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9章 第二章

說“紅岩故事”中的那些英勇不屈的共產黨人，我們不得不說羅世文這位烈士。除了他是一個反動階級的的背叛者外，羅世文的另一個身份是他的特殊性——中共四川省委書記。這樣一位黨的高級幹部，其慘死在敵人的亂刀之下，我們無法不對他表現深深的敬意之外，更多的是從他身上我們看到了一位黨的高級幹部的忠誠與忠貞情操。 以前，在我們熟知的“紅岩”故事中，羅世文的名字幾乎沒有出現過，這是因為他犧牲得比較早，他和另一位中共四川省委領導車耀先同志，被敵人殺害於1946年8月18日。關於這兩位黨的高級幹部的獄中情況，像“江姐”、“許雲峰”和《紅岩》作者羅廣斌等並沒有在一起工作過，所以《紅岩》小說里基本上沒有涉及到他們。加上“文革”時，江青一夥人惡意將羅世文、車耀先等英雄誣衊為“叛徒”，因此他們的事蹟鮮為人知。

關於車耀先，我們在上面有所提及。他是劉國鋕、曾紫霞等同志的革命引路人，在此不再重述。而羅世文是不是一位堅定的無產階級革命家和對敵鬥爭的英雄，也許只有與他一起革命和在敵人監獄裡蹲過的人才會真正了解。 《紅岩》小說中有個“瘋老子”，後來逃出了監獄，他就是解放後歷任貴陽市委領導和貴州省領導的韓子棟。韓是有數的幾個與羅世文、車耀先一起在監獄裡生活過的見證人。下面是韓子棟在1972年回憶羅世文時的口述： ……羅世文、車耀先是被戴笠派去的特務抓逮的。倆人開始關在成都的一個院子。羅是蘇聯留學生，與大特務鄧文毅、蔣經國在蘇為同學，因此鄧文毅想勸羅世文投降，但被羅拒絕。 到息烽監獄是1941年秋季，一同去的有30人左右。後來又從息烽監獄押到重慶，是1946年日本人投降後的7、8月份。到重慶途中，經過桐梓時因下雨，橋沖垮等修橋過程中，羅世文給周恩來寫了一封信，我記得內容寫得比較簡略，不知周總理到底收到沒有。到渣滓洞是這年的7月20日左右，關在渣滓洞二樓。當時我關在4號牢房，羅世文關在8號。只關了幾天，特務傳說羅、車在四川熟，關係多，想法要把他倆另押到一個地方。到了8月10號，突然聽說要將他兩人押南京，羅世文這時用了紙片寫了道：“此去兇多吉少，高舉我們的旗幟。”這紙條後來由我傳給許曉軒。許又給了文光甫，文在皮鞋內夾出去了。 8月18日下午，特務們將羅世文和車耀先叫了出去，說是將他們送南京去。幾天后仍沒有回來，這時我和許曉軒、宋綺雲等被押白公館。在白公館見一個姓楊的特務用的正是羅世文的臉盆，我們就懷疑起來，後慢慢打聽到羅世文和車耀先已經被敵人殺害了……羅世文在獄中表現是好的，

韓子棟在同一日回憶時又補充道： 1941年秋季，羅世文和我關在一個牢房裡，起初我對他是有很大懷疑的。原因是：一，當時我們關在一個秘密監獄，嚴禁修養人（這個監獄裡的犯人的稱呼）互通姓名及談案情、講身世。可是，在羅世文還沒有押到之前，牢房裡就傳達出要從重慶押來一個大共產黨的消息。這是我在這個監獄坐了七、八年中從未經歷過的事，覺得這個消息很不正常。二是獄吏、看守在喊叫犯人時，一般都喊“番號”，不准叫姓名的，而看守則叫羅世文時不叫他的番號，反而經常客氣地稱他是“張先生”，這也是以前從來沒發生過的事情。三是外面給關在這裡的共產黨人送東西是不可能的，我從沒見過有人給堅持立場的共產黨員送來過東西。但羅世文卻有人可以送東西給他。這也很不正常。後來時間長了，慢慢我了解清了，他羅世文確實是中共四川省委書記和成都《新華日報》社長。以後，我下決心弄清楚他在獄中的態度。我藉機問他：“你打算跟他們（指監獄的特務們）做什麼工作？”他聽了以後真的很生氣，真要揍我。還好，他沒有揍我。後來我把懷疑的原因詳詳細細地告訴了他，羅世文的氣才消失了很多。他告訴：他關在重慶時，鄧文儀（他在蘇聯的同學）帶了很多東西去看他，跟他談他的出路和工作等。羅很生氣地嚴厲痛斥了鄧。說到為什麼有人給他送東西一事時，羅說他也不知道是誰送的，不過羅說有可能他被捕以後，是周恩來同志向蔣介石提出了抗議，問蔣介石要人，這樣可能他羅在監獄的處境得到了某些改善。羅還說到了為什麼看守們喊他是“張先生”時，羅說這是他關在重慶時的化名。

監獄的鬥爭是尖銳的，是真共產黨員假共產黨，好像溶鐵爐中烈火一樣，很快就把假的化為灰燼，真的顯出耀目的光輝來。牢裡的殘酷鬥爭，使我後來斷定羅世文是真正的共產黨員，是忠於共產黨的。在斗爭中，我們彼此認識到，事實證明我們是為共產黨而獻身的。羅世文給我講黨史、講長征，也講到他在四川被張國燾關起來的事。講西安事變時，說張學良不和周恩來商量就決定跟蔣介石飛南京，張學良到了飛機場，周恩來才知道，但已經來不及挽救了。我聽到這裡，一塊塊堵著我心上的石頭，像是突的蹦了出來。講抗戰時，國內外的青年，紛紛奔向延安的動人情況，說的有聲有色。在監獄裡，是羅世文把我的精神鼓起來了，我覺得自己更有力量了，我病弱的身體，不知從那裡又來了勁。於是，我也把自己的情況、監獄的情況，不厭其煩地原原本本地向他做了匯報。在我向他匯報的中間，大概他是用現身說法鼓勵我，他給我談他的家世，他是大鹽商家出身，他的母親為什麼鼓勵她的獨生子參加革命等等。在羅和車來監獄之前，這個監獄裡沒有黨的組織，是他發起建立了臨時支部，他是支書，車耀先和我是支委。為了能堅持長期鬥爭，必須要爭取發動難友們聯合和團結起來。羅向我分析，在這個監獄裡，釋放的希望少到完全不可能，於是決定要和外面的黨組織接上關係，然後在外面的黨組織領導下，實行里應外合，集體越獄（暴動）。羅特別指示我做這個工作。

1944年左右，監獄頭子週養浩，聲稱要叫一些“修養人”當工作修養人。去不去呢？許曉軒的意見是“不”。經過考慮，當時的具體情況，如：在兩三百個“修養人”中，共產黨員只有十幾個，再加其他政治犯也不超過30人，是少數。這樣，敵人很容易把我們這些共產黨員完全孤立起來。支書羅世文遵照毛澤東同志對在國民黨統治區域工作的方針精神，決定在不附任何政治條件下，如果監獄看守叫我們當工作修養人，我們就當，這樣對我們的獄中地下工作是有利的。後來羅世文自己就去當了監獄的圖書管理員，他通過自己的認真工作，給監獄裡的同志們提供了很多進步書籍看。 重慶談判後，中共代表在政協會議上提出釋放共產黨員羅世文和車耀先等。我們知道這事後，羅世文對我說：如果你先出去，你就在重慶等我，我們再一同到陝北去。如果我先出去，我立即向黨報告你的情況，黨一定來找你的，你放心吧。這時的我，已經坐了19年牢了，我激動地向他表示了自己堅定忠誠於黨的決心。但是沒有想到的是，後來我真的從監獄裡逃了出來，而羅世文與車耀先同志卻在我越獄之前就已經被敵人殺害了……

韓子棟於1947年8月18日從白公館逃出，這一天正好是羅世文、車耀先的忌日。一年前的這一天，羅世文和車耀先被敵人殘害於重慶松林坡的“戴公祠”。 龔浩然，另一位與羅世文一直坐過同一監獄的人。他這樣回憶與羅世文的一段特殊經過： 1943年5月份，我被關在貴州息烽陽朗壩監獄。去後即看到一位身材高大、容貌很端正的人，年略30多歲，（我當時有19歲）。他對我很關切。大概有半年多之後，我聽同我關在一間牢室的薑士豪說：“那位身材高大的人，是羅世文，他是中共黨員，是地下黨四川省委書記，因成都地區鬧搶米風潮而被反動派迫害逮捕來的。”姜士豪又說：“羅世文在蘇聯莫斯科大學畢業後回國，他俄文很好”等等。經過一年多的時間，羅世文也了解我是被迫害才到監獄的，他當時說我是“時代的犧牲者”。他曾很關心地叫我讀一些蘇聯小說。他平時見到反動派管牢的人，就罵。有時反動派強迫我們做苦工，打石頭，抬石頭抬木料，羅世文就說這是反動派想以罰苦役來摧殘我們的身體，而我們要認為這正好是鬆鬆我們筋骨的好機會，大家要為今後“天亮了”（天亮了，就是共產黨解放我們大家的暗語）作準備。他當時就是“橫眉冷對反動派”。牢中有人病了，他非常關心，常常詢問病情。平時他的學習從不厭倦，只要有光線看得見，他總是在看書看報。當時同牢裡有幾個蘇聯人，其中有一個是蘇聯的船長，還有一個是南斯拉夫人。羅世文常與他們用俄語交談。他總是充滿著革命激情。我曾聽許曉軒說過，反動派曾要羅世文寫悔書，並以高官厚祿來引誘他。羅世文當時把敵人大罵了一頓，甩手而去。記得有一次監獄開了一個哲學辯論會，反動派大講精神為何偉大，羅世文當場以唯物辯證法和黑格爾及馬克思的哲學論點，把反動看守駁得體無完膚。我們聽了羅世文的辯論雄才，由衷的激動和高興。當時反動看守氣壞了，罰羅世文和我們一起去做苦工。 1945年底我被釋放時他還關在那裡。我始終堅信羅世文是一個好人，一個堅定的共產黨員。

羅世文、車耀先烈士的墓碑是周恩來親筆寫的。關於傳說中的羅世文的故事很多。郭久麟先生在1979年寫的《羅世文傳》也許是記錄羅世文這位“紅岩”特殊人物的最完整的文字了。在此筆者引用郭文中的部分內容，以供大家進一步了解羅世文—— 在“江姐”江竹筠家鄉的自流井一帶，有一河叫清溪河，它從威遠縣西北緩緩流向東南，再在貢井地區與旭水河匯合後，即稱為釜溪河。就在威遠縣與貢井交界處的觀音灘，有一座三曲拱的大石橋，長約五十公盡，寬約五公盡，兩邊橋頭各有一對生龍活虎的石獅子，更增添了大橋的威勢。觀音橋兩岸，平疇活野，竹林蓊翳，垂柳指舒，景色佳麗。在觀音橋緊靠威遠縣一邊的向家嶺上，在那層層高大繁茂的果樹森之間，有一座建築得壯闊美觀的大院子。這，就是羅世文家的——羅家大院。 1904年農曆6月21日，羅世文就在這裡出生。

羅世文家族早年由湖北遷來四川自流井。羅世文祖父羅聲衢是自流井的一個鹽業資本家，為自流井舊式鹽業中的傑出人物。他在帝國主義經濟侵入內地，引起封建經濟分化破敗的情況下，毅然吸收了西方先進蒸氣機吸取鹽水，並因陋就簡，自力更生地發明了多種鑿井和運鹽工具以及分井火的方法，推動了自流井的鹽生產，成為當時當地井鹽革命的領導人。據說，羅聲衢發明的鹽井鑽機，還被美國人引用去打石油，結果才有了世界上第一口油井，而美國從此步入了20世紀的世界強國。 羅世文的父親羅萬隆，長期經營鹽運，其前妻無子，娶了羅世文的母親。過門不久，前妻生了兒子，羅世文的母親就遭到虐待。生羅世文後，母親因與丈夫不和，隻身悲憤地和艱辛地領著年幼的羅世文生活。 1907年，羅聲衢生意虧損，又負官運局及票幫債務達數十萬兩，被抓入獄中作抵押，不久因憂憤過度，庾死獄中。從此，羅世文與母親相依為命。幼時的羅世文就聰穎過人。入私塾讀書後，更加刻苦勤學。他從小就手不釋卷地縱覽了古今中外的各種史籍、小說和詩文等。羅世文家族中有一些留學日本的長輩回到家鄉，不但給家鄉帶來了不信神而信科學的民主思想，而且也給羅世文等小學生講外語，講自然科學，開拓了羅世文的眼界，為他打下了外語基礎。

威遠、自貢一帶，具有光榮的革命傳統。愛聽老人講故事的羅世文生前的革命傳奇—— 這得把時間推到1911年，四川人民為反抗清政府出賣粵漢、川漢鐵路建築權，掀起了大規模的保鐵路風潮。這年9月15日，威遠縣愛國鋕士、同盟會會員胡馭垓領導威遠民軍起義，殺死威遠縣縣吏，宣布威遠獨立。隨即，吳玉章與王天傑、龍鳴劍等人領導的榮縣起義成功，同時也宣布了榮縣獨立。不久，義軍從榮縣、威遠一帶向自流井進攻。義軍統領楊紹蘭帶兵駐紮在威遠縣觀音灘一帶，有的就借住在羅家大院。次日晨，義軍從觀音橋向對岸山堡的五子營八安寰營的清兵發起進攻。義兵們端著土槍、土炮，大刀、長矛，冒著清兵的毛瑟槍、五子槍、九子槍等射出的槍彈，衝過觀音橋，在馬鞍山與清兵展開了一場大血戰。正在激戰中，從成都傳來了清帝退位的消息，義軍又經觀音橋撤回威遠。這段時期，年僅七歲的羅世文親眼看見起義軍扛著土槍、長矛，頭扎白頭巾，住在自家大院，就十分好奇地前去聽起義軍講打仗，殺清兵的戰鬥故事，聽他們講推翻滿清皇帝的道理。不幾天，起義軍回到觀音灘，許多人手裡都提著一串一串的清兵的耳朵（當時義軍以此論功請償）。義軍還抓住了一些清兵士兵，要當眾斬首。羅世文家族的長輩出面為這些士兵求情，說這些士兵都是無辜的，殺了怪可憐。於是義軍就把這些俘虜留下來了。不久，義軍撤回了威遠、榮縣。但是，起義軍推翻滿清皇帝的壯舉和他們英勇戰鬥的事蹟，卻給羅世文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1915年底，袁世凱在日本帝國主義和其他帝國主義的支持下，公然演出了復辟帝制的丑劇。這年12月25日，也就是袁皇帝“登極”前一星期，蔡鍔在雲南組成“護國軍”，宣布獨立，並於1916年1月，分三路向四川、貴州、廣西進後，討伐袁世凱。其時，朱德率領一個旅轉戰和駐紮川南一帶，朱德部下一位姓張的連長講故事。張連長經常受朱德之命，率一連人駐在觀音橋。 11歲的羅世文經常和同學一起請張連長講故事。張連長經常受朱德旅長的指導，思想比較進步、他給孩子們講：“辛亥革命以後，袁世凱獨吞了革命果實，投靠外國洋人，壓迫國內人民，大搞專制獨裁，還要想當皇帝。我們雲南“護國軍”在蔡鍔領導下興兵討袁，就是為了推翻袁世凱的獨裁統治，保護國家民族的利益。羅世文聽他講得很有道理，又想起小時候看到的辛亥革命軍戰鬥的情景，對討袁的護國軍十分尊敬，對妄想稱帝的袁世凱充滿了仇恨。晚上回到家裡，恰好窗前的臘梅開花了。黃燦燦的小花，迎著凜冽寒風，傲然開放，在晚風中散了出幽微的清香，使羅世文心曠神怡。他在梅樹下久久徘徊，驀然想到：今天，北方正是冰封雪裹，寒風凜冽，可我們這裡，怒放的梅花卻預告著春天的到來！這不正像徵著當今中國的政治形勢嗎？這盛開的梅花終究勝過那富貴的解語花，溫暖的春風一定會融化那漫天的冰雪！想到這裡，他不禁歡快地跑進屋裡，提筆寫下了《詠梅》詩：

北國銀山冽， 南庾已報春。 浮香羞解語， 寄意隴頭人。 這首詩寫出後，受到老師好評，也在同學中廣泛流傳。 1920年秋，16歲的羅世文經前清舉人羅愛棠的推舉和資助，到重慶讀書。母親知道這個消息後，高興異常。但是一想到兒子就要長久地遠離自己，又不禁暗暗地心傷。晚上，母親親切地說：“娃兒，你都16歲了，這下又要出遠門，媽給你說一個媳婦，你娶了親再走吧！”羅世文一聽，不禁睜大眼睛，詫異地望著媽說：“媽，這怎麼行，我還這麼年輕，怎麼就談這些事哩！” “媽就你這個獨根苗看著你娶媳婦，媽就放心了！”母親說。 “媽，你聽我說。”羅世文深情地看著母親開始起了皺紋的臉，說：“你不是經常教育兒子要作一個有用的人，使天下的女子再不像你那樣受苦，使天下的兒童，再不像兒子那樣受苦嗎？！我到重慶，就是要去學習，去工作！我怎麼能為生活上的事情影響我的學業呢？你說是嗎？媽！” 兒子的雄心壯志，使母親十分欣慰。她高興得把兒子拉到自己的懷裡：“你說得對！好好去學習吧！媽不拉你的後腿了！” 不幾天，羅世文踏上大路，從觀音灘步行百十里，走到鄧井關搭鹽船。一路上，羅世文看到船工們划船、接船，勞動十分沉重，生活卻異常艱苦。船工們划船、拉牽時，都要喊著高亢的小河號子，那號子既好聽，又令人悲愴： 腳蹬石頭手爬沙， 掙點銅錢養我媽！ 嘿唷嘿唷！ …… 窮人的困苦，給富家出身的羅世文留下深刻印象，他的心如火燒火燎一樣難受。 最使羅世文氣憤的是，鹽船一路上都要受到各地軍閥的檢查。在每一個關口、碼頭，駐防在那裡的哨兵們橫行霸道，不給他們上稅、行賄，就不讓上岸。這一切，讓羅世文深感世道的不平。 經過四天的航行，羅世文終於到達了他渴望已久的目的地——重慶城。在碼頭和街道上，羅世文看到那些骯髒襤褸、啼飢號寒的乞丐們到處皆是，緊皺雙眉，愁腸百結：怎麼城裡貧富差異也這麼大啊！ 羅世文住在叔伯姐姐詹五姐家。這是一個古董商人，詹五姐在丈夫去世後繼承了一筆很大的遺產，生活條件頗好，所以對對娘家來的親戚也十分照顧，經常給予瞻濟。羅世文安身於此，少了許多麻煩和不便。不久，羅世文以優異成績考取教會學校——青年會的英語補習班，學習了一年的英語。 1921年秋，他又以最好的成績考取顧重慶甲等商業學校第13班。 重慶商業學校是一所職業學校，設在重慶機房街，開設中文，外文、數學、薄記、會計等課程。校長梅際郇，號樹雨，是一位知名的舉人和學者，很重視學習。羅世文進校後，校長又換成胡宇光。他是一位國民黨左派進步人士，常請社會上的知名的進步人士來校講課，學校風氣也很純正。羅世文在商業學校，刻苦好學，所以每學期幾乎都是頭二名，因此皆為免費讀書。這期間，“五四運動”對重慶影響很大。革命的新思想和新文化傳播，使得羅世文受益不淺。他如飢如渴地看著在進步青年中廣為流傳的《新青年》、《新潮》、、《少年世界》、《星期天》等報刊雜誌。他尤其喜歡李大釗、陳獨秀等人的文章。那些文章打開了羅世文的心靈窗口，解開了他思想上的疙瘩，使他明白了許多進步的道理，也因此逐漸明白了要想改變這個不平等的世界，就必須投身到革命浪潮中去。從此，羅世文積極參加學校和社會上的各種革命活動，期間他結識了四川早期的革命家吳玉章和楊暗公等人，以及1923年中國共產黨中央派到四川的特派員肖楚女等同志。在這些革命家的指導和幫助下，羅世文開始學習馬克思列寧主義理論，並在參加革命活動中，不斷樹立了共產主義世界觀。 1923年，他加入了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 1924年1月20日，革命導師列寧逝世。孫中山在國民黨第一次代表大會上作了紀念列寧的專題演說。在四川成都，吳玉章和楊暗公等同志領導群眾在少城公園舉行了列寧逝世追悼大會，並發表了宣言和演說。在重慶，則由肖楚女和羅世文等人召集青年學生和群眾團體代表，舉行了隆重的追悼會，產生了很大影響。這個時候，重慶“一肖一羅”即肖楚女和羅世文，在青年學生和社會上影響越來越大。 1924年5月21日，楊暗公同志由成都返潼南故鄉後，來到重慶。羅世文熱情邀請楊暗公到進步青年中講演馬列主義的真理。而楊暗公同志則以敏銳的目光，很快發現了羅世文是個革命的人材，並認為羅是“本團的健者，很可造的”，並對其給予特別的器重和培養，提攜羅世文擔任重慶共產主義青年團地委書記。從此，羅世文與肖楚女、楊暗公等同志一起，成為領導重慶市革命鬥爭的領導骨幹。 這年11月19日，日本商船乘軍閥混戰之際，私運偽幣來渝，被重慶軍警團重慶督察處查獲。船主不但拒絕檢查，反而將督查的士兵六名一齊捆綁，掀下大江，淹死四人，重傷兩人。重慶軍警團即將船主及船上偽幣押回督察處。日本領事不但不依國際公法讓中國人按法律處理該船主，反而污衊中國兵士侵犯日本輪船警察權，要中國放人、道歉，賠款。賣國賊的重慶關督察江岳生不但不處理日本船主，反而將日本船主釋放，還對其道歉認錯。激起了重慶人民的極大憤慨。 羅世文立即與楊暗公等同志商議，決定要以這件案子作為一個事例，激發重慶人民的反帝愛國熱情。肖楚女和楊暗公贊成羅世文的主張，他們三人開始領導了這場在重慶近當史上留下重要影響的革命運動。 11月20日之後，肖楚女接連在《新蜀報》發表評論，憤怒聲討日本商船私運偽幣、打死中國地方檢查官的暴行，同時揭露江岳生等賣國官員投降媚外、壓制輿論的行為。羅世文則以重慶學聯領導人的身份，到省立二師、川東師範和聯合中學等學校以及市商會等群眾團體進行講演和鼓動，主張由人民直接進行國民外交，發動全市群眾猛力抨擊日商船慘無人道、道貌岸然的行為，揭露日本帝國主義在四川重慶的種種罪行。集會和宣傳獲得巨大成功。隨後，肖楚女代表報社，羅世文代表學聯，同其他幾位群眾代表登上日本領事館之門，同日本領事館及其代理人進行談判鬥爭。在談判中，日本領事館驕橫地說：“我們日本政府同貴國政府簽訂的條約中規定，我們日本有在貴國行使警察權、治外法權及領事裁判權的權利，因此，日本商船的船主由我們處理，貴國不得進行干預！”羅世文一聽此話，勃然大發怒！他立即憤慨地批駁道：“貴領事所謂的，'警察權'、'治外法權'、及'領事裁判權'等等，都是中國反動腐敗政府在你們這些帝國主義的砲艦和強權之下產生的不平等條約！中國四萬萬人民從來沒有承認，今後也永遠不會承認！中國是中國人民的中國，我們堅決反對帝國主義在中國行使所謂的，'警察權'、'治外法權'、和'領事裁判權'，並且強烈要求立即取消這此強加於中國的不平等條約！這次日本船商德陽丸號船主在中國的國土上違反中國的法律，害死中國的士兵，當然該由中國政府和中國人民按照中國法律進行治裁！你們有什麼理由干涉和破壞？！”羅世文和肖楚女等同志的義正詞嚴、氣壯山河的發言，駁得日本領事張口結舌，狼狽不堪。然而，日本人勾結重慶當地政府反動官員，企圖大事化小。羅世文他們看穿日方的陰謀，12月13日上午，在他們的組織和發動下，在打槍壩召開了有七千多人參加的“重慶人民聲討日本帝國商船慘殺我同胞案”的群眾大會。大會發表了宣言，並向全市人民發出了呼籲通電，同時向日本領事館提交了抗議書，也向重慶偽政府提出了六點要求。這次群眾大會及後來的盛大遊行活動，振奮了山城人民的革命精神。楊暗公十分高興地指出：“今後只要善於用其氣，加以培養，必不可限量的，真是可喜！”羅世文也從楊暗公、肖楚女身上學到了領導群眾運動的豐富經驗與卓越藝術，同時也深深感到：反帝反封建的革命工作，必須抓住帝國主義在中國的每一個非法行為，使其在中國到處碰釘子；我們的鬥爭，必須和人民的疾苦、人民的利益個結合；我們的一切口號都要出自人民的肺腑；我們的一切行動，都要代表人民的願望和要求！ 1924年至於1925年間，羅世文與楊暗公同志先後組織進步青年成立了“平民學社”和“勞工互助社”，團結重慶進步青年和勞動群眾學習馬列主義理論，參加革命鬥爭。在羅世文、楊暗公同志領導下，“平民學社”和“勞工互助社”推動了重慶的革命運動，並為重慶和四川培養了一批革命幹部。 1925年6月初的一天早上，羅世文正準備迎接學校的畢業考試。當他隨手拿起當日的《新蜀報》草草看了一篇文章後，猛然將右手捏成拳頭重重地砸在桌上：“哼，帝國主義竟在中國槍殺我同胞啦！”被驚醒的全班同學立即都圍過來看報，那上面赫然登著震驚全國的“五卅”大血案的消息。同學們頓時氣憤萬分，紛紛響應羅世文的建議，舉行聲援上海學生運動的全市大遊行。隨即，他和肖楚女、楊暗公一起，領導了山城各界成立了“五卅慘案重慶國民外交後援會”。並於6月25日召開了全重慶市的聲援大會。之後又舉行了大罷工。為了指導革命運動，羅世文與肖楚女不辭辛勞，創辦了《爝光》雜誌。這份革命刊物立即遭到了封建軍閥劉湘的忌恨。劉湘為拔除這個眼中釘，立即派人草擬了《重慶衛戍司令部禁令》，派專人交給肖楚女、羅世文二人。禁令上說：“……爝光刊物編輯人肖楚女，發行人羅世文，假愛國反帝之名，行宣傳共產之實，……勒令查封該刊物，經辦人員限期三日出境。如有違者，定依法究辦。”接到禁令後，肖楚女於憤慨之餘，連夜草擬了《肖楚女的人生觀》一文，據理批駁劉湘的禁令，申張革命的正義。次日，《新蜀報》全文刊出此文，轟動全城，弄得劉湘手足無措，惱怒萬分。羅世文在憤慨和激動之中，揮筆寫下了三首絕句： 勒令淫威下， 爝光得永生。 燎原燃野火， 草木目春榮。 苛政猛於虎， 先行誓必爭。 急風知勁草， 抱璞守忠貞。 落帽秋風易， 犧牲革命常， 前矛如海塔， 後啟允鷹楊。 這三首詩，有力地表達了羅世文對反動軍閥迫害的輕視和卑視，以及對革命真理傳遍四方的堅定信念。 為了保存革命力量，黨組織決定派肖楚女去廣州，而羅世文恰好於本期在商業學校畢業，遂決定派他取道上海赴蘇聯留學。 1925年10月上旬的夜晚，年輕的羅世文在重慶南岸彈子石碼頭上船之後，依著船弦望著奔騰浩蕩的長江，望著象蒙艟旦艦一般聳立在長江和嘉陵江匯流處的朝天碼頭，心裡充滿了依依不捨之情……在離渝前夕，他被批准加入中國共產黨，成為一名光榮的中國無產階級先鋒隊成員。 經過八天的航行，輪船於下午抵達上海港。羅世文下船後，得到了中國共產黨中央的惲代英同志和已經在此工作的肖楚女同志的熱情接待。三天后，羅世文同蔡和森、向警予、李立三等同志一道，向海參威前進，開始了他革命人生中的又一個里程碑意義的經歷。 在蘇聯，羅世文同向警予及從另一條過來的劉伯堅、王仁達、李大章等同誌編入中國班。從此，羅世文同志開始了新的學習生活。 東方大學在第三國際和蘇聯政府關懷下，為世界各國、各民族的共產主義者學習革命理論和革命建設經驗創造了良好的條件：為他們選派了優秀教員，提供了大量馬列主義著作和各種圖書、資料，生活上也給予較好的照顧。在這樣優越的環境裡，羅世文以高度的政治責任感，手不釋卷地學習馬恩列斯的著作，潛心研究馬列主義理論及革命戰略戰術，研究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歷史為其經驗。儘管學校蘇聯專家、教師上課時都配有翻譯，可以不學俄文，可是，為了更好地學習馬列主義的原著，學習十月革命的寶貴經驗，他還是刻苦地學習俄語和德文。由於他在中學時即已通曉英語，再加上他天分高，記憶力強，又刻苦，所以羅世文的俄語、德語水平迅速提高，很快能閱讀俄文和德文的原著了，這給他學習和研究馬列主義插上了翅膀。 在羅世文留學蘇聯時，正值國內北伐大革命高潮時，許多留蘇學生特別是共產黨員們都陸續被調回祖國參加戰鬥。羅世文心急如焚，多次向組織要求回國，可組織上要他繼續學習。 1927年春，重慶發生了反動軍閥王陵基鎮壓革命運動的“3·31”慘案，羅世文的老師和摯友楊暗公同志在此次慘案中壯烈犧牲。得到這個噩耗後，羅世文無比悲憤，決心為烈士報仇雪恨，並寫下了《寄張無》的詩篇： 塗山訣別幾經秋， 故國不堪江水流。 可惜身無雙羽翼， 歸來聚首斬頑酋！ 這年3月21日，中共負責人周恩來和趙世炎領導上海工人階級舉行了驚天動地的武裝起義，從北洋軍閥手裡解放了租界以外的整個上海。可起義不久，蔣介石卻陰謀發動了血腥的“4·12”反革命政變，以極其卑鄙殘暴的手段，對上海起義的工人進行了殘暴的大屠殺，革命者的鮮血染紅了黃浦江。消息傳到蘇聯的東方大學，羅世文怒不可遏，立即和留學生們一道舉行了聲討蔣介石的示威遊行。 1928年春，羅世文寫下了二首，寄回家中，表達了他對故鄉的思念和徹底改造舊中國的壯志雄心： 妙女妖嬈笑語迎， 頻頻揮手喚鹽人。 凝眸一盼翩翩去， 飄渺浮香散入雲。 夕陽西下鳥棲遲， 惹動遊子故國思。 力拔五山虹貫日， 黃河正是水澄時。 1928年夏，羅世文以優異成績畢業於東方大學。他用了半年時間周遊了俄國、德國和法國，於年底回到祖國。有人見這位留學的洋學生什麼都沒帶，只帶了幾箱書，而且還都是些要“殺頭”的馬列主義書籍。羅世文笑著說：“我什麼也不願意帶，就只帶了馬列主義的書籍。有人告訴我，這些書在國內查出來是要殺頭的。我不怕，因為我回來就是同反革命勢力鬥爭的” 不久，黨中央派羅世文回四川老家工作。這階段，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武裝鬥爭風云四起，特別是南昌起義和秋收起義震驚神州大地，也鼓舞和激勵了各地黨組織的鬥爭熱情。羅世文回川後，也立即投入了領導士兵的革命暴動運動。 根據地下黨四川省委意見，羅世文來到國民黨地方軍隊28軍第7混成旅進行策反工作。經過羅世文的艱苦努力，旅長鄺繼勳被爭取過來。 1929年6月，第7混成旅正式起義。在全旅官兵大會，旅長鄺繼勳首先發表演說：“弟兄們！官兵們！同志們！我們第七混成旅今天正式起義了！我們為什麼要起義呢？”鄺繼勳環視了全場一周，然而提高嗓門道：“那是想到了這些年我赤膊帶刀，領著弟兄們拼殺，想給老百姓們辦點好事，想為工農大眾打江山。可是，獨夫民賊蔣介石卻背叛了孫中山先生的遺訓，背叛了革命，背叛了人民！因此我們就要起義！就要變成革命武裝——工農紅軍了！” 一片震耳欲聾的掌聲中，黨代表羅世文宣佈道：“同志們：現在，我宣布——中國工農紅軍四川第一路軍正式成立了！” 這次起義的領導機構按“八一”南昌起義的形式，叫做“前敵委員會”，前敵委書記是羅世文，前敵委委員兼前敵總指揮為鄺繼勳，前敵委員中有在川軍中很高威信的劉伯承同志，他雖未到任，但被列名其中。下轄三個師編制，以羅世文為首的中共黨員分別負責該起義部隊的各級政治工作。 起義部隊在羅世文、鄺繼勳的領導下，在初期時連連得勝，所到之處，工農紅軍的革命義舉和為窮人打土豪分田地的行動，深得人心，極大動搖了地方反動政府的統治。 後因叛徒出賣，起義部隊在同軍閥劉湘部隊的戰鬥中終因兵力懸殊，隊伍被屢次打散。身先士卒的羅世文沖出敵人包圍圈後，後孤身一人，藏匿於鄉村之中的草叢之中數天，他被飢餓和困苦折磨得衣衫襤褸，骨瘦如柴，但他胸中的革命火焰依然熊熊燃燒！ “一定要克服艱難險阻，就是爬，也要爬回重慶！”羅世文這時想的最多的是要回到重慶，向省委匯報這次起義的全部情況。於是他重新挺立起來，邁開艱難的步子…… 羅世文此次的直接發動和領導的暴動雖然失敗了，但它在四川現代革命鬥爭史上留了光輝的一頁。回到省委後，羅世文被留在省委任任宣傳部秘書。這時的中共四川省委按照中國共產黨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確定的“爭取群眾”的方針，各地黨組強發展很快，並且陸續發動了許多工人暴動、農民游擊戰爭等，而這些革命武裝鬥爭，一方面對反動軍隊和舊政權巨大打擊，另一方面也引起了各股反動勢力的瘋狂反撲。尤其是重慶地方軍閥，他們屢次破壞了中共四川省委機關。 1930年5月初，省委書記劉願庵與省委幾位負責同志正在省委機關開會，突然被叛徒帶來的反動軍警包圍後全部被捕，後來劉願庵同志和省軍委書記李嗚珂、省委宣傳部長陳攸生、省委秘書鄒進賢等先後犧牲。 白色恐怖下的革命鬥爭異常殘酷，羅世文看到自己的領導和戰友們一個個倒下，卻絲毫沒有動搖與悲觀，相反他的革命意志和共產主義信仰更加堅強。這期間，他以一個革命理論家的身份，不斷發表革命檄文，抨擊反動統治，宣傳革命精神。 鑑於中共四川省委幾位主要領導同志的先後被捕和犧牲，羅世文同志同省委各部委秘書長商議，從成都調程子健等同志到重慶，重新建立了四川省委，羅世文同誌任宣傳部長。 1930年6月1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由李立三領導，通過了“新的革命高潮與一省或幾省的首先勝利”的決議案，制定了全國中心城市武裝起義和集中全國紅軍進攻中心城市的冒險計劃，並將黨、團、工會各級領導機關合併為準備武裝起義的各級行動委員會。這一中央精神，對四川地區的革命鬥爭影響很大。一位中央大員到四川後，不顧羅世文等人的反對，堅持主張武裝起義，結果在之後的三四個月中，四川各地的地下黨發起了多次武裝起義，但皆以失敗為告終。血的教訓，讓羅世文不得不親自給中央寫信反映情況。 9月份，黨中央召開了六屆三中全會，決定休止了在全國總暴動的方針。中共四川省委的工作也進入了正常狀態。 1931年初，羅世文鑑於重慶白色恐怖嚴重，提出將四川省委遷往成都等建議。省委接受了他的建議，不久他出任中共四川省委書記。 這段時期，由於各地暴動和起義陸續失敗，中共四川地下黨組織遭到極大破壞。加之與黨中央聯繫也時斷時續，常常幾個月得不到上級的任何指示。羅世文以高度的革命責任心和獨立工作的能力，領導四川省委積極主動的工作，他經常鼓勵同志們：“雖然我們暫時與黨中央失掉了聯繫，像失去舵的孤舟，然而我們還是要團結起來，繼續戰鬥，直至勝利！” “九一八”事變後，中國共產黨立即號召人民武裝抗日。羅世文敏銳地分析了當時的形勢，立即開始領導成都及全省的抗日運動。這時期，紅軍四方面軍由鄂豫蘇區進入四川北部，羅世文領導下的四川省委，向蘇區派遣了不少黨團幹部，並積極組織革命兵變和農民暴動，策應紅軍入川，通過羅世文的努力工作，紅軍在入川後兵力迅速得到擴張，裝備和實力也得到很大提高。 1933年10月，羅世文受黨中央派遣，到川陝蘇區工作，一與他同行的有黨中央派到川陝蘇區的廖承志同志。羅世文出任中央駐川陝根據地黨代表，並任川陝蘇區黨校校長，廖承誌任川陝蘇區工會秘書長。作為我黨重要的馬列主義理論家之一的羅世文同志，這階段他的專長得到了很好的發揮。在給川陝省委高級訓練班的學員講授農民問題與民族殖民地問題時，他以豐富、精深的馬列主義理論修養，僅靠一兩千字的提綱，就把問題講到透徹而生動，極受工農幹部出身的學員們的讚揚。在今天的重慶“中美合作所”美蔣罪行展覽館裡，還保存了羅世文同志當年講課用的提綱。在川陝根據地，羅世文與分裂主義者張國燾進行了無情的鬥爭，結果他被握著黨內軍政大權的張國燾死死地控制和打擊著。 1934年春的一個早晨，心中異常憂悶的羅世文獨自漫步在通江邊上，望著滾滾東去的流水和初升的太陽，百感交集，吟成了《過通江城》三首： 千錘百煉是鋼精， 共濟同舟斬棘荊。 黨性忠言多逆耳， 晨曦漫步出江城。 履霜自信有同情， 涇渭何愁不晏清。 肺石光輝昭日月， 熊熊烈火煉忠貞。 巴山氣爽艷陽天， 跋涉蠶叢已十年。 味膽銘心期報效， 同袍黽勉著先鞭。 從詩中可以看出，他為了對黨的忠誠，而向張國燾表達自己的逆耳忠言，卻反被誤解的痛苦之心。同時也可以從詩中看出羅世文作為一位堅定的馬列主義者的自覺革命信仰和堅持真理的信心。但分裂分子張國燾卻不這麼看，他不僅拒絕羅世文、廖承志同志的逆耳忠言，而且於1934年冬，派楊立人找羅世文、廖承志談話，給他們扣上“蔣介石特務”的帽子，並非法逮捕關押了他們，幾次想殺羅、廖倆人。由於羅世文和廖承志是黨內難得的高學歷的同志，張國燾覺得暫還可以利用一下而沒有當下動刀動槍。這期間，羅世文被張國燾重兵監視起來，讓他專門起草文件，刻蠟紙，同時還要做相當的苦工。在此期間，羅世文親眼看見張國燾屈一系列殘殺白區區的黨員、團員的罪行。特別是有一次羅世文親眼看見張國燾用非刑拷打一位綽號叫阮鬍子的共產黨員，將其背燒爛、腳打斷。當時阮鬍子見羅世文在旁邊，向他看了一眼，高喊道：“我快死了，總有人知道我不是壞人，我是冤死的啊——！”目睹自己的戰友被張國燾這樣稱為之“同志”的人折磨得舍冤而死，羅世文心如刀絞。心裡受盡了特殊的痛苦和難言的折磨！羅世文還看到張國燾殺害了曾經在上海同李克農、錢壯飛一起為保衛黨中央作出決定性貢獻的胡底同志，以及73師政治部主任趙箴吾、99師296團團長吳子太、98師獨立團政委李仲泮等同志。羅世文把張國燾犯下的一筆筆罪行都記在心頭！ 1935年3月，對革命失去信心的張國燾公開與毛澤東為首的黨中央和紅軍分裂。被看管的羅世文夫奈跟著張國燾的部隊連續兩次穿過草地、翻越雪山。長征路上，羅世文穿著單薄的破棉襖，拖著一雙腫脹的雙腳，面對飢餓、疲勞、寒冷和對革命前途的焦慮，屢次處在生死邊緣之境，但他依然沒有放棄對革命和與張國燾分裂主義的鬥爭。後因張國燾的分裂陰謀被毛澤東為首的黨中央識破，1936年10月，紅二、四方面軍在會寧與黨中央派來迎接他們的紅一方面軍勝利會合了！羅世文也在這時才穿上新棉衣，他的心頓時感到春天般的溫暖。 黨中央對羅世文在革命緊要關頭的政治立場給予高度評價，任命他為紅軍大學的理論教授。當時毛澤東等中央領導也經常到這所革命大學授課。羅世文作為革命理論家，他在這裡發揮了自己的特長，他的課深入淺出，很受學員們歡迎。同時革命熔爐對羅世文也帶來了許多活力。 1937年3月至1938年4月，羅世文作為張國燾分裂黨的見證人，積極參加了黨中央發動的批判張國燾錯誤路線的鬥爭活動，並且以自己親身經歷和活生生的事實，揭露和批判了張國燾的左傾機會主義路線錯誤，給延安革命同志們極大啟發和教育。 “西安事變”爆發後，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在全國各地形成。四川地方軍閥劉湘迫於全國和四川抗日怒潮的壓力和同蔣介石的矛盾，企圖選用與蔣對的各種勢力，特別是想藉用我黨力量，與蔣介石抗爭，以保存自己的地盤和勢力。黨中央決定派羅世文同志回川作為我黨代表，擔任劉湘高級顧問同劉渣進行聯繫談判。 1937年底，羅世文到達成都，即拜會了昔日的宿敵劉湘。然而這一回他是被劉湘當作重要賓客安排到了戒備森嚴、豪華堂皇的劉湘公館。曾幾時，劉湘查封了他羅世文和肖楚女合辦的《爝光》雜誌，並勒令他羅世文不得再在四川立足；之後劉湘殘暴地槍殺了四川省委書記劉願庵以及陳攸生、鄒景賢等四川省委重要幹部！與這樣一位血債累累的政治宿敵住在同一院庭，羅世文心頭難平，可是為了全國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他必須以國家民族利益為重，團結和爭取劉湘，期望這位四川軍閥能在抗日大潮中支持我八路軍、新四軍。由於羅世文努力而艱苦的工作，1938年至1939年之間，川軍到前線作戰時，劉湘沒有執行蔣介石要他把部隊調到濟南的命令，而是主動把川軍調到中漢路以北與我八路軍靠攏，挫敗了蔣介石的一次陰謀。同時也有力地促進了成渝兩地的群眾性抗日救亡運動。這期間，在羅世文高超的領導下，成都和四川地區的中共地下黨組織也迅速得到了發展。作為黨的宣傳理論家，羅世文極端重視統戰工作中積極發揮宣傳工具的作用，他不僅親自擔任《新華日報》成都分社負責人，還兼任成都地區的《新華日報》總推銷。 1937年冬，羅世文會合黨中央從延安派來的周鳳平、廖志高、余江震以及前先在成都從事上層統戰工作的張曙時同志，建立了中共四川省的領導機構——四川省臨時工作委員會（簡稱省工委），羅世文為書記。成立四川省委後，羅世文即去到武漢八路軍這辦事處，向南方局書記周恩來同志作了匯報。在由武漢乘船回四川一路上，羅世文面對滿目瘡痍的祖國河山，不由心潮濕澎湃，寫下了《別漢入蜀》詩篇： 金陵鑄鼎夢難圓， 趙構君臣走蜀川。 龍虎蒼茫留國恥， 龜蛇黯淡失湯堅。 企圖揖盜輸繒策， 忍作焚萁蒿里篇。 豚犬諸郎難個事， 終朝坐食誤坤乾。 秋風夏口望渝蓉， 百雖蠶叢寓意濃。 劫後餘生仇禹貢， 瞻前樂死反堯封。 暗公首義披荊棘， 楚女橫流布陣容。 此去西南償夙願， 開來繼往為工農。 返川後的羅世文，帶領省委同志積極擴大黨的組織，先後成立了成都市委、重慶市委以及樂山、宜賓、自貢、瀘州，南充、梁平、閬中、三台等中心縣委，在並不長的時間裡，發展地下黨員達4000多人。不久，省委又鑑於四川地區大、交通聯繫不便等情況，加之當時成都與重慶存在兩個政治中心的實際情況，在請示周恩來及南方局同意後，決定分別建立中共川康特別委員會和川東特別委員會，簡稱川康特委和川東特委。 1937年，周恩來為首的中共代表團在同國民黨政府談判抗日問題時，決定由我黨在國民黨統治區公開出版一部報紙——《新華日報》，並決定由羅世文負責此報建設。 《新華日報》從此成為我黨在國民黨統治區點燃的一把革命火炬，照亮了白色恐怖下的抗日前進方向，也溫暖了國統區人民的心靈。 然而，從1938年開始，假抗日的國民黨頑固派發動的駭人聽聞的第一次反共高潮。公然進犯革命聖地延安等我黨建立的解放區，而對國統區的共產黨及革命組織進行殘酷清剿。四川的中共地下黨組織也早已是蔣介石的眼中釘、肉中剌，在向陝甘寧邊區和太行山區進攻的同時，老蔣把屠刀同時砍向了成都。 1940年初，蔣介石派特務頭子康澤攜帶兩百名別動隊員潛來成都，策劃了轟動一時的“搶米事件”。當時，特務們選中了重慶銀行設在南門外的米倉庫。 3月12日這天晚上，由康澤的別動隊為骨幹，糾集暴徒幾百名，故意搶劫了這個倉庫。而在這個米倉的對面，就是共產黨領導的《時事新刊》的印刷部門。在暴徒搶卻時，《時事新刊》編輯朱亞凡同志正在印刷處校稿，當他聞聲走出去觀看時，即被預先佈置的反動特務別動隊員抓捕，誣稱朱亞凡是此次搶劫的現場指揮者，這便是一幕由國民黨特務們精心導演的中國版“國會縱火案”！ 搶米事件次日，成都街頭的所有國民黨反動報刊幾乎同一口徑刊登“共黨分子朱亞凡指揮搶米”的醒目標題的文章，企圖藉此徹底毀譽中共四川地下黨。成都時局一下緊張起來。特務們竟敢直接公開地前來威脅具有公開身份的羅世文。在形勢極端困難時刻，羅世文大義凜然地對那些為他擔憂的同志們說：“大敵當前，我只能以國家利益，而離開抗戰！只要國民黨還有一分抗日的真誠。即不應危害我！”可是，國民黨的反共氣焰並沒有因此消沉，反而更加囂張。敵人終於露出凶狠之醜惡面目。 4月18日晚，羅世文為了新華日報分館能堅持發行報紙和清理有關機密，化裝前往新華日報分館。當他剛一進分館，早已預先埋伏在那些的反動軍警特務立即衝進報館將其逮捕。臨別時，他向堅持在報館工作的同志們說道：“同志們！新華日報是國民黨當局同意辦的。國民黨這樣無理抓人，是完全非法的，他們做賊心虛！你們要把新華日報堅持辦下去！這是我們黨的報紙！這是人民的心聲！這是我們中華民族的方向！一定要堅持到最後勝利！” 這天晚上，敵人還逮捕中共四川省委軍委負責人車耀先同志。羅世文和車耀先倆人從此並肩在監獄裡與敵人展開一場場新的特殊戰鬥。 國民黨軍統特務頭子戴笠得知抓到了“共黨要犯”，親自率領軍統局秘書李崇詩和司法科長余鋒，親自審問羅、車二人。可戴笠萬沒有想到的是這倆位共產黨是非凡人物，一交手便令戴笠下不了台—— “戴笠先生，你來得正好！我要請問你：我八路軍駐西安、重慶、成都辦事處，該是你們國民黨當局同意建立的吧？我新華日報，該是你們國民黨當局同意創辦的吧？我是成都八路軍辦事處和新華日報成都分館負責人，你們憑什麼非法逮捕我？！”“犯人”羅世文來了個“倒審問”。 戴笠楞了半晌後，才十分尷尬地裝出一付悲天憫人的慈悲摸樣道：“哎呀，對不起，羅先生、車先生，你們的被捕，純屬誤會！你們兩位都是國家棟樑，在這國難當頭的時期，望你們從國家、民族利益出發，共同參加我們的工作！” 羅世文立即斬釘截鐵地回答：“那不行！你對我們的拘捕，既然出於誤會，好就馬上把我們釋放回去！” 戴笠十分狼狽地：“那怎麼行呢？” 羅世文質問戴笠：“你既然說拘捕我們是誤會，卻又不釋放我們，那我們算犯了什麼罪？你們這樣作又叫什麼呢？” 戴笠被張口結吞：“這個……這個就只有委屈你們一下了！” 萬般無奈的假相裝過後，屢屢失敗。戴笠馬上改了口氣，露出凶相要羅、車供出黨機密。羅世文坦然大笑，說：我是你們請來的十八集團軍駐蓉辦事處處長及新華日報分館負責人，另一個職務是中共四川省委書記，這就是全部“機密”，這個“機密”可以了吧？車耀先也只承認自己是中蘇文化協會成都分會會長，曾任川軍團長，而且沒有承認本人是共產黨員，其他問題，一概不知。 戴笠勸降不成，惱怒成羞，下令將羅世文、車耀先押往歌樂山下的軍統局監獄的白公館看守所。入獄不久，羅世文每每躺在冰涼的地舖上，耳邊聽著呼嘯的松濤，心情久久不能平靜，遙遙望延安方向，寫下了充滿革命激情的《客渝夢題延安寶塔》的詩句： 巍巍寶塔立中央， 砥柱擎天蔭四方。 縱使環球風雨變， 敢銷兵氣日重光。 延安聖地正春風， 含笑梅花映日紅。 且喜山川多蔚秀， 物華天寶慶年豐。 在之後的五年多監獄中，羅世文頑強而藝術地領導同志們在監獄這個特殊戰線上，與敵人展開了一場場驚心動魄而精彩無比的鬥爭，為所有獄中同誌所敬重。 1947年8月18日，渣滓洞監獄付所長劉擄乾假借“另移南京”之名，將羅世文、車耀先押出監獄，秘密殺害。殘暴的劊子手們又向羅世文、車耀先的屍體上潑灑汽油，然後焚屍滅跡…… 這位中國共產黨的忠誠戰士、黨的傑出理論家、四川省地下工作的主要組織者和領導者以其堅不可摧的革命意志和赤誠之心，實現了他生前“從來壯烈不貪生，許黨為民萬事輕”的豪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