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2章 第八章

其實在第一章裡，筆者曾經提到過在1949年10月28日的那一次所謂的“公審”中，除了塗孝文外，還有一名也是身份非常特殊的人物，他就是叛徒蒲華輔。這位蒲華輔，被捕時任川康特委書記。川康特委在組織系統上是與川東臨委平行的地下黨組織，白公館和渣滓洞庭洞的難友多為川東臨委組織系統的，所以一般都不熟悉蒲華輔。蒲華輔被捕後，特務同時抓捕了他的妻子，連同兩個小孩，一家人一起被關押在白公館，未與其他難友同室關押過，其他難友只有在放風時間有可能與他接觸。據《紅岩》作者羅廣斌回憶，難友們與蒲華輔性情上不是很投緣，覺得他對人“不大說話”，“態度一直很矜持”，接觸很少，所以我們掌握的關於蒲華輔言論、思想情況的材料很少。重慶紅岩革命歷史博物館存有一份1950年制的蒲華輔《被難人士登記表》(檔案號：B674)，上面記載了關於他的零星信息：

姓名：濮正應，化名：蒲華輔；男，36歲；銅梁人，上海中國公學肄業。 1926年棄舊學入銅梁縣中肄業，1927年加入中共，積極活動，被開除，後入上海中國公學，一年後返銅梁縣中任教，領導該縣土橋事件。 1930年於渝被捕，囚3年餘。 1937年返縣任教，1939年任江北縣委書記，1940年在萬縣工作，下半年又去瀘縣整理組織，1941年起工作於成都7年之久。中共川康工作委員會書記。著作不少，精於地理，被國特收括一空。 在整個“紅岩故事”中出現的幾個叛徒中，蒲華輔的年齡最大，黨齡最長，黨內職務最高。他的叛變經歷類似塗孝文，也屬於“先軟後硬型”。他被捕叛變後，交出了川西地下黨組織，特務在成都等地逮捕了數十名地下黨員，其中韓子重、齊亮、馬秀英、張學云、韓秉煬等被送押重慶並殺害。

蒲華輔被捕，是由劉國定和冉益智共同出賣而造成的。劉國定叛變不久，就向特務交代認識川康特委負責人，外號叫“鄭眼鏡”，住在成都，但不知道“鄭眼鏡”的真實姓名和住址。當時特務先忙於破壞重慶地下黨組織及鎮壓華鎣山武裝起義，沒有立即追查這條線索。到了1948年11月，特務認為重慶地下黨組織已經被打垮了，決定把破壞活動向川西推進，但苦於找不到進一步深入的線索。一天，特務雷天元與冉益智閒聊時，說到劉國定出賣的“鄭眼鏡”的情況，冉益智馬上說：這個人呀，我認識，我們還一起工作過!“鄭眼鏡”真名叫蒲華輔，本名叫蒲文昶，是銅梁人。特務雷天元一聽眼睛就放光了，因為雷天元也是銅梁人，他早就認識原來叫蒲文昶的蒲華輔，雷天元和蒲華輔還是銅梁縣中學的校友。

真是無巧不成書。有這麼個線索，使徐遠舉興奮不已，當即他飛到成都親自摸底，然後成立了一個“川西特偵組”，並任命劉國定為組長，雷天元為副組長，同時任命另一位叛徒駱安靖為書記員，到成都具體執行破壞川西地下黨組織的任務。徐遠舉的這項特別任命，讓雷天元感到不舒服，因為他根本不把劉國定放在眼裡，而且有事都是直接向徐遠舉報告，所以實際上雷天元才是“特偵組”領導。劉國定解放後交代說：“12月20日前後，徐遠舉由渝來成都，決定派雷天元(二處專員)、駱安靖(叛徒)來成都與我共三人建立一個小組，準備設法破壞成都黨。1949年1月2日，雷天元、駱安靖二人來成都，正式成立川西特偵組，名義上我是組長，雷天元是副組長，駱安靖是書記，實際上雷天元又代表徐遠舉處理一切，怕我不積極，故弄個組長來壓在頭上。”

雷天元到成都後，找到成都的駐地特務機關，請求協助。成都的一個特務與雷天元是同鄉，也認識蒲華輔，還在街上碰見過，只是過去不知道蒲華輔的身份。特務們一商量，決定採取“大海撈針”的辦法，天天上街轉，大街小巷搜尋。特務知道蒲華輔是條“大魚”，決心抓到他後立功受獎，就不辭辛勞，每天上街。直到1949年1月13日，成都一個認識蒲華輔的特務在一個茶館裡把蒲華輔抓到了。蒲華輔在成都叛變後被押到重慶。據難友們觀察，他後來“逐漸鎮靜”，沒有再進一步出賣組織，而且還拒絕了徐遠舉讓他參加特務工作的要求。 蒲華輔是羅廣斌《紅岩》中的“甫志高”的主要原型人物之一。其實蒲華輔是個非常複雜的人，他與其他叛徒還有所不同，相對而言，他是屬於黨內的知識分子那一類人，他們在投身革命時或者在革命工作中，一直充滿激情和理想，而且蒲還是個理論方面很專長的人。他的個人生活上也有很濃重的知識分子色彩，清高、自命不凡，遇事頭腦易發熱。一方面在殘酷的敵我鬥爭中容易被激發革命熱情，另一方面真碰上敵人嚴刑拷打下又經受不住皮肉之苦，而當他“痛定思過”後，又表現出堅強不屈的精神來。他與家人一起關在白公館10個多月中，受到其他地下黨人的影響，後來一直沒有向敵人屈膝投降，還以自己是“黨的高級幹部”和有知識、有修養的身份出現在大家面前，說得俗些，那種骨子裡的知識分子臭架子一直放不下來，難怪連陳然、王朴這樣也是知識分子出身的共產黨員看不慣他。

1949年10月28日，蒲華輔和塗孝文與陳然、王朴等一起被押到大坪刑場公開槍殺。在赴刑場的整個過程中，據目擊群眾講，蒲華輔與其他烈士的英勇慷慨就義沒有什麼不同，表現得“非常共產黨”。 蒲華輔十分可悲：這樣一名黨的高級幹部，如果他也能在敵人的嚴刑面前咬緊牙頭，不吐一個字，那麼他不也就是另一個“許雲峰”了嗎？然而，蒲華輔不是，他在最關鍵的原則立場問題上，他叛徒了黨和同志們，他的名字因此不能刻在紅岩“革命烈士”紀念碑上，只能在黨的史書中被標上兩個永遠恥辱的字：叛徒！ 古今中外的歷史都是同樣的結論：無論你以怎樣的理由，只要你成為背叛者，你就會永遠被釘在歷史的恥辱柱上。 李文祥，“紅岩”中另一個與所有叛徒表現很不一樣的叛徒。這位生於1919年，1939年入黨的“老革命”，被捕前任中共重慶市工委城區區委書記，主要負責地下黨農村武裝工作的聯絡、幹部輸送、人員轉移及武器藥品購置等，據說是位骨頭很硬的“地下老武裝”。他是被劉國定出賣的，於1948年4月22日和他的太太一起被敵人抓捕。被捕之初的李文祥，飽受重刑，幾度暈死過去，但他沒有背叛黨。他與特務們採取了“好漢不吃眼前虧”的應對策略：說遠不說近，說大不說小，說死不說活，說上不說下，說虛不說實，特務們因此沒有得到實質性的收穫。而徐遠舉等特務分子對被捕後的共產黨員判斷其是否“投誠”，基本上有兩個硬指標：一是有沒有交出所掌握的地下黨組織系統，二是加不加入他們的特務組織，參不參加特務活動。故對李文祥一番審訓後，特務們就認為李文祥“不老實”，屬於重案犯。但特務在審案時，發現李文祥對太太的感情很深，因此特務們就把李文祥作為重犯關押在白公館，將他的太太關押在渣滓洞，而不像白公館的一些囚犯那樣夫婦同押一處。

在關押白公館期間，一般難友對李文祥的印像還比較好，認為他“一直表現得不壞”。李文祥與陳然接觸較多，陳然發現李文祥實際上情緒很低落，就勸他利用坐牢的時間好好學點理論，李文祥卻不屑地說“懶得讀這些理論東西”，相反，他最感興趣的話題就是和冉益智一起眉飛色舞地大談兩性關係。李文祥反倒經常對陳然喋喋不休地說他有10年以上的黨齡，當過縣委書記，為黨的工作苦了多少年，一點享受和報酬都沒有，結果還要被捕，想想真是太不值得了，要是不出問題，解放後起碼會怎麼怎麼樣。陳然是位胸襟開闊，又見過世面，知道一個人要在長期的刑訊、關押中通過考驗，堅持到底很不容易的，就更主動地找李文祥談心，不斷激勵他、鼓舞他。可時間一長，李文祥對陳然的話便不以為然了，哼哼哈哈應付一下照常想他心裡那點事兒。

就在同時，特務們則正按計劃一步一步地“引導”李文祥。每次提出李文祥審案時，都特地把李文祥從白公館提到渣滓洞去，且都要有意或看似無意而實為有意地安排李文祥與他太太見面，所以一次審訊案，能讓李文祥對太太的思念之情增加十分。太太見面時，李文祥都會痛哭一場。李文祥的太太也是個地下黨員，但沒有對特務承認身份，看到李文祥這樣痛苦，反過來不斷鼓勵和勸說丈夫，要他堅持住!但李文祥的感情和精神狀態越到後來越處於崩潰的邊緣。每每痛哭過後，他就會想：我這樣苦熬到底是為什麼？為了革命勝利？革命確實快要勝利了，但真到了勝利之日，我還活著嗎？為了黨？我已經為黨不辭辛勞、不計報酬工作了這麼多年，我得到了什麼？為了天下人的幸福？古人說“一室不掃何以掃天下”，我如果死了，連太太的幸福都不能給，我還能給天下人甚麼？陳然為了挽救李文祥，甚至對他說：“你要是去向敵人'自首'，我就跳樓自殺！”可李文祥卻這樣回答：“幾個叛徒不會影響中國革命勝利”。終於，一次審案後特務威脅說這是最後一次見面，李文祥感覺天都塌了，他再也不敢想像自己就這麼完了，他再也不能忍受不能與太太相見的痛苦。入獄8個多月、在特務的鞭子與老虎凳上沒有背叛，卻由於忍受不了牢獄之苦和對前途產生動搖的李文祥，於1948年12月14日，趁放風的機會跑到特務辦公室，主動要求“坦白情況”。幾天后，他向特務遞交了一份《關於策反計劃的報告》和一份《悔過書》，表示自己願意交出組織，願意參加特務工作。他向特務出賣了何伯梁、程謙謀等16名共產黨員的情況。

李文祥叛變了! 叛徒自有叛徒的嘴臉。跟其他叛徒一樣，李文祥後來也為自己的叛變行為找瞭如下理由： （一）我是被人出賣的，是一個受害者，但我還是在獄中堅持了8個月，在這麼長的時間裡，那些跟我有關係的地下黨員按規定早都應該轉移走了，我把他們供出來，特務是抓不到他們的，如果還不走，他們被抓了是不能怪我的。 (二)我為黨的事業、為黨的工作苦了這麼多年，眼看就要勝利了，我如果不屈服，是看不到這個勝利的，這樣的人生太慘了，而且比我重要的干部都叛變了，這說明重慶的組織已經完蛋了，就算不叛變能活下來，今後黨還認不認我們？現在二處徐處長給我的選擇是這樣的尖銳：要么為他們工作，要么槍斃!我死了對革命沒有幫助，參加特務工作，也絕不會影響勝利的到來，我已經沒有政治前途，只能為個人來打算了。 (三)我太太的身體太壞，這樣下去一定會拖死在牢裡的，為她著想，我也只有選擇為二處工作。

獄中難友後來總結，李文祥入黨動機和思想不純，是他最終叛變的本質原因。 李文祥叛變後，參加特務組織被委任為上尉，帶著特務四處抓捕地下黨員。由李文祥出賣的何柏梁、程謙謀、伍大全等地下黨員被捕犧牲。重慶解放後，李文祥做出一副痛改前非的樣子，先後參加過徵糧、教書等工作。但黨組織和新的人民政府並沒有放過這位給革命造成巨大損失的叛徒，公安機關於1950年將其逮捕歸案。 1951年，重慶市人民法院判處李文祥死刑，剝奪政治權利終身，與劉國定、冉益智、李忠良等叛徒一起押赴刑場執行了槍決。 一切背叛者都沒有好下場，這是歷史和現實的共同結論。人們之所以憎恨這樣的敗類，是因為他們犯下的罪行是不可饒恕的。 在整個“紅岩故事”中，由於叛徒的出賣，重慶地下黨組織遭到極大的破壞，一度組織基本上處於癱瘓狀態，前後有133人被捕，其中：重慶城區被捕的67人，上下川東41人，川康17人，上海、南京8人。 133人中，被敵人殺害的有53人，下落不明(大多為秘密殺害)的35人，釋放和“11·27”大屠殺脫險的25人，自首變節後仍被敵人殺害的4人(如蒲華輔、塗孝文等)，叛變後參加特務組織的8人。

在短時間內，一個重要城市的組織遭到如此嚴重的破壞，以及有那麼多共產黨員先後被敵人逮捕和屠殺，這在中共建黨史上也是極其罕見的。 《紅岩》故事之所以能夠深入人心，讓我們黨內很多同志深深地銘記，與這樣慘痛的教訓有直接關係。 在這慘痛的教訓中，黨內出叛徒，黨的組織中的主要領導幹部當叛徒的教訓，無疑是最值得深思的問題。在今天，我們黨的領袖們常告誡全黨：中華民族的興衰，關鍵是看我們的黨，而黨能否保持永久的執政地位，關鍵看黨的領導幹部。又說：現今黨存在的主要問題是腐敗問題，而黨內腐敗主要出在黨的領導幹部身上。 黨的領導幹部能否清醒地認識這些問題的嚴重性，這其實是檢驗一個執政黨能否長久執政的關鍵所在。可惜的是，我們現在的一些坐在領導高位上的黨的高級幹部並沒有從根本上意識到這些，他們在縱容自己的所作所為的同時，也在縱容自己身邊的人，包括縱容自己的家人與親屬，他們以為天下是他們的，所以他們的一切都可以“瞞天過海”…… 所以，在經過白公館、渣滓洞獄中鬥爭的共產黨員們通過血和生命的慘痛教訓，以自己的生命代價，給黨提出了“八條意見”，其中第一條就一針見血地指出了“領導機構腐化”問題，並給出了“這種從上而下的腐化，是四川地下黨鬥爭失敗的基本原因，所以獄中一般反映認為下級比上級好，農村幹部比城市干部好，女幹部比男幹部好……”的結論。 獄中的共產黨人們在眼睜睜地看著自己的組織被敵人毀滅性的破壞，看到自己的同志最後也包括了每一個同志自己的生命被敵人輕而易舉地葬送的慘痛代價，因而也向黨忠誠地提出建議：“嚴格的進行整風、整黨，把一切非黨的意識、作風，洗刷乾淨，不能允許任何細菌殘留在我們組織裡面……希望組織上能夠切實研究，深入的發現問題的根源，而且經常注意黨的教育，實查工作，決不能允許任何非黨的思想在黨內潛伏。”據說，上面這句話是坐了十年牢獄之苦的許曉軒堅決要求寫入“八條意見”中的其中一條。 假如山崩地裂， 假如是天要跨下， 假如是一動就會死， 假如是有血才有花。 只要能打開牢籠， 讓自由吹滿天下， 該去的就勇敢的去吧！ 有代價就不用懼怕。 這首詩是烈士古承鑠給我們留下的。筆者想對全黨的同志說，假如你已經加入我們的這個神聖的組織，我們便有了入黨時宣誓的“為共產主義奮鬥終身”的崇高理想和信仰，既然我們向黨旗承諾了，因此無論在任何復雜、任何艱難的情形下，我們都要想一想不管你選擇了對黨的忠誠還是背叛，這種選擇的代價將對你生命和生命之後的聲譽都將具有不可逆轉的最終裁決，所以一定要想好了再付之行動，否則歷史將對你永遠是無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