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3章 歷史開了一個殘酷的玩笑，還是有意的嘲弄

周恩來於1930年3月3日從上海動身去莫斯科，向共產國際報告情況和討論中國革命問題。他的護照是通過地下黨的關係，經在上海的環球中國學生會申請取得的。護照是真的，用的名字是“週冠生”，照片是他本人的，但故意照得又像又不像。他坐輪船於4月間到達歐洲，再由陸路去莫斯科。經過德國時，他應德共《紅旗報》的邀請，寫了一篇題為《寫在中華蘇維埃第一次代表大會召開之前》的社論，署名“陳光”(譯音)。文章指出： “農民游擊戰(爭)和土地革命是今日中國革命的主要特徵。”——這是中共“六大”後一年多實踐中得出的新的極端重要的結論。發表後，很多讀者向報社探詢作者是誰，《紅旗報》公開答复：“這篇值得一讀的文章的作者是我們的中國兄弟黨中央政治局的一位領導成員。”“文章生動、具體地展現了中國革命巨大高漲的圖景。”

當周恩來離國以後，中國國內和中共黨內都發生了重要的變化。 1930年5月間，蔣介石同閻錫山、馮玉祥之間的空前規模的中原大戰正打得火烈火爆，雙方投入前線作戰的兵力達一百萬人以上，後方頓形空虛。這種形勢為中共領導的工農武裝力量的發展提供了有利的時機，全國正式紅軍已有十幾個軍，連同地方武裝力量共約十多萬兵力，開闢了大小十幾塊農村革命根據地，故被蔣介石僱請的外國軍事顧問戲謔地稱作：中國的“雪豹皮”： 在贛南、閩西地區，毛澤東、朱德領導的紅一軍團，近兩萬人，縱橫馳騁數百餘里，形成了比較鞏固的革命根據地(即中央蘇區)。 在湘鄂贛邊地區，由彭德懷、滕代遠率領的紅三軍團，下轄兩個軍，形成了具有一萬五千餘人的武裝力量。

在湘鄂西地區，由賀龍、周逸群領導的紅二軍團，建立了有部隊萬人，在長江、漢水之間的革命根據地。 在鄂豫皖地區，由許繼慎、徐向前領導的紅一軍，建立了有部隊萬人，二十多個縣的紅色區域。 在贛東北，由方志敏、邵式平領導的兩千餘紅軍和工農赤衛隊，形成了一個擁有十幾個縣的紅色區域。 在廣西右江地區，由鄧小平、張雲逸率領的紅七軍近萬人，建立了右江十一個縣的革命根據地。 此外，在蘇中，在廣東東部，在陝甘邊和陝北等地區，都建立了規模不等的革命根據地和紅色政權。 也就在這一有利時機和革命武裝力量迅速增長的時候，使中共黨內一部分人滋長了驕傲情緒，本未徹底肅清的“左”傾思潮又開始抬頭，以李立三為代表的“左”傾冒險主義在這時惡性發展起來。

周恩來去莫斯科期間，中共中央總書記向忠發就事事依靠當時擔任中央政治局常委兼宣傳部長的李立三，於是李立三就在政治局起著主要的決策作用。 1930年6月11日，中央政治局召開會議，會上由向忠發主持，李立三為主導，通過了由李立三起草的《目前政治任務的決議——新的革命高潮與一省或幾省的首先勝利》。決議強調：“在全國革命高潮之下，革命可以在一省或幾省重要省區首先勝利(在目前的形勢看來，以武漢為中心的附近省區，客觀條件更加成熟)。在新的革命高潮日益接近的形勢之下，準備一省或幾省首先勝利，建立全國革命政權，成為黨目前戰略的總方針。”決議還宣稱：中國是帝國主義統治世界的鎖鏈中最薄弱的一環，就是世界革命的火花最易爆發的地方。所以在現在世界革命危機都已嚴重化的時候，中國革命有首先爆發、掀起全世界的大革命、全世界最後的階級決戰到來的可能。

基於這一“左”傾冒險路線，中央制定了一整套以武漢為中心的全國中心城市武裝起義計劃，並命令全國紅軍進攻中心城市：紅三軍團攻打武漢； 紅一軍團進攻南昌、九江，以奪取整個江西；紅二軍團配合進攻武漢和長沙； 紅一軍切斷京漢路以進逼武漢；紅十軍進攻九江；紅七軍進攻柳州、桂林並最後奪取廣州；最終實現“會師武漢，飲馬長江”的冒險計劃。 同時，還制定了白區各大城市的總罷工和武裝起義計劃。對於持不同意見的黨內同志，立三中央對他們扣上“調和派”、“取消派”、“右傾勢力”等帽子進行殘酷鬥爭，無情打擊。惲代英、何孟雄、林育南等同志因反對冒險主義而被排斥出中央和給予撤銷、降職、開除黨籍等處分。 為切實保證貫徹立三冒險主義總策略的執行，中央派了許多特派員，到各蘇區和紅軍去指揮和監督。派往廣西紅七軍的代表，就是鄧崗。由於上海同莫斯科之間的秘密通訊聯絡不便，遠在莫斯科的周恩來並不十分了解黨內所發生的這一切變化。

7月5日，周恩來出席聯共第十六次代表大會，在會上作了《中國革命新高潮與中國共產黨》的報告。他說：“中國革命性質是資產階級性的民權革命”，“這一民權革命是要在無產階級領導之下聯合農民才能徹底完成。” 7月16日，他又在共產國際政治委員會上作了《中國革命新高潮的特點與目前黨的中心任務》的報告。他說：“中國革命的發展，因為全國政治經濟的不統一，還表現不平衡的特徵。”“目前中國革命新高潮是在成熟的過程中，還沒有形成全國直接革命的形勢。” 很顯然，周恩來的這些論斷是正確的。 大約在7月下旬某日，斯大林會見了周恩來，同他進行了一個小時的談話。 斯大林：看來，中國工人運動的新高潮只是在農民戰爭的背景之上興起的。

周恩來：中國的革命，實際上主要是農民的革命。要取得革命的勝利，必先解放千百萬貧苦農民。 斯大林：中國不同於蘇聯，中國是一個貧困落後的農業國，要發動農民，形成一個以農民為主體的革命大軍。 周恩來：目前，中國革命更加發展的還是農民土地革命的深入，中國工農群眾不僅有他們的蘇維埃政權，並且有了為這政權鬥爭的工農武裝力量。 斯大林：目前中共有多少紅軍？ 周恩來：十萬紅軍和十數万游擊隊。 斯大林：噢，由此看來，近兩年中國紅軍發展很快，應該把紅軍問題放在中國革命問題的第一位。 周恩來：我們的發展策略和工作重點，正在逐步向這個方面轉移。 這是多麼值得令人欣慰的事情啊！斯大林這位世界革命導師對中國傾注極大的關心。此時的斯大林已和1928年主張中共搞工人運動和城市暴動的觀點不同了，一年多來中國紅軍在農村發展壯大的事實，使這位導師較客觀公正地認為“應該把紅軍問題放在中國革命問題的第一位”。

而此時在國內，立三中央已將“左”傾冒險決議在全國各蘇區強力推行。 7月16日，中共中央以向忠發的名義致信共產國際主席團，聲言：“決定組織南京兵士暴動，同時組織上海的總同盟罷工，並力爭武漢武裝暴動首先勝利，建立全國蘇維埃政權。”“要求國際動員各國支部積極進行保護中國革命運動，特別(是)聯共的積極援助，並派大批政治軍事人才前來加緊指導與工作。” 共產國際根據斯大林的指示致電中共中央，認為中共的武裝力量還太弱，不同意佈置武漢暴動、南京暴動和上海總同盟罷這無疑是給立三中央當頭潑了一盆冷水！ 8月1日至3日，中共中央召開政治局會議，討論全國總形勢與共產國際的來電。 李立三首先發言：“昨晚看電後，我感覺國際的來電，確沒有知道中國革命發展的形勢，恩來同志要負這一責任。恩來同志向國際的報告，一定沒有說明革命發展的總的趨勢，所以使國際不能了解這一迅速的發展。”

李立三強調：“如果我們機械地執行國際的指示，表面上忠於國際的來電，實際上放鬆現在革命的緊急關頭，便是不忠於革命，不忠於革命就是不忠實於國際。” 與會者同意李立三的意見。 政治局常委項英說：“國際並不是不了解總的趨勢，而是沒有了解革命發展的速度。這要怪罪於去莫斯科的人右傾保守。” 列席會議的團中央負責人溫裕成說：“恩來同志回來，必有一次激烈的論戰和鬥爭，我們必須指出他在國際上應負的政治責任。” 向忠發作結論時說：“政(治)局同志都應在一致的精神上來堅決執行黨的路線，這絕不是反國際，形勢的發展說明黨的路線之正確。恩來對這一問題，在政治上組織上都暴露他右傾的危險，應負嚴重的責任。待政治問題解決後，調他到北方局！”

8月6日，中共中央總行動委員會成立，李立三在會上作了《目前政治形勢與黨在準備武裝暴動中的任務》的報告，進一步部署全國暴動和軍事戰略，並且聲言：“我們必須採取積極進攻路線，我們的戰略也必須推動國際無產階級對帝國主義的決戰！” 總行動委員會下達命令，調集紅一、二、三、四、五、六、八等軍分路向武漢、長沙等城市推進，要求南方局速調紅七軍向柳州、桂林進攻，以期在廣州組織暴動。 與此同時，共產國際在研究了中共6月11日決議後，認為它是錯誤的，要周恩來和“六大”後一直留在莫斯科的瞿秋白回去糾正。 周恩來離開莫斯科，先坐火車到大連，再搭輪船於8月19日抵達上海。 剛一見面，李立三和向忠發便迫不及待地向他提出質問。

周恩來沒有發火，而以耐心的說理和具體的分析，終於把他們說服。 8月22日至24日，中央舉行政治局會議，周恩來傳達國際的指示精神，批評了李立三的錯誤，並著重強調建立發展農村革命根據地和紅軍的重大現實意義和歷史意義。 他指出：“現在是革命高潮日漸成熟過程中，雖然許多蘇維埃已推翻了鄉村封建統治，但在全國來說，還沒有直接革命形勢。” 他說：“在中國什麼地方最適合建立蘇維埃的根據地？贛西南、閩粵邊等處，不僅有廣大的蘇維埃區域，而且有黨的基礎，有廣大的群眾。在策略上為什麼要這樣做？這是因為在這許多區域不僅是敵人力量最弱的地方，而且有黨所領導的武裝力量，黨將這力量鞏固起來，以向著各中心城市發展。” 他說：“根據地絕不是割據、保守，而是站住腳跟，一步一步地有力的發展。” 他特別強調：“建立完全有戰鬥力的政治堅定的紅軍，在現時中國的特殊條件之下是第一等的任務。” 8月26日，瞿秋白也到了上海。 這時李立三的冒險主義已使革命受到重大損失，紅軍兩次攻打長沙皆遭失敗。瞿秋白以自己在1927年11月至1928年4月主持中央工作所犯的“左”傾盲動主義錯誤，使黨和革命力量受到的嚴重破壞和損失的沉痛教訓，說服李立三。李立三深為瞿秋白這種不諉過、知錯改錯的勇氣和磊落坦蕩胸懷而感動。 在周恩來、瞿秋白的幫助下，李立三承認了錯誤，在政治局會上作了深刻的檢討(25年後，李立三在中共第八次代表大會上又作了深刻的反省和自責)，不久便被調離中央去蘇聯學習。任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從事馬克思、列寧、斯大林著作中文翻譯。在黨的“七大”上當選為中央委員，擔任中華全國總工會副主席。解放後，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政務院委員、勞動部部長。後歷任中央工業交通部副部長、中共華北局書記處書記等職，“文化大革命”中被誣以“特務”等罪名關押批鬥，1967年6月被迫害致死，終年68歲。 1980年，黨中央為他昭雪平反，恢復名譽。 1930年9月24日至28日，中共六屆三中全會擴大會議在上海麥特赫斯脫路一幢臨時租用的洋房子裡秘密召開。在這次全會上，批判了李立三等人的“左”傾錯誤，停止了組織全國總起義和集中全國紅軍進攻中心城市的冒險行動，及時地減少了“左”傾冒險主義所造成的損失。 這次會議，對於中國革命不啻是一次至關重要的會議。 山高路遠，消息隔絕，地處西南邊陲地區的紅七軍，對於中央召開的六屆三中全會和中央戰略方針的重要轉變卻毫不知曉。乃至在中央糾正李立三“左”傾冒險主義錯誤兩個月後，中央派遣的“欽差大臣”鄧崗仍按中央6月決議的精神向紅七軍傳達，紅七軍前委則仍根據中央6月決議和中央對紅七軍的指令去完成自己所肩負的使命。 紅七軍出發了。七千多紅軍健兒滿懷豪情，高舉紅旗，浩浩蕩盪，威武雄壯地出發了。 他們並不知道，擺在他們面前的，將是一條蹈險犯難、坎坷崎嶇的悲壯歷程。 他們並不知道，在他們千里轉戰的征途中，將要遭遇到多少險惡的處境和強敵的殊死搏鬥。 這是歷史給他們開了一個殘酷的玩笑，還是有意的嘲弄？ 不！歷史就是歷史，任何人也改寫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