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9章 日軍開始對重慶進行疲勞轟炸

為促使國民政府盡快崩潰，日本軍隊也加緊了軍事上的行動。他們力圖在心理上摧垮中國人民的鬥志。 重慶大轟炸既是日本帝國主義調整對華侵略方針的必然產物，也是日本帝國主義對重慶戰略地位提升的必然反應。 抗日戰爭初期，日本帝國主義迷信自身武力的強大，推行速戰速決的戰略計劃，妄圖在3個月內滅亡中國，以便騰出手來執行其擴大侵略的“北進”、“南進”政策。從1937年7月發動盧溝橋事變到1938年10月占領武漢、廣州，日軍雖然在軍事上取得了一些勝利，侵占了中國華北地區、華中地區、華南地區共13個省的100多萬平方公里的土地和340座城市，但這些勝利並沒有給日本帶來勝利結束戰爭的結果，相反，戰爭的全局卻呈現出與日本速戰速決的戰略初衷完全背離的狀況，日本的軍力、國力已難堪重負。到1938年底，日本已在中國戰場投入了近100萬人的龐大兵力，付出了45萬人傷亡的代價，軍事力量嚴重削弱；隨著戰局的擴大，戰線的延長，日本兵力不足的矛盾更加突出，在佔領地區只能局限於主要城鎮和主要的交通沿線地區；戰爭使日本軍費開支急劇增加，嚴重妨礙了日本經濟的正常運行，極大地加重了日本人民的負擔，致使人民生活日益惡化，反戰情緒不斷高漲；戰爭的長期化也破壞了日本在世界的戰略，使其“北進”、“南進”的擴張戰略無法實施；在國際上，蘇聯繼續援助中國抗戰，美、英等國因不滿日本侵略威脅其在華利益，對中國抗戰表示了一定程度的支持，並藉助國聯理事會對日本進行製裁，日本在外交上處於孤立地位。同時，中國方面雖然在戰爭初期遭受了嚴重損失，但抗日力量仍在不斷生長。

全面抗戰開始後不久，中國的抗日戰爭就形成了正面和敵後兩個戰場。日軍佔領武漢後，在綏遠、山西、陝西、河南、安徽、湖北、江西、江蘇、浙江、廣東一線約4000公里的正面戰場，仍面臨著200多個師的中國軍隊，國民政府以西南、西北地區為根據地仍在繼續抗戰。而在日本佔領區的後方，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八路軍和新四軍廣泛開展游擊戰爭，開闢抗日根據地，嚴重威脅著日本對占領區的統治，並同正面戰場遙相呼應。中日戰爭必將長期化。軍力國力的製約、外交上的孤立和戰爭的長期化，使日本當局感到“以抗戰情緒日益旺盛的中華民族為對手，在遼闊無垠的大陸上，以派遣軍的有限兵力，欲期急速結束事變，幾乎認為是不可能的事了”，“如果再擴大戰區或增添兵力，無疑要大量消耗國力”。因此，在佔領武漢、廣州後，日本一改以往“不以國民政府為對手”的狂妄姿態，表示“如果國民政府拋棄以往的一貫政策，更換人事組織，取得新生的成果，參加新秩序的建設，我方並不予以拒絕”，被迫放棄了速戰速決的戰略方針，確立了以政治攻勢為主、軍事打擊為輔的侵華新方針。隨著日本侵華新方針的確立，其軍事戰略也進行了相應調整。強調為減少消耗而限制戰爭規模和強度，要以堅強的軍國為背景進行政略和謀略工作，將軍事打擊的重心移向對付後方的抗日游擊戰爭。在日本看來，“對被壓縮中之中國政府若放任不顧，則仍為重大禍根，必貽後患，故仍須適宜促使其崩潰”。因此，在將軍事打擊的重心轉向敵後戰場的同時，企圖通過非軍事的政略工作並輔之以軍事打擊，動搖國民政府堅持抗戰的意志，迫使其放棄抗戰的立場，實行對日妥協。而對重慶的大轟炸，就是適應這一軍事戰略的具體迫降行動。

重慶是一座具有悠久歷史的文化名城，位於長江和嘉陵江交匯處，襟帶雙江，控馭南北，素有“天險”之稱。公元前11世紀，巴國曾建都於此，秦時設巴郡，隋唐時稱渝州，南宋始稱重慶。近代以後，1891年開埠，1929年南京國民政府批准建市。 1931年九一八事變發生後，國民政府曾經營西北地區，以之作為未來對外戰爭的後方基地。 1935年，隨著西南各省的統一問題逐漸解決，國民政府逐漸將國防中心轉向西南。由於重慶是西南地區最大的工商業城市和經濟中心，與西南各省聯繫密切，具有豐富的人力、物力資源；地形險要，三面環山，具有絕佳的天然屏障，在戰爭中易守難攻；且有西南西北兩大國際交通線為依托，一旦東部沿海地區遭敵封鎖，仍能對外交通聯絡。因此，1937年10月29日，在凇滬戰場中國軍隊處於不利的形勢下，蔣介石在國防最高會議上發表《國府遷渝與抗戰前途》的講話，確定以四川為抗日戰爭的大後方，以重慶為國民政府的駐地。 11月16日，最高國防會議批准了遷都的決定，當晚，國民政府主席林森乘艦西上，11月20日，國民政府發表了遷都宣言。 12月1日，國民政府在重慶正式辦公。 12月7日，國民黨中央黨部也正式在重慶辦公。 1938年6月開始，由於武漢岌岌可危，駐武漢的國民黨黨政機關又奉命撤退移駐重慶。 12月，蔣介石率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主要機關抵達重慶，國民政府西遷工作結束。重慶成了戰時中國的政治中心和軍事中心，成為名副其實的戰時首都。 1939年5月，重慶昇格為行政院直轄市。 1940年9月，國民政府明定重慶為永久陪都，重慶的政治地位空前提高。

隨著國民政府遷都重慶，大量的工礦企業相繼遷入重慶。據國民政府經濟部1940年統計，內遷民營工廠共計448家，其中遷入重慶的有243家，佔內遷廠數的54%。遷入工廠不僅數量多、門類較齊，而且規模大、設備先進、技術水平高。同時，兵工署第1、第2、第10、第21、第25、第30、第40、第50等工廠也相繼遷入重慶，到1940年底，在兵工署直轄的17家兵工企業中，駐紮重慶的就有11家，重慶已成為戰時中國的兵器工業中心。隨著遷渝工廠的相繼復工，重慶很快就建成了以兵工、機械、鋼鐵、煤炭、紡織、化工、電力等工業為主體的工業體系。加上新興工廠的建立，重慶成了戰時中國工業部門最齊全、工業種類最多、工業最大的惟一的綜合性工業基地。此外，重慶的金融、商業、交通、文化教育和對外交往都得到了前所未有的發展，迅速成為戰時中國的經濟中心、文化中心和對外交往中心。戰略地位的提高，使重慶開始成為日軍轟炸的主要目標。

1938年2月18日，日機首次轟炸重慶市郊。 10月4日，日機首次轟炸重慶市區。 12月初，日本天皇發布命令，命令對中國內地實行戰略轟炸，強調要“攻擊敵戰略及政略中樞”，“捕捉、消滅最高統帥和最高政治機關”，“堅決實施戰略、政略航空戰，挫敗敵繼續作戰的意志”。十分明顯，日軍轟炸重慶的罪惡目的，就是要動搖中國政府的抗戰決心，摧毀中國抗戰的後方基地，最終迫使重慶國民政府屈膝投降。 從1938年2月到1943年8月，日本法西斯為摧毀中華民族的抗戰意志，陸海軍航空部隊遵照天皇和最高本部指令，聯合對當時中國的首都重慶進行“航空進攻作戰”，開始了長達五年半慘絕人寰的轟炸，史稱“重慶大轟炸”。五年多的時間裡，日軍總計實施轟炸218次，出動飛機9500餘架次，投放了包括細菌彈在內的各類炸彈21593枚，炸死炸傷市民24萬多人。這是世界戰爭史上，第一次有目的、有計劃、有步驟的國家戰事性質的戰略轟炸，第一次依靠空軍實施戰略轟炸，第一次取消了前線與後方、交戰人員與和平居民界線的“無區別轟炸”。重慶大轟炸歷史之長、為害之烈、貽禍之深，世所罕見。

1938年12月26日，日軍第六十、第九十八兩個轟炸機隊從漢口出發轟炸重慶，這是連續大轟炸重慶的開始。到1939年1月10日，通過三次試探性轟炸後，日軍清楚地看出“重慶的防空態勢尚未完備”，於是便開始大規模的轟炸。 1939年5月3日下午，日機20多架由東北方飛入市區，大量投擲重磅炸彈和燃燒彈，重慶最繁華的陝西路和商業場小什字一帶的21條街中，有19條幾乎被炸成廢墟，房屋店鋪熊熊燃燒，市民殘缺的屍體到處都是。小什字崗亭的一個交通警正在指揮車輛，一顆炸彈落下，把他炸得粉身碎骨。太平橋下堆滿了婦女兒童的屍首。中山公園的電桿上、樹枝上掛著斷肢殘肉，樓亭殘壁上濺滿了斑斑血跡。長江沿岸二里長的貧民窟木板房，被炸起火，火借風勢向南延燒。南區繁盛路一帶落下無數枚燃燒彈，火舌吞噬著一個接一個的商店和民房，被炸斷手炸破頭的市民，在血泊火海中掙扎慘叫，令人目不忍視。

1939年5月4日下午5時左右，日機又來轟炸，而且比前一天的轟炸更為慘烈。從通遠門到都郵街一帶，許多高樓大廈變成瓦礫一堆，37家私人銀行，有24家被毀，無數家鋪面和民房烈焰沖天，煙塵蔽日。市民的傷亡慘重，從磚石堆中挖掘出來的死難同胞，有的頭顱被壓扁，有的四肢被炸斷。晚上，重慶全市斷水斷電，在漆黑的夜幕下，除了受災地區的火光烈焰以外，許多街巷的瓦礫堆邊都閃爍著祭悼亡靈的香頭燭光。 在這兩天的大轟炸中，重慶總計有1/3的房屋被毀，大火燃燒了整整三天，僅5月4日一次轟炸，死傷人數就達數千人。 1940年5月20日，日軍70架飛機侵入重慶市上空，開始空前野蠻、大規模的轟炸，炸彈和燃燒彈雨點般地落下。霎時間，整個市區被黑煙烈焰所籠罩，成了一片火海。市內自來水設施遭到嚴重破壞，使救火工作無法進行。大火蔓延，連續燒了七八天。經過這次轟炸，半個山城被毀滅。這次轟炸後的第八天，日機又集中轟炸重慶的文教機構，北碚夏壩的複旦大學被炸，教務長孫寒冰等九名師生被炸死；沙坪壩的重慶大學中彈50餘枚，大部分校舍被炸毀；法國人開辦的直元堂聖母院及其附設的難民收容所也遭到轟炸，被炸死燒死的難民達100多人。

1940年8月19日，日軍開始對重慶進行不間斷的疲勞轟炸，力圖在心理上摧垮中國人民的鬥志。到月底，對重慶市區的轟炸就達37次之多，出動飛機2023架次，投下炸彈10021枚、計1405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