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頁 類別 紀實報告 壁上紅旗飄落照·紅都志丹紀事

第46章 進駐延安

西安事變爆發後,原來在延安的東北軍撤向西安一帶。根據雙方達成的協議,由紅軍接管延安(原稱膚施)。 1936年12月13日,黃春圃(江華)司令員遵照中央指示,率張國燾的手槍連和陝北紅一團約400餘人,在12月15日到達延安城北門。這時,城內還有國民黨地方武裝,為了避免誤會而引起衝突,紅軍當即決定在北門外宿營。 12月17日,周恩來一行為解決事變飛赴西安後,國民黨縣長高錦尚邀請紅軍進城晚餐。飯未用完,在城裡做哥老會工作的李仲英暗示黃春圃,要防備國民黨反共分子乘吃飯時搗亂。黃春圃司令員、黃羅斌團長、鍾玉山(鐘輝)政委等即刻藉故離去。返回駐地後,黃春圃與陳友才參謀長連夜商定:如果明天國民黨地方武裝仍不全部撤退,即武力強佔。

當晚,即派一部分部隊佔領東門外的清涼山,一部分部隊佔領南門外的寶塔山及西山。 18日凌晨,接到李仲英傳來的消息:城內國民黨部隊已全部撤走,高縣長帶著民團也於深夜出東門而去。黃春圃即令部隊迅速把延安南門、東門、北門警衛起來。天亮後,紅軍從北門進入延安城。 紅軍進城後,根據軍委命令,迅速成立了延安城防司令部。為了維護社會秩序,張貼了一個“安民告示”,宣布了我黨我軍的政策。不久,黨中央派王觀瀾帶工作團到達延安。隨後,中央警衛團長黃霖帶領警衛部隊進入延安,為黨中央進駐延安做準備工作。 西安事變發生之後,中央作出和平解決的方針,紅都志丹的機關和紅軍大學的一些同志對此不理解。 12月26日,毛澤東到城南前橋的紅軍大學操場上給紅大學員和機關幹部做了“關於西安事變”的報告,闡述了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重要意義,說明了放蔣和聯蔣抗日的道理。毛澤東說:“在目前的形勢下,殺掉蔣介石,會使國內形勢更加複雜和混亂,有利於日本帝國主義。何況殺一個蔣介石,還會出現第二、第三個蔣介石。過去諸葛亮對孟獲還搞七擒七縱,我們對蔣介石為什麼不可以搞一擒一縱呢?”毛澤東還用毛驢上山比喻:“陝北毛驢子很多,讓毛驢子上山有三個辦法,一拉、二推、三打。蔣介石是不願意抗戰的,我們就採用對付毛驢子的辦法:拉他、推他,再不干就打他。這就是我黨逼蔣抗戰的方針。國共合作是大勢所趨,但毛驢子是會踢人的,我們又要提防著它,這就要又聯合又鬥爭。”

毛澤東生動的演講使大家思想上有了飛躍,滿懷信心地憧憬著國共兩黨團結抗日的到來。 12月27日,中共中央在志丹就西安事變又舉行了政治局擴大會議。毛澤東在會上作了報告和結論,對西安事變的意義作了很高的評價。他說:“就內戰來說,十年的內戰,以什麼來結束內戰?就是西安事變。西安事變結束了內戰,也就是抗戰的開始。”“西安事變使蔣介石的地位降低了,而我們的地位提高了。我們在西安事變中實際地取得了領導地位,應利用這一有利形勢開展全國局面,把紅軍擴大起來,與張、楊更加團結,成為抗日的核心,這是我們當前的任務。我們的具體策略是推動左派,爭取中派,打擊右派。”“鞏固西北根據地,擴大紅軍和蘇區,改造東北軍和西北軍。做好全國群眾工作,把群眾組織起來,這是工作的重心。”“重視宣傳工作,黨報應辦起來。培養幹部,要辦黨校和紅軍學校,造就群眾的、軍事的、黨的、政治的四種人材。應督促國民黨三個月後召開救國會議。”

12月28日,毛澤東在志丹發表《關於蔣介石聲明的聲明》,指出:“蔣介石氏在西安接受張學良楊虎城二將軍和西北人民的抗日的要求,首先命令進行內戰的軍隊撤離陝甘兩省,這是蔣介石氏轉變其十年錯誤政策的開始。”《聲明》駁斥了蔣介石所說的“西安事變”係受“反動派”包圍的讕言,分析了促成西安事變的各種因素。要求蔣介石“不打折扣”地兌現自己的諾言,希望“能一洗國民黨十年反動政策的污垢,徹底地改變他的對外退讓、對內用兵、對民壓迫的基本錯誤,而立即走上聯合各黨各派一致抗日的戰線”。 毛澤東在長期的武裝革命實踐中,產生了豐富而獨特的思想,在志丹定都時期,撰寫了他最為重要的著作《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西安事變前完成了前五章的寫作,即第一章:如何研究戰爭;第二章:中國共產黨和中國革命戰爭;第三章:中國革命戰爭的特點;第四章:“圍剿”和反“圍剿”——中國內戰的主要形式;第五章:戰略防禦。原計劃寫作七章,所剩餘的戰略進攻、政治工作及其他問題,因“西安事變”發生而沒有時間再寫。毛澤東在寫作這部著作的過程中,曾以其內容為教材,多次給紅軍大學講課。 1937年5月首次以油印本印行。

《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是對十年內戰經驗的總結,是當時黨內在軍事問題上的一場大爭論的結果。這部著作闡明了馬克思主義的戰爭觀,論述了中國共產黨對中國革命戰爭絕對領導的重要性和迫切性,著重批判了1931年至1934年黨內在革命戰爭問題上的“左”傾錯誤,系統地說明了有關中國革命戰爭戰略方面的諸問題,為抗日戰爭戰略問題的提出作了理論準備。本書根據中國社會經濟政治的諸條件,分析了中國革命戰爭從小到大、以弱勝強的規律和特點,並由此規定了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之下的紅軍戰爭的指導路線,規定了適合中國革命戰爭特點的戰略戰術。書中講述的關於人民戰爭的路線、戰術的原則。主要是:要掌握“圍剿”和反“圍剿”長期反复的規律;要採取積極防禦的戰爭方針;要在一定條件下為著進攻所必須採取的退卻和誘敵深入;要實行集中兵力這個克敵制勝的作戰方法,把運動戰作為紅軍的主要作戰形式;要採取戰略的持久戰、戰役和戰鬥的速決戰,把殲滅戰作為紅軍作戰的一個根本指導思想。 《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包含著豐富的哲學思想,奠定了毛澤東軍事思想在中國軍事理論上的歷史地位,系統地創立了中國革命戰爭的一整套戰略理論,對指導中國革命戰爭取得徹底勝利,發揮了重要作用。也以此為基礎,影響和形成了當代中國的軍事文化思想。

1937年1月9日晚,毛澤東電告周恩來、博古、彭德懷、任弼時等同志,告知1月10日動身離保安進駐延安。 1月10日,毛澤東、朱德、張國燾等領導人帶著中央機關從志丹山城動身了。滿街都是托運物品的騾馬,機關工作人員和紅軍戰士都背負上了行李,在軍號聲中有秩序地列隊走出了南門。聞訊而來的老百姓站在南門外的大路邊,有的用瓷盆端來煮熟的雞蛋,熱情地往他們衣兜里塞;有的拿來自己手工編織的羊毛襪子,讓小紅軍帶上;有的背著裝滿蕎麥窩窩的布口袋,送給機關工作人員作為路上的干糧。有人乾脆在大路邊架起大鍋,溫熱了米酒,讓這些遠行的人喝一碗,暖暖身子好上路。此情此景,感動了好多中央機關的干部,他們眼含熱淚,頻頻揮手依依惜別。再見了紅都!再見了親人們!

面對歡送的人群,毛澤東深情地說:志丹山好、水好,人更好啊。朱德說:山保安、保平安。隨之,隊伍由保安的前橋兒進溝,翻山行進在白雪皚皚的梁峁上。 志丹山城變得空空蕩盪。領袖們走了,機關工作人員走了,每天高昂的歌聲也被他們帶走了,這片熱土卻永遠記住了曾經難忘的歲月。 傍晚時分,中央機關工作人員到達志丹縣侯市鄉寺兒台村歇腳宿營。 楊金桂老人回憶說:“那天,人好多好多,滿溝滿窪的都是隊伍。村里住不下這麼多的人,數九寒天的,就在大路上、山坡間燒起一堆一堆的篝火,戰士圍著取暖,天地一片彤亮。” 毛澤東住在楊金桂家里西面的窯洞裡。一群警衛員在院子裡也燃起一堆火,有說有笑地圍著取暖。賀子珍抱著剛出生不久的“毛嬌嬌”和楊金桂住在她家東面用石板製頂的木房子裡,似乎賀子珍缺奶水,孩子老是哭。正好楊金桂也生過孩子不到一年,奶水足,想給“毛嬌嬌”餵自己的奶水,又怕這位英姿颯爽的女首長嫌棄,就不敢說出自己的想法。看著孩子哭個不停,楊金桂實在忍不住了,鼓起勇氣告訴賀子珍:“孩子可能餓得厲害,我的奶水多,讓我喂喂孩子行不行?”沒想到賀子珍不僅不嫌棄她,而且喜出望外,用她聽不大明白的南方話連連感謝,還說:再好不過了,再好不過了。

楊金桂老人永遠忘不了這個夜晚。她給可愛的“毛姣姣”餵足了奶水,“毛姣姣”安靜地睡去。楊金桂心裡湧上了一種成就感,她用自己的奶水幫助了這位女紅軍,餵養了這個可愛的孩子。 半夜裡,楊金桂聽見院子裡有人跺腳,說:燒著了、燒著了。楊金桂出去一看,一個警衛員娃娃手裡提著一條褥子,褥子被火燒爛臉盆大的一個黑窟窿。警衛員羞愧不安,不知如何是好。這時,毛澤東從窯?同里出來安慰警衛員說:不怕、不怕,咱們把它縫一縫,補一補,還可以用嘛!原來,毛澤東晚上要熬夜辦公,警衛員怕毛澤東冷,就不停地往炕洞子裡燒火,火太大,從炕縫裡扑出來,把褥子給燒著了。 第二天,隊伍吃過早飯走了。楊金桂才知道她家裡住得是毛主席,和她同睡一盤土炕的女紅軍就是賀子珍。

13日,中央警衛團黃霖團長和延安抗日救國會主任曹華山、副主任馬生有、高永祥則帶領部分群眾代表,趕到距延安城約10華里的楊家灣路口去迎接黨中央進駐延安。而延安城北門外,當地群眾和從鄰縣專程趕來的代表約2000餘人,手持彩旗,排列在道路兩旁,等候歡迎中央領導和中央機關的同志。 約下午3點左右,朱德總司令帶著紅軍隊伍先進入延安城。一小時後,毛澤東、張國燾等中央領導人從楊家灣跨過封凍的延河,然後順著大路走到大砭溝口,下馬步行,邊走邊向歡迎的人們揮手致意。 延安,從此成為中國革命的聖地。黨中央在延安領導中國人民進行了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推進了黨的建設,全面進行新民主主義政治、經濟、文化建設,為全國解放後的執政提供了極為寶貴的經驗。黨中央在延安培養了一大批優秀人才,而且在艱苦的環境中形成了具有深遠意義的延安精神。尤其是毛澤東思想逐漸成熟,影響了全黨全軍乃至建國後的中國社會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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