戰爭是血與火的搏鬥，最令人難以忘記。參加指揮這次渡江作戰的二野、三野和四野一部分高級指揮員在新中國成立後曾撰寫了大量回憶錄，他們在談到渡江作戰的一般情況的同時，以親歷者的感受披露了許多鮮為人知的內幕故事，這裡輯錄幾篇，以饗讀者。
粟裕在渡江戰役中任總前委委員、三野副司令、渡江戰役東集團總指揮，他在回憶渡江戰役中說：
解放戰爭戰略進攻序幕揭開後，中央曾對華野渡江作戰有過幾次計劃：
第一次是1947年7月23日，當劉鄧大軍挺進魯西南之時，軍委提出“葉、陶兩縱隊（指華野第一、第四縱隊）出閩浙贛，創造閩浙贛根據地”的設想，並要兩廣縱隊隨同南下。在劉鄧大軍決定提前進入大別山，華野第一、第三、第四、第十縱隊轉入魯西南後，中央軍委認為在魯西南需要重兵箝制敵人，保障劉鄧南下，分散南進，對全局不利，放棄了這一計劃。
第二次是1948年1月27日，中央軍委命我率第一、第四、第六縱隊組成一個兵團，渡江南下。 5月初，中央同意了我提出的關於3個縱隊暫不過江在黃淮地區殲敵的建議。要求在4個月至8個月內，華野主力在汴徐線南北地區殲敵。豫東戰役的勝利，證明了在黃淮之間確有大量殲敵的條件，軍委於7月13日電示：“粟兵團應在現地區作戰至明年（1949年）春季或夏季，殲滅五軍、十八軍等部，開闢南進道路，然後南進（不殲滅五軍、十八軍不走）。”14日提出華野“爭取奪取徐州”，9月中央會議又決定解放戰爭第三年仍然全部在長江以北作戰。這就又一次推遲了渡江時間。
第三次是1948年10月11日，軍委改變了“冬春奪取徐州”的計劃，提出：淮海戰役（當時，戰役目的僅是殲滅黃伯韜和海州、兩淮地區之敵）結束後，估計此時“邱李兩兵團固守徐蚌一線及其周圍，使我難於殲擊”，華野“仍應分為東西兩兵團，以大約5個縱隊組成東兵團，在蘇北、蘇中作戰，以其餘主力為西兵團，出豫皖兩省，協同劉鄧攻取菏澤、開封、鄭州、確山、信陽、南陽、淮河流域及大別山各城”，並指示1949年1月休整，2月西兵團轉移至中原，3月至7月協同劉鄧開始上述作戰，“秋季你們主力大約可以舉行渡江作戰”。
第四次是1948年12月12日，軍委決定大約在1949年5月或6月渡江。當時淮海戰役即將結束，杜聿明集團已被我緊緊包圍，黃維兵團即將全部就殲，淮海戰役勝利的大局已定。中央指示在淮海戰役結束後，華野、中野兩軍休整兩個月，大致準備好渡江作戰所需諸件（雨衣、貨幣、砲彈、治療藥品、汽船等）及初步完成政治動員，佔領長江以北、淮河以南、平漢以東、大海以西諸城鎮，主要是安訂至南通一帶諸城鎮，控制長江北岸，然後再以相當時間最後完成渡江的諸項準備工作，即舉行渡江作戰。並指示華野、中野兩軍協力經營東南，包括皖南、蘇南，浙江、福建兩全省，江西一部，並奪取蕪湖、杭州、鎮江、蘇州、南京、上海、福州諸城而控制之。這次軍委渡江決定與以前幾次不同，這是在南線同敵人進行了戰略決戰，將南線敵人主力殲滅於長江以北之後渡江。
我黨的“八項條件”，是將革命進行到底實現真正和平的條件，它得到了全國人民的擁護。這時，已經到達解放區的各民主黨派負責人和各方面民主人士，於1949年1月24日發表了《對時局的意見》，支持毛澤東主席的聲明。這是1949年2月25日，在北平東站歡迎各民主黨派負責人、各方面民主人士抵平中國共產黨的代表。左起：葉劍英、羅榮桓、彭真、薄一波、林彪、聶榮臻、董必武
關於渡江問題，我作為一個戰區指揮員，也經常在考慮。我是把它和未來的南線決戰聯繫起來考慮的，這涉及以什麼樣的戰法、在江南還是在江北和在什麼時機同敵人進行南線決戰的問題。豫東戰役的勝利證明，適時擴大戰役規模，組成更為強大的野戰兵團，以對付敵人的高度集中，比以較小的野戰兵團，尋殲較小目標的敵人，對我更為有利，發展下去，勢將成為我軍同敵人主力的決戰。濟南戰役，敵人南線3個兵團在前沿徘徊，不敢北上交手，說明敵人是在避免不利條件下與我打大規模之仗，也說明我對敵進行決戰的有利條件已逐漸成熟。同敵人進行大規模的決戰，必須考慮戰場條件和後勤保障條件。我認為在長江以北決戰比在長江以南決戰有利得多。而在長江以北又以在徐蚌地區決戰最為有利，因為徐蚌地區不僅地形寬闊，通道多，適宜於大兵團運動；而且大部地區是老解放區，群眾條件好；背靠山東和華中老根據地，距華北也不遠，人力物力的支援將更為充裕和便利。但是，是否在江北決戰，還要看全局形勢的發展。中央決定中原野戰軍參加淮海戰役和遼沈戰役的勝利，把淮海戰役發展為南線決戰的這個現實性顯示出來了。於是我們於1948年11月8日辰時電報中央軍委，提出如果各老解放區尚能對戰爭作較大支持，以迫使敵人在江北與我決戰為有利，我們於殲滅黃伯韜後，不必以主力向兩淮進攻，而以主力轉向徐蚌線進擊，抑留敵人於徐州及其周圍，而後分別削弱與逐漸殲滅之。我們的建議符合中央軍委的意圖。 9日毛澤東同志為軍委起草的複電指出：“齊（八日）辰電悉，應極力爭取在徐州附近殲滅敵人主力，勿使南竄。華東、華北、中原三方面應用全力保證我軍的供給”。中央軍委、毛澤東同志將淮海戰役發展為南線決戰的重大決策將大大有利於我軍而後的渡江作戰和在長江以南的作戰。因此，當決戰勝利即將到來之時，接到中央軍委12月12日的來電，我不禁為中央軍委、毛澤東同志決策的英明和戰局發展的順利而感到格外振奮。
總前委於12月17日開會對中央12日指示進行了討論，由劉伯承、陳毅二同志親赴西柏坡向中央匯報並參加了中央政治局會議。
遼沈、淮海、平津三大戰役，消滅了國民黨軍隊的主力，從根本上動搖了國民黨反動統治，國民黨反動集團在軍事上、政治上、經濟上都已瀕臨總崩潰的境地。
國民黨軍在兩年多的作戰中，共損失495萬人，蔣介石賴以發動反革命內戰的精銳主力部隊，已被我殲滅殆盡。殘存的作戰部隊不足150萬人，而且分佈在從新疆到台灣的廣大地區，在戰略上已無法組織有效的防禦。政治上國民黨統治集團內部互相傾軋，愈演愈烈，逼迫蔣介石下野。一些高級將領公開要求蔣介石停戰言和。經濟上財政已山窮水盡，物價飛漲，工商企業紛紛倒閉，農村經濟迅速破產，民怨沸騰，岌岌不可終日。總之，國民黨當時的形勢是軍事上主力被殲，士氣喪盡，政治上眾叛親離，人心失盡，經濟上財政崩潰，力量耗盡。
我人民解放軍，經過兩年多的作戰，已經由120多萬人增加到400萬人，其中野戰軍已發展到218萬人，裝備進一步改善，士氣高昂，大兵團作戰經驗更加豐富。南方各省游擊隊武裝也有很大發展，總兵力達5萬餘人。兩年來，我軍已解放了東北全境、華北大部和長江中下游以北地區，各解放區已連成一片，總面積達260多萬平方公里，總人口約有2億。
我黨所領導的統一戰線迅速擴大，大批民主人士紛紛來到解放區，準備參加我黨建議召開的新的政治協商會議，討論成立人民民主聯合政府，長江以南國民黨的不少地方實力派也與我黨進行聯繫。
蔣介石為了爭取時間，編組訓練部隊，以便捲土重來，於1949年元旦發表求和聲明，21日宣布下野，由李宗仁代理總統和我黨實行談判，但實際上蔣介石仍以國民黨總裁的地位在幕後操縱一切，就在蔣介石下野的前後，先後召見、任命一些高級將領，並佈置了長江防線。
在這種形勢下，毛澤東主席於1949年元旦，發表了“將革命進行到底”的新年獻詞，指出，有了充分經驗的中國人民及其總參謀部中國共產黨，一定會像粉碎敵人的軍事進攻一樣，粉碎敵人的政治陰謀，把偉大的人民解放戰爭進行到底。 1月14日，又發表了“關於時局的聲明”，指出，雖然中國人民解放軍具有充足的力量和充足的理由，確有把握在不要很久的時間內，全部地消滅國民黨反動政府的殘餘軍事力量；但是為了迅速結束戰爭，實現真正的和平，減少人民的痛苦，中國共產黨願意和南京國民黨反動政府及其他任何國民黨地方政府和軍事集團，在八項條件的基礎上進行和平談判。
3月，具有偉大歷史意義的中共七屆二中全會勝利召開，毛澤東同志在會上作了重要講話，提出“……今後解決這一百多萬國民黨軍隊的方式，不外天津、北平、綏遠三種。用戰鬥去解決敵人，例如解決天津的敵人那樣，仍然是我們首先必須注意和必須準備的”。還說，“從現在起，開始了由城市到鄉村並由城市領導鄉村的時期。黨的工作重心由鄉村移到了城市。在南方各地，人民解放軍將是先占城市，後佔鄉村”。 “從我們接管城市的第一天起，我們的眼睛就要向著這個城市的生產事業的恢復和發展”。
總之，我中國人民解放軍在1949年是要向長江以南進軍的，和平談判成功了，我軍即用和平的方式渡江，和平談判不成功，即用戰鬥的方式渡江。所以黨中央在準備與南京國民黨政府進行和平談判的同時，要求我軍加緊進行以戰斗方式渡江的準備。
面對上述總形勢，我作了一些設想：從經營發展建設江南出發，渡江以和平的方式為最好，但從總體上來講，我們又必須立足於天津方式，立足於以戰斗方式去解決問題。在用戰斗方式解決問題時，還要盡量降低戰爭的破壞程度，盡量減少戰爭對城市和重要建築、工業設施的直接破壞，並儘量不使敵軍流散，力爭聚殲，以減少蔣軍流散為匪的禍害。為此，在戰役中應力爭做到：在渡江前認真準備，周密部署，加強偵察和訓練，盡量減少渡江的傷亡，保持突破江防後的銳氣和實力；突破江防後，對江防之敵迅即採取兜殲戰術，不使其逃竄或流散；設法減少或不給敵人以據城固守的可能，盡可能多地在野戰中消滅敵人；在攻取大城市時，我們不能採取雖然消滅了敵人，卻打爛了城市的戰法，把上海等大城打爛了，對全國的經濟建設影響就太大了。
打過長江去
從1949年1月起，國民黨政府在和談煙幕下，加緊修建長江防線，將京滬警備司令部擴大為京滬杭警備總司令部，任命湯恩伯為總司令，統一指揮蘇、浙、皖及贛東的軍事，會同駐在武漢的華中軍政長官白崇禧共同負責長江防禦。其作戰方針是：“以長江防線為外圍，以京滬杭三角地帶為重點，以淞滬為核心，採取持久防禦方針，最後堅持淞滬，然後待機反攻”。敵人防禦部署是：湯恩伯指揮的75個師，約45萬人，布防於湖口至上海800公里的地段上（重點置於南京、上海之間），其中在江防第一線的有54個師，位於浙贛路上擔任第二線防禦的有21個師。白崇禧指揮的40個師，約25萬人，布防於湖口至宜昌近1000公里地段上，其中在江防第一線的有27個師，在第二線上有13個師。另以江防艦隊和第二艦隊共130餘艘艦艇，分別位於長江中、下游，以300餘架飛機分置於南京、上海、武漢等地，協同陸軍進行防禦。敵人防禦的明顯特點是第一線兵力單薄，縱深空虛。
長江是我國的第一大江，下游江面寬處達10餘公里，歷來被稱為天塹。對我來說，長江並不是陌生的，抗日戰爭時期，我曾率部往返3次渡過長江，當時敵強我弱，我們只能採取趨敵所不意，避實就虛的戰法，選擇敵人薄弱部位進行偷渡。這一次渡江形勢已大為不同，我們可以採取大部隊公開地、寬正面地以強渡的方式渡江，可以說是以實擊實。我們選擇這樣的戰法，是建立在我軍強大優勢條件下的，我軍的砲火已空前強大，可以壓制對岸敵人的火力，在一定範圍內，還有能力對付敵人的兵艦和空軍。而敵人兵力、火力不足，防守空隙甚大。我軍寬正面渡江，敵防不勝防，使我渡江有絕對成功之把握。但是，水戰不同於陸戰，除了陸戰所必須的準備外，還必須對沿岸的地形、水情、天候等進行仔細地調查；對渡江器材進行周密地計算；對部隊和船工進行有力的政治動員和訓練，把各項準備工作進行得更充分、更紮實、更科學、更嚴密。
我們渡江的準備工作，可以說從1948年初就開始了。那時為了執行中央軍委要我率第一、第四、第六縱隊渡江南進的任務，我派出一個加強營，帶了40挺輕機槍和全營武裝，還帶了200餘名幹部前往皖南。另請中原局派出一批幹部到皖江地區和含山、和縣、巢湖地區工作。以後我們又派出10個營，組成以孫仲德為司令、譚啟龍為政委的先遣縱隊，並隨帶部分地方乾部南下江邊工作。在江邊廣泛發動群眾，進行調查研究，對長江的渡口、水文以及相連的湖河港汊作了詳細調查，繪製了地圖。與此同時，我又請東北代為購置一些引擎，將民船改裝汽船。這些工作對大部隊順利過江起了重要的作用。
淮海戰役結束後，我華東野戰軍未立即開往江邊，而是開赴徐州和海州地區整訓，以免大軍集結江邊的時間過長，糧食供應困難，被迫大量北糧南調，浪費人力物力。在整訓期間，我們全面部署了渡江的各項準備工作，並以兵團為單位組織軍、師幹部率偵察隊先期赴江邊偵查、了解情況。
在此期間，我們組織全軍學習毛主席寫的《將革命進行到底》和中央政治局會議1949年1月8日通過的《目前形勢和黨在一九四九年的任務》，廣泛展開新區政策、城市政策的學習，進行紀律教育，為我軍渡江南下打下了良好的思想基礎。
各兵團於3月上旬先後到達渡江作戰出發位置，進行深入具體的準備。至4月初，全軍已收集到各種類型的木船8000餘隻，自製了一部分汽船和運送火砲、車輛、騾馬的竹筏和木排；動員了近萬名船工，從部隊挑选和訓練了數千名水手，滿足了載運第一梯隊渡江的需要。為了提高船工參戰的積極性，召開了船工誓師大會，制定船隻損壞賠償辦法和船工傷亡優撫條例。與此同時，軍民共同進行渡江作戰的戰術和技術訓練。為了順利地航渡和成功地突破敵防線的灘頭陣地，各部隊利用湖泊及內河進行了游泳、划船、上下船、水上射擊、打擊敵艦、灘頭爆破、登陸衝擊等戰術、技術演練。並利用黑夜在長江中組織試航。各軍均派出偵察部隊過江對南岸地形進行實地偵察，並在南岸建立隱蔽點線關係。
我們還遵照中央軍委關於統一全軍組織及部隊番號指示，對部隊進行了整編。華東野戰軍在淮海戰役中斃傷俘敵軍44.3萬餘人（內起義投誠44萬多人），我方傷亡10.5萬餘人。由於我軍執行在強大政治工作保證下的即俘即補政策，部隊增補了大量解放戰士，到1949年1月，我軍已由淮海戰役前的42萬人發展為55萬多人。經過整編，華東野戰軍改稱第三野戰軍，陳毅任司令員兼政治委員，我和譚震林分任副司令、副政委，張震為參謀長，唐亮為政治部主任。下轄第七、第八、第九、第十兵團。第七兵團司令員王建安、政委譚啟龍，第八兵團司令員陳士榘、政委袁仲賢，第九兵團司令員宋時輪、政委郭化若，第十兵團司令員葉飛、政委韋國清。每個兵團下轄4個軍，特種兵縱隊直屬野戰軍。通過整編統一了編制，充實了乾部和兵員，進一步提高了戰鬥力。
2月上旬，總前委初步確定了渡江作戰的部署：以第三野戰軍的4個兵團（第七、第八、第九、第十兵團）和第二野戰軍的1個兵團（第三兵團）為渡江第一梯隊；第十兵團在江陰、揚州段；第八兵團在南京東西段；第九兵團在蕪湖東西段；第七兵團在銅陵、貴池段；二野第三兵團在安慶東西段。以二野之第四、第五兵團的5個軍為總預備隊。同時，建議第四野戰軍派3個軍10餘萬人迅速南下，進至武漢地區牽制白崇禧集團。
3月31日，總前委在鄧小平同志的主持下制定了《京滬杭戰役實施綱要》，並在4月3日得到軍委批准。綱要指出：我軍的戰役目的是，以第二、第三兩野戰軍全部，殲滅上海、鎮江、南京、蕪湖、安慶等地及浙贛線蔣軍的全部或大部，佔領蘇皖南部及浙江全省，奪取京滬杭，徹底摧毀國民黨反動政府的政治、經濟中心。
綱要判斷了我軍渡江後，敵軍可能產生的4種變化，並據此確定了我軍的作戰綱領和戰役第一階段渡江作戰的部署。綱要指出：只要我軍渡江成功，無論敵人採取何種處置，戰局的發展均將發生於我有利之變化，並有可能演成敵人全部混亂的局面。
綱要還指出：在我軍渡江成功後，三野之第七、第九兵團應與三野之第八、第十兵團迅速會合，達成割裂包圍敵人之目的，此著為全戰役之關鍵。
總前委統一部署：總前委書記鄧小平和陳毅司令員在合肥附近統一指揮二野、三野，主持全局。二野劉伯承司令員、張際春副政委、李達參謀長指揮二野部隊為西集團，在樅陽至望江段渡江作戰。三野代司令員、代政委粟裕和參謀長張震率三野統率機構，直接指揮第八、第十兩兵團為東集團，在張黃港至三江營段渡江作戰。三野副政委譚震林指揮第七、第九兩兵團為中集團，在樅陽至裕溪口段渡江作戰。三野兩集團（4個兵團）歸粟、張統一指揮。
我和張震同志於4月1日率三野機關，自蚌埠出發，冒著春雨東移，於4月5日到達泰州東南的白馬廟。
為了實現總前委確定的戰役意圖，我把選擇突破地段和向敵縱深發展聯繫起來研究，對三野負責的正面和任務進一步作了仔細的考慮。為達成迅速包圍殲滅南京、鎮江、蕪湖地區之敵，東集團渡江後必須以主力揳入南京與上海之間，切斷京滬鐵路，這樣可把湯恩伯的防禦體系攔腰砍成兩段。而長江的走向，在京滬間，以江陰為中心，有一個向南突出的彎道，我十兵團以選擇江陰東西地段突破最為有利，突破之後，可以最近的距離，直插金壇、宜興、吳興地區，切斷南京、鎮江之敵退往上海及杭州的通路。中集團第七、第九兵團從裕溪口至銅陵段突破江防之後，必須作遠距離迂迴，向宣城、廣德、吳興地區急進，爭取在吳興地區與東集團第八、第十兵團會合，封閉合圍口，將蕪湖、南京、鎮江江防及守城之敵兜住，再圖殲滅，如其棄城而逃，則可將其殲滅於郎溪、廣德、長興一帶，不使其進入杭州等城市。
為了更好地發揮各部隊的特長，我們將熟悉蘇南情況的第二十三軍和第二十軍由中集團第七、第九兵團分別調歸東集團的第十、第八兵團，將熟悉蘇浙邊區和皖南情況的第二十四軍和第二十五軍由東集團第八兵團分別調歸中集團第七、第九兵團指揮。
4月6日，我們召集第八、第十兩兵團軍以上乾部開會，傳達了總前委的基本決心、戰役指導思想，明確了東集團渡江作戰的決心和部署，並對渡江後戰役的發展變化進行了研究。我提出三種可能出現的情況和相應的對策：（一）敵以南京、蕪湖地區的兵力，對付我中集團，阻止其向東發展，集中南京至上海之間的兵力，尋求在京滬之間與我決戰。如出現這種情況，要求東集團在渡江成功之後，主力控制在江陰、武進、無錫三角地帶，下決心在京滬線上打一個惡仗，打上三五天，打出一個好的結局來。同時，要求中集團，在渡江成功之後，除留足夠兵力殲滅沿江當面之敵外，主力迅速向東發展，和東集團打通聯繫。 （二）南京、鎮江等地區之敵，向杭州、衢州撤退，在浙贛線上組織第二道防線；京滬線之敵向上海收縮，固守上海。如出現這種情況，則三野先集中兵力協同二野解決浙贛線上之敵，然後再圍攻上海之敵，各個擊破之。 （三）我渡江一舉成功並迅速突入敵人防區縱深，把南京、鎮江的敵人退路切斷，敵人全線潰退，一片混亂。如出現這種情況，要求東集團只用一部兵力監視上海之敵，主力迅速向吳興急進，配合中集團，將逃敵圍殲於郎溪、廣德地區。同時，也要求中集團渡江成功後迅猛東進，到吳興地區與東集團會師，圍殲逃敵。在這三種可能的情況中，我們力爭第三種情況的出現，同時，也為第一種情況出現做好準備。
通過研究討論，大家統一了認識，戰役預定4月15日發起。
4月8日下午，我與張震同志聯名下達了對東集團渡江作戰部署的指示。規定：“我八、十兵團主力決於揚中至護漕港（江陰東南段）強渡，為求主攻方向強渡順利，決定八兵團以積極動作箝制鎮江、揚中段之敵，而以十兵團附二十三軍、特縱主力，於江陰東西地區強渡（前頭部隊採取偷渡），力求南渡3個軍或4個軍之大部，務須當晚控制江陰、武進、無錫三角地區，堅決打擊敵之反擊，而後乘勝擴展，開闢鎮江段南北地區廣大戰場，以利野戰軍主力而後作戰。”這一指示在下達東集團的同時，還通報了譚震林同志和中集團，並要求東集團擬制具體實施計劃上報。
4月10日，軍委給總前委並劉（伯承）張（際春）粟（裕）發來電報說：“和南京代表團的談判已有進展，可能簽訂一個全面和平協定，簽字時間大約在4月15日左右，如果此項協定簽訂成功，則原先準備的戰鬥渡江，即改變為和平渡江，因此渡江時間勢必推遲半個月或1個月。關於江水情形究竟如何，推遲渡江時間有何不利，望即告，以便決策。”我當即召集前委討論，並於當日復電軍委，報告了長江下游水情——如延長一月，則江水上漲，又臨雨季，現我方小船佔三分之二，江水上漲情況下難於在江中行駛，並提出了我們的看法：“我不知道李（宗仁）簽字後能否統率蔣軍，其內部會引起何種變化，如協定不成再行渡江，則鎮江下游較為困難……如仍需強渡，則依原定（時間）為好，或將渡江重點置安慶、南京段，江陰下游實施佯渡，但如此不易截斷敵向滬杭退路。”同日，二野也向軍委建議按原定時間渡江為宜。總前委則提出“先打過江，然後爭取和平接收”的建議。軍委在考慮了總前委及二、三野的意見後，根據與國民黨談判的情況，於11日復電總前委並告粟張、劉張李：“決定推遲一星期渡江，即由15日渡江推遲至22日渡江”。 4月12日，我向軍委和總前委建議，為渡江便利計，不要再推遲至22日以後，“以20日前後為最好”。 4月18日軍委指示總前委及二、三野於4月20日開始攻擊，22日實行總攻。當日總前委給二、三野發電指出：“整個戰役從20日晚始後就一直打下去，能先過江就應該先過江，不必等齊。”總前委還估計，東集團在渡江後可能遇到嚴重的戰鬥，因此決定中集團較東、西兩集團提前一天渡江，以便能有力地支援東集團作戰。
4月20日晚，國民黨政府最後拒絕在國內和平協定上簽字。當晚20時，我中集團，在樅陽至裕溪口段，首先發起突擊。第一梯隊4個軍（第七兵團之第二十一、第二十四軍，第九兵團之第二十五、第二十七軍）在我強大砲火掩護下，21時許，攻占了黑沙洲、鯽魚洲、聞新洲、紫沙洲等江心洲，並逼近南岸，突破敵人長江防線，建立了灘頭陣地，繼續向縱深發展。敵人在一片混亂中，倉皇南逃。 21日我軍攻占了銅陵、順安、繁昌等城鎮。我中集團突破江防後，湯恩伯即派機動部隊第九十九軍前往增援，增援部隊進抵宣城，敵江防部隊已放棄陣地，第九十九軍即向杭州逃竄。 22日中午，中集團突入敵人防禦縱深已達50公里。 23日，中集團第二梯隊的各軍也全部渡到南岸。
21日夜晚，東集團在三江營至張黃港段，西集團在樅陽至望江段，同時發起了強大的突擊。我第十兵團第一梯隊之第二十三、第二十八、第二十九軍首先在天生港、王師塘、長山等地突破敵江防陣地，登上南岸，連續打退了敵人多次反擊之後，於22日中午進抵百丈鎮、南閘鎮、秦皇山、香山之線。建立了正面寬50公里，縱深10公里的灘頭陣地，並繼續向縱深進擊。當日，江陰要塞守敵在我秘密黨員內應下宣布起義，我第二十九軍佔領要塞，控制了所有的砲台。我特縱砲兵封鎖了長江，斷絕了敵艦東逃的航道。 23日，佔領常州、丹陽等城，切斷了京滬鐵路。
我第八兵團之第二十軍，在龍窩口至永安洲段向揚中島發起突擊。 22日占領揚中島，23日渡過夾江，登上南岸，並乘勝向縱深發展。該兵團位於南京、鎮江正面的第三十四、第三十五兩軍，於23日晨佔領鎮江和浦口、浦鎮，當晚佔領國民黨政府的首都——南京。國民黨留在南京的部分政府機構，在李宗仁率領下，已倉皇撤向廣州。
西集團（第二野戰軍），由馬當至貴池段強渡成功，佔領了貴池、彭澤等，主力直趨浙贛線，迅速割裂敵湯恩伯、白崇禧兩集團的聯繫。
國民黨的海軍除第二艦隊在南京附近江面起義外，一部分在鎮江附近江面向我投降，另一部分逃往上海。
在我軍渡江之際，英帝國主義悍然派出軍艦於20、21兩日兩次駛入我東集團渡江地段，砲擊我軍陣地。我軍強大砲兵予以有力回擊，將其“紫石英”號擊傷，擱淺於鎮江附近（後於7月30日午夜逃跑），其餘艦隻被迫縮回上海。
南京是國民黨統治中國人民達22年之久的政治中心。南京解放的偉大意義，正如中共中央的賀電所指出的那樣：“國民黨反動統治從此宣告滅亡，江南千百萬人民迅即重見天日，全國歡騰，環球鼓舞。”
圍殲逃敵於郎溪、廣德地區
我軍神猛迅速，一舉突破江防。敵人的長江防線，土崩瓦解。此時，關鍵是能否達成對敵人的割裂和圍殲。 21日19時，我與張震同志聯名向軍委、總前委建議：鑑於第七、第九兵團渡江後，敵尚無全盤部署，抵抗甚微，我應乘登陸勝利之威，迅速展開插向敵之縱深，使敵無暇調整部署，促成敵之更大混亂，達成分割包圍。並建議第九兵團渡江後，除以第三十軍監視蕪湖之敵待交二野第四兵團外，主力應不為小敵所阻，向東北挺進，控制溧陽，截斷“京杭國道”（即南京至杭的公路），截斷南京之敵向杭州的退路，以孤立分割敵人，有效地協同東集團作戰，該兵團先頭部隊力求於26日前進至郎溪及其東北地區。第七兵團攻殲當面之敵後，尾九兵團之後，力求27日前後進至廣德地區待命。
次日，接到中集團22日11時對第七、第九兵團的作戰部署電，指示第九兵團第二十五、第二十七軍於24日占領南陵、青弋江、灣沚鎮，並包圍宣城後，25日集結休整一天，以便騾馬趕上，26日繼續東進，於28日10時至郎溪附近。第七兵團則於29日進至廣德附近。這時，我們判斷敵人主力將向杭州撤退。為迅速切斷“京杭國道”這條公路，不使敵人主力退向杭州，並達成對敵人之圍殲，我與張震同志認為必須加速第七、第九兵團的行動，立即於22日17時發電給第七、第九兵團：令第九兵團率第二十五、第二十七兩軍全部，以急行軍經青弋江、宣城向郎溪、溧陽挺進，不為小敵所阻惑；令第七兵團迅速將攻擊箭頭轉向南陵以東宣城方向，在第九兵團右側後成梯次隊形前進。這個電報同時發給了譚震林同志並報告了總前委。 23日總前委復電同意。
22日夜，南京、鎮江、蕪湖地區之敵開始向杭州撤退，蕪湖以西至湖口地區之敵向浙贛線撤退，常州以東之敵向上海收縮，出現了我們估計的第三種情況。這時，我把指揮的重點，轉到追殲逃敵上來，全神貫注指揮東集團和中集團的部隊在廣德、長興、吳興一帶會師，封閉合圍口，將向杭州及浙贛線潰退之敵，圍殲於郎溪、廣德及長興地區。
我軍在追擊南逃之敵途中，通過皖南青弋江
我在地圖上反複測算敵我雙方到達長興和廣德地區的距離和行程。從南京到長興、廣德約140公里，其中一部分是山區，而且敵軍在撤退的路上，還要受到我追擊部隊的攻擊與攔阻，其速度必受影響，故估計需4至5天才能到達。我東集團從江邊直插太湖，到達宜興地區約50至80公里，如果發展順利，僅用2至3天的時間，就可以在這里切斷南京至上海的通路。再用1至2天的時間，就可以在長興地區切斷南京至杭州的通路。我中集團從渡江地區向東到廣德、長興地區約150至200公里，這是我們過去活動過的地區，幹部熟悉那裡的山山水水和道路情況，我軍善於吃苦耐勞，猛打猛追，故有4至5天的時間，也可以到達那里切斷南京到杭州的通路。
23日晚至24日晨，我連續幾次電促各兵團加速向指定的合圍地區前進。命令第十兵團除以第二十九軍沿京滬路向蘇州進逼，監視上海方向之敵外，以第二十八軍、第三十一軍沿太湖西側以吳興、長興為目標兼程疾進，首先佔領宜興，再繼續向長興挺進，以求與第九兵團在此地區會師。以第二十三軍從長蕩湖東西地區向南疾進，切斷溧陽、宜興之間的通路。第八兵團之第二十軍、第二十六軍歸第十兵團指揮，沿丹陽、金壇以西一線南下，配合各部殲滅逃敵。第九兵團之第二十五、第二十七軍到達宣城後即向廣德、長興、吳興疾進，務於25、26日趕到廣德以東之天平橋、梅溪之線以東，與第二十八軍取得聯繫。第八兵團部率第三十四、第三十五軍在南京、鎮江地區擔任警備任務。
為及時指揮追殲戰，我率領指揮機關於26日進駐常州。
追擊戰要求“快速”。我廣大指戰員在勝利的鼓舞下，高度發揚了連續作戰的優良作風，不怕疲勞，不怕飢餓，不顧春雨連綿，踩著泥濘的道路，跋山涉水，快速行軍。我軍所過之處，群眾以極大的熱情夾道歡迎自己的子弟兵。他們把稻草鋪在泥路上，以防戰士滑倒，用木板和小船加固破爛的小橋，以便我軍順利通過，群眾的這種熱情，又給我們的部隊以極大的鼓舞。所以經過長途跋涉的戰士們，雖然腳底下已起了大大小小的泡，但仍然滿懷豪情，一腳泥、一腳水地追趕敵人。當時上上下下的思想都集中在一個字上，就是“快”。
25日下午，第二十八軍佔領了宜興，第二十三軍於同日黃昏佔領溧陽，南京至杭州公路遂被我切斷。敵人不敢再沿京杭公路退卻，改由宜興以西的山區直向郎溪、廣德方向逃竄，妄想突出重圍。 26日我中集團的先頭部隊已進到郎、廣地區；同日我第二十八軍進占長興。 27日，中集團之第二十七軍在吳興附近與東集團第二十八軍打通了聯繫，這樣，就封閉了合圍口，把南逃之敵第四軍、第二十八軍、第四十五軍、第六十六軍及第五十一軍的一部，逼入郎溪、廣德之間的山區。敵軍10萬之眾，亂作一團，東奔西突，妄圖逃命，但卻四處碰壁。我追擊各軍機動靈活，猛插猛打，戰至29日上午，將敵全部殲滅。
這是一大勝利，因為如果不將這10萬敵軍殲滅，讓它進入杭州，這座聞名中外的秀麗古城將遭受一場浩劫。當時我還很擔心我國當年最長的現代化的錢塘江大橋受到破壞。所以再三囑咐要搶占錢塘江大橋，我先頭部隊到達時，敵人來不及爆炸大橋就為我消滅了。三野在郎廣圍殲戰中加上在長江南岸邊及追擊途中殲滅的敵人共139萬餘人。江防之敵僅第五十四軍及第五十一軍之一部，在我追擊部隊到達之前逃到上海。
在我圍殲郎廣地區之敵的同時，我第七兵團在譚震林同志指揮下加速向杭州挺進。 28日占領寧國，5月1日占領孝豐，5月2日占領餘杭，5月3日，進占浙江省會杭州。 5月4日至7日，第二野戰軍佔領了上饒、貴溪、橫峰、金華、衢縣等地，控制了浙贛線，切斷了湯恩伯集團和白崇禧集團之間的聯繫。在此期間，第四野戰軍一部和中原軍區部隊先後佔領了孝感、黃陂，逼進武漢地區，完成了牽制白崇禧集團的任務。渡江作戰第二階段勝利結束。
鉗擊吳淞，解放上海
郎廣圍殲戰結束之後，我就把指揮的重點轉到攻占上海這方面上來了。
5月初，總前委移駐京滬線上的丹陽城，我和張震同志率領三野機關自常州東移蘇州，指揮上海戰役。
中央軍委和總前委考慮，由於接管上海的準備工作尚未完成，要求我第三野戰軍暫不要進攻上海，而且也不要靠近上海，不要驚動敵人，不使其過早地退出上海，以免倉促進去，陷於混亂，同時令第二野戰軍主力集結於浙贛線休整，隨時準備支援我三野作戰，並準備應付美帝國主義可能的武裝干涉。
這時敵軍退守上海的部隊，有8個軍，25個師，加上軍艦30餘艘，飛機120餘架，共約20萬人。
守備上海的敵軍妄圖採取陸海空聯合作戰，實行固守防禦。敵人的防禦陣地，分為警戒陣地、主陣地、中心要點工事。主陣地有：月浦、楊行、大場、真如和浦東的高橋、高行等地。主陣地的前沿，距市區3至6公里。中心要點工事包括國際飯店、四行倉庫、百老匯大樓（即現在的上海大廈）等32座建築物。整個上海，僅鋼骨水泥的碉堡，就有4000餘個。這些工事是抗日戰爭爆發前國民黨請美國人、德國人修的，後來日本人、國民黨軍又加修過。
敵軍將上海劃分為滬西北、滬西南、浦東三個守備區。具體配置是：第一二三軍及暫編第八師駐守太倉、崑山、青浦、嘉興、平湖、金山衛之線；第五十二軍駐守月浦、瀏行、吳淞、寶山等地；第五十四軍駐守真如、大場；第二十一軍及第九十九師駐守江灣等地；第七十五軍駐守虹橋、龍華；第三十七軍駐守周浦及浦東市區和南匯之線；第十二軍駐守高橋、高行地區；第五十一軍殘部及5個交警總隊駐守市區。從敵人兵力部署上來看，其防禦的重點是浦西市郊之吳淞、月浦、瀏行、大場和浦東區之高橋、高行地區，藉以保障吳淞和市區，維護其出海通路。在這些地區以鋼骨水泥的碉堡為骨幹，結合大量的土木結構的工事和蜘蛛網式的塹壕，外設多層障礙物，構成縱深達到3公里的防禦地帶。為了掃清射界，平毀了距陣地1公里以內的房屋和樹木。這些地區，靠近長江，可以得到艦炮的直接火力支援。而市區和滬西南則是敵人防禦的薄弱部分。
我們打上海的指導思想是：既要打一場城市攻堅戰，而又不能把城市打爛了，要爭取把上海基本上完整地接管過來。我們的一切作戰部署及戰法，都是圍繞這一指導思想的。
從當時的情況看，打上海有三種方法可選擇：第一，圍困戰法。解放戰爭後期，我軍對內地的若干城市採用了此種戰法。但是上海情況特殊，上海有600萬居民，生活資料依靠外地運入，尤其是糧食和煤，所需數量很大，長期圍困，人民不僅沒有吃的，由於沒有煤，不但機器不能運轉，連自來水都沒得喝，人民的生活將陷入絕境。而敵軍因有海上通道，我們圍不死。而且我軍渡江以後，應力爭迅速解放全中國，所以，長期圍困的戰法不可取。第二，選擇敵人防禦薄弱的蘇州河以南實施突擊。這一戰法，雖避開了敵人設防的重點吳淞，傷亡也可能減少，但主戰場將在市區，城市會被打爛。所以，這一戰法也不可取。第三，把攻擊的重點放在吳淞，鉗擊吳淞，暫不攻擊市區。這樣可以封鎖敵人海上退路，並迅速切斷敵人搶運上海物資的通道。如果敵人要堅守下去，必將為保護其唯一的海上退路而集中兵力在吳淞周圍與我軍決戰。如出現這一情況，就可避免在市區進行大規模的戰鬥，使城市少受破壞，達到完整接管的目的。吳淞周圍是敵防禦的強點，因此，此種戰法，將是硬碰硬的一場艱鉅的攻堅戰，一場激烈的反复爭奪戰，我軍要付出較大的代價。但我們是人民的軍隊，為了保存城市的完整，保護上海人民的生命財產，付出一定的代價是必要的、值得的。為此，此案是我設想的最佳方案。
為了不打爛城市，當時我們還規定進入市區作戰，應盡可能不使用重砲轟擊。
由於接管上海的準備尚未做好，我們不得不推遲了攻占上海的時間，敵人卻利用時間在上海大肆搶劫物資從海上運走。 5月6日，中央軍委指示，為了阻止敵人劫運物資，可先佔領吳淞、嘉興兩點，以切斷敵劫運物資和退逃之路。但不改變推遲佔領上誨的計劃，要我們部署進行。
軍委的這一指示，與我們設想的第三種打法不謀而合。我們於5月7日巳時上報了作戰方案：以第二十九軍並配屬兩個砲兵團攻占吳淞、寶山，以第二十八軍主力控制太倉、嘉定，以第三十軍攻占嘉興、嘉善、平湖、乍浦、金山衛線。為防敵向南匯、川沙撤退，以第三十、第三十一軍進入浦東截敵退路。並預定12日、13日發起攻擊。 5月8日，軍委給我和張震同志的複電說：“（一）同意七日巳時電部署，請即照此執行；（二）和攻占吳淞、嘉興等處之同時，派足夠兵力佔領川沙、南匯、奉賢，將敵一切退路封閉是很必要的。”軍委此電同時發給了總前委。
根據軍委指示，我於5月10日下達了淞滬戰役作戰命令。戰役預定分為兩個階段：第一階段，從12日起，鉗擊吳淞，斷敵海上通路；第二階段，待接管上海工作就緒後，向市區發起總攻，解放全上海。兵力部署是：以第九、第十兩個兵團指揮8個軍（以後又增調第二十三、第二十五軍配屬給第九、第十兵團）及特縱砲兵一部，從上海兩翼迂迴，鉗擊吳淞；第十兵團之第二十八、第二十九兩個軍攻占寶山、吳淞；第二十六軍攻占崑山、安亭；第三十三軍集結常熟地區，為兵團預備隊。該兵團的後續任務是待命由上海西北地區協同第九兵團圍攻上海。第九兵團之第二十軍攻占平湖、金山衛，打開向浦東前進的通路；第三十軍、第三十一軍向浦東挺進，協同第十兵團鉗擊吳淞；第二十七軍集結嘉善地區。該兵團的後續任務是待命由東、南、西三面協同第十兵團圍攻上海。
5月12日，第二十九軍佔領瀏河，當晚向月浦進擊；第二十八軍佔領太倉、羅店等地，繼續向楊行、瀏行進擊；第二十六軍攻占崑山。 13、14兩日，我軍連續向月浦、楊行、瀏行之敵猛烈攻擊。但敵鋼骨水泥碉堡林立，構成了許多子母堡群，並配以眾多的副防禦障礙。以這些子母堡群為核心，築成多道陣地，依托陣地進行頑抗。我軍攻克一個地堡群，往往要付出重大代價。而且敵在海軍艦炮、空軍飛機的支援下，以坦克、裝甲車為掩護，頻繁對我軍發起反沖擊，因此爭奪十分激烈。 15日，敵又調第二十一軍及第九十九師增援。經幾天激戰，雖然我軍付出較大的代價，但沒有大的進展，仍對峙在月浦、楊行、瀏行一帶。
我仔細地考慮了這種情況，覺得要加快戰鬥進程，就必須以錐形隊形力求打開幾個口子，由缺口透入敵之縱深。因此，16日我們調整了部署，並且下達了戰術指示，指出：對敵永久性設防陣地的進攻，必須周密組織，選擇敵突出、薄弱部與接合部，揳入其縱深，從敵側背或由內向外打；集中火力轟擊其一點，挖交通壕接近碉堡，以小群動作，輪番攻擊；充分發揮炸藥的作用，以炸藥包開路；發揮孤膽精神，糾正集團進攻的方式。我進攻吳淞外圍的部隊，研究了這一指示，總結了前一階段的經驗教訓，改變了進攻方式，收到了一定的效果。第二十八軍以小的傷亡，攻占了劉行等要點；第二十九軍攻占了月浦街區。
第九兵團之第二十軍於12日攻占平湖、金山衛後，進至松江地區，第二十七軍進攻青浦以東地區；第三十軍、第三十一軍於14日攻占奉賢、南匯，15日攻占川沙，16日攻占周浦，18日逼近高橋。 19日後，敵調其七十五軍增援高橋，在飛機及艦炮支援下，對我軍頻繁地進行反擊。因這一地區河流多，橋樑多被敵人破壞，我砲兵跟不上去，僅靠輕火器與敵反复衝殺，部隊傷亡較大。 23日，我砲兵趕到，對高橋以東海南之敵艦猛烈轟擊，擊中7艘，餘艦逃逸，我控制了東翼的海面。
自我鉗擊吳淞以來，敵採用拆東牆補西牆的辦法，陸續從市區調來吳淞及高橋3個軍，市區更加空虛了。這對吸引敵人在郊區作戰，保持城市的完整是很有利的，完全符合我們在戰前的設想。但吳淞兩側瀕江臨海，正面狹窄，河流縱橫，我兵力展不開，優勢難以發揮出來。所以每攻克一點，傷亡消耗很大，戰役時間拖長，而市區雖然已經空虛，因受接管準備時間的限制，不能乘虛攻占。
有鑑於此，5月18日辰時，我與張震同志聯名向軍委、總前委建議：如對滬攻擊已不受時間地區限制，我們意見四面八方向市區發起攻擊，北線力求揳入吳淞，而以第九兵團主力先解決蘇州河南與南市之敵，而後會攻蘇州河北，如此實施，則我揳入敵之縱深不致被動。 “唯不知接管準備與其他方面是否已準備完畢”。
5月23日晚，我軍向上海敵軍發起總攻，迅速佔領市區。這是我軍佔領黃浦江堤，繼續向縱深發展
當日，總前委复示：“進入上海的政治準備業已初步完成，攻占上海的時間不受限制。”19日，又得到中央軍委電示：“在上海已被我軍包圍後，攻城時間似不宜拖得太長，你們接收準備工作已做到何種程度，是否可於5月25日前後開始攻城。”於是，我們制定了總攻的部署，並於21日午時上報了軍委。部署將總攻分為三步：第一步全殲浦東之敵；第二步奪取吳淞、寶山及其外圍陣地，完成為蘇州河以北地區敵軍之包圍，攻占蘇州河以南並滬西區及南市區全部；第三步聚殲可能潰縮在蘇州河以北，吳淞、寶山以南的江灣地區之敵，達成全部攻占淞、滬全區之目的。這個部署上報後，軍委於22日復示：同意21日午電所述之攻滬部署，望即照此執行。
23日，我偵悉湯恩伯已率其一部兵力逃到吳淞口外的軍艦上，蘇州河以南僅剩下5個交警總隊。根據這一情況，我們判斷敵將撤離上海，便決定當晚發起總攻，第一步和第二步攻擊計劃，同時進行。
24日，第二十軍攻占浦東市區；第二十七軍攻占虹橋及徐家匯車站；第二十九軍攻占月浦南郊之小高地。敵為保住海上的逃路，以4個營的兵力在8輛坦克支援下，向我月浦南郊之小高地反撲，並將已調至高橋的第七十五軍1個師，調回月浦增援，但未能阻止我軍之攻勢。
24日夜，第二十七軍由徐家匯、梵皇渡之線攻入市區，第二十三軍由龍華附近攻入市區，第二十軍主力從高昌廟西渡黃浦江攻入市區。 25日晨，我軍攻占了蘇州河以南的市區。當晚第三十、第三十一行軍攻克高橋。敵殿後部隊指揮官派員與我接洽投降。我一面派人與其接洽，一面令各部迅速向各攻擊點猛插。
26日，各部攻占吳淞、楊行、寶山、江灣、大場及蘇州河以北之市區。當日，殘留在楊樹浦等地之敵人，在敵淞滬警備司令部副司令劉昌義率領下向我投降。 27日肅清了在市區的殘敵。至此，上海戰役勝利結束。總前委在《京滬杭戰役實施綱要》中，賦予我第三野戰軍的任務全部完成。
這次戰役，在上海外圍特別是吳淞口地區，打得十分激烈，用的時間也較長。但在市區打得併不激烈，用的時間也較短，這樣既殲滅了大量的敵人，而市區也沒有遭受大的破壞。這正是戰前我們期望的最佳結局。
在這裡我要特別提一下上海黨組織的作用，上海黨有悠久的鬥爭歷史和堅強的群眾基礎。在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中，他們為解放區輸送了大批幹部，幫助採購、轉運了大量物資、藥品，有力地支援了解放區軍民的鬥爭。在上海的解放中，他們更做了大量艱苦紮實的工作，是我軍解放上海的堅強內應。戰鬥發起前，他們對上海敵人的兵力部署、工事構築、火力分佈作了周密的調查，繪製成圖，送給了我軍。攻城戰鬥發起後，他們組織了工人護廠，學生護校，保護公共財物，維護社會治安，積極支援上海的解放鬥爭，使上海在攻城戰鬥中，沒有停過電，沒有停過自來水，電話局照常工作，成為戰爭史上的奇蹟。
戰上海的槍聲剛停，我們接管的工作人員即隨部隊進入上海市區，在地方黨和群眾配合下，按系統有秩序地展開了接管工作。參戰部隊，除擔負警備任務者外，立即撤離了市區。進入市區的機關和部隊，嚴格遵守城市政策紀律，堅決執行約法八章，並把後方置於15公里路之外。當時正值黃梅雨季，部隊露宿於陰雨連綿的街道上，吃的是從15公里路外送來的冷飯。在幣制未有明確規定之前，不購買物品。同時積極維護社會秩序，制止不法行為，打擊敵特破壞活動，收容散兵游勇；保護公共財產，保護民族工商業，保護外國僑民等。我軍的這些行為，得到上海市各階層人民的擁護、愛戴和讚揚，擴大了我軍的政治影響。所以說上海戰役我軍不單在軍事上取得了偉大的勝利，同時在政治上也取得了偉大的勝利。
上海解放是繼南京解放後又一件轟動國內外的大事。它的意義，正如當時新華社時評所指出的：上海解放，表示了中國人民無論在軍事上、政治上和經濟上都已打倒了國民黨反動派，結束了國民黨20餘年的反動統治；也表示了中國人民已經確立了民族獨立的基礎，結束了百年來帝國主義侵略奴役中國人民的歷史。因此，上海的解放，在中國人民解放事業中具有特殊重要的意義。
李達是第二野戰軍參謀長，在渡江戰役中，他協助劉伯承司令員主要擔負渡江西集團的指揮。就渡江戰役前如何進行準備的問題，他回憶說：
解放戰爭時期，任晉冀魯豫軍區參謀長的李達
中共中央在1月上旬召開了政治局會議，確定1949年的主要任務是：解放湘、鄂、贛、蘇、皖、浙、閩、陝、甘等省的全部或大部；召開政治協商會議，成立中華人民共和國。
為貫徹中央政治局會議精神，總前委於2月9日召開專門會議，根據毛主席關於集中中原野戰軍和華東野戰軍在長江下游渡江作戰，奪取京滬杭，摧毀國民黨的統治中心，解放華東南等指示，研究了渡江作戰的時機、部署、戰術、準備及支前等問題。
2月11日，中共中央軍委決定，為加強渡江作戰的統一領導，以鄧小平為書記，由劉伯承、陳毅、鄧小平、粟裕、譚震林5同志在淮海戰役期間組成的總前委，在渡江作戰中“照舊行使領導軍事及作戰的職權，華東局和總前委均直屬中央”。
為適應今後的艱鉅任務，我中原野戰軍遵照中央軍委1948年11月1日關於統一全軍組織和部隊番號的指示，於1949年2月組成了中國人民解放軍第二野戰軍，劉伯承同誌任司令員，鄧小平同誌任政治委員，張際春同誌任副政治委員兼政治部主任，我擔任參謀長。 2月19日，經中央軍委批准，由伯承、小平、際春、陳賡、李達等5人組成第二野戰軍前委，小平為書記。
經過此次整編，第二野戰軍達到28萬餘人，有各種火砲1500門。整編後，二野即脫離中原軍區建制，投入渡江作戰的準備。
長江，是中國第一大河，是分割南北的天然屏障。國民黨一面和談，一面將主力部隊布防在長江沿岸，在依賴黃河天險失敗之後，又企圖以長江天險阻止我軍南進。其京滬杭警備總司令部的湯恩伯集團所轄75個師45萬人，其中有50多個師直接擔任由湖口至上海段的沿江守備，及控制江北岸要點，主力則在京滬地帶。其餘20多個師分置於浙贛線、蘇南、浙江、皖南縱深地區，僅有10個師可以機動。
華中軍政長官公署的白崇禧所轄有40個師25萬人，其中27個師直接擔任宜昌至湖口段江防和武漢地區的守備任務，另以13個師配置於長沙、南昌等縱深地區。
此外，海軍第二艦隊、江防艦隊和空軍主力分別配屬湯、白兩集團，構成了陸海空聯合防線。再加上天險長江，恰似“銅牆鐵壁”一般。
劉伯承司令員編譯的《論蘇軍對築城地帶的突破》一書，趕在渡江戰役之前出版了。劉司令員在該書的前言中，分析了當時國民黨軍的長江防線。他說：“長江布防，有所謂'直接配備'，即將其主力直接配備於長江南岸；有所謂'前進配備'，將其主力前出於長江以北廣大地區作戰；有所謂'後退配備'，即以一部配備於長江兩岸要點，強化偵察，而以主力分別配備於南岸縱深的機動地點，在判明我軍主攻方向時，即抓住我渡江的困難，適機出擊。蔣介石長江防禦的前進配備，大而言之，即其在黃河、長江之間的防禦；小而言之，即其經常叫囂的'守江必固淮'。這些都因淮海戰役基幹兵力的喪失而無法實施。其後退配備，也因兵力少、江防寬，與南岸交通困難而不能如此做，他就不能不著重於'直接配備'，但還是因為兵力少而不容易做了。漢口以下長達2000餘里的長江防線及其必要的縱深配備，太費兵力了。在長江向北岸鼓出的突出部，如漢口、浦口等要點，也各只有兩基幹軍的兵力，遂使這樣漫長的江防，成為一條不能動彈的'死蛇陣'，任人橫斬。如其一處被斬斷，則全線震撼。”
如何斬斷這個“死蛇陣”呢？劉司令員認為，“必須善於蒐集船隻；善於組織部隊作戰鬥渡江的演習；善於偵察南岸敵人的防禦配備，進行精細的研究，力求在寬大正面同時渡江的情況之下，針對敵人的弱點作出重點突擊的部署；善於組織集中的砲火以支援渡江的步兵，使其不遭到敵人艦隊、砲兵和坦克的阻礙。”這些精闢分析，為我二野渡江作戰的準備工作指明了具體方向。
一、關於技術準備和物質準備問題。這是確保渡江作戰勝利的一個重要方面。
對於南岸敵人的防禦配備，中共中央和劉鄧首長早就交代我們司令部進行偵察和收集資料了。還是在挺進大別山的初期，中央曾指示我軍派一支部隊秘密渡過長江，在南岸揳入一顆釘子，並偵察敵情。劉司令員和鄧政委商定成立一個獨立旅，配屬3個團，以張體學任旅長，鮑先誌任政委，譚善和任副政委，到皖南一帶活動，公開打出的番號是十六軍。他們在老根據地的黃梅、廣濟（武穴）活動，相機渡江。但由於敵軍江防很嚴密，他們無法偷渡。經請示中央後，又調該旅返回鄂豫軍區。但他們也不虛此行，初步摸清了這一帶的江防情況，完成了早期偵察任務。
劉司令員自己在大別山的時候，常常抽暇在地圖上以漢水模擬長江，研究強渡作戰的戰術和技術問題；在淮海戰役中，他也沒有間斷對渡江戰役的考慮。所以，當他撰寫《論蘇軍對築城地帶的突破》的編譯前言時，就著重寫了突破江防的問題。
在1949年2月9日的總前委會議上，與會同志首先研究了渡江作戰的時機問題，均認為“在3月半出動，3月底開始渡江作戰為最好”。因為4月初長江一帶水位低、雨水少，便於作戰。如早於此時，我軍各項工作的準備都來不及；晚於此時，國民黨方面在政治、軍事上則會有更多的準備。而且水位上漲，到5月的桃汛期，風浪可達半米多高，對不習水性的北方籍戰士極為不利。然而，即使3月底渡江，我野的困難仍然不少。如彈藥，三野僅有攜行基數；而二野則連攜行基數也沒有。通信器材和藥品也很缺乏。再如渡江作戰用的地圖，三野已有的不足自用；二野則一份也沒有。汽車，三野、二野都已經有了上千輛，但二野卻沒有汽油。而二野更困難的，則是糧食嚴重不足。當時還不知到江北岸後竟找不到一隻船。這些，都必須在短短的一個多月的時間內準備好，其艱鉅程度可以想見。
在各項準備工作中，對長江兩岸的偵察是首要的。劉司令員非常注重皖南山地的交通、物資、糧食供應狀況，佈置我們設法和胡明等同志領導的皖南游擊隊聯繫，請他們提供這一地區的有關情況，如有多少條道路，能容納多少部隊吃飯等問題。
還是在1949年1月，我秘密工作人員就設法搞到了一份美蔣聯合繪製的長江水文、地形、地貌和江防工事圖。我派情報處的同志取回後，呈送了劉鄧首長。經研究，認為這是一份極為重要的情報，作用很大。但當時我們對圖上的水文符號還識別不了，就讓情報處的同志拿到開封市水利部門，請專家幫助識別，由情報處一一註明後，又由作戰處翻印了若干份，發往各部隊，進一步作實地考察和訂正。
大約在3月底或4月初，皖南游擊隊派專人來到野司，接應我們渡江，一直跟我們到舒城。劉司令員（這時鄧政委在總前委）聽了他的匯報後，又讓我們和他詳細談談，把東南數省的交通、居民點的人口密度、社會情況、糧食供應等情況弄得清清楚楚。這樣，經過向皖南游擊隊的同誌了解情況，再加上從其他途徑收集的資料，我們繪製了東南數省的兵要地誌圖，由情報處在桐城找了一家印刷所石印一批，記得大約是在4月15日前發到部隊團營級的。從此，我們開始有了渡江作戰的行動路線圖。
通過上述調查，說明二野3個兵團突破江防後，都經皖南插下去，也是可以容納得下的。這對於總前委定下戰役決心，和各部隊負責人關於怎樣過江及過江以後的行動，都提供了可靠的依據。
第二野戰軍司令員劉伯承在作戰室裡指揮渡江戰役
3月8日，已經到中央參加七屆二中全會的陳毅、鄧小平同志給劉司令員、張副政委和我發來電報，轉告了中央軍委的決定：“為適應政治的需要，即使我軍事行動與南京集團的談判密切配合，軍委已確定渡江作戰必須於4月10日左右發起。我們商定，華野、中野各部，務於4月8日進至江邊，10日夜開始渡江作戰。”並囑“各部的軍事準備和部署，力求精細周密”，“集中力量進行有關渡江作戰的戰術和技術的訓練”。
根據這一指示，劉司令員交代我加緊組織司令部各業務處進行偵察、測繪、通信聯絡、工兵作業以及後勤和江上救護等一系列的具體準備工作。在不足一個月的時間內，參謀人員夜以繼日，及時地完成了各項準備。司令部還草擬了《渡江作戰戰術指示》，呈送劉司令員、鄧政委和張副政委審定後，於1949年3月30日用中國人民解放軍第二野戰軍通報的形式下發部隊。 《渡江作戰戰術指示》共有10項，其中關於準備工作的主要之點是：“各部隊應派出乾部觀察，攜帶望遠鏡，察明江幅、流速、江洲，尤其是南岸地形、工事，敵人如何配置。對於所發現目標在何時何地如何動作，都應登記下來”；“渡江的步、炮、工兵等協同動作的組織，也應由相關幹部在實地偵察中實施之”；準備渡江的船筏“應排列於隱蔽的船塢，以便防空而容易出航”；“在奪取與控制江北渡口橋頭堡後，即應開始組織我渡江的突擊部隊與掩護部隊，並在實地偵察、訓練。同時組織防空，並以砲兵射擊敵艦，封鎖江面”。
具體準備工作是十分細緻和復雜的。
先以船隻的準備為例。當我十一、十五兩個先遣軍於3月27日到達江北岸時，沿江各種船隻已被敵人劫持一空，船民也被迫四散逃避。很多北方籍戰士對南方不了解，看到既無船隻又無其他渡江器材，一時產生了恐懼心理；有的戰士不知從哪裡聽說長江一帶的蚊子有一寸多長，“3個蚊子可以炒一盤肉”；還有的怕“被打死在江里餵魚”，等等。為解除他們的顧慮，各部隊及時聘請駐地居民介紹長江水性，組織南北方戰士座談會，並輪流到江邊觀察對岸情況，練習游泳、划船和試制救生圈。從而掀起了一個籌集船隻、引船入江和水上練兵的熱潮。如十二軍在渡江演習中，曾以20斤稻草捆成一隻救生圈，在水中浸泡12個小時後仍可使用，戰士可露出胸部射擊。
在物資、船隻準備有了眉目之時，劉司令員指示三兵團十二軍三十五師攻打一個有敵軍江防據點的江心洲——鐵板洲，作一次實戰演習，以取得經驗。鐵板洲上有敵第二十九師八十七團三營和第五連共300餘人，築有地堡工事。我三十五師由一○四團組成突擊隊，在強大砲火的掩護下，乘帶有云梯的船隻，僅以7分鐘即登上洲岸，無一傷亡，35分鐘結束戰鬥，全殲守敵。
4月9日，劉司令員、張副政委和我將這一經驗上報軍委、總前委，並告三野。三十五師在奪取鐵板洲時，“每人攜帶做好的一個稻草救生圈（18至20斤），減少戰士顧慮。每人準備數個竹尖和棉花，便於堵塞子彈孔。”還有的部隊利用竹筒做救生圈，裝置了救護舟筏。這些就地取材、簡便易行的救生器材，在渡江作戰時雖然使用不多，但對增強北方籍戰士的安全感起到了不小的作用。
船隻的籌集工作，是部隊與地方黨政機關組成管理委員會，派出大批幹部和戰士在附近湖泊進行的。對於船民，一方面從政治上啟發他們，一方面適當解決他們的生活困難。有些部隊還動員了一些船幫頭和保甲長，利用了一些關係，把已被敵人押至南岸的船隻又拖回北岸。部隊對船工和水手照顧得很好，開飯時為他們找碗，給他們送香煙，尊稱他們為師傅，很快就建立了感情，成為真正“同舟共濟”的戰友。這樣，僅在半個月內，就在沿江居民的協助下，蒐集、打撈、修補船隻達1428只（大船能載百人左右，小船可載10人左右），動員船工2000餘名。由於船隻多在內湖，而內湖出口又為敵軍炮火所封鎖，大家便創造了開渠引水和翻壩、掘堤等辦法，把所有的船隻從幾十里外的內湖，翻過數道堤壩引入長江，然後又挖掘了隱蔽的船塢。船隻解決後，部隊又在內湖和夾江上晝夜進行水上訓練。從上船下船、船隻操縱、救生器材的試驗、水上射擊，到航渡隊形、指揮聯絡、步炮協同及登陸突破等戰術動作，直至分隊綜合演習，都比較熟練了。據我們4月15日的統計，二野第一線部隊水手和民兵水手已有4410人，每次可渡30500人。
當上述準備工作就緒後，各兵團、軍、師黨委向渡江突擊隊授了旗，向船工和部隊水手頒發了榮譽證件，號召大家“在渡江作戰中為人民立新功”。
參戰部隊的各級司令部根據野司的安排，均於江岸設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