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1章 第四章
薛傳道，又一位28歲犧牲在“11·27”大屠殺的革命志士。因為他生前有個非常特殊的公開身份——國民黨中央候補監察委員，所以關於他的“革命烈士”身份屢受置議。
發生在薛傳道身上的事，有不少“紅白”巧合顛倒：1949年7月27日，他在監獄裡得知自己已被國民黨中央監察委員會開除的消息。當時國民黨的《中央日報》上還刊出了開除他的新聞報導，指出“中央候補監察委員薜傳道在重慶組織'活力社重慶分社'從事反文化活動，參加共黨，鼓動學潮，經西南軍政長官公署查明屬實，應如何議處此案，決議薜傳道永遠開除黨籍。”4個月後的1949年11月27日，薛傳道與其他100多名渣滓洞難友被兇殘的國民黨特務們殺害於監獄之中。
1949年12月12日，香港《大公報》特意刊發了《薜傳道先生烈士事略》的“代悼詞”。全文如下：
薜傳道先生，生於公元一九二一年，原籍上海，父經商，家本小康。薜先生已家道中落，故先生之歷世，無異為一部奮鬥史。六歲受書，十六歲時，國立中央工校成立，杜滬招生，乃考入土木科肄業。抗日軍，入學一月即隻身隨校西遷。時先生在同學中年最少，天資聰慧，為一校師生所愛重。以家境清寒，复淪戰區，生活異常艱苦，師友均樂為之助。先生愈益奮發，半工半讀，孜孜不倦。肄業三年，考入國立西康技藝專科學校，復攻土木，課餘並發起組織活力社，互以革命救國相淬勵。又二年，以經濟情形過於艱窘，被迫休學，暫到雲南滇緬路工程處及貴州農工學院服務，前後兩年，公余讀書，未常稍懈。一九四二年轉入交通大學土木系肄業，一九四四年冬，投筆加入青年軍，迨日寇請降，以青年軍日趨腐敗，乃慨然退伍，回中工校任教，並兼秘書。一九四七年與商育辛女士在渝結婚，感情彌篤。先生聰明過人，作事明快，除對土木工程有深邃研究外，並擅文章，下筆千言，頃刻立就。先生為國民黨中央候補監察委員，曾主持辦理“科學與生活”月刊，至第八期被封（該月刊社副社長成善謀先生於同年十月遇害蒙難）一九四九年五月二十五日在沙坪壩中央工校辦公室被捕，夫人商女士幸獲保釋。先生終遭嚴刑逼訊，當局以組織活力社重慶分社，參加共黨，鼓勵學潮加罪，並將黨籍永遠開除。是年十一月二十七日解放軍迫近渝市之際，在磁器口渣滓洞“政治犯”監獄內，與數百志士同時殉難，年僅二十八歲。
薛傳道，中央工校土木工程教授，一位具有政治信仰的典型愛國知識分子。入獄後，有一次特務分子對他用電刑達七小時之久。他的一位同事回憶說：“據後來他太太告訴我說，他薛傳道承認自己加入過共產黨，並供出了幾個到了解放區去的朋友。由於他所供出的人都不在敵占區，所以沒有什麼人受牽連。他太太同時被捕後，因不承認知道其丈夫的行為，並當時有孕臨產，故獲得取保外出。薛傳道生前到底是個什麼樣的人，革命陣營裡的人對他知之甚少，不過我們可以從他生前發表的一些文章來看他的思想追求和政治抱負。他在《世界日報》上發表過一篇題為《尋求新的教育思潮》文章，便是一例：
我常以為，中國的問題，看到底還是“貧”和“愚”二個字。救貧有賴生產的提高，醫“愚”須待教育的普及；提高生產和普及教育是解決中國問題的根本途徑。至於怎樣才能使生產提高，怎樣才能教育普及，那就牽涉到很多方面，需要從很多方向去研究。
說到教育，現在中國教育的情形，實在太不令人滿意，不但廣大的人民至今還沒有能享受基本教育的權利，就是千幸萬福已經進入學校的也未能真正得到教育的益處。數十年來零亂的教育制度，籠統的教育宗旨，留於中國教育界的可說只是一片荒無而已，這中間固然也有著不少赤誠獻身教育的忠貞之士，憑其長期艱苦的耕耘，創造了若干點滴的成就，可惜人數有限，步調又未一致，並沒有能真正表現出多少巨大的力量。頻年戰亂相尋，河山焦爛，使這一代中國人受著歷史無情的磨難，這正是近百年來新教育的惡果。假如我們希望中國早日進入一個自由、平等、康樂的社會，我們就不能再讓這樣破產的教育，苟延殘喘地繼續拖下去；時代是不停留的，它不會等待落伍者，墨守成規、安於現狀，那隻是一條死路；唯有打開新的門徑，才能找新的希望，橫在今天中國教育家或從事教育者面前的首要課題，應該是掀起一股嶄新的教育思潮。
“思潮”二個字粗看好像很抽象，實際是很具體的，它是時代的產物，是社會的反映，在某一個時代某一種社會有某一類的思潮；換一種話說思潮是隨著時代和社會的變化而演進的，決不是一種空洞無所寄託的觀念。 “教育思潮”是整過（個）時代思潮的一環，當然也離不開時代和社會，兩個基本因素；同時因為教育是一種承前啟後的工作，它對於時代和社會更負有一種誘道（導）的作用；這是說教育思潮是應該追隨時代，推動時代，適應社會，改造社會而具備種種連（聯）系性和變化性。比如：封建制度日形崩潰、資本主義開始興起的時期，教育方面即有所謂“人文主義”的生產，德國的愛拉斯摩，英國的阿斯坎，法國的拉布立都是闡述這種思潮的學者。這種思想對於摧廢封建制度，建立資本主義曾盡了很大的力量，但是到了資本主義發展的時間，人文主義的教育思潮確漸漸的變成了“過時”，因為它原來是排斥中世紀流行的非實際的寺院教育，但結果流於側重希臘文、拉丁文、只令學生誦古語、玩古典、記神學，而依然脫離了實際的生活，這與資本主義發展時期的社會需要是不相容的；於是“實利主義”的教育思潮便應運而生，配合著哥白尼地動說樹立的自然科學的新基礎，培根首先舉起了實利主義的旗幟，高呼“知識即力量”，猛烈地襲擊社會上的偏執，獨斷迷信的偶像；誇美紐斯，總之而提出教育原理應順從自然的主張，一時風聲所向，群起響應，法國的孟坦、德國的拉托克、美國的陸克，莫不都是這一派的人物，他們認為教育的方法須順乎自然，注重實用；教育的目的要使人立於社會上自管其生活、自殖其財產、自謀其識（職）業，以全其人類及市民的本務；教育必須掙脫傳統的宗教羈絆，拋棄古典古語的教授，代之以mother Tohgue就是大名鼎鼎的盧梭，也沒有跳出這個實利主義的圈子，其中原因無非是由於整個世界正在按照資本主義的模型去改造，人與人的關係只結合在功利上面，實利主義的教育即以傳授日常生活所必須的知識技能為目的，當然最適合於這種資本主義發展時期。然而等到資本主義盛積而社會漸漸的陷入徬徨不寧的時機，人們想找另一條新的出路，因此就有所謂“新人文主義”的漸次抬頭，其代表的就如提倡“改善吾人的動物性”使行為臻於高尚的康德，如認定“教育的目的在使人類平均調和發展其天賦各種能力”的裴斯泰洛齊，又如以為在“教育上應發述兒童的知識，使能判斷善惡，陶冶意志，以養成為善去惡的習慣”的赫而巴特以及主張“養護兒童使之自由發展，以自識其本性服從其本性”的福綠裴而，都是教育史上傑出的人物。從人文主義轉變到實利主義，再轉變到新人文主義的這一段史實，正是說明教育思潮追隨時代，推動時代，改造社會而具有種種聯繫性和變化性的最好例子。所以要尋求中國目前新的教育思潮，必須先分析近百年來中國教育演變的歷史和當前中國社會具備的特質，才能抓住要點，得到確切的答案……
科學救國、教育救國，這是舊中國進步知識分子的基本信仰，他們在這種進步思想的引領下，有人開始接近中國共產黨，並且成立自己的進步團體，來與國民黨反動統治進行鬥爭。薛傳道就是這樣的一位知識分子。然而，他在為了追求革命真理和教育救國的道路上英勇犧牲後的幾十年裡，卻受到了不白之冤，尤其是“文革”期間，他被戴上了“國民黨大特務”的帽子，受盡了政治上的污辱。薛傳道的親和親屬們也因為他的緣故，幾位在部隊工作的侄女侄子，還有其他兄弟姐妹，皆因他株連而或提前轉業復員，或從乾部崗位上被揪下台，飽受政治凌辱。與他一起參加地下工作的妻子商育辛，更是因為丈夫的原因，幾度被逼成瘋。在紅岩革命歷史紀念館裡，我看到了薛傳道的岳父、商育辛的父親商蔭荘老人在解放初期寫的一份聲討美帝國主義和蔣匪幫的“控訴書”，內容催人淚下：
……“中美合作所”（這個響亮刺耳的名詞），當初我總以為是關於經濟合作等類的機關，絕不想到這是一個由美帝和蔣匪幫用世界上最殘忍的刑具和最厲害的殺人武器，殘害我國革命青年和共產黨人的殺人合作所，更不會知道這個合作所是慘絕人寰、使人不能置信的“人間地獄”，尤不會料及在那裡曾殺死了我的大女婿、迫害了我的大女兒的血腥地方！
我的大女兒叫商育辛，大女婿叫薜傳道，他倆一塊兒在重慶國立中央工專教書，因為他們的政治認識比較清楚，思想比較進步，對美帝和國民黨反動派常表不滿，他們憑著青年人的熱情組織了“活力社”這樣就引起了美帝和蔣匪幫的注意，這樣就被抓進中美合作所裡去。當1949年4月我們的百萬雄師橫渡大江的晨光，重慶的形勢隨著嚴重，在5月25日的晚上，我的女兒和女婿，正在校內的小家庭裡度著美滿甜蜜的生活，重慶警司令部大批武裝突然間把學校包圍，又突然間把他倆抓去，馬上送到所談中美合作所裡去。當晚我的女兒就在陰森森的、黑沉沉的一個廟裡度過。在一陣陣淒厲的慘叫聲中，我的女兒開始嚐到了美國刑具的滋味，這樣死去活來的嚴刑詢問了幾個月，她吐血了，本來她已有五六個月的身孕，到這時是再也不能堅持下去，而且不久就要生產。匪特們為這，才叫我女兒女婿所在的工專校長出面保釋，說等孩子生出後再關押。我女兒因飽受嚴刑，即發生難產，好不容易由醫生施用手術，母子才得以安全，就在這時重慶解放了，我女兒的命也就從敵人的刀下被留下來了。真是不幸中之大幸啊！我女婿就沒有這樣運氣了。他被捕後飽嚐了各種刑具和監獄的折磨，實足過了六個多月，也不像人樣了。到這年的11月27日晚上，被凶狠的特務們用卡賓槍掃射而死在渣滓洞內……
集體大屠殺後，我女兒撫養著從苦難中生長的孤女，在淚與血的生活中，差不多渡過了八個月的光景，身體更不行了，神經也失常，因為這樣我就電促其回浙江老家。當重慶輪在上海碼頭靠岸時，我即見到臉黃飢瘦、形容憔悴的女兒，她手上抱著孤女，蹣珊地走過來，開口叫著“爸爸”時，我心頭有說不盡的痛苦！從她的手中接過孩子時，我就覺得這個孤女已失去了她的爸爸，當時我要流淚，又怕傷了女兒的心，強忍著。
後來我們匆匆地到了北火車站，誰知火車已開出，我們只好就在候車間的地上把孤女安放好，我和女兒便在地上對坐著。女兒開始用嘶啞的聲音向我訴說她的遭遇了。她說：“爸爸！現在這個情況，正如我在八九月前有一次去中美合作所會見他（指薛傳道——筆者註）的樣子，他倒在亂草中，像豬崽一樣，要不是從他的聲音裡辨別，簡直認不出是他呀！他見了我，把感情盡力抑住地說：'育辛，看上去，我是不中用了……'他的眼睛向我注視了一回，接著說：'希望你把腹內的孩子養大，將來替我報仇。'”說到這裡，女兒哽咽著說不出話，一個勁地流淚。片刻，她又接著說：“爸，傳道告訴我，有一次，匪特們把他押到一個幾丈見方的池邊。爸，你曉得這個池裡放著什麼呀？是美國運來的硝酸呀！匪特們逼傳道說：你要交待，否則就將你投進這硝酸池裡。爸爸，他們要傳道說出什麼秘密，傳道自然是不說的呀！這幫野獸就當著傳道的面，把幾個革命青年投進池內，天啊，爸爸，進去後什麼都沒有了，只有浮在上面一茸茸的頭髮……爸，他們就是這樣殺人的呀！”女兒又哭泣不止起來。我只能在默默無言地陪著她流淚。後來她又接著說：“不到多久，傳道被慘殺了。幾天后，我們去埋殮傳道的屍體時，只見到焦黑的一堆，頭和手足都已燒去，根本無法認辨。如果不是從燒焦的屍體下找到他未被燒去的那副眼鏡架子和胸腹下的一小塊毛線衫的話，我怎麼可能辨認出他就是我的丈夫呀！爸，我把這兩件物品保存著，我還在他腹下拾到了一顆曾經穿過他胸膛的美國子彈頭呢！這三件紀念物，我都隨身帶著，將來要交給這個孤兒，使她長大時可以明白她的爸爸的一切和為父報仇呀！”說著，女兒要去拿取這三件東西給我看，我極力阻止她，不要這樣。停了片刻，她又對我說：“在重慶渣滓洞這個人間地獄，當我們為傳道的屍體收殮後，想給他一個安身之地，爸你能想到嗎？用鋤頭一掘地，你知道泥土下面看見的些什麼呀！都是白骨呀！一連掘了好幾處都是這樣……好容易後來在一個山坡上找到一塊地方，才把傳道的棺木埋了。爸，那個地方，我們走進去真的感覺陰風慘慘，真的是一所人間地獄啊！”女兒愈說愈悲傷，引得其他旅客們和維持秩序的警察同志都驚奇，都為之心痛。這時我再也不能聽下去了，悲憤地阻止女兒說：“育辛，不要再說了，不要這樣悲傷了，我們要化悲傷為憤恨，為新中國多做些事，讓傳道九泉之下安息。”女兒聽了，很快回答道：“對，爸爸，我一定好好工作，把孩子撫養大，讓傳道放心。”
烈士的妻子在解放後一直在杭州市的一所中學教書，年年月月，盡心盡職，可是她的丈夫、為中國革命慘死在敵人屠刀下的薛傳道因為頭上戴了一頂“國民黨中央候補監察委員”的頭銜，一直沒有被列入“革命烈士”行列。尤其是“文革”中，他又被扣上了“國民黨大特務”的帽子，徹底地被排斥在“革命烈士”之外……
與薛傳道同樣命運的還有很多人，其中包括“雙槍老太婆”鄧惠中，還有連同兩個孩子皆被雙雙殺害的王振華、黎潔霜夫婦等100多人遇難人士被排擠在“革命烈士”之外。這份糾結的情懷，深深地剌傷了烈士們的親屬和戰友們的心靈。為此，他們一直通過不同的方法在向政府和組織反映，許多人甚至付出了生命的代價。 “文革”結束後，隨著撥亂反正的全面開展，重慶和全國各地與“紅岩”革命烈士相關的干部群眾不斷有人向當時的四川省委和中央寫信反映，強烈要求重新審核“11·27”大屠殺中那些遇難烈士的真實身份，並給予公正的政治待遇。中央對尚未定性的“紅岩”遇難人士問題也非常重視，責成四川省委加快複審工作。 1982年，中共四川省委組織部，專文給中央組織部，匯報瞭如何落實中央精神的專題報告，全文如下：
《 關於“中美合作所”被害人員中尚未定為烈士的情況報告》
中央組織部：
遵照中央組織1981年12月10日關於“中美合作所”被害人員中，尚有一百多人至今沒有結論，要責成有關部門查處的指示，我部立即作了研究，普派員赴重慶對在“中美合作所”被害人員的情況進行了初步調查，現將情況和意見簡要報告如下：
“中美合作所”於1949年11月27日（又稱11·27慘案）下午開始屠殺被關押人員，根據死難遺體計算，前後共屠殺331人。 1950年2月至1979年，重慶市烈士資格審查委員會和重慶市民政局已經定為烈士的208人，尚有93人沒有辦理。
據初步了解，在沒有定為烈士的93人中，有三種情況：一是有姓名、地址，或基本上有被捕前工作經過、獄中表現、被難情況等材料的43人（其中共產黨員17人）。在這43人中，四川籍的有35人，湖北、上海的各2人，東北、廣西、河南、江甦的各1人。 1950年被審定為叛徒17人，自首4人，殉難志士8人。二是，有姓名、地址只註明某省，材料很少或基本無材料的22人。其中四川籍14人，湖北、內蒙古、河北、上海、浙江、江蘇、湖南、南洋瓜哇的各1人；三是，只有姓名，無其它任何材料的28人。
1950年，這部分被害人員沒有定為烈士的因案是很複雜的，主要是時間短促，重慶剛解放不久，就召開了全市性的追悼大會，工作做的不細，離重慶較遠的來不及調查了解，致使一些應該定為烈士的沒有認定，或者在無任何材料情況下只憑某個人的一句話，就被定成為“睚首”、“叛徒”、“不列名”等。
“文化大革命”中，由於江青反革命集團對四川地下黨的誣陷，那些尚未結論的被害人員受到了種種誣衊，其家屬、子女長期受不白之冤。他們對此反映強烈，要求重新復查審查定。因此，落實好他們的政策，是一項緊迫而重要的工作。鑑於此案已事隔30多年，材料不全，情況復雜，政策性強，還要和一定調查後才能結論的情況，特提出以下意見：
一，1950年沒有定為烈士的93人中，注有省市，或註有省、縣、鄉的65人，其中四川49人，外省16人。對我省的49人，我們確定從有關地區抽調十名左右幹部，組成專門班子，在我部統一領導下，逐案進行複查，按照黨的政策，做出正確結論。
對於外省的16人，由我省負責複查困難較多，為盡快處理好他們的問題，建議中央組織部責成有關省、市負責複查結論。如同意時，我們將把現有材料和線索報送中組部轉各有關省、市、縣。
二，對只有姓名，沒有具體材料的28名被害人員，我們已將名單印發我省各市、地、州、縣組織部門，找尋他們的籍貫和知情人員，然後再根據情況，研究開展複查工作。現將名單送上一份，建議印發有關省、市查尋。
中共四川省委組織部
1982年3月1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