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5章 第八章

講“紅岩故事”中的那些身份特殊的人物中，還有一個人我們不能不講。她就是“紅岩村”的女主人——饒國模。 這位重慶近現代歷史上的傳奇人物：在毛澤東1945年赴重慶談判的時候，曾經專門宴請過她；解放後，人民政府的總理周恩來特邀她赴京擔任全國政協委員；鄧小平主政西南時，稱頌她是“革命媽媽”……是她把“紅岩村”——重慶一個原本名不見經傳的地名，與中國革命緊緊地聯繫在了一起，成為重慶的象徵和代表，在那裡孕育和產生的“紅岩”精神，成為我黨繼井岡山精神、長征精神、延安精神之後同樣寶貴的精神財富和歷史遺產，並永遠高揚在中國人民心中。 饒國模，女，字範英，又名紹文。 1895年，她出生在原四川省銅梁縣雲露鄉，現今屬重慶市大足縣國樑鄉的一個書香門第之家。國樑鄉這個地名，就是因為紀念饒國模的二哥、黃花崗七十二烈士之一的饒國樑而得名。

出身於書香門第的饒國模，其祖父饒有山，自幼苦讀四庫全書，研習經史方略，一心只盼金榜題名，光宗耀祖，卻不料因讀書用功過度，勞累成疾，不幸早逝。父親饒樹奇，走的也是同一條道路，雖然飽讀詩書，遍覽經史子集、諸子百家，滿腹經綸，才華過人，但卻屢試不第，看著自己已過不惑之年，只得拿錢捐了一個九品的閒官。 饒國模父輩一家，有三子一女，饒國模排行老三。大哥饒國棟，是老同盟會員，後來在國民黨內做事；二哥饒國樑，是被譽為中華民國開國元勳的“黃花崗七十二烈士”之一；弟弟饒國材，抗戰初期在成都加入共產黨，其女饒友瑚，1936年在上海加入共產黨，與建國後曾任北京大學校長的馮定(當時叫貝葉)結婚，後來饒友瑚不幸因肺病於1939年病逝於紅岩，現葬於紅岩公墓。饒國模的父母親希望他們的兒子們將來都能成為國家的棟樑之材和國人的楷模，因此為自己的子女四人分別取了這樣極具代表意義的名字。饒國模之所以能夠後來成為中國共產黨的友人和同路人，正是與她出生在這樣一個新舊變革、富有強烈革命氣氛的大家庭有直接關係。

在孩子啟蒙教育時，父親曾經將兒女們如到跟著，問他們長大後都想幹什麼時，老大國棟說：“加入同盟會，推翻清朝。”老二國樑說：“驅除韃虜，恢復中華”。老四國材說：“為國為民，報效祖國。”輪到女兒饒國模說時，這位小小年紀的巾幗少女，竟然學到哥哥的腔調，站定屋子中央，雙手叉腰，高聲道：“我是女的，長大了第一不嫁人，第二學兩位哥哥，為國家民族出力，做個巾幗英雄，不讓你們鬚眉。”父親饒樹奇大喜，說將來我的閨女，非同一般，定當國家大樑。 青少年時期的饒國模思想進步，性格豪爽，追求上進。勤奮好學。讀完中學後的饒國模，於1912年考入成都益州女子師範學校。在此期間，她受到譚嗣同、秋瑾以及因參加廣州起義而犧牲的二哥饒國樑等人革命精神的影響，一身愛國主義思想。她自已作主與成都高等工業專科學校的學生劉國華的戀愛與結婚，表現了她在男女平等方面的進步主張。學業完成後的饒國模，回到家鄉任小學學教師。後因丈夫劉國華在重慶銅元局工作，饒國模便攜子也來到了重慶。她是個思想解放的婦女，因不願在家當職業太太，便和朋友一起創辦了“三友實業社”，開始走實業救國之路。 1930年，饒國模用自己經營活動積攢下的錢，在重慶市郊的紅岩嘴買下了300多畝荒谷坡地，辦起了以種植花卉、蔬菜和水果為主的農場，並起名叫“大有農場”。善於經營的她，既然經過六七年的辛苦經營，昔日荒蕪的紅岩嘴成了花果滿山、綠樹成蔭、花香馥郁、遠近聞名的好地方，人稱“劉家花園”——饒的丈夫姓劉。可這時的劉姓丈夫在官場中沾染了封建腐朽陋習，當著饒國模的面提出要娶二房，一氣之下，饒國模毅然與之分居，並從此帶著三個孩子，離開喧囂的市區，住進了紅岩嘴——她在此蓋起一棟小樓，專供她和三個子女及傭人居住，成了真正的農場女主人。

抗日戰爭全面爆發。蔣介石的國民政府遷都到重慶。毛澤東赴重慶談判，國共兩黨合作從此形成。經國共雙方協商，我八路軍需要在重慶設立公開辦事機構。 1938年春，八路軍辦事處設在市區內。到了1939年，八路軍辦事處內由於加設了中共中央南方局，人員一下多了起來，中共南方局書記周恩來到重慶後，便把重新找新地方的任務交給了川東特委書記廖志高和辦事處錢之光、周怡等人。經過地下黨的各種社會關係，了解到饒國模的“大有農場”一帶地方比較適合新的八路軍辦事處地址。更重要的是饒家與我共產黨有密切關係，饒國模的弟弟饒國材是我黨黨員，饒國材的女兒饒友瑚也是中共黨員，饒國模的三個子女，也已成為我黨新發展的黨員。 “我看這是個好地方，環境好，社會基礎好。”周恩來很滿意選擇紅岩村。

中共南方局和八路軍辦事處從此在饒國模的“大有農場”內安營扎寨，成了公開對外活動的八路軍重慶辦事處。其實，饒國模本人在此之前，也早已跟共產黨有過密切友好的聯繫：1937年抗日戰爭爆發時，饒國模擔任重慶婦女慰勞會委員兼勞動部部長，發動婦女縫製棉背心數千件慰勞抗戰將士，並募集捐款支援前方。後來她的三個兒女加入中國共產黨時，她暗底里早已支持，並一直鼓勵和掩護著他們從事革命活動； 1938年12月25日，她參加了中共《新華日報》和八路軍辦事處召開的“遇難烈士追悼大會”。會上，饒國模以“大有農場”的名義親自送去了花圈和慰問金，並公開聲援八路軍的抗日活動。 “我是到處想找共產黨都不得其門而人啊，你們今天到了我的家門口，我真是有說不出來的高興啊!”當她聽得地下黨負責人錢之光找來商量八路軍和共產黨南方局辦事處設在她的大有農場時，激動地這樣說。當時，饒國模和中共南方局談定的協議是：由辦事處出資3000銀元，由饒國模負責具體辦事處的房子修建事宜。房屋修好後，辦事處無償使用三年，三年後若需繼續使用，每年再付給租金若干等等。

心底善良又能幹的饒國模，從此便把共產黨和八路軍的事當作自己家的事認真負責。房子建好後，辦事處的同志們搬進紅岩村工作。這時日本侵略者的飛機整天轟炸。為了保證南方局和辦事處的工作人員的安全，饒國模多次主動騰出農場內的部分房屋，讓南方局的負責人博古、董必武等人搬進大有農場內的其他房屋居住。博古同志甚至搬到了饒國模家的小樓裡，與其小兒子劉聖化同住在小閣樓上。 1939年8月，南方局和辦事處的大樓正式竣工落成，並有了一個正式的門牌號——“紅岩嘴13號”。新房是座三層樓，一樓是公開的八路軍辦事處，中共南方局機關及其周恩來、董必武、葉劍英等領導人住在二樓，機要科和秘密電台設在三樓。 “八載成功大後方，紅岩托足少棲惶”，“到底人民勝，紅岩不枉居。”董必武欣然詩題紅岩村，饒國模因此開始與中國共產黨結下一生紅緣。

“紅岩有幸留英傑，英雄藉此可為家”。饒國模自覺中共南方局和八路軍辦事處搬進她的大有農場後，時時處處“蓬蓽生輝”，她也格外有幸。可當時根據協議，八路軍辦事處是作為租憑方式借用她的房子。可到了三年以後，理當再交房租錢時，她饒國模怎麼也不要了，這讓周恩來和中共辦事處的工作人員很是過意不起。饒國模說：你們來我大有農場住，這是我前世修的福，謝還來不及呢！ 周恩來等只得收下饒國模的這份情意，稱她是“革命的好房東”、“罕世之友”。 饒國模是個心比菩薩還善的人。當周恩來的父親和鄧穎超的母親從貴陽來到重慶居住，老人們身體不太好，饒國模知道後，主動邀請二位老人住到她的房子去。她讓鄧穎超的母親楊振德住到她的小樓二樓上，與她隔壁，便於照顧。周恩來的父親，則安排住在辦事處西邊百多米遠的農場的一排房舍裡，那裡空氣新鮮，非常安靜，便於休養。 1940年11月，鄧穎超的母親楊振德不幸病逝，饒國模忙著張羅後事，並把自己在小龍坎福園寺的一塊地皮撥出來，安葬鄧穎超的母親。 1942年7月，周恩來的父親週懋臣又在紅岩中風去世，饒國模照舊忙前忙後，給逝者安葬在小龍坎福園寺。周恩來和鄧穎超對饒國模的義舉感激萬分。之後只要是南方局、辦事處和《新華日報》有同志病逝，饒國模都讓他們安葬在小龍坎福園寺的墓地裡，前後一共安葬了10個大人和3個小孩。鄧穎超同誌曾經這樣深情地說：“當年，饒國模把我們南方局和辦事處的生老病死都管完了，她是世人難得的好人。”

紅岩幸有偏風雨，中流砥柱尚有人。 此地英雄留勝跡，紅岩異日放光輝。 這是饒國模寫的詩句。自從中共辦事處在紅岩村駐紮後，饒國模自己也覺得變成另一個人了。她整天高興和樂意為八路軍、南方局的同志們做事，並樂不此彼。由於接觸時間久了，同時受周恩來等革命家的影響和幫忙，她的思想也漸漸偏向革命事業，尤其是對中國共產黨產生了感情，對革命事業有了嚮往之心。相反對國民黨政府越來越變得痛恨。 1946年春，葉挺將軍出獄後，就住在紅岩村。當饒國模看到葉挺將軍和夫人、兒女團聚的那一幕，感動萬分。後來聽得葉挺將軍與家人的不幸後，痛哭不止，並寫下長文悼念： 奮鬥廿餘年，肝膽俱盡費。所求在民主，荊棘無所畏。舌戰法西斯，國策多考慮。中流為砥柱，破舟賴不潰。痛恨暴風雨，大霧竟作祟。神鷹遭回祿，文武星下墜。傷哉諸領袖，胡為罹此晦。痛悼諸烈士，功虧僅一簣。懷抱未暢達，臨死心靈碎。往日見英姿，握手多教誨。今睹北邊日，音容遙相對。造物何忌才？痛心灑熱淚……

與共產黨的長期交往中，饒國模開始漸漸從一個純粹的求和行善的農場主，變成了追求共產主義美好理想的愛國主義革命者和中國革命解放事業的參與者。 1948年，當中共川東地下黨困難的時候，她饒國模義無反顧地站出來支持共產黨，並為川東地下黨籌措經費。當華鎣山武裝起義失敗後撤退下來的二十幾位游擊隊員無處藏身時，她親自出面將其秘密安排在自己的農場內。有一天，國民黨的軍警特務們來到饒國模的農場裡檢查，原本欲想在她的農場裡找出一點饒國模“通共”的嫌疑，可當他們看著饒國模打著遮陽傘，揮舞著小手絹，在大聲地呵斥著一群頭戴破草帽、衣衫襤褸的“農場工人”們在烈日之下滿頭大汗幹活的情形時，便悻悻地走了。然而敵方軍警哪裡知道，這些在饒國模吆喝下乾苦力的“農場工人”，其實都是游擊隊員，其中還包括華鎣山武裝起義的主要領導之一、中共川東臨委書記鄧照明正等“要犯”。 1948年，饒國模在中共地下黨和革命事業最困難的時候，正式向地下黨中共重慶市委婦委書記胡其芬提出了加入中國共產黨的申請。時任重慶市委常委的李維嘉代表市委批准了饒國模的申請，並讓胡其芬通知饒國模。可惜的是胡其芬還沒有來得及將這個黨的決定告訴饒國模，自己卻被捕了。饒國模從此失去了與黨的直接聯繫，更不知道自己其實已被批准了入黨。國民黨在行將失敗的1948年、1949年11月前的一兩年裡，對重慶地下黨和游擊隊實行殘酷鎮壓，饒國模也上了國民黨的黑名單。這時，她在地下黨的安排下，回到了銅梁老家等地躲避，一直到1949年11月30日重慶解放。

“饒國模同志，我代表中國共產黨和南方局的全體同志，也代表小超我們一家向您表示感謝！”1950年春，饒國模應周恩來之邀，參加了在中南海西華廳的宴會。在這次宴會上，周恩來深情地向饒國模敬酒，感謝她為中國革命特別是為紅岩村所做的貢獻。 1950年“七一”前夕，饒國模經過慎重考慮，正式將自己的紅岩和福園寺等地的個人房產，獻給了黨和人民政府，真正實現了她“他年凱旋高歌日，紅岩即是眾人家”的美好宿願。當時的中共中央西南局，便利用饒國模獻出的這塊具有光榮革命傳統的地方，辦起了“西南人民革命大學”。開學典禮上，鄧小平同志拉著饒國模的手，向台下的學員們親切地介紹：“這就是紅岩村的革命媽媽。” 5年之後的1955年，饒國模因工作需要，遷居北京。也就是在這一年，重慶市人民政府經中央人民政府同意，在紅岩“大有農場”和城內曾家岩50號周公館的基礎上開始籌建“紅岩革命紀念館”。

從1958年5月1日正式對外開放至今，“紅岩革命紀念館”共接待觀眾6000餘萬人次，成為著名的愛國主義和革命傳統教育示範基地。 “紅岩精神”就是從這里傳遍全中國、全世界…… 1960年6月14日，饒國模突發腦溢血逝世，終年65歲。這位舊式家庭出身的革命婦女，以她後半生的崇高獻身精神和美德，實現了她對共產主義理想的追求。上世紀八十年代，經中央批准恢復了她的中國共產黨黨籍，黨齡從1948年算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