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6章 第二章神秘的香港客人

（1956年4月—1961年6月，北京—香港） 4月末的香港，白日的天氣已經接近夏天而炎熱起來了，晚上因四周有海洋調節卻顯得很涼快。 4月24日的深夜，天黑漆漆的，碼頭已經很冷清，海面吹來的風還帶有些許寒意。在夜色中，有兩個人悄悄地走上泊岸的一艘船。這兩個人，一個身材高挑頎長，另一個個子中等壯實。從動作上看，那中等個的漢子是領路，將高個子領上船後，船就緩緩開動，駛離了碼頭，消失在海面的夜幕裡。 這艘船在海上夜行，於第二天即4月25日清早，歷盡風浪後，乘著早漲的潮水，在深圳灣泊岸，進入大陸，岸邊早有人接著將這個身材高挑的中年人領上車，向北疾馳而去。 顯然，這位高個子中年人沒有在港英當局辦理任何出入大陸過境應有的手續，在大陸中共方面也沒有辦理手續，而是按嚴密的計劃有人護送迎候。這種越過邊境的辦法，表面上可以套用那兩個人們慣用而有欠文雅的字眼——“偷渡”。其實，這卻既不是為走私，亦不是為避難，而是為了避免讓輿論界知道的一次特殊行動。該行動是在北京最高當局直接掌握下進行的。它帶有一種神秘的色彩。

這個過境的高個子中年人，就是李宗仁赴美後安排在香港居住的程思遠先生。 在李宗仁在美國提出《對台灣問題的具體建議》而引起各方強烈反應之後，有一天，有一位朋友在香港去看望寓居其地的程思遠先生，目的在於了解李宗仁的思想轉變過程及李在準備那份《建議》中程所起的作用。又一次，在談話中，這位熟人突然問程思遠：“如果你被邀請到北京去談談，是否還需要請示德公？” 當時程思遠已在香港居住了六個年頭了，他曾經參與過的“第三勢力”運動銷聲匿跡了，又意識到，從長遠看，去台灣也沒有什麼前途的；而新中國欣欣向榮、百廢俱興的新風貌經常傳至香港，令人嚮往。他想，作為一個中國人，不能永遠漂泊異鄉，總有一天要回到生身祖國懷抱的。

他是廣西賓陽縣一個農民的兒子，讀了幾年私塾後就在家種地。 1926年，他在家鄉的街頭髮現了一張告示。告示上寫著李宗仁率領的國民革命軍第七軍獨立團要通過考試招兵。他的字寫得不錯，也學過一些公文程式，當時就考上了個上士文書，馬上就發軍裝，說是即刻出發。那時他才18歲，連老母親告別的眼淚都沒見著，就趴在桌子上給家裡寫了一封信，跟北伐軍出發了，他從此在軍中闖蕩。四年之後，他22歲時，個子長成了，人也英俊了，又寫得一手好字，作得一手漂亮文章，而為李宗仁所賞識選作秘書。 1934年，又送他出國到意大利羅馬大學學習政治經濟，抗戰爆發後回國。他此後在政壇上頗為順利，1947年，還成為國民黨中央委員會常務委員。他一直作為李宗仁的親信和智囊人物，服務左右。李宗仁飛往美國之後，把他留在香港，實際上是作為李同祖國聯繫的橋樑。

因而，當這位有北方消息的朋友問及他被邀訪北京需不需請示李宗仁時，他流露出有返回祖國的意向，答道：“我看不必吧，來往交換意見需要很長的時間。” 又過了一段時候，他的一位同鄉陪同香港《文匯報》副總編輯金堯如到維多利亞海北部海灣的山村來拜訪，他與家人正在那兒過著悠遊的生活。金堯如告訴他：“我們接到北京長途電話，李濟深先生請你去北京談談。這次北上，第一，絕對保密；第二，來去自由。”並問他有什麼要求？ 他說：“沒有什麼要求，但容許我有24小時的考慮時間。” 第二天，也就是1956年4月24日，他和金堯如相約在太子道一家咖啡館見面。他作出了願去北京的答复。當時約定：第一，不辦回國手續；第二，不帶行李。這天午夜，他就由一位陌生人領路，乘船出發，經過水陸交通和大小城鎮，於次日即4月25日下午到達他已闊別六年的廣州。

4月28日，他回到首都北京。他見到了不少老熟人和老朋友。更使他興奮不已的，他看到中共剛剛接管政權六年，國家確實已經獲得新生，國民黨統治時期那種乞丐滿街、難民遍野的兵荒馬亂、陰沉蕭條的景象，已被人民安居樂業、百業興旺而充滿生機的新氣象所代替。大家在談論今年勝利完成了第一個五年計劃，又開始實現農業發展綱要四十條。他來到北京那幾天，真是捷報頻傳：剛剛報導新中國建設的第一座大型水電站官廳水電站全部投入生產，又傳來消息，治理淮河的骨幹工程梅山水庫攔河大壩勝利建成，這是當時世界上最大的連拱壩。他，作為一個昔日挺有抱負的國民黨人，在新中國的成就面前，不能不佩服共產黨人。 他這次到北京是處於保密狀況之中，一般不在公開的場合出現，只是會見該見的熟人與朋友，還在京參觀遊覽。人們稱他是“神秘的香港客人”。他在京活動，劉仲容先生也參加了接待。

在1949年4月20日國共和談破裂時，作為桂系代表的劉仲容留在了北平。該年5月17日白崇禧放棄武漢撤到長沙時，曾從長沙打電報到北平給劉，要劉回長沙。劉仲容去向周恩來請示。周恩來說：“你還回去幹什麼？很快就要全國勝利，我們還有許多工作需要你來做哩！”後來，周恩來要劉創辦北京外語學校，當校長，後來該校又改為北京外國語學院。那幾年，他還奉周恩來的指示，與在香港的程思遠等通信聯絡。 遺憾的是筆者萌生寫這本書的念頭時，劉仲容先生已於1980年辭世而去。我還是訪問了劉仲容的遺孀張敏華女士。她回憶了當年所見劉仲容先生參加接待“神密的香港客人”的情形—— 我記得是1956年春天，我和仲容還住在北京東四禮士胡同1號的房子裡，一天下午我從北京醫院下班回來，見房間裡有一位中年客人，從當時五十年代社會人們的穿著比較來看，這位客人不像是來自國內的，那時看他身材修長，西裝革履，衣著考究，配戴眼鏡，目光深邃。這時，仲容就向我介紹，這是他的老朋友程思遠先生，從香港回來觀光。我和程先生寒暄了幾句，就認識了。以後有幾次我回家來就看見程先生在我家寫東西。事後我問仲容，程先生在寫什麼？仲容說：週總理讓他寫些材料，好讓他在香港做些工作。我記得他寫了東西以後，仲容必在晚間去見周總理。

5月7日晚上，張治中約程思遠到家裡吃飯。飯後張先生對他說：“週總理將在明天下午政協舉行的酒會上接見你。總理說，他1938年在武漢曾經見過你。但是，明天我還是要鄭重地向他介紹你。” 程思遠聽了很高興！ 1938年時，廣西學生軍北上開往五戰區時，路過武漢，白崇禧讓他去請周恩來給駐紮在抱冰堂的學生軍講課。想不到周恩來還記得這件事。 程思遠先生在他的著作《李宗仁先生晚年》一書中，對周恩來在北京接見他有生動的記述。現轉引如下—— 次日（5月8日）下午3時許，在全國政協禮堂三樓的酒會上，我正在和張治中先生說話時，週總理健步走進大廳，他顯得比十多年前豐滿得多。張先生正準備向總理介紹我，總理卻笑容滿面地向我伸出手來：“歡迎你回來！”他說，“我們1938年在武漢見過面。”事隔18年，他還記得我，週總理的記憶力確是驚人。

週總理又問我：“今年多大歲數了？” 我說：“47歲了。” 總理說：“身體這樣好哇！” 我說：“很好，我在海外常常游水。” 週總理又問：“你這次來有什麼計劃嗎？” 我回答說：“沒有，我聽候總理指示。” 週總理笑著說：“我希望你到各地多走走，多看看。比如東北，那是我們的工業基地，你可以去看看嘛！多看點地方，回到海外就多些材料講嘛。” 我說：“我這次來得很匆忙，不准備到外地參觀了，下次再去吧。” 週總理笑著點了點頭，當場招呼劉斐、餘心清、屈武他們，說：“你們這幾天多花點時間，陪程思遠到附近去看看，大家談談，談談祖國這幾年的情況；過幾天，我們再詳細談談。” 5月12日中午，周恩來在中南海紫光閣設午宴招待程思遠，參加的有李濟深、張治中、邵力子、黃紹竑、劉斐、屈武、餘心清、劉仲容、劉仲華和李克農、羅青長等人。

飯前，周恩來同程思遠進行了輕鬆、愉快的談話。周恩來笑著對程思遠說：“今天我同你見面，是建國以來，我們共產黨人第三次同國民黨人接觸。第一次是葉劍英元帥在廣東同前中國銀行總裁張嘉璈（公權）接觸。葉帥你見過的吧？” 程思遠點頭說：“見過。他當八路軍總參謀長時，也是1938年，我們也請他在武漢給廣西學生軍做報告。” 周恩來接著說：“第二次，是我找龍繩武。龍繩武你熟吧？” 程思遠說：“龍雲的兒子。” 周恩來說：“對。他後來還是去了台灣，還在廣播中罵我們。第三次就是這次見你了。” 程思遠說：“我是要為祖國做一些有益的事情。我聽候總理的指示。” 周恩來爽朗地笑著說：“那我們今天該多喝一點的。”

午飯後，周恩來毫無倦色，在客廳裡同程思遠進行了三個小時的長談，從中國革命和建設、國共兩次合作談到現在國家對國民黨人的希望。周恩來說，我們國家當前的對內對外政策，圍繞著一個基本方針，就是調動一切積極因素，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人，為建成一個強大的社會主義國家而奮鬥。按照這一方針，我們主張愛國一家，團結對外，以誠相見。過去，中國共產黨人和國民黨人曾經兩度並肩作戰，反對帝國主義。我們希望將來有第三次國共合作。有人說，過去兩次國共合作，結果兇終隙末；但是追原究始，責任不在我們。這是事實俱在，有目共睹的。 周恩來還針對海外一些人士對祖國的錯誤看法，說：現在海外有很多人，對我們國家情況不大了解。你告訴他們，我們的國家是中國共產黨、毛主席領導下，經過多年的戰鬥打出來的江山。第一，我們是自己打出來的。第二，我們國家沒有外國駐兵。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國民黨當局同蘇聯簽訂了一個條約，把旅大讓給蘇聯共同使用。建國後，我們把旅大收回來了。我們這個國家，完全是一個獨立的、領土完整的國家。國家的統一，各民族的團結，是我國歷史上從來也沒有出現過的大好的局面。希望海外人士充分了解，我們國家是大有可為的。

最後，周恩來談到了李宗仁，說：“李宗仁先生去年主張台灣問題由中國人自己協商解決。我看了很高興。這是李先生在海外心懷祖國的表現。請你向李先生轉達，我們歡迎李先生在他認為方便的時候回來看看。” 程思遠內心十分高興，當即表示願為此而努力。 周恩來接見之後，程思遠即懷著興奮的心情回到香港。他花了好幾個晚上，把回國的經歷、感受和周恩來要他轉達給李宗仁及海外人士的話，寫了一封長信。因為篇幅太長，他分裝了幾個信封，寄給遠在美國的李宗仁。 李宗仁回信批評他，說他北京之行，事關重大，事先應同他充分商量。事實上，程思遠覺得事先不能同他商量，因為時間來不及；同時也考慮到，先去信商量的話，李不同意怎麼辦？豈不是進退兩難，所以他不如做了再說。 程思遠的長女程月如，從影的藝名為林黛，因主演改編自沈從文名著的故事影片《翠翠》而轟動香港，一舉成名。她在蟬聯兩屆亞洲影展的“亞洲影后”桂冠以後，於1957年秋，到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戲劇系深造。程思遠托月如去看望李宗仁。每週週末，她都到李家做客。李宗仁因而寫信給程思遠說：“一晤月如，如見親人，一種思鄉懷舊之情，頓時浮現心頭，久久不能平息。” 1958年，程月如學完回到香港，向程思遠描述了李宗仁在美國的生活情景，說：“李先生在美國住不慣，所以總想回國。” 不久，思鄉情重的李宗仁又來信說，希望將其保存著的一批文物獻給祖國。 195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十週年。海外組織了一個龐大的代表團回國參加慶祝活動，程思遠也被邀參加。據說，他的名字是在代表團組成後由於接到一個長途電話才臨時加上去的。他這次上京，是屬於以公開身份前往。在參加了慶典後又隨團赴東北參觀。他隨代表團回京後，10月25日下午3時，周恩來總理在中南海紫光閣接見了他，在座的有張治中、邵力子、羅青長和童小鵬。他匯報了參觀東北的觀感和李宗仁先生近幾年來的動態。 周恩來說：“李德鄰先生出於愛國熱誠，要向國家貢獻一些文物，政府表示讚賞。至於他有落葉歸根的意願，估計當前他回國的時機尚未成熟。在適當的時候希望他先到歐洲同你談談，然後作決定。”在告辭的時候，周恩來約他明天一道去參觀密雲水庫。 26日，跟周恩來總理參觀密雲水庫的還有日本的松村謙三先生及僑委廖承志主任。大壩聳立，群山懷抱著萬頃碧波。周恩來指著水面對程思遠說：“9月16日，毛主席曾在這裡游泳。” 程思遠想到從上次週總理接見，已有三年多了，工作成效還不見顯著，因而心懷歉意地說：“十分慚愧，總理在1956年對我說的話，我做得非常不夠。” 周恩來安慰他說：“不要這樣說，水到渠成嘛。” 11月初，程思遠回到香港，又寫信將此行經過告訴李宗仁。 李宗仁本來是打了台兒莊勝仗而聞名於世的武將，論學歷只是畢業於廣西陸軍小學，但他卻喜歡結交文人。在國內，李四光、章士釗等人都和他交往甚篤。在美國，也喜歡一些知名學者上門聊天。他的生涯本來與藝術無緣，他這個藝壇的門外漢，卻結識了不少有名的書畫家，例如徐悲鴻、齊白石、陳半丁、黃賓虹等，都是他的好友。抗戰前他在廣西主政，就把徐悲鴻作為上賓請到南寧、桂林；抗戰期間，還在陽朔買了一幢房子供徐悲鴻作畫，現在被闢為徐悲鴻紀念館。他在北平擔任行轅主任，每兩星期邀請教授學者聚會一次，與大家相處甚得。當時80高齡的老畫家齊白石無法買到米、煤而來找他；他別無善策，就在行轅人員配額中撥出一些奉送給齊老。徐悲鴻也經常是北平北長街81號李公館的座上客。他收藏的徐悲鴻和齊白石的作品很多，其中好些都是這些大師的精品。他不但收藏有徐悲鴻的馬，還有蒼鷹及桂林山水等，徐悲鴻還為他和郭德潔寫生素描。他除了藏有齊白石的蝦、蟹、鳥、蟲、花卉，還有兩幅齊白石很少畫的山水，屬於名貴的珍品。他出國赴美時，連同以前收藏的文徵明、鄭板橋、何紹基等人的書畫和後來收藏的齊白石、徐悲鴻的名作，全部都帶走了。 當程思遠告訴他，周恩來對他將藏畫獻給祖國的想法十分讚賞時，隔了不久，他真的託人把在紐約的藏畫運送回北京。 在收到這批藏畫後。周恩來講：“李先生的藏畫，有些是真的，有些是贗品。但政府體念李先生的愛國熱忱，將送他一筆赴歐洲的旅費以壯行色。”周恩來讓劉仲容先給李宗仁20萬美金現鈔，設法交到李的手上，不要經過銀行，也不要經過外人。 1960年秋天，郭德潔女士飛到了香港探望母親。郭德潔的母親及哥哥一家人，早些年從廣西桂平縣老家遷到香港九龍的荃灣林園。林園是郭德潔建造給她母親養老的一幢房子，還帶有一個花園。實際上，此次是李宗仁讓夫人郭德潔到香港找程思遠，同程商量周恩來提議的歐洲之行的安排，並接受北京送來的那筆美金。郭德潔行前曾經從美國寫過兩封信給程思遠，可是程思遠一封也沒有收到。當然不會是偶然發生的事情，自從程思遠以公開的身份參加了北京的國慶十週年慶祝活動，他的行踪及與李宗仁的聯繫自然就引起了敏感的台灣特務機關的注意。 郭德潔飛到香港後，打電話給程思遠，約程偕夫人石泓深夜到荃灣林園看她。程思遠住在九華新村14號，房子是由女主人石泓親自設計的，坐落在維多利亞海邊向陽的山坡上。程思遠的住處距林園只有半小時的汽車路程，可是因為當時香港情況復雜，住處附近有蔣幫特務混雜其間，秘密監視，因而程思遠與郭德潔的會面安排，必須慎而又慎。程思遠先生曾在《李宗仁先生晚年》一書中作了實錄—— 郭德潔以探親為名在香港住了一個月。我們同郭德潔接觸，總是在汽車上同她會晤，只有一次，在郊區一間飯店同她吃過一次便飯。為了談話方便，每次都是以遊玩為名，由石泓開車，在約定的地方等她。我同郭德潔女士在飛奔的汽車裡交談，主要是商量同李宗仁先生在歐洲會面的地點、日期，以及如何联系如何躲避美蔣特務盯梢等一系列問題。商定了會面地點在瑞士的蘇黎世，那裡是中立國，又是著名的風景遊覽區。李宗仁先生可以探親、旅遊名義前往，又不致引人注目；我則以參觀羅馬古蹟名義飛往羅馬，然後轉道瑞士，在約定的時間裡同李先生見面。 之後，郭德潔飛回美國，把我們交談的詳細情況告訴了李宗仁先生；我等候李先生的答复，再向周總理匯報。 黃紉秋女士在她所寫《我所認識的郭德潔》一文中，對郭德潔由香港返美後的異常表現，有過細緻的記述—— 月餘後，郭由港返美，忽一改常態，對李的健康特別關心了。因李有支氣管炎，有時打牌熬夜就咳嗽。平日郭老是說他不該抽煙，不該說話，現在一見李咳嗽，不但立刻起身倒開水，又代搥背，又拿洋參給他含在嘴裡，伙食也比平日好些。我心想香港的水土使她變了一個人，忽然對李這麼體貼入微了。一天，她說，有個算命的說我是正宮娘娘的八字。我說：可能他認識你？郭說：不認識我呀，我報的假名姓。又指著窗台的盆景說：你看！鐵樹都開花了（其實不是鐵樹）。算命的也說：他會東山再起的呢！那當然可能呀！說不定蔣介石想開了，又或者毛澤東突然死了，除了李伯（指李宗仁）還有哪個取而代之呀？李聽得面孔一闆說：我才不要做官呢！做了幾十年也夠了，老是坐轎子，應當抬抬別人了。 郭德潔從港返美不久，1960年底，美國大選揭曉了，年輕的海軍軍官肯尼迪以超過對手尼克松112，881票的微弱多數當選美國總統。李宗仁認為麥卡錫主義的年代已經過去了，如果肯尼迪要重新檢查對華政策，也是時候了。在擔任過國民黨外交官的哈佛大學教授張歆海的建議下，李宗仁給肯尼迪寫了一封信，說在北京的新中國的人民政權，才能真正代表六億中國人民，美國應當同新中國建立外交關係，以保證太平洋地區的和平與穩定。肯尼迪給李復了一封信，說事關對外政策，容後縝密考慮。 周恩來知道了李宗仁寫信給肯尼迪的事，約程思遠於1961年6月中到北京，聽取了程與郭德潔會面情況的匯報，同時要程傳話給李宗仁說：目前肯尼迪政府困難重重，不能期待其對華政策有任何轉變；李先生的立場應當超然一點，不要對肯尼迪政府抱有幻想。肯尼迪不可能在任期內對中國採取新的立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