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9章 叛徒——危險的信號

一師師長賀錦齋與一團團長劉達五倆人一前一後，不顧軍中的任何礼節，一頭闖進賀龍的指揮部。賀龍了解賀錦齋的為人，要不是十二萬分的緊急，他總要在外屋坐一會兒，問問副官，賀龍是否有空才進來談事。賀龍也一反往常，站起來迎接：“錦齋，出什麼事了？” 賀錦齋將帽子往桌上一扔，直喘粗氣：“他娘的，三營副跑了！” “哪一個？”賀龍回想著問。 “趙福生，就是武漢逃跑又被招撫回來的那個，從營長降為副營長的。” 賀龍記起來了：趙福生，雲南賓川入伍的那個小個子，人倒是挺機靈， 升營長升得也不慢，深得“老資格”陳圖南的喜歡。但到了武漢卻搖擺不定，一下子帶著30多個人脫逃了。逃到武勝關，又猶豫不決起來，被賀龍派來招撫的人一說便迴轉來。歸隊後，自覺無顏再當營長，自己請求降為副營長。

賀龍一般對悔過的人不再深究，便依從了他。趙福生在部隊已經失去了號召力，知道不會有什麼大的出息，就等待時機另謀出路。機會終於來了。 31日下午5點來鐘，賀錦齋召集全師營以上軍官開會，宣布了暴動的命令。趙福生一聽，渾身止不住顫抖，本來他就因為賀龍太傾向共產黨而不想乾了，如今等於全軍“赤化”，還得頂著腦袋去送死。他越想越覺對自己不利，“人在曹營心在漢”了。共產黨這麼大的行動，如果由我告知朱培德，事成之後，豈不功蓋天下？事不宜遲，開完會，他匆匆扒了幾口飯，放下筷子就往外走。一口氣跑到朱培德的指揮部。當時，第五方面軍總指揮朱培德、第九軍軍長金漢鼎都在廬山，既是出席汪精衛的黑會，也是避暑。 敵軍師長以上的軍官無人在南昌。最大的官，只有朱培德的秘書長徐虛舟。趙福生將賀龍、葉挺要兵變的情報一五一十吐了個乾淨。徐虛舟真是如雷貫耳，這消息讓他吃驚，甚至不敢相信。趙福生急得直跺腳：“你們如若不先下手為強，死期就在今晚”徐虛舟是個文人政客，不懂軍事，一時手足無措。他急忙去找江西省代主席姜濟寰，說有極機密消息要呈報。當時姜濟寰的兒子薑襄正在身邊，徐虛舟的意思是要姜襄避一避，但姜濟寰卻說，有什麼事，請秘書長快說吧。徐虛舟只好輕聲說：“據極可靠情報，共產黨這一二天就要搞武裝暴動，請代主席立即離開南昌為好。”

姜濟寰回答：“謝謝你，我考慮考慮。” 姜襄雖是“大少爺”，其實已是共青團員，正在秘密為黨工作。他問父親：打算怎樣？願不願同我們共患難？ 姜濟寰竟無遲疑地說：“堅決跟共產黨走；同你們共患難。” 7月28日左右，姜濟寰的老朋友林伯渠、徐特立和他的學生郭亮，先後登門來看望過姜濟寰，徐特立還由江西大旅社遷居姜家。姜襄立即將父親的話告訴徐特立。 徐特立很高興：“你父親和我都參加暴動，這對湖南教育界將是很有影響的。” 徐、姜都在長沙教過書，男女學生極多。這邊，趙福生逃走後，很快被他營裡的士兵發現，火速報告了營長，營長又報告劉達五，劉達五又找到賀錦齋。賀龍並不認為趙福生會給起義軍帶來滅頂之災。

他心裡有本賬：從軍事上說，敵6個團分屬3個軍，建制不同，互不隸屬；指揮序列各異，誰也指揮不了誰；加上師以上指揮官大都不在南昌，因而不可能有人來實行統一指揮。這樣的部隊，不能打仗，尤其不能協同作戰。而起義軍在南昌的力量除了賀龍本軍的7個團外，還有葉挺的3個團，第二十五師的兩個團，此外，蔡廷鍇第十師3個團也在運動中，他們各團都在1500人以上；另外還有二十四師教導隊，朱德所率的軍官教育團1個營。以15個團對6個團，基本兵力是2萬比萬餘人。從指揮官看，敵方孤零零地幾個互不隸屬的團長，我方則由賀龍、葉挺、朱德、劉伯承、聶榮臻等將領組成了一個強勁的班底，並由一直掌握黨中央軍委工作的周恩來直接領導，即使敵人有所耳聞並有防範，也難以阻止起義。可攻打有備之敵畢竟要困難得多。

“叛徒，禍害！”賀龍交待一番，便親自去找周恩來，商量改變起義時間。本來預定8月1日凌晨4時起義，這個時間很好。晚上開進，拂曉起兵，是兵家常用的戰術。尤其在當時的南昌，炎夏之夜，很難入睡，天近黎明，才是人們酣睡最熟之時，此時起義，敵人多數蒙在鼓裡。既然計劃洩露，只有提前。 前敵委員會決定：起義提前2小時，即8月1日凌晨2時開始行動！ 從江西大旅社出來，周恩來突然停住腳步，對賀龍說：“趕快通知朱德同志，他還在佳賓樓與敵軍官周旋呢，很有危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