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2章 與南京談判

在與張學良、楊虎城的“統戰”工作取得進展的同時，與蔣介石之間的秘密談判的渠道也在打通。 九一八事變後，日本侵略者又導演了“華北自治運動”，國民黨上層逐漸形成了中國必須抗日的共識。 1936年春，日本政府提出所謂“廣田三原則”，企圖獨吞中國。蔣介石對此態度明了：“我們拒絕日本的原則，就是戰爭；我們接受日本的要求，就是滅亡。中日戰爭既已無法避免，國民政府乃一面著手對蘇交涉，一面亦著手中共問題的解決。” 曾在1935年底，蔣介石派心腹陳立夫（時任國民黨中央組織部長）秘密赴蘇聯談判，希望簽訂共同對日的軍事同盟。又考慮直接去蘇聯談判的時機尚未成熟，命令陳立夫回南京同蘇聯大使鮑拉莫洛夫交涉。 1936年1月初，回國述職的駐蘇聯使館武官鄧文儀也奉蔣介石密令趕回莫斯科，找到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負責人王明，要求談判。指定潘漢年為中間聯繫人。

現在，蔣介石也想辦法尋找中國共產黨的關係。陳立夫把這個任務交給了他的親戚、鐵道部次長曾養甫；曾養甫又找來他的下屬諶小岑。經過幾番周折，找到了北平以及上海地下黨關係張子華，但均不能代表中共中央進行談判。所以，國民黨希望同中共中央直接取得聯繫。 於是，受蔣介石的秘密囑託，宋子文、孔祥熙找到了和共產黨有某些聯繫的宋慶齡，稱國民黨希望和共產黨談判。宋慶齡找來了以牧師身份活動的共產黨人董健吾，將一份火漆印封的密信交給他，告訴他務必親手交給陝北的中共領導人，這件事辦成了將“益國匪淺”。為了董健吾方便，還給他帶了一份國民政府財政部長宋子文簽發的“西北經濟特派員”委任書，作為他的護身符，並與上海地下黨張子華一起前往陝北。張學良從這件事中明白了南京的意圖。

1936年2月27日，董健吾和張子華到達了瓦窯堡。張聞天、毛澤東、周恩來都在前線。博古熱情地接待了他們，感到事情很重大，隨之就將情況通報給張聞天、毛澤東、周恩來等人。 3月4日，張聞天、毛澤東、彭德懷電告博古轉董健吾，表示“弟等十分歡迎南京當局覺悟與明智的表示，為聯合全國力量抗日救國，弟等願與南京當局開始具體實際之談判”，並提出了五條意見。一、停止一切內戰，全國武裝不分紅白，一致抗日；二、組織國防政府與抗日聯軍；三、允許全國主力紅軍迅速集中河北，首先抵禦日寇邁進；四、釋放政治犯，允許人民政治自由；五、內政與經濟上實行初步與必要的改革。 至此，國共兩黨中斷八年的聯繫，終於接通了。 4月25日，中共中央發布了《為創立全國各黨各派的抗日人民陣線宣言》，已經把國民黨包括在內了。

6月，控制廣東的陳濟棠和控制廣西的李宗仁、白崇禧打出“北上抗日”的旗幟，把他們的隊伍改稱“抗日救國軍”，出兵湖南，同南京政府相對立。 7月，國民黨召開五屆二中全會，蔣介石在大會上說：“中央對外交所抱的最低限度，就是保持領土主權的完整……再明白些說，假如有人強迫我們欲訂承認偽國等損害領土主權的時候，就是我們不能容忍的時候，就是我們最後犧牲的時候。”接著，南京政府外交部長張群在同日本駐華大使川樾的談判中，拒絕了日本的要求。這是九一八事變以來南京政府第一次表現了強硬態度。 再說潘漢年，1936年2月底離開莫斯科，輾轉前行，5月抵香港，7月作為共產黨的聯絡人，先在香港會見國民黨的代表張沖，然後到南京與國民黨的代表曾養甫會晤。潘漢年要求同陳果夫會談，曾養甫希望潘漢年回陝北聽取中共中央對兩黨合作談判的意見，也就是對“南京來信”的意見，然後再會見陳果夫。潘漢年即啟程，不遠千里於8月8日來到志丹，向中央匯報了這個消息，還匯報了共產國際執委會書記處討論中國問題的會議精神：放棄“抗日反蔣”口號，以南京為首要談判對手。

所謂“南京來信”是指國民黨五屆二中全會後，致函中共中央提出新的國共談判的四個條件。這封“南京來信”主要有以下幾點：（一）軍隊統一編制，統一指揮，取消工農紅軍名義。 （二）政權統一，取消蘇維埃政府名義。 （三）容納各派，集中全國人才。 （四）共產黨停止沒收地主土地等政策。中心思想是：“先統一、後抗日”，要在國民黨、南京政府和蔣介石的“集中統一”指揮與領導之下，實際解決軍事、政治問題，然後進行抗日。 因此，對南京政府需要聽取中共中央對兩黨合作談判的意見，中共中央十分重視，8月10日，在紅都志丹東山下的政治局會議室裡，張聞天主持召開了政治局會議，討論“南京來信”。最後確定了談判的方針和條件，概括起來為：承認南京政府是一種民族運動的大的力量，我們願意與南京談判，可以承認統一指揮、統一編制，但一定要停止“剿共”，一定要實現真正的抗日。

張聞天在會上作了重要發言，闡明了中國共產黨在新形勢下與蔣聯合、與南京政府合作，結成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策略思想，通過“停止內戰，民主自由”來“與蔣聯合”。毛澤東在結論中指出：“抗日必須反蔣”的口號現在已不合適，要在統一戰線下反對賣國賊。會議決定公開發表宣言。 接著毛澤東、張聞天起草以書信形式的“公開宣言”《中國共產黨致中國國民黨書》。在尚未定稿的時候，中共中央在8月15日收到了共產國際執委會書記處的電報，在政治上指示：“我們基本上贊同你們所採取的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方針。”“我們認為，把蔣介石和日寇等量齊觀是不對的。這個方針在政治上是錯誤的，因為中國人民的主要敵人是日本帝國主義，在現階段，一切都應服從抗日。此外，不能同時有效地進行既反對日寇又反對蔣介石的鬥爭。”“必須採取停止紅軍同蔣介石軍隊之間的軍事行動，並同蔣介石軍隊協同抗日的方針”；“最好由中國共產黨發表聲明，主張建立統一的中華民主共和國”；“爭取同國民黨及其軍隊達成協議和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等等。

由此可以看出，中共政治局會議決定的“和南京談判”、“與蔣聯合”的方針，同共產國際上述的“政治指示”精神、方向以至基本策略是一致的。所以，中共中央對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實質與性質認識更加明確了，對國民黨、蔣介石的方針完全轉變過來了，實現了從“反蔣抗日”到“逼蔣抗日”。 中共中央在積極開展抗日統一戰線的過程中，毛澤東、周恩來、張聞天等給各地國民黨愛國將領和著名愛國人士寫信，呼籲停止內戰，一致對外，盡快形成全國的抗日統一戰線。