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勒斯策劃的“神諭”方案，遭到了周恩來與蔣介石基本立場驚人一致的強烈反對。
（馬尼拉一台北一華盛頓，1954年9月3日—1955年2月7日）
約翰·杜勒斯不止一次到過馬尼拉這個美麗的城市，他覺得，熱帶雨林植物，火山島嶼景觀，棕色皮膚的居民，成為這個太平洋島國不可或缺的美的元素。二次大戰後他來到被美軍炮火夷為墟圩的馬尼拉時，曾經驚異海灣邊上那座美麗而古老的馬尼拉飯店為什麼能奇蹟般在戰火中保留下來；據說那是因為麥克阿瑟將軍是該飯店的董事，並在頂樓上擁有一套神秘的房間。這次他來到馬尼拉，使他驚異的是黃皮膚的華人在這個島國上為什麼佔有如此重要的地位；具有美國財團巨富背景的菲律賓食糖大王們執掌著島上的政權，而華人家族則操縱著高級金融。在家財達數十億美元的四十個家族的核心圈子裡，至少有十個華人家族居於最高地位。他最近經常在思考華人問題。自從艾森豪威爾總統選擇他來擔任國務卿，使他置身於白宮權力中心的位置時，大陸上那些共產主義意識化了的中國人，就特別使他覺得困惑與激怒。
九月三日共產黨中國人砲擊金門時，杜勒斯正在馬尼拉開會。美國、英國、法國、菲律賓、新西蘭、澳大利亞、泰國、巴基斯坦八國代表在馬尼拉聚會，討論與簽訂《東南亞集體防務條約》。本來他覺得沒有台灣參加是件遺憾事，台灣蔣介石是個反共堅定的鬥士，考慮到需要英國參加簽約，而英國已在一九五零年承認了大陸新中國，不便再和台灣當局結為軍事同盟，兩相權衡，大多數與會國還是主張舍台而取英，所以這一個以反共為目標的軍事同盟條約，未讓台灣當局加入。蔣介石當然十分不悅，只能無可奈何而已。
杜勒斯得到“九三砲轟金門”消息後，立即讓駐菲律賓使館加強與白宮聯繫。華盛頓與台北方面都給他轉來了金門砲戰的情況報告。第七艦隊也奉太平洋艦隊司令斯圖普上將的命令離開馬尼拉灣進入待機位置。白宮還通知他，艾森豪威爾總統準備召開國家安全會議，討論採取一個明確的決策，希望他趕回華盛頓參加。他自己覺得，回國之前時間允許的話，可以飛赴台北會見蔣介石，了解情況及聽取蔣的意見。據美國人比爾的《杜勒斯傳》寫道，杜勒斯在馬尼拉那幾天，用“相當多的時間和心思”來研究全門問題，並就此與美國太平洋艦隊司令斯圖普上將進行了商討。
九月八日，《東南亞集體防務條約》剛剛簽完字，他就急匆匆啟程飛往台灣。九月九日，蔣介石在陽明山總統官邸與他見了面。他知道蔣介石會對台灣被排除在《東南亞集體防務條約》之外而不悅，於是就主動說：“美國在努力創造一種局面，使東南亞各國在本地區如再發生戰爭時，能夠肩負起自己的責任。昨天在馬尼拉簽字的東南亞防務條約就是這種努力的結果。我希望閣下對此條約不要過分重視。我的公開談話往往被人誤解，我聽說我的談話曾使閣下感到不安。今天我願向閣下保證：美國決無意拋棄您領導下的中國政府。”
蔣介石迫不及待地提出了美台雙邊防禦條約問題，說：“您就任美國國務卿以來，在遠東取得了巨大的成功。特別值得稱讚的是；我注意到你拒絕參加重新召開的日內瓦會議；以及印度支那分裂後你使東南亞條約組織度過危機而取得輝煌成果。可是，說到這裡，我也願意指出，近來美國政策從整體上來說有些猶豫不決，缺乏主動性。如果美國對台灣採取一種果斷政策，我斷言，沒有哪個非共產黨國家會再主張接納中國共產黨加入聯合國，或託管台灣。台灣的局勢也會穩定起來。實際表現這種果斷政策，就是簽訂擬議中的中美雙邊協定。各界人士認為你此時訪問台灣證明美國政府重視台灣。然而，如果你離台時竟未簽訂東亞安危之所繫的雙邊協定，如果在東南亞條約組織簽字之後而對中美條約不做出決定，從有識之士看來，美國的遠東政策將遭受無可彌補的損失，東南亞條約組織的有效性也將是個疑問。美國已和以前的敵人日本簽訂了雙邊協定。美國和南朝鮮、美國和菲律賓也有類似的協議，而對中國，一個戰時的盟友，美國卻反而不願建立這種主要是政治上的和道義上的關係，這是使人不得不感到遺憾的。”
蔣介石焦急地提出了在杜勒斯離開台北之前就要簽定台美雙邊協定，已經表現得過於急不可耐了，確實有點顧不及起碼的外交禮儀了。
杜勒斯對此的反應是十分冷淡的，表示託辭要走。他說：“很遺憾，由於時間短促，我不能就此問題與閣下進行詳細討論。五分鐘或十分鐘後我就要離去。我不禁感到，這裡對條約的效力估計得有些過高。我記得在馬尼拉，菲律賓人認為，他們的受益不如台灣。台灣有第七艦隊協同防禦，一旦遭到中共襲擊，美國海軍、空軍立即投入行動。我抵台灣得到的印像是，這裡認為條約有助於安全，而訂有這種條約的國家則認為台灣享有更大的安全。”
蔣介石只好說：“美國目前的政策和態度固然不能說不對，遺憾的是，美國在行動上表現不積極，不主動。據我看來，美國的亞洲政策缺乏明確的重點。關於這一點，希望美國予以糾正。”
杜勒斯與蔣介石的會見就匆匆結束了。
杜勒斯在台北只逗留了五個小時，就匆匆而去。他在台北松山機場登機離去之前，得到消息：共產黨人對金門實施了更猛烈的砲轟。杜勒斯覺得，好戰的共產黨人經朝鮮停戰後一年多的準備，看來不止於停留在電台和報紙上空喊，是要動真的奪取金門、馬祖等島嶼和台灣了。剛才美軍駐台顧問團長蔡斯將軍告訴他：“毛澤東集結在上海到廣東一線的兵力，足以在幾天之內攻克沿海島嶼；中共還認為沿海島嶼事務是自己的內務，而且在朝鮮戰爭後成為世界第三空中強國而在台灣海峽地區享有空中優勢，總有一天會發動對沿海島嶼的進攻，進攻的時間不會拖得太遲。”
九月十二日，杜勒斯剛剛飛抵華盛頓，就被通知趕到白宮參加國家安全委員會第二一四次會議。他儘管疲憊不堪，還沒有從長途空中飛行而陷入的時差反應中恢復過來，也得趕到與會。艾森豪威爾總統等他開會。他暗地抱怨給中國人整苦了。
在這次會上，參謀長聯席會議主席雷德福再次陳述軍方多數派的意見，主張在向國民黨提供隱蔽的援助的同時，美國空軍可以對這些小島採取行動，並應獲准有充分行動自由，可以襲擊大陸的砲兵陣地、機場和船隻。但是不動用美國地面部隊。
李奇微和國防部長威爾遜都反對美國在軍事上介入外島。因為，這幾個小島沒有太大的軍事價值，而介入則至少需要動用一個師的美國地面部隊。
威爾遜更反對幫助國民黨防守外島，理由是：如果沒有美國的幫助，台灣無力守住外島，而要守外島必須對大陸上的軍事目標實施打擊，這樣一來，無法向美國國內和盟國解釋為什麼美國不在朝鮮、越南與中國作戰，卻要為了這幾個不顯眼的小島而同中國較量。再者，美國沒有打有限的、不宣而戰的戰爭的傳統，必須要得到國會的批准才能進行戰爭。
艾森豪威爾在會上壓制了軍方多數派的意見，表示反對美國在世界各地承擔過多的責任，然後果在那裡防守。這位共和黨總統說：“各位，我們如果要打總體戰的話，坦率地說，我寧願是和蘇聯而不是和中國打。作為國家元首、政府首腦和武裝部隊總司令，我優先考慮的是美國的全球戰略部署和國家的根本利益，不想為了幾個小島在亞洲陷入與中國的戰爭，從而削弱了美國在歐洲和世界其他地區與蘇聯抗衡的力量。”
艾森豪威爾說罷，將臉轉向杜勒斯。這表明該輪到杜勒斯發言了，並希望杜勒斯拿出一點新東西，不致於使這種美國最高決策層的會議開了幾次都無進展，都停留在軍方多數派要介入外島而總統把它否決的格局裡。
艾森豪威爾是十分倚重於杜勒斯的。
艾森豪威爾意識到，一個人不管多偉大，就其個人而言，是有局限性的，只有在千千萬萬其他人的幫助下，才能辦成事情。艾森豪威爾認為，總統領導的主要作用是挑選合適的人做合適的工作，並且和他們一起共事。他要的是有能力的、經過考驗的工作人員、敢想敢干的人。在挑選他的內閣和白宮工作人員時，私人友誼根本不予考慮，艾森豪威爾連一個老朋友都沒有選用。艾森豪威爾組閣考慮挑選的第一個人就是約翰·福斯特·杜勒斯。他和杜勒斯並無來往，只是倆人曾在一起制訂過共和黨綱領中的對外政策要點。儘管艾森豪威爾對杜勒斯某些好戰言論，尤其是關於解放共產黨衛星國，以及“大規模報復”的思想感到遺憾，但是他讚賞杜勒斯是敢想敢干、富於創見性的人。艾森豪威爾還對杜勒斯對世界事務的淵博知識，有深刻的印象。有一次艾森豪威爾對人說：“我知道只有一個人比杜勒斯到過全世界更多的地方，同更多的人談過話和知道得更多，這個人就是我。”
杜勒斯接著發言，沒有辜負總統的期望，提出了一個新建議。杜勒斯說：
“前天我在台北的時候，共產黨人用他們對金門最猛烈的砲轟來檢驗我的神經是否健全。我在飛越太平洋的飛機上一直在考慮這幾個使我們頭痛的小島問題。我們如果對共產黨人的試探示弱，最終可能在更加不利的狀況下被迫與對手開戰，而且蔣介石國民黨從外島的退卻，將在日本、南朝鮮、台灣、菲律賓造成災難性的影響；另一方面，防守外島將使美國捲入與大陸中國的戰爭，從而遭到除了李承晚、蔣介石之外的世界上其他國家以及一部分美國人民的譴責。”
於是，杜勒斯建議把沿海島嶼的局勢問題提交給聯合國安理會，由安理會做出一項維持現狀的決議。如果美國政府現在不通過國會而直接對外島局勢進行干預，那麼在國內就會遭到反對，而如果美國政府是在聯合國決議下行動，那就能獲得國會至少是國會領袖的同意。美國政府將得到現在得不到的權力。
杜勒斯說：“在安理會討論這個提案時，如果蘇聯否決這個提案，美國國內及盟國的輿論就會變得對美國有利；如果蘇聯接受這個提案，那將是一系列穩定遠東局勢的步驟的開始。我們也就不必再面對丟失金門的問題了。我考慮到，對這樣一個議案，國民黨蔣介石可能會感到不快。蔣介石應該想一想，通過這個議案，要比孤立無援被共產黨打敗好得多！”
杜勒斯這個建議是在美國面對沿海島嶼局勢進退兩難的情況下的折衷方案。它的要害是以台灣地位未定為前提，利用聯合國來達到既能取得停火，又不使美國捲入沿海島嶼；可是，它本身就反映出美國對沿海島嶼政策的矛盾性。杜勒斯自以為自己的提議很高明，既免去麻煩，又能達到目的。可是這個提議實質上乾涉了中國內政，提倡“兩個中國”命中註定要遇到障礙。
艾森豪威爾表示完全贊同杜勒斯的建議，並強調要爭取美國國內和世界輿論的支持，還要求軍方繼續保持戒備。
在國家安全委員會第二一四次會議之後，杜勒斯經過緊張活動，在英國支持下，新西蘭同意出面在安理會上提出這項議案。
這個方案被取名為“神諭”（oracle），杜勒斯將自己的主意比喻為神的諭示，其結果是諷刺性的，“神諭”方案在台灣海峽兩岸都碰了大釘子。
十月上旬，為了安撫台灣當局，使美國的“神諭”方案由新西蘭提出後能順利在安理會通過，艾森豪威爾在原則上同意與台灣當局締結共同安全防禦條約。
十月中旬，杜勒斯派遠東事務助理國務卿羅伯遜，專程由華盛頓飛到台北與蔣介石會談，主要是希望蔣介石能夠接受“神諭”方案。羅伯遜和蔣介石就新西蘭提案、締結美台共同防禦條約以及條約是否包括金門、馬祖等沿海島嶼等問題，進行了三次會談。
關於新西蘭提案，蔣介石強烈反對將中國沿海島嶼問題提交給聯合國安理會。主要原因在於“神諭”提案會導致出現在聯合國內“兩個中國”的前景，既干涉了中國內政，還危及蔣介石的法統地位。國際上日益增多的要求允許大陸新中國進入聯合國的呼聲已經引起了蔣介石極大的不安。蔣介石對羅伯遜說：
“新西蘭人的這個提案只對共產黨有利。沿海島嶼停火和中立只是第一步，下一步就是台灣中立化，再接下去就是中共進入聯合國，就形成兩個中國，然後直至台灣被共產黨接管。如果中華民國贊同這個建議，那麼對於中華民國軍隊、生活在台灣的老百姓、海外華人和大陸上的中國人將產生毀滅性的影響。”
在會談中，陳誠和張群趁機提出同美國締結一項包括沿海島嶼在內的雙邊條約作為先決條件。
根據美國近期解密的檔案材料，羅伯遜與蔣介石經過七個小時的談判，記述了蔣介石的立場如下：
1.蔣介石希望不向聯合國提出此項建議；
2.如果新西蘭提出建議，最好同時或事先宣布美台正在進行雙邊防禦條約的談判；
3.台灣當局希望在聯合國對“神諭”方案投票之前簽訂條約；
4.如果新西蘭提出建議，且美台宣布正在進行雙邊條約的談判，台灣當局駐聯合國代表團將不反對該建議，但保留自己的立場，同時等看共產黨的反應。
蔣介石既對“神諭”方案保留自己的立場，又希望在聯合國對“神諭”方案投票之前美台雙方簽訂雙邊防禦條約，還表示要等著看共產黨的反應。這表明蔣介石亦有自己的算盤，藉此促進美台雙邊條約早日簽訂。
美國為了既定的設想，加快了美台共同防禦條約的談判進程；十二月二日，杜勒斯和葉公超代表美台雙方在華盛頓簽署《美台共同防禦協定》。
“神諭”方案儘管曾遭到蔣介石的反對，杜勒斯仍然沒有放棄他的努力。在一九五五年新年過後台海戰事又趨緊張，解放軍加緊準備進攻大陳島時，杜勒斯又活動英國和新西蘭代表積極準備向聯合國安乓會正式提交此案；與此同時，杜勒斯還通過各種渠道勸說蔣介石接受這個方案。
蔣介石對這項方案深為不滿，蔣致電駐華盛頓大使顧維鈞，指示：“對新西蘭在安理會的行動應予以極大的保留，它將引起巨大的疑惑、憂慮和誤解，井將鼓勵和支持那些正在以'兩個中國'為目標的人。”
蔣介石還授意葉公超外長對於提議中的停火決議提出三條反對意見：不同意“和平解決”的提法，以避免造成與共產黨談判的印象；不同意使用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稱謂；不同意在議案中對台灣當局使用“要求”一詞，認為這樣做沒有分清“侵略”的責任。葉公超還希望美國駐聯大代表在辯論中明確表明美國將繼續反對新中國加入聯合國，並否認“兩個中國”的概念。
一月二十八日，新西蘭駐聯合國代表在美英兩國的支持下向聯合國安理會提出《停止在中國大陸沿海某些島嶼地區敵對行動》提案。台灣當局代表蔣廷黻並不像蔣介石曾向羅伯遜副國務卿表示的“將不反對而保留自己立場”，蔣廷黻提出了明確的反對意見。蘇聯代表針對新西蘭提案，提出關於製止美國侵略中國的提案。一月三十一日，安理會通過決議，把兩項提案都列入議程，首先討論新西蘭的“神諭”提案，然後討論蘇聯提案，並決定邀請中華人民共和國代表到會參加討論新西蘭提案。二月三日，周恩來總理復電聯合國秘書長哈馬舍爾德，指出新西蘭提案是對中國內政的干涉；在蔣介石集團的代表仍然賴在聯合國的情況下，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代表不能接受聯合國的邀請出席聯合國會議，在沒有中華人民共和國代表參加的情況下，任何有關中國問題的決議都是無效的。
二月七日，蔣介石在台北一個會議上講述國際形勢，說只有伸張國際正義才能克服侵略危機；大陸、台灣都是中國領土，“中華民國”不能容人割裂，聯合國要大陸政權停火是不可思議的事情，除非審判侵略朝鮮、中國的蘇聯，否則聯合國就喪失了立場。台灣是中國的領土，大陸必須光復，曲解台灣的地位是別有用心的，“兩個中國”的主張荒謬絕倫。這是蔣介石第一次對“兩個中國”問題表態。
杜勒斯策劃的“神諭”提案，遭到海峽兩岸的中國人詞語有所不同卻基本立場一致的強烈反對。周恩來與蔣介石雖在思想意識上是敵人，但對“神諭”方案所持的共同的基本立場就是：反對“兩個中國”。
“神諭”方案遭到抵制與拒絕，安理會只好決定無限期擱置討論，也就以不了了之。
這是在新中國成立以後，在海峽兩岸相互敵對的國共雙方，儘管還在海邊作戰；但是，在涉及主權國家領土完整的中華民族根本利益上，第一次表現了驚人的一致。
十六年以後，一九七一年十月二十五日，美國基辛格博士第二次訪華期間，與周恩來總理，為中美兩國公報草案進行會談討論，在台灣問題上針鋒相對，各執己見，互不相讓，因而陷入僵局，成為討論公報文本中最困難的一個問題。
當時基辛格意識到周恩來已經不會再作退讓時，他將助手洛德扯離座位，到會議廳的一個角落去商量了好一會兒，決定換一種方式表達美國的觀點。基辛格重新入座後，對周恩來說：
“美方的提法換成這樣：'美國認識到，在台灣海峽兩邊的所有中國人都認為只有一個中國，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怎麼樣？”
周恩來將這句話重複了一遍，臉上露出了笑容，稱讚地說：“博士到底是博士，這可是一項奧妙的發明。”
基辛格事後承認，這句話不是他自己的發明，而是摘自美國國務院五十年代的一個文件；這個文件記述的就是杜勒斯所策劃“神諭”提案從制定到流產的經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