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6章 迷航的舵手

4月27日，一個偌大的中共中央“五大”是在一所小小的武昌高等師範第一附屬小學中召開的。 會場內一片肅靜。被蔣介石通緝的共產黨“首要分子”幾乎都在這裡。蔡和森、瞿秋白、毛澤東、任弼時、劉少奇、鄧中夏、張國燾、彭湃、方志敏、惲代英、羅亦農、董必武、項英、陳潭秋、蘇兆征、向警予、蔡暢、向忠發、羅章龍、賀昌、阮嘯仙、楊匏安、王荷波、彭公達、李立三等80多人參加了會議。代表黨員57967人。國民黨要人汪精衛、徐謙、譚延闓等都列席大會並致祝詞，以示國共兩黨的合作仍在繼續。 為了防止意外，開幕式後，大會轉到市郊黃坡會館召開。但是這些熱鬧的場面，並不能抵消共產黨人內心的苦惱。就在大會開幕以前，共產黨損失了上海、廣州、北京三個重要的區委組織。那些地區的首腦部多被摧毀，大批同志被屠殺。剩下的組織不是失去聯絡，就是在極端困難的狀況下為自己的生存而掙扎。幾乎所有出席的代表都為此心情十分沉痛。許多著名的人物——

李大釗沒有來。 “五大”開幕這天，是他臨刑前夜。 4月28日，他被張作霖絞殺。 鄧培、蕭楚女、熊雄、李啟漢、劉爾菘沒有來。 10天前，他們在廣州被李濟深、古應芬、錢大鈞殺害。 周恩來、陳延年、趙世炎沒有來。作為轉入地下鬥爭的上海特委們，正在白色恐怖中與敵人周旋。 陳獨秀主持會議。在他身旁坐著羅易、維經斯基、鮑羅廷以及米夫、羅卓夫斯基等人。 會前，住在中央機關61號的陳獨秀精心準備了數万字的發言提綱。他要談的問題太多了。黨的“四大”以來，特別是中山艦事件之後，有多少事情值得檢討？當時退讓不對嗎？左派力量那樣弱，不退又如何呢？不是連汪精衛也迴避了嗎？上海的武裝起義有沒有問題呢？有。假若不搞這樣的武裝對抗，蔣介石還能找到藉口繳工人糾察隊的槍嗎？他在提綱裡註明這一點：“上海工人舉行武裝起義是錯誤的，問題是我們不懂得革命的方法，當時應該進行經濟鬥爭，談不上實現民主專政。”他突然想到幾天前吳玉章的一個提議，要把一個共產黨員領導的營擴成一個師，他當時沒有同意，這不是讓人家抓我們的把柄嗎？再有那個瘦高個子的湖南人毛澤東，幾次跑到武漢來跟他談農民問題，談“農民運動好得很而不是糟得很”，談“矯枉過正，不過正不能矯枉”，毛澤東的語氣那樣重，好像已經不願聽他的了。在毛澤東那雙明亮的眸子裡，似乎又多了幾分怨氣。

會前不少人覺得要徹底檢討過去，才能給未來帶來生機。在上海堅持鬥爭的周恩來，讓羅亦農帶來兩點意見：中央要承認錯誤，彭述之不能進中央委員會。 陳獨秀想說清點什麼，但一觸及具體問題，又覺難於下手。 目光一回到手邊的文件時，又會出現斗大的四個字：共產國際！這四個字總在冥冥中支配著他的思維。 當穿著長衫的陳獨秀作報告時，代表還是注意聽著，希望他能對過去的錯誤有所檢討，對當前的局勢進行明確的分析，然而他們失望了。會議休息的時候，羅亦農走到瞿秋白的面前，咧開嘴吐出“糟糕”兩字，瞿秋白抽著煙，長久地沉默著。 下午再開會的時候，每個代表的座位上發了一本小冊子，在第2頁中間寫著《第三國際還是第四國際？ 》下面寫著“布爾什維克主義”，看見這幾個字，代表們笑瞇瞇的，也有人當場出聲地笑起來。這是身穿灰布長衫，剃著光頭，戴一副深度白絲邊近視眼鏡的惲代英。他是對陳獨秀極不滿者之一。他一邊笑，一邊用手帕擦著鼻子，說：“這個標題寫得好，寫得尖銳”陳獨秀也看到了小冊子，很不高興，彭述之附和著：“這是見了鬼！”“見鬼”是彭述之的口頭禪。他在主席台上一口咬定中國沒有民族資產階級，“民族資產階級就等於似有似無的鬼”瞿秋白在散會時說：“彭述之承認資產階級是有的，不過是'鬼'，而不是人，這真是彭述之的有鬼論。可是只和'鬼'聯合，而不要和人——工農聯盟，把革命的領導權雙手供奉給'鬼'，這真是見了'鬼'！”瞿秋白為此心裡憋了不少火。他在小冊子中寫道： 我將我對於黨的意見，亦許是大家不能和我一致的，完完全全他說出來。我肯定他說：我們的黨是有病的。凡是有病的人，如果諱疾忌醫，非死不可。而我們黨的第一種病，便是諱疾忌醫。斬首是中國皇帝的東方文化，是中國的家常便飯。但是我要做一個布爾什維克，我將服從真正列寧主義的紀律，我可不怕皇帝制度的斬首。我敢說：中國共產黨內有派別，有機會主義。如果再不明白公開的揭發出來，群眾和革命要拋棄我們了。我們不能看黨的面子，比革命還重。一切為革命的勝利！

瞿秋白針對的是彭述之，原擬對陳獨秀發動檢討攻勢。鮑羅廷平時不多過問中共內部事務，這次也勸瞿秋白：你們已經很困難了，不應再去動搖現有領導。還是少檢討一些過去，多策劃一些未來吧。瞿秋白也只好忍了。 陳獨秀的地位是動搖了，但是誰又能在這個緊要關頭繼承其事？黨內也有一種擔心：自身檢討會降低自信，反而增加困難。再說檢討過去，也會涉及到共產國際對於中國的指導是否正確的問題，儘管共產國際領導的威信已在降低之中。 會議白天在會場進行，多是代表們冗長的報告。而真正緊急的問題，多半是在鮑羅廷的寓所裡進行。人們多覺得這樣一些帶機密性的重要問題是不宜在人多口雜的大會中討論的。也有人覺得在這緊急關頭，一切應該當機立斷，應付非常，這時舉行大會從容討論，在時機上根本就不適宜。而在這裡，人們聽到最多的是羅易與鮑羅廷的爭論。

鮑羅廷不僅身材高大，架子也大，他講話時往往不看對方，只看前方空空的地方。他認為：我們現在必須向國民黨讓步，繼續取得和他們合作是中心的問題，假若現在我們和他們決裂便是中國革命完全的失敗，我們將來什麼也沒有。 而羅易則認為：現在國民黨中央及其政府已不是左派而是土豪劣紳、地主軍閥的代表，我們應該號召左派群眾起來推翻他們。 這兩個人思考問題的方式也不同。鮑羅廷往往從實際政治的觀點出發，注重革命與反革命力量之間的對比，以此策劃具體措施；而羅易則從理論的分析出發，往往著重於原則上應否這樣做，似不多計較實際得失。他們兩人並無統屬關係，羅易是共產國際的執委，那時任駐中國的最高代表，鮑羅廷則有斯大林和蘇聯政府的支持，所以往往弄得相持不下。只是鮑羅廷畢竟已任國民黨顧問多時，駕輕就熟，是易於自行其是的，但他也得花許多時間與羅易作無休止的辯論。

莫斯科了解中國革命的實際問題是很困難的。他們指導思想的混亂和斯大林、托洛茨基意見的衝突，都直接影響到武漢，而且也與中共內部的意見分歧糾纏在一起。失敗往往又會助長內部的分歧，在“四一二”以後就更加明顯了。 會議空隙，毛澤東和蔡和森散步。毛澤東說：“當年我們漫步橘子洲頭，其後是廣州東山，今天走到黃鶴樓來了。” 蔡和森笑笑：“你的心情還挺好？” 毛澤東：“自己寬心吧。我自己的情緒倒不要緊，我擔心的是再這樣下去，中國革命還要受損失。” “大會沒有安排討論你們的農民問題提案，會不會和你的《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有關？” “我們的差距的確很大，老頭子越來越右傾了。” “陳獨秀看不起農民運動。向西北去實質是逃避土地革命，最終是消滅革命。”

“他根本不懂農民在革命中的地位，我說農運好得很，他說過火了。” 由於瞿秋白、任弼時、毛澤東、惲代英等大多數代表的堅持，會議還是批評了陳獨秀等人的錯誤，如中山艦事件，使資產階級佔上風；上海工人武裝起義，重視拉資產階級進國民政府，而忽略土地革命與農民團結問題；蔣介石叛黨時，不能使他孤立等。陳獨秀表示接受代表們的批評。 大會選舉了新的中央委員會，中央委員有陳獨秀、蔡和森、瞿秋白、周恩來、劉少奇、李立三、張國燾、李維漢、蘇兆征、張太雷、阮嘯仙、任弼時、陳延年、羅亦農、陳喬年、賀昌、向忠發、彭湃、項英、彭公達、趙世炎、惲代英、譚平山、彭述之、羅章龍等29人，另有8名候補中委。毛澤東只當選了中央候補委員。

在中共前五次代表大會上，毛澤東只在“三大”上當選為中央執委，進中央局；張國燾只在“三大”上落選中央執委，毛、張似乎命中相剋。 政治局委員是陳獨秀、蔡和森、周恩來、李立三、李維漢、瞿秋白、譚平山、張國燾、蘇兆征9人。彭述之終於落選。 陳獨秀雖繼任中共中央總書記，無論是他自己還是別人，都覺其魄力與威信大不如從前了。一個心中無數的舵手，使得迷途航船更令人擔憂了。悲劇在於：“五大”不但沒有對險象環生的局勢作出清醒的估計，反而有一種盲目樂觀的情緒，簡單地認為資產階級脫離革命，不但不會削弱革命，反能減少革命發展的障礙。這種觀點，導致中共中央把希望寄託在以唐生智等武裝力量為支柱的武漢國民政府和武漢國民黨中央身上，給以信賴和支持，到後來更是節節退讓。

“五大”以後，黨沒有大力去抓武裝，特別是不抓軍隊，而只是單純地片面地強調糾正工農運動中的“左”傾幼稚病，以維持同武漢國民黨、國民政府和國民黨軍事首腦的聯合。以陳獨秀為首的黨中央的這種片面的糾“左”的觀點，從上年12月中央特別會議起一直在繼續發展。甚至到“馬日事變”後還發出繼續糾“左”的指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