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魯門、斯大林、毛澤東及蔣介石四大巨頭在一九五零年新年前後陷入了歷史的怪圈……
（台灣日月潭—美國華盛頓，1950年元旦前後）
這是一九四九年十二月的最後幾天，也是二十世紀上半葉的最後幾天；是在大陸軍事上最後的戰役大西南作戰的最後幾天，亦是國共兩黨幾十年較量中國民黨在大陸徹底失敗的最後幾天。
這幾天，從十二月二十五日聖誕節到一九五零年的新年，蔣介石都不在台灣島的政治中心台北。他是帶著蔣經國及全家，隱居到台中的風景勝地日月潭度過的。日月潭是台灣最大的自然湖，湖中突立一個珠仔島，亦叫光華島。島北為日潭，島南為月潭，以輪廓近似日月而得名。該湖水面較高，達海拔七百多米以上。潭的四周，林木蔥鬱，翠峰懷抱，環境清幽，風光崎旋，夏季氣溫只有攝氏二十度左右，涼爽宜人，是避暑的好地方。蔣介石將全家攜至此，值冬至已過，寒天數九，山間湖面，冷意侵骨，當然不是來避暑的。他幾十年來養成了習慣，逡巡於景緻清幽的名山大川之中，冷靜地思考軍國大事。從蔣經國於十二月二十五日聖誕那天的日記來看，蔣介石是為“持志養氣”而來的。
這幾天，一種宿命論的悲涼的情緒侵襲在他心頭。對於國民黨的總裁來說，他已經可以說是竭盡心力與人事了。他已經不得不慨嘆：“'謀事在人，成事在天'，這實在是具有深厚歷史經驗的名言。”
他最後於十二月十日下午二時從成都鳳凰山機場乘座機飛離大陸。這應該算是他最後離開大陸的日子。他原來打算是從成都飛往西昌，準備在西昌作最後的部署，不堅持到最後，他是不打算離開的。十日這一天，雲南盧漢拍電報給四川劉文輝，要劉文輝會同四川各將領扣留蔣介石。胡宗南等勸他儘速離蓉回台，勿先飛西昌。在蔣介石的飛機飛離成都當天，劉文輝、鄧錫侯就通電四川起義，盧漢也通電雲南起義。跟隨在他身邊的蔣經國在日記中記述：“此次身臨虎穴，比西安事變時尤為危險，禍福之間，不容一發。記之，心有餘悸也。”
他是當日下午六時三十分到達台北的。到達台北後，連日來，他乘著那輛從南京經上海運到台灣的老座車，馬不停蹄，到處講演，講演頻率之高，遠超出在大陸的時候，連侍從們都吃驚。他到處講話，表示要沉痛接受中國大陸失敗的教訓，對於國民黨，“不惜犧牲感情和顏面，作徹底改造”。在他講到動情處，在座者也有落淚的。有個部屬望見他乘坐的還是那輛於一九四九年五月從大陸運來的舊座車，忍不住朝身邊的同伴嘆了一句：“這都是抗戰勝利那年買的車了，太舊了，早該換了——”
正巧，蔣介石踱了過來，聽了這話，默默地望了此人一眼。眼神中沒有責難或是讚同，只有哀傷。好一會兒才吐出幾個字：“國難方殷，不必換了。”
蔣介石逃到台灣以後，還與在大西南的胡宗南保持著密切的電話電報聯繫。胡宗南與張治中兩人曾被內定為他的接班人。張治中在和平談判中留在北平跟了毛澤東，現在胡宗南是他留在大陸最後的希望。十二月中旬，胡宗南率領的三十萬部隊被解放軍第二野戰軍圍困在成都盆地。而宋希濂率領的數万部隊被解放軍切割在川南地區。十九日，宋希濂的部隊被殲滅，宋本人在峨眉縣金口河被俘。胡宗南的大軍被包圍在盆地裡，欲逃無路，求援無望，動彈不得，已成甕中之鱉。胡宗南於十二月二十二日冬至這天在新津召開軍事會議，決定以主力分路向西昌方向突圍。但是，胡宗南本人對突圍也缺乏信心；次日，胡乘飛機逃往海南島，使部隊內部陷入極大的混亂。同日，國民黨軍在雲南的李彌第八軍及餘程萬第二十六兵團亦被解放軍圍殲。李彌率殘餘部隊逃往緬甸。餘程萬則輾轉逃到香港做寓公。胡宗南的部隊，在胡飛走後多數起義或放下武器，僅有少數部隊逃往川南的西昌。至此，蔣介石在大陸上的最後一支主力胡宗南集團全部覆沒。十二月二十五日是聖誕節，蔣介石在日月潭的涵碧樓作日記寫道：“過去一年間，黨務、政治、經濟、軍事、外交、教育已徹底失敗而絕望矣。”
蔣介石明白，他和國民黨的命運，已經進入歷史上最危難的時刻。關鍵是在確保台灣，當務之急是爭取美國的援助。有了美國援助，還可捲土重來，再和毛澤東較量，失去了美國援助和保護，那確實是未日將至。當時失敗的空氣已經很濃，幾乎沒有人認為蔣介石能在台灣堅持一年以上。而杜魯門總統領導的美國政府，對蔣介石已公開採取甩掉包袱的所謂“袖手政策”。
早在一九四八年間，杜魯門總統和艾奇遜國務卿，就對蔣介石喪失信心。一九四九年一月在美國支持下，李宗仁迫蔣下野。一月底，美軍顧問團撤離中國，美國對蔣介石的軍事援助，也已經中止。當時美國國務院的一些中國問題專家，希望毛澤東的中共只是“土地改革者”，還希望毛澤東的新中國成為“南斯拉夫第二”，與蘇美保持等邊關係，當然更希望中國能倒向西方。即使毛澤東在六月三十日強調了“一邊倒”倒向蘇聯。美國方面還是認為有可能爭取毛澤東作“鐵托第二”。八月五日，美國國務院發表了《中美關係白皮書》。這是一份在當時中美兩國關係中很重要的文件。白皮書將蔣介石集團的腐化、昏庸、專制、無能一一歷數，以說明國民黨的失敗是咎由自取，完全是自己造成的，並不是美國支持不力，蔣經國對這份白皮書的評價是，“說得難聽一點，無異是宣布我政府的死亡證明書，同時暗示如何辦理後事。”
白皮書公佈後，毛澤東在北平連續執筆寫了《丟掉幻想，準備鬥爭》一系列文章予以批駁。國民黨內也強烈要求批判白皮書。蔣介石深知保台灣要靠美國，只好採取給人打斷門牙也吞下肚裡的辦法，回答說，“不必了。”他在日記中寫道：“那穌被審判的時候，他是冤枉的，但是他一句話也不說。”
中華人民共和國在北京宣告成立之後，美國國內輿論對於承認中國的問題分為三種意見：一是主張立即或是有限期內承認；二是主張有條件承認；三是主張更積極地支持蔣介石。輿論莫衷一是，國務卿艾奇遜採取“塵埃落定”政策。艾奇遜宣布“美國政府在採取進一步行動之前，將先等待亞洲之塵埃落定。”早在新中國成立前的一九四九年二月二十四日，艾奇遜在會晤共和黨一批主張援蔣的議員時，這些議員呼籲“加緊援助未被中共佔領之自由中國”，艾奇遜則對他們宣布：“森林初崩，塵埃未定，對華政策，尚宜稍待。”
在等待塵埃落定的期間，一九四九年十一月下旬，美國國會“台灣幫”的主要代表諾蘭參議員就曾飛到重慶會晤蔣介石。據《宋希賺自述》中臥億諾蘭到重慶的記述：諾蘭向蔣介石表示，“希望國軍能在大陸上支持六個月”，美國的親蔣勢力就會促使杜魯門總統及國務院改變對華政策，當由美國出兵援助蔣介石。諾蘭並表示，“如果蘇聯出兵支援中國共產黨，因而爆發第三次世界大戰，美國是有決心和力量打這個仗的。”蔣介石確實需要美國出兵支援，需要第三次世界大戰，需要將美國與自己捆在一起。為此，蔣介石拒絕了胡宗南和宋希臃提出的將主力撤往西昌、雲南甚至退往滇緬邊境的建議，急令胡宗南調其骨幹第一軍來守重慶，胡宗南極不願意。接著蔣介石又要胡死守成都。結果不到一個月胡宗南集團就全軍覆沒。
和諾蘭參議員在重慶的會晤，使蔣介石在此危難時刻寄希望於美國出兵援助和爆發第三次世界大戰。他十二月十日逃回台北後，除了在台北遙控指揮胡宗南死守成都，還於十三日、十四日兩天連續分別與台灣省主席陳誠、行政院長閻錫山商討調整對美政策。他叫陳誠將台灣省主席的位置讓給受美國人青睞的吳國幀。吳國幀畢業於清華大學，後來又留學於美國普林斯頓大學，有“民主先生”的雅號。他後來還不得不准備將美國人最欣賞的將軍孫立人提升為陸軍總司令。孫立人亦是清華畢業生，又在美國印第安那州普渡大學與弗吉尼亞軍校畢業，被美國報刊稱為“最西方式的軍事首腦”，是“台灣陸軍中親美派的首腦”。蔣介石是想以吳國楨、孫立人作台灣的“門面”來討好美國人。他還授意於十二月二十三日正式向美國政府提出派遣政治、軍事、經濟顧問來台灣協助防衛工作的請求。
十二月二十四日上午九時五十分，蔣介石攜全家離開台北，到日月潭來度聖誕。名義是過節度假，實質是他在大陸徹底失敗、痛定思痛之後，選擇了這個山水清溫的地方，思索將謀劃已久的國民黨改造付諸實現。
國民黨的締造者孫中山先生，每遇到重大挫折時，都對黨進行改造。蔣介石在面臨危亡的時候，亦效法孫中山改造國民黨。他援引孫中山為先例說：“每當國家存亡、革命成敗的關頭，（總理）必致力於黨的改造，在總理的手上，黨的名稱有五次的更換，黨的組織亦經五次的改革。”一九四九年元月，蔣介石下野回到溪口老家，就開始籌劃國民黨改造事宜。六月，他指定陳立夫、陳誠、蔣經國等設計改造方案。七月十四日，他攜帶陳立夫等人擬就的《本黨改造方案》到廣州交國民黨中常委會討論。後來那幾個月，國民黨軍隊在大陸各處兵敗潰逃，各部門都忙於遷逃台灣，兵荒馬亂，根本無法談改造。現在，大陸已經丟失了。離不開國民黨的遷來台灣了。像李宗仁代總統不敢來台灣的，就到海外他鄉去了。也有心淡搖擺的，乾脆在香港或南洋當寓公。台灣經濟面臨通貨膨脹，生產失調，街頭情緒灰暗，人心惶惶，竟然有人在喊“天快亮了”。蔣介石覺得，是狠抓改造的時候了。十二月二十五日，他在日記中寫道：“近日獨思黨政軍改革方針與著手之點甚切，此時若不能將現在的黨徹底改造，決無法擔負革命工作之效能也。其次為整頓軍隊，以求內部精純，團結一致。”
蔣介石在潭水漣俯、環山幽翠的日月潭倘祥，越思越想越覺得，國民黨經濟、軍事、外交、教育等方面的失敗還不是最大的失敗，最大的失敗是政治上的失敗，而導致政治失敗的最重要原因是黨的建設的失敗。
他在一九四九年歲末的最後兩天，連續召集國民黨在台大員陳立夫、黃少谷、谷正綱、陶希聖、鄭彥棻等，也來到日月潭涵碧樓，跟他一起在寒風中討論國民黨的改造問題。蔣經國在這兩天的日記中，以極其複雜的心情，對此作了記述——
（十二月）三十日
父親準備從新造黨，決定改造方針。認為若不如此，則現在中央委員會四百餘人之多，不僅見解分歧，無法統一意志，集中力量，以對共產國際進行革命。且如不毅然斷行，是無異自葬火坑，徒勞無功……
（十二月）三十一日
上午，父親仍在涵碧樓與本黨同志繼續討論黨的改造問題。父親認為：“改造要旨，在湔雪全黨過去之錯誤，徹底改正作風與領導方式，以改造革命風氣；凡不能在行動生活與思想精神方面，徹底與共黨鬥爭者，皆應自動退黨，而讓有為之志士革命建國也。”父親抱著破釜沉舟的決心，來改造本黨，無非欲重整旗鼓，自力更生，以達成反共復國之使命。
決定國家生死存亡的一年，就在今夜過去了。流光逝水，馬齒徒增，僕僕風塵，自問所作何事？往者不忍回憶，來者更必艱難，撫今察來，能不奮勵前進乎！
除夕的黃昏，來涵碧樓討論國民黨改造的大員們都各自離開，與家人團聚守歲去了。蔣介石則在蔣經國陪同下，去潭中乘舟垂釣，蔣經國望著孤舟、殘陽、暮水襯著垂釣的老父，頗有英雄來路的悲涼之感。忽然，垂桿一顫，魚線繃緊，水花濺開，釣出一條五尺長的大魚來。
划船的人揀中聽的話說：“總統，這樣大的魚，幾十年來我第一次見到。”
“好！好！”蔣介石點著頭。他一生迷信，信鳳水方術，除夕得大魚，應著“年年有餘”的好兆頭。他臉上微微露出一抹好久以來難以見到的笑容。
一九五零年新年伊始，對蔣家王朝並不吉利。杜魯門總統拍板支持艾奇遜國務卿對於中國政策的主張。杜魯門舉行記者招待會，公開宣布拋棄台灣；同時，美國宣布從台灣撤退僑民。這無異給了蔣介石當頭一重棒。蔣介石趕忙下令讓平時受到嚴格新聞控制的台灣報紙，不能登載半紙隻字；只有少數幾個掌權者，才了解事態的嚴重性。
儘管這幾天是在慶一九五零年新年，在美國華盛頓西北的高等住宅區，進進出出雙橡園的中國人或是美國人，一個個神態都十分嚴肅、嚴峻，有的甚至很沉重，臉上根本看不到一點歡度新年的喜慶色彩，跟聖誕過後整個城市又喜迎新年的氣氛很不協調。
雙橡園的主人，中華民國駐美大使顧維鈞，更是覺得自己置身於一個極端嚴重的局面之中。
這座公館本來是美國電話大王拜爾的住宅。拜爾發明了電話，發了大財，擺起闊來，才在這美國京城地價最貴的山林路買了地，蓋了這座在當時是有點氣魄的大房子。因住宅花園前有兩株大橡樹，得名雙橡園。這一帶風景幽美，樹木繁茂，絕對禁止商業性機構在此活動，是身分顯要人士的高級住宅區。每一幢房屋的價錢很不低。早在抗日戰爭初年，中華民國就把拜爾這座公館買了下來作為大使館。據說買的時候價錢很合算。
在外交界經營了幾十年的民國老外交家顧維鈞，卻很為這段時期歷史的變化而困惑不解。
一九五零年新年前後那段日子，是世界現代史上一段很特別的日子。杜魯門、斯大林、毛澤東與蔣介石，這四位二十世紀中葉最重要的領袖人物，被歷史和命運所擺佈，在這段日子裡，陷入了一個怪圈之中。
當毛澤東宣布“一邊倒”而倒向斯大林的蘇聯，不遠萬里來到莫斯科，簽訂了友好互助條約，逃到台灣的蔣介石想方設法討好美國，希望美國派兵增援守台灣，而杜魯門卻當眾宣布要拋棄蔣介石，而向毛澤東“送秋波”。
在這三國四方關係中，唯一不利的是蔣介石。
在一九四九年十二月二十三日，蔣介石授意台灣當局正式向美國政府提出派顧問協防颱灣的請求；偏偏就在當天，美國國務院發出了一份被稱為“二十八號特別命令”的文件。文件標題是《關於台灣政策宣傳指示》。文件強調說：“大家都預料該島將陷落，在國民黨的統治下，那裡的民政和軍事情況已趨惡化，這種情形更加強了這種估計。”文件還解釋了美國為什麼不能派人員、武器、艦隻會協防颱灣或以台灣作基地，是因為：“（一）這並不能給國民黨政權實際的好處；（二）這將使美國捲入長期的冒險中，弄得不好，可能捲入公開戰爭；（三）這將使美國遭到中國人民的敵視；（四）這將證實蘇聯的宣傳，分散美國的力量，從而合乎蘇聯的利益。”最後，這份文件指示各部門“在對中國的宣傳中，強調台灣在國民黨統治下的糟糕情況”，並藉此使人明白“國民黨為什麼在那裡像在其他地方一樣容易被攻破。”這份文件很清楚地表明美國已經準備拋棄台灣當局。
總統杜魯門於十二月二十九日下午在白宮召開國家安全會議，討論台灣當局的協防要求。布萊德雷將軍陳述參謀長聯席會議建議，主張援助台灣。艾奇遜代表國務院反對，理由是這種援助將使美國在盟國中為難，英國、印度等大國已準備承認新中國。最後，杜魯門仍決定美國對台灣蔣介石採取“袖手旁觀”的政策。安全會議的結果很快就通知了顧維鈞。顧深為不安。
使顧維鈞困惑、痛苦與不安的事，接踵而來。
當時美國陸軍只有七個師，兩個師駐西歐，四個師駐日本，國內只有一個多師。美軍兵力不足擔當蘇美對抗，只要斯大林毛澤東結成夥伴，美國就更顯得弱了。這一直是杜魯門頭痛的事。十二月底，美國得到密報，毛澤東在莫斯科受到冷落。艾奇遜認為有隙可乘，如能使毛澤東“鐵托化”，符合美國的根本利益。艾奇遜的主張，更合杜魯門心意。於是，元月五日，在毛澤東在莫斯科的訪問遲遲沒有進展的時候，美國乘隙而入作文章，杜魯門在華盛頓舉行記者招待會，對全世界發表對台灣問題的聲明。摘引這個聲明的最後兩段如下——
美國對台灣或中國其他領土沒有野心。美國無意在台灣謀求特權優惠或建立軍事基地，也無意利用其軍事力量干預現狀。美國政府不採取導致捲入中國內戰的方針。
同樣，美國政府不對台灣的中國軍隊提供軍事援助或意見。美國政府認為台灣的資源足以便他們獲得保衛該島所必需的物資。美國政府建議在現行立法許可範圍內，繼續執行目前的經濟合作署的經濟援助方案。
杜魯門這個聲明的含義十分明確，它表示，在一九五零年一月，美國是決定退出中國內戰了。同日，艾奇遜舉行記者招待會，進一步解釋杜魯門的聲明。艾奇遜又在全國新聞俱樂部發表了關於美國基本立場的著名講話，艾奇遜說，在中國發生的事，是戰後亞洲人民爭取民族獨立、擺脫貧困的歷史潮流的一部分，是一場真正的革命。蔣介石並不是為軍事優勢所擊敗，而是為中國人民所拋棄。美國的援助只能起有限的作用，不能向別國人民提供“決心”、“意志”，和“對政府的忠誠”。艾奇遜重複強調，美國決不要乾一些蠢事來取代俄國的“不令人羨慕的地位”，而要堅持“誰破壞中國領土完整就是美國的敵人”的立場。
同時，美國政府已經宣布，準備撤出在台灣的僑民。
在一定的意義上可以說，杜魯門、艾奇遜這些話既是說給蔣介石聽的，也是說給毛澤東聽的。
上面這些消息，對於國民黨政府駐美大使顧維鉤來說，當然是十分令他沮喪的事。他還收到報告稱，英國已經通知美國政府，它擬於元月七日或最遲於元月九日承認中共政權。這意味著英聯邦的好些國家亦將陸陸續續跟隨行動。在亞洲國家中，新年剛過，巴基斯但承認了中共政權，錫蘭也於六日承認。接著是阿富汗和以色列。在歐洲，挪威、丹麥、芬蘭、瑞典和瑞士迅速相繼承認。許多國家對中共政權的迅速承認使他作為國民黨政權的外交代表而處於極不平常而且是十分尷尬的境地。
這些消息，使在美國的國民黨人驚惶，也使美國國會中的“台灣幫”憤怒，宋子文十分擔憂香港局勢的發展，曾經一天給顧維鉤打好幾次電話，抱怨了一番蔣介石的過錯之後。就是要顧大使為他解決中國航空公司在香港的資產問題。胡適、蔣廷敝就憂心忡忡地來雙橡園對顧表示關切事態的進展，並提出一些有用或無用的建議。被稱為“台灣幫”的國會中共和黨的領袖諾蘭、史密斯、週以德和洛奇，都來與顧會面表示對政府對台政策的忿忿不滿，他們決心敦促美國對台援助，並要在眾參兩院繼續辯論。這時已來美國治病的李宗仁，還掛著代總統的銜頭，要顧維鈞作為大使安排其與杜魯門總統見面。而美國國務院有關官員說接到蔣介石的直接來電，要美國不要給李宗仁貴賓禮遇，還有來美國已經一年有餘的蔣夫人宋美齡亦須他關照。數日前，與蔣介石關係深厚的董顯光特地到雙橡園來轉達蔣的口信，要顧在此關鍵時刻盡責，不要辭職。
在當前這種逆變的複雜情況下，顧維鈞覺得，雙橡園公館的這個大使，是越來越難當了。
作為中華民國駐美國的代表，顧維鈞對美國政府在二次大戰後對中國政策的發展與變化是十分敏感而熟悉的。他是資深老練的外交家，當時被人稱譽為“中國外交界的耆宿”，在民國政壇上活躍的時間最為長久。他三十歲時在一次大戰後的巴黎和會上為中華民族的利益舌戰群雄，即令國際人士刮目相看，那是一九一九年巴黎和會討論山東問題，當時日本代表要無條件繼承戰敗國德國在山東的權利，作為中國代表的顧維鈞當即發言，陳述應由中國直接收回山東省權利之理由，把孔子比作那穌，把山東比作耶路撒冷，特別強調中國不能放棄山東，正如西方不能失去聖城耶路撒冷。他此語一出，美國總統威爾遜、英國首相喬治、法國總統克里蒙梭等均上前握手道賀。他以正義磅礴的發言並拒絕在和約上簽字，為國家日後收回山東半島留著餘地，他以此名震外交界，此後他前後歷經五任外交總長、財政總長，三任國務總理，擔任過駐英法大使，現已擔任好幾年駐美大使。他與好些大人物打過交道，孫中山先生就是在北京鐵獅子胡同顧的住宅去世的。他跟蔣介石打交道也有多年。他以為蔣介石最大的優點是一個傑出的愛國者，可是他也熟知蔣的諸多缺點。近年來，特別使他遺憾的是，在新中國於大陸崛起，國民黨節節敗退時，蔣介石竟然如此不清醒，以為第三次世界大戰就要爆發，蘇美兩國要打仗，因而中國將再次起到重要作用。蔣介石的引退及在台灣為捲土重來所做的各種努力，都是以第三次世界大戰爆發為重要依據的。大戰一爆發，美國就會積極恢復援助，盟軍就會打來，蔣就會重返大陸，就像當年從陪都重慶重返南京一樣。抗戰年代，太平洋上的珍珠港事件使美國捲入了二次大戰，中國作為美國的盟友，得到了源源而至的美援；羅斯福為了戰略的需要而讓蔣介石作為第四大國領袖參加開羅會議，提高了蔣的聲譽，蔣介石在當前的逆境中，還重溫著當年的美夢，而美國一些知名人士也認為世界大戰即將爆發，助長了蔣介石的幻想。顧維鈞自己是十分清醒的，他贊同尼赫魯先生的觀點：在今後五六年內不會發生世界大戰，各大國都已充分體會到進行一次世界大戰的殘酷、災難和艱苦。因此，除非迫於無法克服的形勢，任何政治家都不會訴諸戰爭。顧維鈞遺憾蔣介石並不理解這種看法，由此造成蔣和國民黨許多官員都相信世界大戰即將發生，這又導致了採取種種錯誤的政策。
清醒的人往往是痛苦的，顧維鈞別無它法，只要一有機會就設法說服那些領袖們不要相信世界大戰即將爆發，不要以為一旦發生戰爭就可以重返大陸。可是，他說了多少話亦是徒勞的。尤其是在中國社會裡，領袖的話往往被當作鼎撐危傾大廈的支柱。他只好無可奈何而已。
在杜魯門元月五日發表關於台灣問題的聲明以後，宋美齡覺得在美國再也呆不下去了，決定元月十日回國。她是一九四八年十一月起飛離開大陸來美國的，那時她根本沒有想到，那是她訣別大陸的日子。她如今只好從紐約乘泛美航空公司的班機飛到馬尼拉。蔣介石將派一架專機去馬尼拉接她回台北；顧維鉤特地到菲律賓駐美大使館為她辦理在馬尼拉落地轉機的手續。按照原定的計劃，宋美齡來美國，是來活動美國向蔣介石提供三十億美元援助的。她來的太不是時候了！蔣介石花了許多錢幫助共和黨人紐約州長杜威竟選總統。共和黨人在竟選中喋喋不休地指責民主黨人總統杜魯門執政沒有向蔣介石提供必要的錢以打敗毛澤東的軍隊。蔣介石還讓顧維鈞代表蔣特地向杜威授以特種吉星勳章。但是杜威在競選中失敗了。杜魯門以微弱多數票再次當選總統。杜魯門是不會忘記蔣介石在美國總統竟選中的所作所為的。
宋美齡這次來到美國，可再也不能像上次抗戰期間她來那樣刮起“宋美齡旋風”了。這一次，華盛頓沒有鋪紅地毯。沒有人邀請她到白宮過夜作客。也沒有人邀請她到參眾兩院發表激昂動情的講話。只有退休的國務卿馬歇爾把她當作私人朋友，接到私宅去住了幾天。剛剛再次當選總統的杜魯門不想迎合共和黨的那伙“台灣幫”。杜魯門不僅沒有給她面子，而且毫不客氣地向報界透露，美國向蔣提供的援助總額已經超過三十八億美元，可是仍然挽救不了蔣在大陸的失敗。杜魯門嘲笑他說道：“她到美國來是為了再得到一些施捨的。我不願像羅斯福那樣讓她住在白宮。我認為她也不太喜歡住在白宮，但是對她喜歡什麼或者不喜歡什麼我是完全不在意的。”
宋美齡吃了杜魯門的閉門羹，無法像過去那樣創造奇蹟，她憤怒地離開了華盛頓，隱居到里弗代爾孔祥熙家的別墅裡。
一九五零年元月十日清晨，顧維鈞從華盛頓乘夜間火車趕到紐約，在達拉瓜迪亞機場為回國的宋美齡送行。他趕到時，她已經登上了飛機的舷梯。他還來得及與她握別。她請他在舷梯上同她合影。遠看她身穿旗袍，仍是那副氣質高雅、雍容華貴的樣子。只是從近處端詳，他才覺察到她臉色疲倦、哀愁，眼睛裡黯然神傷。他耳邊不禁響起昨日（九日）晚間，在朋友的安排下，她在紐約電台發表“向美廣播演說”的聲音：
幾天之後，我就要回到中國去了。我不是回到南京、重慶、上海或廣州，我不是回到我們的大陸上去，我要回到我的人民所在的台灣島去，台灣是我們一切希望的堡壘，是一個反抗異族蹂躪我國的基地。不論有無援助，我們一定打下去。我們沒有失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