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章 近衛再次組閣，戰爭擴大勢在必行

近衛文（1891-1945），少年繼其父為公爵。 1916-1936年，歷任貴族院議員、副議長和議長，開始接近軍部。 1937年6月出任首相，7月7日發動七七事變，挑起全面侵略中國的戰爭。 1938年1月發表誘脅國民黨政府投降的“近衛聲明”；同年4月頒布《國家總動員法》，11月發布“建設東亞新秩序”宣言；12月發表所謂“善鄰友好、共同防共、經濟合作”三原則談話，進一步向蔣介石、汪精衛誘降，並企圖使日本對中國東北等地區的佔領合法化。 1939年1月被迫辭職，任樞密院議長。 1940年6月辭去樞密院議長職務，極力推進法西斯“新體制運動”。 1940年7月，近衛文第二次組閣。 9月，日軍進駐法屬印度支那北部，結成日、德、意三國同盟，11月同汪偽政權締結《日華基本條約》，1941年4月簽訂《日蘇中立條約》，妄圖強化軸心國，壓迫蔣介石投降，並向南方擴張，但與美國的對立激化。為疏通日美關係，謀求與蘇聯接近並防止美國參戰，近衛決策日本政府開始同美國談判。因外務大臣松岡洋右主張配合德蘇戰爭對蘇宣戰，反對對美讓步，日美交涉毫無進展。 1941年7月，近衛內閣總辭職。

近衛文第二次組閣後，1940年7月22日，近衛內閣發布了《基本國策要綱》，其根本方針為：“皇國的國是為八一宇（日本皇道思想中天下一統的思想，後成為軍國主義海外擴張的觀念依據），基於建國之精神，奠定世界和平。以此為本，應首先以皇國為核心，鞏固日、滿、華之結合，以作為建設大東亞新秩序的根幹。”1940年8月1日，松岡洋右發表“皇道外交宣言”，聲稱：“要根據我們皇道的偉大精神，首先建立以日、滿、華三國為一環的'大東亞共榮圈'，然後宣布強有力的皇道，以貢獻於公正的世界和平的樹立。”這是日本政府第一次明確使用“大東亞共榮圈”這個說法。 隨著太平洋戰爭的爆發，日本的野心瘋狂膨脹。 “大東亞共榮圈”的陰影不僅將朝鮮、中國等東北亞國家包括在內，而且籠罩了菲律賓、印度尼西亞、馬來西亞、新加坡、泰國、緬甸、越南、柬埔寨等東南亞國家，日軍甚至還開始覬覦印度、澳大利亞等國。

所謂“大東亞共榮圈”，就是以“文明”的日本為“盟主”，治理“非文明的支那”乃至其他亞洲國家，建立以日本為殖民者的亞洲新殖民大帝國。亞洲各國將成為日本政治上之附庸、經濟上之原料供應地、文化上之僕從。 “亞洲盟主”這樣一種東方式的“集體權威人格”，以“文明擴展”為充足理由，經過一系列思想畸變，最終被凝固化和體制化。 從此，日本更是自認為有“義務”、更有“權利”“解放”亞洲的“落後民眾”，並不惜以戰爭或者其他暴力形式給予推進，這成為日本政界主流的意識，並通過廣泛的國民教育和輿論宣傳，為日本廣大民眾所接受。在“大東亞共榮圈”的信念之下，許多國民都堅信，日本人才能使中國建設好。 許多日本士兵從軍前或許從未想過要去殺人，但在“國家主義”、“種族優越”、“解放亞洲”等“崇高”的名義之下，他們絕不會因執行任何暴虐的殺人行為而寢食不安。他們認為這是在為國家、為偉大的職責而工作，他們把對鄰國的仇恨與做炮灰捐軀的快感完美地統一起來，把民族的前景與對“東亞病夫”中國的征服以及對歐美國家的打擊聯繫起來。

1940年9月，日本、德國、意大利三個法西斯國家在德國首都柏林簽訂《德意日三國同盟條約》，表示日本承認並尊重德意兩國在“歐洲新秩序”中的領導地位，德意兩國承認並尊重日本在“大東亞秩序”中的領導地位。凡此種種情況都表明，中國的抗戰已經面臨非常嚴峻的考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