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8章 禍起蕭牆，“毛派頭子”的悲歡離合

瑞金。 1931年6月的一天。 正當紅一方面軍在閩西、贛南幾百里的戰線上同蔣介石的第三次“圍剿”展開激烈鏖戰之時，蘇區肅反委員會打“AB團”的運動也在後方大張撻代。 原中共瑞金縣委書記鄧希平、縣蘇維埃政府主席蕭連彬、縣總工會委員長楊舒翹等地方黨政幹部二十多人，均被粗大的棕繩捆綁著押赴刑場，在震耳的槍聲中，他們倒在殷殷的血泊中！肅反恐怖的陰雲籠罩著蘇區中心的瑞金，一個個飲辱而去的冤魂在紅軍後方的上空縈繞。 8月，受中共中央派遣的鄧小平和妻子金維映，頂著炎炎烈日來到了即將成為“紅都”的瑞金。一到瑞金，他們便發現，這裡的政治氣候極不正常：原來在5月初，中共瑞金縣委書記李添富根據肅反委員會的旨意，在瑞金大抓“AB團”組織——“社會民主黨”，僅在兩個月內，瑞金黨政幹部不少人被錯殺，單位解體，大批幹部、群眾被迫離鄉外逃，全縣面貌死氣沉沉。

鑑於當時紅軍主力反“圍剿”戰鬥正酣，他們還沒有與上級取得聯繫，中共贛東特委書記謝唯俊及剛從上海抵達瑞金的余澤鴻等人便決定罷免李添富等人的職務，由鄧小平擔任瑞金縣委書記。 鄧小平走馬上任，立即宣布停止亂捕亂殺，並審查了全部被捕和判處死刑人員的案子，遂派出一個調查組由金維映帶隊，深入到各區鄉調查了解，弄清了李添富等人搞逼、供、信濫殺無辜和為非作歹的大量罪惡事實。 也就是在這個時候，鄧小平驚悉李明瑞被捕殺害了，紅七軍的一批幹部戰士也慘遭殺害他憤懣難平，扼腕痛絕！ 鄧小平果敢下令，拘捕了民憤極大的李添富和縣蘇維埃主席謝在權等人——儘管他們十分狂做而囂張地宣稱：有蘇區肅反委員會主席李韶九為他們撐腰！但新上任的這位小個子書記卻著實硬起“鐵手腕”，遂於9月底在瑞金綿江中學召開公審大會，槍決了李添富、謝在權等人，釋放了大批無辜關押的干部群眾。

十分奇妙的是，鄧小平在糾正了瑞金肅反擴大化錯誤之後不久，事情就發生了極富戲劇性的變化——隨著中央機關人員不斷地進入瑞金，臨時中央領導者博古等人便把鄧小平列入毛澤東周圍的少數成員之列。他不得不把位子讓給上海來的同志，因為他在上海向中央匯報紅七軍工作時，他已成為“不受歡迎的人”。 中共江西省委書記李富春把鄧小平調離瑞金，到距“紅都”以南百里之遙的會昌擔任中心縣委書記，掌管會昌、尋烏、安遠三縣的工作。 會昌位於蘇區和白區的交界，是中央蘇區的南大門，戰略地位堪稱重要，但“赤化”的程度遠不及中心蘇區。由於會昌剛剛在反第三次“圍剿”後收復，城外一些小股國民黨“靖衛團”和散兵游勇，經常向城內放冷槍，並四處騷擾群眾。而各縣當時只有一個獨立營，赤衛隊的槍支也很少，商店大都關了門，經濟蕭條，群眾生活十分窮苦。鄧小平不得不從頭開始，按照毛澤東的土地政策和做法，慘淡經營，不久也就有了政績。後來，被調離紅軍領導崗位的毛澤東在會昌搞調查研究，登上會昌城外的嵐山嶺，以鬱悶雄沉的心境賦詩稱：“踏遍青山人未老，風景這邊獨好。”

而蘇區中心的“風景”又怎麼樣呢？臨時中央進駐蘇區後，加強了他們對根據地的直接領導。他們像太上皇一樣發號施令，要求創造“一百萬鐵的紅軍”，“向著中心城市發展”。他們指責紅一方面軍總前委和中央蘇區犯了許多嚴重錯誤，並強令取消了總前委。毛澤東開展游擊戰爭、建立農村根據地的務實主張被斥之為右傾保守、逃跑退卻路線；毛澤東保護中農、給富農以經濟出路的溫和政策被斥之為“富農路線”；毛澤東本人因“不尊重中央的領導”而被撤銷了他所擔任的紅軍總政委的職務，只給他一個“蘇維埃政府主席”的空頭銜(項英、張國燾為副主席)，在黨內軍內毫無發言權。 然而，臨時中央的“毛頭小伙子”(毛澤東、朱德等對博古等人的戲稱)雖然有共產國際撐腰，但要把毛澤東這位土生土長、在紅軍中享有崇高威望的領袖扳掉似乎仍很吃力。他們架空了毛的權力之後，並決定公開批判毛所犯的“嚴重錯誤”，欲開除毛的黨籍或送其到蘇聯“養病”。可斯大林不同意，擔心這樣會導致紅軍分裂。但是，不清除毛澤東在根據地黨和紅軍的影響力，他們怎麼發號施令呢？於是他們就採取“敲山震虎”的辦法，把鬥爭的火力對準毛澤東的追隨者們，而對毛澤東暫且“不予深究”。

他們很快從福建省委代理書記羅明身上發現了毛澤東的影子——羅明在一份報告中對“左”的擴紅計劃提議，認為擴大主力紅軍應從實際出發，“上杭、永定等邊區的條件比較困難，黨的政策應當不同於根據地的鞏固地區”。羅明說，在目前情況下，莫說我無辦法，就是我們最好的領袖毛主席、項主席、周恩來同志、任弼時同誌或者到蘇聯請斯大林同志，或請列寧復活，一起來這裡，大演說三天三夜，我看也不能解決問題。等等。 ——這就是被臨時中央狠批猛批的所謂的“羅明路線”。羅明被撤銷職務，受到嚴酷打擊。 這一路線鬥爭很快波及到鄧小平所在的會昌——他們發現這裡也有一條同“羅明路線”沒有什麼區別的右傾機會主義路線。同時他們聯想到鄧小平在廣西右江“一貫右傾”、“推行富農路線”、“退卻逃跑主義”等，再加上鄧在會昌剛發生的“尋烏事件”(1932年11月，由於敵我力量懸殊，位於贛粵閩交界的尋烏縣城失守，被廣東軍閥佔領)，於是鄧小平被劃進了毛澤東的圈子裡。

不久，任永豐、吉安、泰和中心縣委書記的毛澤覃(毛澤東的弟弟)、江西第二軍分區司令兼紅軍獨立五師師長謝唯俊、江西蘇維埃裁判部長兼省黨團書記古柏也被圈了進來。 這樣，鄧、毛、謝、古便構成一條“江西的羅明路線”，是“反黨的派別和小組織的領袖”。而鄧則是四人中的首要。 很顯然，“羅明路線”即是毛澤東路線。臨時中央領導者認為，只要把毛澤東路線的追隨者在政治上置於死地，最後就可以把毛澤東徹底孤立起來並一舉打倒。 這回，天塌下來不是由高個子頂著，而是先砸落到矮個子身上。 “左的東西在我們黨的歷史上可怕呀！(《鄧小平文選》第三卷第375頁)”直到60年後鄧小平還發出這樣的感嘆。 於是，對鄧的政治迫害接踵而來。他和毛、謝、古等人先受到公開點名批判，遂又被撤銷了會昌中心縣委書記職務，調到江西省委審查辦作檢查反省，等候處理。幸好在省委碰上三位在巴黎勤工儉學時的老同學：江西省委書記李富春、省軍區司令員陳毅和省委組織部長蔡暢(李富春的夫人)。他們並不認為這位當年的“小鋼砲”犯了什麼彌天大罪。於是鄧在失去中心縣委書記後，又悄悄當上了省委宣傳部長。按現在的級別，實為同級調動，沒有降職處理。

這下更觸怒了臨時中央！ 於是興師動眾、集中火力，以更加猛烈之勢對“鄧、毛、謝、古”開展批判鬥爭。在批鬥會上，四人據理申辯，又被說成“公開在會場上進行反黨活動”，罪加一等，當眾繳了他們的槍，撤銷了他們的職務，責成他們去基層監督改造。 鄧小平被撤銷了省委宣傳部長，還受到黨內“最嚴重警告” 處分，並責令他作出深刻檢查。鄧小平被關押在一間陰暗潮濕的低矮房子裡。在殘酷無情的高壓之下，他不得不違心地檢討自己對“國際路線”的意義估計不足等等，作了自我批評，想以此過關。他從百色、龍州起義到左、右江革命根據地的建立，從紅七軍千里轉戰到中央蘇區，從瑞金、會昌直至“尋烏事件”，一一詳明事實，陳述自己的意見。他把“檢查”送上去了。但在“左”傾領導者看來，這哪裡是什麼“檢查”，分明是一份“抗議書”！隨即，他們在中央局機關報《鬥爭》上發表《試看鄧小平同志的自我批評》的署名文章，指責鄧小平“依然站在機會主義的觀點上”，“沒有一個字批評自己所負的責任”，責令他立即向黨寫出申明書，徹底坦白“機會主義路線和派別觀念甚至派別行動的全部”。於是，鄧小平又秉筆直書寫出第二次“檢查”。但他的對手對他的檢查仍然十二分地不滿，再次責令他必須向黨交出一份“像樣的”申明書。鄧小平氣憤地陳述道：“我所上交的兩份檢查，寫的全是實話。回顧過去，我認為自己所做的一切，是對黨的事業負責任的這樣的態度寫出的'檢查'”，再一次把當權者激惱了！他們把鄧小平帶到審訊室，拍案大怒：“鄧小平！你的三次書面檢查，全在為你自己歌功頌德，錯誤一點也沒有承認！”鄧小平申辯：“是啥子就是啥子麼，我毫無掩飾。”

當權者說：“現令你向黨寫出第四次申明書，再不容許有任何隱藏！若是繼續抵賴下去，必須考慮你的黨籍！” 鄧小平強壓著心中怒火，說：“該申明的我都申明了，每句話我都經過認真考慮的，全是真話實話，我可以拿黨性來負責，現在沒啥子再要說的了。” 說完，他轉身走向自己的那間“拘留室”。此後，每隔兩天提審一次，他經受著精神和肉體的折磨。 鄧小平在政治上遭受到磨難，隨之家庭生活也驟然發生變故——他的妻子金維映也離他而去。經受磨難和挫折，絕不是一件令人輕鬆的事情。好在鄧小平倒是想得爽脫，不為個人生活中出現裂痕而過分的在意：月有陰晴圓缺，人有悲歡離合，此事古難全。 進而他想，人這一輩子真不知要經歷多少悲歡離合，要經受多少事業和生活上的磨難，才算得“修成正果”，才能達到“四大皆空”涅槃超度的境界。無論在感情上，還是在理智上，他都沒有過多的責怪金維映，因為她的這一行動更多地是出於組織上的干預，他很能理解她的處境：不能因為自己落難而再連罪於她毀了她的前程，好合好散，離就離吧！

在他要被發配到樂安縣南村區去當巡視員的臨行前，他在金維映寫的離婚報告上簽了自己的名字。 南村人從未聽說區裡有個巡視員的職務，那麼鄧小平來此幹什麼呢？人們疑惑不解。熟悉他的人仍親切地與他打招呼道：“首長身體可好？” 他似乎並不感到窘迫和沮喪，直率地說：“啥子首長囉，同志們好。”在南村“巡視”不到十天，上級又令他捲起鋪蓋回到江西省委所在地寧都。據說這是因為樂安的南村是邊區，怕出問題。 出什麼問題呢？整他的人當然不會擔心他的個人安危。那麼只有一種可能：怕鄧攜帶黨的機密投敵而去；或者天高皇帝遠，怕他在此煽動謀反。 回到寧都的日子當然更不好過。整他的人要他接受更嚴峻的考驗：到寧都附近的一個光禿禿的山上開荒種地。揮鋤開荒他並不在乎，早在法國的哈金森工廠他就練就了一副硬身板，率紅七軍千里轉戰又練就了一雙鐵腳板。但是，人是鐵，飯是鋼，吃不飽肚子差點要了他的命。

“天將降大任於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勞其筋骨，餓其體膚”鄧默默地挖山不止。他對突然來看望他的蔡暢以近乎哀求的口吻說：“蔡大姐，我餓極了，給我弄點吃的吧” “好，好”蔡暢看著他又黑又瘦的臉色，心裡泛起一陣酸楚。在巴黎時，鄧是最受她喜愛的小弟弟。 蔡暢叫他中午到她家吃午飯。蔡暢叫人去買回兩斤豬肉、兩把大蒜和一些辣子、水酒，燒了三個菜，煮了一鍋飯，要讓鄧小平來家裡飽餐一頓。鄧小平已有好幾個月沒嘗肉味，沒聞酒香，聽說有好吃的，喜不自禁。 但他怕連累老大姐，來的時候把草帽壓得低低的，幾乎遮住了眼睛。這位“勞改犯”趁午休無人的機會，悄悄從省委後門溜進蔡家，著實飽餐了一頓。臨走時大姐還讓他帶回一些酒菜，囑咐他要保重身體，再堅持一下。因為李富春到瑞金匯報工作去了，到時會向有關領導反映他的情況，為他討回公道。

軍委副主席兼紅一方面軍總政治部主任王稼祥從李富春那裡得知鄧小平的處境，說：“臨時中央不用鄧小平，埋沒人才，真是偏見！目前正值敵兵大軍壓境，怎麼能讓鄧小平這樣的人才去開荒呢？！”為了拯救被“埋沒”的鄧小平，王稼祥想出一個辦法：他以總政治部秘書長楊尚昆上了前線守邊境無人為由，要求把鄧小平調上來當代理秘書長。經過王稼祥多方努力，鄧小平終於結束了勞改生活，重返赤都瑞金。來到總政機關，鄧小平十分珍惜王稼祥給他的這個機會，把個《紅星報》辦得有聲有色，紅紅火火。 ——正因為《紅星報》主編的擔子壓在他的肩上，在第五次反“圍剿”失敗後他才得以隨軍長征。試想一下，如果鄧小平當時被留在中央蘇區堅持鬥爭，那麼他的人生道路會怎樣呢？同他一起被撤職處分的毛澤覃和古柏都是留守人員，大軍西去不久，這兩位蒙冤受辱的革命者和許多年輕的生命都葬身在被敵佔領的青山綠林之中。 長征的開始，意味著王明路線的失敗。毛澤東開始有了發言權，在他和周恩來的影響下，鄧小平重又當上了中央秘書長。黨史資料中沒有為鄧正式平反的記錄，但是當他以中央秘書長的身份參加遵義會議時，他頭上的“右傾”、“反黨”帽子無疑是取消了，而且不僅僅是取消。 他的第一輪人生低谷從落到起，整整經歷了三年。 鄧回憶說，遵義會議時他和毛澤東住在一起。這兩位決定中國命運的“大個子”和“小個子”，終於在歷史的緊要關頭相遇了。 兩千多年前的老子說：禍兮福所倚，福兮禍所伏。 30年代在中央蘇區挨整對鄧小平來說是“禍”不是“福”。但40年後， 這個“禍”卻成為決定鄧小平政治生命的相當重要的因素之一，而且是好的因素，關鍵性的積極因素—— 1972年8月14日，毛澤東在決定鄧小平第二次復出的批示中寫道：鄧小平同誌所犯的錯誤是嚴重的。但應與劉少奇加以區別。 (一)他在中央蘇區是挨整的，即鄧、毛、謝、古四個罪人之一，是所謂毛派的頭子。整他的材料見兩條路線，六大以來兩書。 (二)他沒歷史問題。即沒有投降過敵人。 (三)他協助劉伯承同志打仗是得力的，有戰功。 除此之外，進城以後，也不是一件好事都沒有做的，例如率代表團到莫斯科談判，他沒有屈服於蘇修。這些事我過去講過多次，現在再說一遍。 這是毛澤東的指示，在當時是多麼權威多麼神聖的最高指示啊！從這個批示開始，鄧小平遭受徹底批判的政治命運開始得到轉機，並於1973年3月從江西農村的“牛棚”裡回到了北京，重新恢復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副總理的職務，又回到周恩來身邊，協助周恩來總理主持國務院的日常工作。 1975年，鄧小平再被任命為中共中央軍事委員會副主席兼中國人民解放軍總參謀長。此後，他開始逆當時“左”的瘋狂的潮流而動，開始了對於全國各個領域的全面的整頓。 小平在第二次倒台後之所以能受到毛澤東的起用，除了在毛澤東的批示中所談到的和毛澤東認為鄧小平“人才難得”等因素以外，30年代的“鄧、毛、謝、古”事件，無疑是一個不可忽視的重要因素。因為鄧小平當時挨整的原因，就是鄧小平當時執行的是毛澤東所主張的政策和作法。 30年代黨內殘酷激烈的政治鬥爭，把鄧小平劃進了毛澤東這一派裡面。對於這一點，毛澤東是銘記於心的，而且記了整整40年。這對於當時挨整的鄧小平來說，恐怕是他連想也沒有想到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