著，假如歷史允許有一種這樣的假設——當年義烏人就按照馮志來所疾呼的“包產到戶”、搞小商品市場，那今天的義烏是不是就可以同新加坡比個高低了？假設毛澤東同志也聽進了馮志來的一聲疾呼，後來的“文革”是不是就可能避免？整個中國的發展是不是比現在要強上10倍20倍呢？然而，我們假設的一切都沒有在現實生活中發生。倒是馮志來這位不屈的硬漢子做了一件書生氣十足的舉動，最後落得自己的幾十年苦役，而且還激怒了毛澤東，牽連了馮雪峰…… 1962年4月底的一天，就在《半社會主義論》完稿一周之時，馮志來滿懷壯志，帶著口袋中僅有的農業局補發的160元工資，踏上了北去的列車。當然，他的身上還有最重要的東西，那便是他幾個月嘔心瀝血、幾經易稿寫出的《半社會主義論》文稿。為了能讓最高層的決策者和輿論界重視，他特意抄了三份，每一份前面都附了一個便箋，上面引用了文天祥就義前的名句：“人生自古誰無死，留取丹心照汗青”，以表骨鯁在喉、一吐為快、不計生死的壯志。兩天之後，他來到北京前門的一家小旅館住下，隨即分別將文稿送至中共中央、《紅旗》雜誌和人民日報社。 “你？一個獸醫竟大談政治？”在中共中央辦公廳的信訪處，一位年輕幹部不屑一顧地掃了一眼馮志來遞上的文稿，然後不無輕蔑地說，“下面刮'五風'的情況，中央已經知道了，你就去干好自己的工作，啊？” 馮志來望著那張十分幼稚、又一副裝腔作勢的臉，心頭頓湧無名之火，可他又能再說什麼呢？馮志來當時並不知道，眼前的這位中央辦公廳信訪科的“跑腿”，就是後來在“文革”中出盡風頭的戚本禹。 回到故鄉後，馮志來一直天真地期待《人民日報》、《紅旗》雜誌能把他的文章刊登出來，或者派人來徵求意見什麼的，可一等幾十天如同石沉大海，他周圍的農民兄弟們依然狂熱地舉著旗幟，在進行著所謂的“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更使他不能置之不理的是他一直熱心關注的安徽省包產到戶經驗也開始被批判、被解散了。於是在無人理會他的《半社會主義論》的兩個多月後，馮志來壓不住心頭之焦慮，用更加尖銳的筆鋒直向權威發出挑戰。 “我這篇文章是為了修正與補充《半社會主義論》一文的，都是獻給共產黨內的同志們看、獻給革命者看的。所以我不想隱瞞自己的觀點，因為那是懦者的表現，不是老實態度。為了革命的利益，為了國家民族的利益，我覺得在困難關頭，人人都應該挺身而出，去挑幾斤擔子。任何明哲保身或袖手旁觀的自由主義態度，都不是革命者所應有的，它有負于天下蒼生，有負于人民期望。為此，不管本文怎樣觸動權威，都希望同志們耐心讀下去……” 馮志來為這篇取名為《怎麼辦》的文章，讓革命的同志們讀些什麼呢？我們不妨找出原文看一看： “我們目前的困難是怎樣造成的？錯在哪裡？人們往往以自然災害和五風來加以回答，但是除非政治上的庸人，都不難認識，天災是次要的，五風僅僅是社會生活的反映的五種表面現象，實質是左傾錯誤……人民要求對他們每一個人息息相關的、像汪洋大海一樣的、對於我國命運有著決定意義的廣大農村採取正確路線和策略。為此，我們依照馬列主義普遍真理，根據當前的實際情況……這就是說，首先承認中國經濟發展之不平衡，及社會主義改革和社會主義建設之長期性。對於那些確實增了產已經形成集體生產物質條件的先進地區，應全力鞏固和發展集體經營。另一方面，對集體經營條件還沒有成熟的地區，應當在現有人民公社土地集體所有的基礎上，實行按口糧基分，包產到戶。對於缺少勞力或遭天災人禍無法獨立經營的少部分赤貧戶，可根據他們自願，另行組織貧困隊，在國家扶持下實行集體經營。即使他們自願包產到戶，也應該幫助他們實行各種形式的互助。這樣，我們抓住了先進地區一頭，又抓住了農村中貧困落後的一頭……最大限度地使用人力物力，就能夠加速國民經濟的恢復……” 馮志來這回又同樣將文稿一式三份寄至中共中央、《紅旗》雜誌和人民日報社，只是為吸取上次杳無音信的教訓，想了個“小聰明”：在署名處加了“馮雪峰侄兒”幾個字。他知道同族叔叔是名人，容易引起有關人士的重視。這一招還真被馮志來想對了，不過“大右派馮雪峰”早在毛澤東那兒掛上了號，在看到馮志來寫的《半社會主義論》和《怎麼辦》的文稿後，便有了後來毛澤東見浙江省委書記時，聲色俱厲地說你們浙江工作沒多少起色，包產到戶的理論家卻出了“兩個半”。馮志來算得毛澤東話中所說的一個吧。 後來的結局可以想像，不久中央召開八屆十中全會，“以階級鬥爭為綱”就是此次全會上提出的，馮志來從此被打入十八層地獄。直至1980年，他上書胡耀邦，終於在1983年10月徹底平反。此時正值好官謝高華在義烏當縣委書記，他讀完當年馮志來寫的《半社會主義論》和《怎麼辦》，拍案叫絕：“這是個人才呀！”不幾日，謝高華把馮志來從獸醫崗位調進了縣委機關。幾年後，馮志來成了義烏市經濟研究中心負責人，直至1998年退休。而這段時間，正是義烏農民聯產承包、個體經濟蓬勃發展、小商品市場逐漸形成的時期。馮志來不曾想到的是，30年前他在受監視管制的茅棚油燈下暢想的“半社會主義理論”，不僅如涓涓小溪流進了鄧小平理論這條大江之中，而且就在自己的家鄉，父老鄉親們依靠勞動和智慧，取得了市場經濟的卓越成就。 在一派繁花似錦、商意濃濃的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蒸蒸日上的景象面前，馮志來這位沉默了幾十年的哲人，詩興大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