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章 各有各的心思

國民黨方面不贊同起義。 以當時被視為國民黨左派的鈕永建和吳稚暉為例：他倆是北伐開始後由廣東政府派到上海的。鈕永建為國民黨中央委員、中央政治會議秘書長，吳稚暉也是中央委員，他們移駐上海的名義是江蘇特務委員。他們初來上海的目的是要組織暴動，配合北伐軍裡應外合奪取上海。 但他們在上海並無勢力，是想依靠工人和學生打頭陣的，另外就想策動孫傳芳所屬海軍的一艘軍艦參加暴動，再有就是青洪幫裡的3600個流氓。 沒有起義的經驗，也沒有什麼準備，結果自然是失敗。 一而再，再而三，當共產黨代表與鈕永建協商時，他再也不像當初那樣口出狂言了，說話拖腔拿調：“李寶章已退南通，畢庶澄退蘇州，松江已下，這樣暴動就無對象了嘛。且說工人武裝是應當的，但不要徒然犧牲啦。”

楊杏佛也在一旁幫腔：“工人武器很弱，如犧牲，則將來北伐軍一來，元氣消損，就無事可做了。” “你們不參加可以，但原先答應支持暴動的經費”共產黨代表向鈕永建提出要求。 “哎呀，上海黨部是個靠別人吃飯的窮攤子，我們最多也只能給鐵路工人罷工5000元幫助，至於其他實在難啊。”鈕永建拍拍口袋，好像錢裝在他的空口袋裡。 吳稚暉一副不耐煩的樣子：“你們不要搞那個什麼民選市民政府，這是脫離國民政府嘛。你們CP 提出召開市民代表會議，是表現造反，這個不行的。以黨治國，即是政府嘛，就要由國民政府委任，不應民選。” 鈕永建也說：“現為軍政時期，人民未訓練，所以不能實行代表會議。” 共產黨代表將國民黨的態度報告周恩來，周恩來聽後心情有些沉重。他知道鈕永建的態度不純粹是個人的，這個人善於隨風轉舵，誰有勢力就依附誰。對此可以置之不理，黨可以獨立地領導上海第三次武裝起義。他擔心的是北伐軍的態度。軍委對北伐軍的力量相當重視，已要求過配合。可是蔣介石打下浙江後，不進兵上海，持觀望態度。特委會上，周恩來提議派工人代表團去見北伐軍，促其早日來滬。會上決定派白崇禧的諜報處長之弟章鬱庵前去，向北伐軍陳述上海工人罷工的意義，促其速速進兵。

鈕永建又說了3個字：“不贊成。”他果然是代表蔣介石的。 蔣介石還是以南昌為他的大本營。當時被困在南昌的國民黨中央執委們開始悄悄地自行設法去武漢。 2月2日，北伐軍政治部主任鄧演達秘密逃出南昌，顧孟餘跟著也跑了。顧問鐵宛尼當天向鮑羅廷報告：所有的中央執委都想走，我勸他們一個一個地走。顧孟餘到南昌後曾做過一個很有趣的聲明： “我再也不可能信任蔣介石了，每一次我信任他，他都欺騙了我。” 群眾運動的高漲對於在武漢的那部分國民黨領導人的立場是有影響的。 儘管一般的“左派”多是用唇舌來“耀武揚威”，並不准備進行堅決的戰鬥， 畢竟還是牽制了蔣介石。 2月25日，舉行了國民黨中央執委會和監委會25名委員的會議。會上還通過了致蔣介石的呼籲書，籲請他不要反對遷都，同時反對把經費集中在總司令和個別軍閥手中，反對蔣同帝國主義分子單獨建立關係，並敦請與中國共產黨實行革命統一，召開兩黨聯席會議等。

部分國民黨左派確實是真誠革命的。鄧演達將軍反映了部隊的情況。二、三月間，他發表了革命的國民黨人的一些帶綱領性的文章：反對個人獨裁，主張建立堅強的革命黨，擁護工農運動。他也向一些共產黨領導人尋求過合作，可是沒有引起重視，那時陳獨秀等人還把眼光放在另一位所謂的“左派” 汪精衛身上。許多左派國民黨人對汪精衛的歸來望眼欲穿，以為汪氏一回來處境就能大大改善。 2月末他們給汪精衛發了一份電報：“三二零”事件（即中山艦事件）的後果尚在，軍閥們在摧毀黨，現在我們一事無成。請回來領導政府和黨！ 面對上海即將發生的起義，南昌行營的軍事顧問加倫將軍首先想到了一個可怕的字眼：失敗。 不要說前兩次的教訓了，就是現在，勝利也沒有把握。這可能導致受帝國主義支持的軍閥和右派的毀滅性打擊，而使上海群眾陷入流血的恐怖。他坐立不安，有時還要張臂高喊幾句，以平穩情緒。 25名中執委員開會的那天，他給進兵上海的北伐軍發出一封電報，電文指出：（1）預料在我軍到達上海時，已宣布進行總罷工，準備發動起義。進軍上海的遲緩有使工人受到鎮壓的危險。我們務必加緊進攻上海。 （2）要向白崇禧和其他將軍說明，必須乘敵人混亂之機，立即開始進攻上海。 （3）總的作戰計劃將於兩天后下達，總司令部，今天決定：白將軍各部隊佔領上海，同時派部分兵力佔領蘇州。何應欽各部隊從杭州地區進攻鎮江和南京。

白崇禧接到加倫的電報，什麼也沒說，繼續辦他的公。部隊仍停在離上海不遠的地方，那意圖很明顯，就是待上海工人與軍閥兩敗俱傷時，再進兵上海，坐收漁利。現在，他只執行總司令蔣介石的命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